成都首次出土秦简牍，上有“成都”等字样

澎湃新闻获悉，12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成都字库街遗址重要考古发现。2021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一批秦简，“成都”“西工师”等相关文字的出现，以第一手文字实物资料印证了秦汉时期成都城的地址及地位。据悉，这是成都首次出土秦代简牍。

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一批刚刚清理完毕的秦简牍，简牍上有“成都”等字样。

“成都简”

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2021年4月至12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字库街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清理出大量竹木器，经清理发现字迹较完整且清晰的有53支，另发现疑似简牍残片212片。其中一片简牍上清晰可见“成都”二字，另一片木牍上能辨认出“西工师”等字迹。同时还发现“公士”等军功爵名，“革”“轸”等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称，“十二两”等数量用词，“二当一”等财物折算用词，“（卅）五年六月”“廿九年”等年代信息，结合简牍字体风格，推测这批简牍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介绍研究成果现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介绍研究成果

负责该项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二部主任易立告诉记者，初步判断主体器物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出土的大量石范、陶范，以及秦简牍、陶印模，表明附近冶铸遗址为秦代蜀郡官方手工业作坊。“西工”为蜀郡西工室，“西工师”是官职名，为西工室机构中管理工匠的官员。

正在保护修复中的秦简牍

此外，该处遗址还发现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铸造铜制武器的石范、陶范及鼓风管、炼渣、炉壁等，兵器种类以三翼、三棱箭镞为主，另有少量戈范、弩机范、铜鐏范等残件。还有一批战国、秦及西汉的瓦当和陶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表示，字库街秦简牍是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简牍文献，包含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丰富了秦人治蜀文献，有利于深入探讨古蜀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历史问题，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和文化价值。秦蜀郡西工冶铸遗存的发现，也为研究秦代兵器制作工艺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对了解秦灭巴蜀后治理蜀地的政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文保人员清理秦简

汉代蜀郡西工或在秦时已设立

此前，根据对史料的研究，我们曾有这样一段历史认定：秦统治巴蜀时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设置大型工室“东工”，生产军队急需的兵器等产品；两汉时期，官府又在蜀郡设立大型工官“西工”，生产漆器、蜀锦等等。

但因为这次出土的秦简“西工师”，这段历史或许要修正一下。

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彬表示，“西工”为蜀郡西工室，“西工师”是官职名，为西工室机构中管理工匠之吏，字库街出土的遗存很可能与著名的蜀郡西工有关。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成都就已是全国最顶尖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由于西工的工艺精湛，生产的东西件件都是精品，所以这里的产品基本都是输送给宫廷和皇室成员的贡品。

这些诞生自成都巧匠手中的珍贵金银铜器、漆器、蜀锦，随着汉代开启的丝绸之路流向全国，甚至销往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大企业。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

知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仁湘教授曾在成都博物馆的一场讲座中提到：新疆古城尼雅出土的汉代蜀锦护臂——就是那个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著名文物，“按照工艺和年代来看，它很有可能也是由‘蜀郡西工’生产的。”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介绍：与“成都”和“西工师”同时发现的这批秦简上，还有“公士”等军功爵名，“革”“軫”等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称，以及“十二两”等数量用词以及“二當一”等财物折算用词，和“（卅）五年六月”“廿九年”这样的年代信息。

“结合简牍字体风格，我们推测这批简牍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大体为秦昭襄王或秦王政（始皇）期间。”左志强说。

如此看来，这批秦简无疑昭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考古新发现：早在秦治巴蜀时期，当年的成都不仅有蜀郡东工，也已经有了蜀郡西工——众所周知，汉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自秦朝，因此，汉代西工很可能也是汉承秦制，延续了秦代的工官制度。

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或许就发生在彭州

秦简，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秦简上的文字，对于研究秦的历史，包括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挖掘出的秦简（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木郝家坪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江陵狱山秦简、湖北云梦龙岗秦简、湖北江陵杨家山秦简、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湖北岳麓书院馆藏秦简、北大秦简等。

睡虎地秦简

在这些秦简中，影响力最大的首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是1975年出土的一批竹简，共计1155枚完整竹简，80枚残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其次则要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足足出土了36000多枚秦简，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记录内容包含了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几乎就是一本秦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里耶秦简

字库街秦简牍作为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简牍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价值亦十分重要。除了前文所说的、将蜀郡西工的设立年代进一步上推之外，其中新见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也弥足珍贵。

左志强举了一个地名为例：逢乡。这个地名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见证了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1894~1989）曾标注“逢乡，旧籍无考”，也就是不能确定《华阳国志》中所说的逢乡，如今是在四川何处。

而字库街秦简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逢乡鹿【筋】十四件”的这句简要记录中，暗示逢乡盛产鹿，与《华阳国志》的“逢乡”“白鹿山”信息契合。

由此推测，“逢乡”的位置很可能在湔江河谷的左岸，也就是彭州龙门山白鹿一带。考古的魅力在这一瞬间熠熠生辉——如今成都人周末休闲常去玩耍的清凉山间，因为这片秦简上寥寥数字的记录，忽然便与2000多年前末代蜀王仓皇奔逃的殒命之处重合起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在“成都矛”之后，这批“成都简”的出土，不仅是成都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新成果，也再次实证了成都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文据新华社、红星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