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与萨特结缘

【编者按】

著名学者、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柳鸣九于2022年12月15日凌晨3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柳鸣九，193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历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柳鸣九一生专著译著颇丰，出版有《柳鸣九文集》（15卷），其中包括《论遗产及其他》《采石集》《理史集》《人性的关照》《走进雨果》《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法兰西风月谈》《为什么要萨特》《法国文学史》）《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拾遗集》等，译著《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梅里美小说精选》《小王子》《局外人》《琳琅小集》《高龙巴智导复仇局》等。

柳鸣九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在2020年11月出版的《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一书中，柳先生自述与萨特作品结缘的全过程，澎湃新闻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摘发此节文字，以示纪念。

柳鸣九

“为萨特办文化入境签证”

广州会议之后的1980年11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出现了一个高调的批判发言，横扫外国文学研究、翻译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和“资产阶级错误动向”，其批判重点则是广州会议上我那个冲击了日丹诺夫论断的发言，给我扣下了这样一顶帽子：“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大有一棍子打死之势。

那时的我，毕竟已经见识过、经历过暴风骤雨，多少有了一点点“临危不惧”的能力，我打定了一个更大的主意：进一步让事实说话，进一步以过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诺夫的影响。我知道，在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实事与实话。我“进一步让事实说话”的主意，归结为一个行动计划，那就是创办“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于是，成都会议之后，我很快就着手筹办“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而其第一辑便是后来被文化读书界所熟知的《萨特研究》，紧随其后的，则是《马尔罗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等。

《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

为什么“丛刊”工程是从萨特入手？

首先是因为他在法国20世纪精神文化领域中超重级的分量。他不仅在小说、戏剧、政论、传记文学方面均有丰厚的业绩，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且以思辨的深刻穿透力与强大论证力使其存在主义哲理具有了全球影响与世界声誉，成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流行时尚。此外，他还是一个举手投足均有世界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时代的弄潮者。我的“丛刊”从萨特等人入手，得到了真正行家的认可与赞赏。1981年我在巴黎进行学术访问时，至少向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尤瑟纳尔这两位当今法国文学的名家介绍了我对“丛刊”的设想。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的这位终身伴侣当然对我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也十分认同，而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尤瑟纳尔也认为我这一切入很有见地。选取萨特作为“丛刊”的开篇的第二个原因，则完全是由于国内学术文化界的实际状况。这样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文化名人理应在社会主义中国得到热情接待，他理应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他“存在的支点”。

就这样，我很快就启动了《萨特研究》的成书进程。对我来说，这个进程，一开始就是胸有成竹、轻车熟路的，不论是对萨特问题的思想观点、识判评价、感情倾向，还是对萨特全面资料的基本掌握，都可以说已经有了某种“草图”与“毛坯”，在成书之前，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准备。

一是在1978年的广州会议的长篇报告中，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专章”对萨特做了相当充分的正面评价，并基本上明确勾画出了这样几道清晰的标线：（1）萨特继承了过去时代人类文学进步的思想传统，“达到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度”；（2）他的文学作品具备进步的思想内容，有对社会生活独特的观察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3）他的存在主义哲理，“自由选择”论有明确的善恶是非标准，有鲜明的积极价值取向，有助于世人进取向上，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贵的动力；（4）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他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雨果、左拉到法朗士这一作家兼斗士传统的继承者，并且达到了激进左翼与共产主义同路人的高度。

二是于1980年发表在《读书》上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中，我又进一步延续、扩充、细化了广州会议上对萨特的正面评价，更强化了为萨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立场与态度。

这就是在《萨特研究》成书之前，我对萨特的基本思想立场与理论观点。有了已经形成的这样一股底气与主意，成书过程也甚为顺当了。

编写《萨特研究》，首先要拟出全书的框架，旨在保证全书能够全面、准确反映萨特厚重深刻甚至纷繁复杂的哲人思想，经得起推敲而又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全面地把萨特展现在一个对他并不了解的国家面前。

第一个板块是要选出他的文学代表作。他的长短篇小说以及戏剧创作有二三十种之多，不可能在一个选本里都选上，只能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与表征意义的作品。而且，为了避免有断章取义的可能，最好是将入选的作品完整推出，不做删节，这样就必须在有限篇幅范围里，做出最精当的筛选。经过反复考虑与斟酌，我把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政治写实性的作品，一是哲理寓意性的作品。写实性的作品中有长篇小说《懂事的年龄》《延缓》《心灵之死》，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剧本《肮脏的手》《毕恭毕敬的妓女》《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哲理寓意性的作品有剧本《苍蝇》《间隔》《艾罗斯特拉特》，小说《恶心》，这类作品都比较浓烈地、凝聚地表现出了萨特的哲理。在我想来，《萨特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阐明萨特核心哲理的内涵、性质、界定与意义，如果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那就没有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专业水平”。因此，我决定选取他的这几部哲理寓意性作品，作为《萨特研究》一书中完整地译介的代表作。

与这一大翻译板块相关的是另一大编述性的栏目，在这个栏目中，对萨特其他一些小说、戏剧作品一一提供了“内容提要”。这是为了适应中国人对叙事类作品需要先了解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阅读习惯，并以此弥补上一大板块不可能全部译介萨特所有作品之不足。两个不同板块互为弥补，相得益彰，就能够使读者对萨特全部叙事类作品有一个概貌性的认识。

《萨特研究》的第三大板块则是对萨特文论的译介。这一部分选题工作进行得更为费时费劲。首先是明确指导思想与取舍角度，其次是划定范围，圈出篇目，然后再加以筛选，一一衡量，最后因篇幅所限，我选定了这样极为有限的几篇：其一，《为什么写作》，这是萨特作为哲理大师与文学大师的一个纲领、一具魂魄，与他的传世经典大作《文字生涯》互相呼应，既是它的一种理论概括，也是它的一种精神升华，是了解智者、写作者萨特不能不读的“入门导读”；其二，《七十岁自画像》，这是萨特对自己的理论活动、文学创作活动与政治社会活动的诠释与说明，鉴于他只活到70多岁，此作实乃他一生的全面回顾与总结，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三，《答加缪书》，这是萨特、加缪这两大哲理巨人关系中关键性历史事件的标志，既反映出法国20世纪精神领域里存在主义思想潮流中两翼的深刻分歧，也折射出萨特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为人与个性，是一份颇有研究价值与思索空间的文论。虽然入选的文论只有这三篇，但我自己觉得实为准确精当之选。

《萨特研究》封面

以上三个板块，构成了《萨特研究》一书的主体，其余的栏目则是补充资料性的：计有《作家与批评家论萨特》《关于萨特戏剧创作的文学背景资料》以及《萨特的生平与创作年表》。世界各国研究者论萨特的评论实在是浩如烟海，筛选起来殊为不易，最后总算选出了大学者、大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论萨特》，法国批评家加洛蒂论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我们时代的见证》。

除了以上这些板块、栏目与内容外，我没有忘记全书要冠以一篇研究性的、有分量的、有充足篇幅的序言，我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做一个选家，以选本的内容来展示，而且要做一个立言的研究者，道出我的研究心得，讲出我想讲的话。

选本的“节目单”一旦确立，我就不无自信与自得之感，自信这将是一个专业水平相当高的“拼盘”，经与纬交织，点与面互补，全译与内容提要配合，足以编织出一幅历史社会与文学发展背景上完整的萨特画像。当然，我更加自信的是，这本书将是在中国的第一个信息丰富、全新的萨特专集，因为其中所选定的近20篇作品中，除一两篇外，其余都是第一次在中国译介，应当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选目确定后，就剩下写全书的序言与组织翻译这两件大事了。序言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萨特的全面评价，其主旨是“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一部分我几乎全文沿用了在《读书》上发表的那篇纪念文章中的立论与言辞，因为那篇文章对萨特的精神文化业绩与历史社会地位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对他以“自我选择”论为核心的哲理体系做出了普及化与中国本土化的阐释，也充分表现出了我自己为萨特挺身而出讲公道话的激情与勇气，似乎在两年前就是专为这本书写就的。序言的第二部分则是说明专集内容的编选原则与理由，并对选目一一做出评析。全序洋洋洒洒共约2万字，对萨特来说，不失为一篇全面的表彰书。

至于组织翻译一事，应该说，我要进行这项工作的环境与条件是相当好的，我的那个研究室，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兵多将广”而著称，法语人才济济一堂，如罗新璋、谭立德，特别是以李健吾、罗大冈和我为导师招收了一批硕士研究生，共有十几人，他们早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已积累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生更是“浪淘沙”后选出的精英，如施康强、金德全、罗芃、郭宏安、吴岳添、李清安等。我根据既定的选目，选贤任能，使他们各得其所。正是在这些同道的合作下，全书约50万字的译介工作量，得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全都完成了。

1982年，柳鸣九在《萨特研究》一书挨批的时候

全部书稿完成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此后，“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又陆续出版了《马尔罗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等。

此书的完成与出版，使我颇有成就感，我确认这是对那个“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的批判发言的一个有力而响亮的回答，同时，我也确信，自己较好地完成了对一个大哲人、大作家做鉴评、解析、展现与引进的全过程，使得萨特在精神文化上公开进入中国，这在中国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事情。我日后把这称为“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签证”。

面对中国的法国文学学科发展，《萨特研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所“公学”，我与一些同道共同在萨特的语境中有过一番体验，各自留下了值得纪念的足迹，而我的老同学李恒基、罗新璋与老同事谭立德所译的《间隔》《萨特年表》与《苍蝇》，都成为他们自己译作中的“保留节目”，不断被后来多个选本“征用”。再如“黄埔一期”出身的施康强，自从在《萨特研究》中承担了萨特两篇最重要的文论《七十岁自画像》与《为什么写作》的翻译而令人瞩目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几乎成为萨特文论翻译的“专业户”，他后来重要的译作之一《萨特文学论文选》便是在以上两篇文论基础上发轫而成的。

拜谒萨特墓，拜访萨特夫人西蒙娜·德·波伏娃

1981年10月，我来到法国巴黎。

到了巴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看让-保尔·萨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提名要见的作家名单中，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谈萨特。同行的金志平当然也乐于陪我去会见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萨特的挚友、终身伴侣。

正式凭吊的那天，天气阴凉，天空中迅速吹过一阵阵灰黑色的云，似乎雨意很浓，但又没有下。巴黎的10月总是这样，很少有晴朗的时候，不过，风倒是没有半点寒意，只使人感到凉爽而已。公墓外宽阔的人行道上，有几排高大的洋槐，在风的吹拂下奏出了和声，地面只散乱着少许刚刚发黄的树叶，如果不是前天夜间下了雨，也许它们还不会落下来。

蒙巴那斯公墓就在埃德加·基内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着常春藤的围墙，看上去就像一座巨大的庄园，站在大门口，面前呈两条交叉的柏油路，构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线，横路与围墙平行，从大门口往右走不到20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个浅黄的石墓，墓碑只有一尺来高，上面简单地刻着萨特的名字和生卒年。

1981年，柳鸣九在萨特墓前

萨特的墓碑只在一片丛立的墓碑中挤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低矮小巧，朴实无华，也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雕塑。远远不及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先占好了地盘的邻居们那么气派。但是，我每次来的时候，萨特墓上都有鲜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鸢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邻居巍峨的府第前，却缺乏这些鲜艳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尽管墙外的大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但墓地毕竟是墓地，一片凄清，一片寂寞。在这个简朴的墓前，如果只是为了“到此一游”，一分钟也就够了。可是，因为墓中这个人物和我自己近两年的工作颇为有关，所以我在这里流连了将近一小时之久。

我带着一种感情在萨特的墓前站了一会儿，而后坐在它旁边一条木头已经发朽的破长凳上。我想起萨特生平中的一些事：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反对侵朝战争、侵越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支持法国革命群众运动，挺身而出保护《人民事业报》，拒绝诺贝尔奖奖金和“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在哲学上提倡人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以获得积极的本质，过有意义的生活；他的文学作品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还在作品中抨击和讽刺过种族主义、法西斯残余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狂热。我想，所有这些不正是汇入了当代进步事业的历史潮流中吗？为什么不可以说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列宁曾把托尔斯泰的名字明确地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说“属于”，并不是说“等于”，更不是说“就是”。何况，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本来都是无产阶级应该继承的。

面积不大的公墓只有少数几个凭吊者，的确显得有些空旷，可是，一年多前，萨特葬礼的那天，却曾有好几万人把萨特送到这里，它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多人呢？

两天以后，当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谈起萨特时，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我真感到惊奇，那天竟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葬，什么人都有。”在另一个场合，我又听说，法国学术界对萨特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已经有了相当一批萨特学学者，不久还将成立萨特中心。萨特是人们公认的思想史上的一个伟人，这在法国已经是无须再争议的了。其实，何止在法国如此呢？在世界其他地方，萨特也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而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

可惜萨特已经去世，我来巴黎太迟了。不过，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在，在我的心目中，她与萨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在求学时代就相识并成了终身伴侣，只不过他们为了表示对传统习俗的藐视，而从未举行结婚仪式；他们同时开始创作活动，西蒙娜·德·波伏娃帮萨特建立了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主义这一独特的路标，她以与萨特思想倾向一致的作品，与萨特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文学；她始终是萨特的同志和战友，共同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从事过种种进步的事业，一同访问过新中国，对中国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她实际上是萨特的妻子，萨特一生得力于她实在不少。20世纪30年代，萨特曾一度精神不正常，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帮助和照顾他恢复了健康。他们两人在巴黎虽然各有寓所，但相距很近，几乎是每天，萨特总是从他的住处，步行来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家，在这里看报、读书、讨论问题、修改稿件，度过一整天……那天，我几乎是怀着见萨特的心情来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门前。

门开处，一位衣着雅致、气派高贵的老太太站在我们面前，从面部的轮廓上，我马上认出了这就是我曾在照片上见过的与萨特在一起的那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她的老态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体格清瘦，但是动作迟缓，她裹着一条浅黄色的纱巾，穿着浅色的衬衫，灰蓝色开胸的羊毛衫里，又露出罩在衬衫上的雪白的绒背心，下面则是一条墨绿色的绒裤。如果说她身上的色彩是丰富的话，那么，房间的色彩就不知丰富多少倍了。浅黄色的墙壁、浅灰色的窗纱、深红色的帷幕，墙壁四周的上方是悬空的书架，书籍浩繁的卷数和式样，又必然带来缤纷的色彩。屋内的陈设琳琅满目，各种美术作品，东方和西方的古董，沙发、灯罩、茶几都呈现出各种式样和颜色。鲜花也有好几种：洁白的兰花、鲜红的玫瑰……墙壁四周的下方，是一圈落地的书架，除了书籍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唱片和更加数不清的小摆设，其中有中国的泥人和皮影。室内到处都有她与萨特的照片，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书架上、茶几上或书桌上。这是她的客厅，也是她的书房，她的书桌就在一个角落里，那里更是集中地摆着萨特的照片。房间的中央，有一架好看的绿色螺旋形楼梯盘旋而上，通往一套房间，显然那是她的寝室和其他的用房。

她把我们让在房间的一角，这里有好几张彼此靠近的沙发。我先向她表示问候，并特别强调我不仅是把她看作法国当代文学中的大作家，而且是把她看作萨特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来致以问候的，这使她显得很高兴。

我们开始谈到了萨特。陪同的沈志明向她介绍了我对萨特的研究和评论。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听到这些，像关心自己最重要的事一样，就单刀直入地问我对萨特的观点和看法。我陈述了我的一系列观点，她注意地听着，不插话，不出声，只是点点头，从她的表情来看，我觉得她似乎对我认为萨特是法国文学史中从伏尔泰开始的作家兼斗士这一传统在20世纪最杰出的继承代表的这一论点最为欣赏。

在我说完以后，她对我的陈述总的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她话语不多但却干脆而毫不含糊。接着，她又详细问我《萨特研究》的内容，萨特的文论选了哪几篇，萨特的小说和戏剧选了哪几部等。我一一介绍的时候，她都频频点头，表示了赞同，并希望出版后，能寄给她一本。

这时，我发现一个对我来说颇为严重的问题，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而我想要她谈的问题还没有开始。她的身体显得并不怎么太好，难道好意思占用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何况，听说她也是法国作家中不轻易见客的一个，每次见客时间都不长，甚至对法国那些萨特学的学者几乎一概拒而不见……

我赶快提出我的问题：“您是最了解萨特的人，我想听听您对萨特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的看法。”

我想用这样一个大题目引起她大段的论述，没想到她的回答却是这样浓缩：“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他认为每个人必须获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因此，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1981年，柳鸣九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寓所

我赶紧接过自由的话题，谈到了萨特与加缪在自由观上的区别，萨特不脱离社会条件，而加缪却有些形而上学。

果然她接下去了：“在萨特看来，只要作为一个人，就要获得自由，并且，在争取自由的时候，要知道别人也是缺乏自由的，因此，也应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是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自由。是的，加缪也提倡自由，但只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种抽象的自由，而萨特，他虽然也认为自由是人自身的内部的要求，但他同时认为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环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质利益，也要通过物质利益表现。”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以干脆利落、斩钉截铁的口吻，声音有点发尖，因此，更加显得严肃，完全像是答记者问，而当她发言一完，就不再作声，等待着对方的新问题和新反应。

我把问题引到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我看来，萨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可以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

“当然，他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娃迅速地做出了回答，“他虽然也写过分析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他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发展的，所以，他主观上想要尽可能补充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所创立的学说，譬如说，马克思对人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萨特想在这方面加以补充。总的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尊重的。”

我很清楚，西蒙娜·德·波伏娃是言之有据的，萨特在晚年的时候，就曾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科学”。不过，她说萨特企图在人自身的研究方面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这与西方批评家认为弗洛伊德在对人的研究方面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有何区别？于是，我要求她在对人的研究和发现上，将萨特与弗洛伊德做个比较。她的回答简要而明确。我们又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关于萨特，我向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萨特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她简要而全面地谈到了对萨特作品的看法，虽然并未做概括性的评价。关于萨特的剧作，她最喜欢的是《上帝与魔鬼》。关于萨特的小说，她认为《恶心》表现了作者的世界观，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她还谈到萨特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自传《文字》。她还特别着重谈到萨特的文集《境况种种》，认为这10本文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一定能流传下去。她还告诉我，萨特最重视的也是他这一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于后代，因为文集中有他的文学理论、哲学观点，有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反映了萨特时代的人和事。

我很满意地结束了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特的对话，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她自己。

谈起她自己，她一点也没有那种津津乐道的劲头，其实，关于她，可谈的实在不少。她不仅是当代的一位大作家，而且是西方妇女的一位精神领袖，她一直为争取妇女权利、反对对妇女的偏见和不合理的习俗而进行奋斗。她的《第二性》（1949）一书已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书之一，是当今西方女权运动的先声。在巴黎，还有这样的说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经常接见一些不相识的普通妇女，倾听她们诉说自己的痛苦、不幸和苦恼，为她们做些分析和指点，帮助她们解决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难题，因此，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法国有“好心的老太太”的美名。

然而，她却很少在我们面前谈自己，面对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她只做了最简单的回答，话语比她谈萨特时少得多，似乎她最感兴趣、最关心的是萨特，而不是她自己。关于她为什么写作、在写作中所怀有的信念和原则这个问题，她只说，她经常有所感，有很多话要讲，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帮助其他人了解世界，了解生活，帮助他们更好地生活。关于她自己的作品，她只简单地提了一提《第二性》一书的影响，指出她所重视的是自己的四部回忆录，因为她在那几本书里讲了自己的经历、观感、体会，以及有关萨特的事。关于她近期的工作和创作，她告诉我，不久前她完成了关于萨特晚年生活和创作情况的一部回忆录，将要很快出版，其中附有她与萨特在1975年的长篇谈话。

在我从巴黎回国的半个多月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录《永别的仪式》出版了，厚厚一大册。

不久，我收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赠给我的她的新作《永别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