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宋︱庐山照江崖：丞相塔前丞相祠

天池塔

（一）丞相塔前丞相祠

清初著名的海宁籍诗人查慎行考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半百。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查慎行在九江知府朱俨幕中。这年夏天查慎行开始编辑《庐山志》，为此他于七月二十四日起游览考察庐山，朱俨为他准备了半月干粮，“既为辑《庐山志》，复遂庐山之游，贤地主之贶我良厚矣”（《湓城集》小序）。这次庐山之行历时十日，行中各处均有诗作，结束后又撰《庐山纪游》一卷。

除了白鹿洞书院，查慎行所见庐山的人文景观其实破败不堪，寻访古迹多不可得，其中寻宋行程主要包括：

濂溪先生祠，去城约十里，今祠废，石坊犹存。明嘉靖中都御史傅凤翔建。又一里，渡石塘桥，乃先生墓道。按《九江志》，旧有墓道亭，今亭亦废。墓在栗树岭，去大道五里。先生隐居旧在莲花峰下，与圭璧、锦绣相比，为三峰，土人无能确指其处者。意双剑之西，数峰如笋，秀色娟然，且其下有莲花洞，当即此也。

西林寺……尚存断碑三，大抵皆宋景德间免粮牒文。

再接下来除了白居易到过的大林寺，天池寺所谓“天池”其实“广不盈亩”，今天所见更已小至数丈见方而已。天池景区多是周颠仙与王阳明的遗迹，不过查慎行注意到一处很不起眼的宋代遗迹即天池寺的佛塔：

砖塔在山北，宋韩侂冑建。建炎中，曾被雷震一角。赵忠定公汝愚祠在山椒，与塔相近，今废。

这个早已破败的景观让查慎行感触良多，他为此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赵忠定公废祠在天池塔傍》，诗云：

丞相塔前丞相祠，千秋兴废偏同时。我来吊古一惆怅，青史贤奸僧不知。（《敬业堂诗集》卷十五）。

庐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的景观未见于清代以前的文献，但清初似乎引起了不少文人的注意，另一位著名诗人陈大章也有七律《由石华表上天池塔寻赵忠定公汝愚祠堂故址》云：

宝塔初成一角摧，分明天鉴属昭回。如何曲笔山阴叟，空把经函枉迅雷。戒坛石塔已全隳，漫向秦封觅故基。仄磴丛篁凭吊久，至今人说赵公祠。

首、尾两联同样是对宝塔与赵公祠做出了忠奸两立的判别。同样是康熙年间文行远的《浔阳跖醢》也有记载：

赵忠定公汝愚祠，在山麓，以祠忠定与其父母，莫知所由始，或崇宪知江州军事时所建也。

今天庐山天池景区已不见赵汝愚祠的踪迹，清人所见也是“废祠”“故址”。但诗文所记寻访目标均为赵汝愚祠，说明赵汝愚祠曾经明确存在但已“莫知所由始”，而韩侂胄建天池寺砖塔之事似乎只见于诗人的凭吊。但是由于没有连续性的文献记载，无论丞相塔还是丞相祠的来历都变得十分可疑。那么赵汝愚祠究竟是何来历？史志中未载韩侂胄建塔究竟是受累于青史贤奸之辨还是别有隐情。

庐山天池寺山门

（二）赵汝愚墓

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恩怨情仇、忠奸功过，史书上通行的讲法是：绍熙政变中，赵汝愚考虑以太皇太后吴氏的旨意迫使光宗禅让于其子赵扩，并通过吴氏外甥、知合门事韩侂胄向吴氏寻求支持。韩侂胄又通过内侍关礼与吴氏取得联系，获得吴氏同意后，赵汝愚在为孝宗举行禫祭时宣称有光宗御笔“念欲退闲”，向垂帘听政的吴氏请旨立赵扩为帝，于是赵扩（宋宁宗）即位，赵惇称太上皇。光宗禅位并非出于自愿，宁宗即位以后，赵汝愚因有策立赵扩不断升迁，拜右相。赵汝愚重用信奉理学的官员，请朱熹出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而没有足够重视绍熙政变重要参与者韩侂胄对于权位的诉求。韩侂胄期望获授节度使，结果只有枢密都承旨的兼官，这使他对赵汝愚十分怨恨。为排挤赵汝愚，韩侂胄通过御笔先后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台谏官，韩侂胄利用台谏官弹劾赵汝愚。赵汝愚是赵光义长子赵元佐的后裔，以宗室拜相有违宋朝传统。庆元元年（1195），李沐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参劾赵汝愚，赵汝愚出知福州，不久罢为宫祠，赵汝愚引进的理学官员全遭贬黜。结果庆元二年（1196）正月赵汝愚被贬死于安置永州（今属湖南）途中。韩侂胄则获授保宁军节度使，又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打击理学，韩侂胄又发动“庆元党禁”，禁止在省试中以道学取士，朱熹被韩党攻击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下诏“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清查近年各科进士及太学优等生中的“伪学之党”。

有些地方记载，赵汝愚被安置永州，途经衡阳遇害身亡。赵汝愚当时是戴罪之身，最初下葬于湖南长沙，因此今天长沙妙高峰北麓青山祠侧仍有赵汝愚墓，墓碑刻“南宋忠定赵福王墓，南宋庆元二年丙辰安葬，清宣统二年（1910）庚戌续修”，墓堆石壁嵌有叶德辉所撰碑记，该墓1959年就被湖南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问题是一般认为赵汝愚是饶州（今江西上饶）余干人，今天余干县枫港乡樟木桥村雕峰也有一座比长沙更大的赵汝愚墓，目前是上饶市文保单位。该墓高6.5米，直径30米，占地约2000平方米，墓地乔木环抱，墓前有镇墓兽等，雕峰西麓又有石牛、石马，清光绪年间朝廷曾颁发保护南宋丞相赵汝愚墓的告谕。这样一来，赵汝愚墓就有了长沙说、余干说与迁葬说三种观点。

赵汝愚卒于庆元二年正月，墓志铭记载“公薨之年五月壬午，葬余干之雕峰”，余干无疑有赵汝愚墓。至于长沙赵汝愚墓，清人陈运溶的《湘城访古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明统志》谓“汝愚谪永州，道卒，旅殡于湘东开福寺，州请于朝，得旨归葬”。据此则汝愚无葬长沙事，旧志所载“或归葬过潭时权殡处也”。案，《宋史·罗必元传》云：“元知余干县，赵福王府骄横，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必元直之。”据此则墓之不在长沙明矣，较《明统志》归葬之说更确，而近人不学，乃于妙高峰置冢树碑以实其事，妄也。

陈运溶依据《宋史·罗必元传》确认赵汝愚墓在余干，又依据赵汝愚卒后“旅殡于湘东开福寺”而认为长沙赵汝愚墓是在“权殡处”“置冢树碑以实其事”。不过赵汝愚去世时是戴罪之身，无人为撰墓志铭。直到韩侂胄已经去世后的嘉定元年（1208），赵汝愚始尽复官职，谥曰“忠定”，这才有刘光祖为撰《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而据清同治《余干县志》记载，罗必元任余干知县已是度宗朝（1264-1274），所以墓志铭与罗必元干预赵汝愚墓占山都是距赵汝愚去世十余年、数十年之后的事情。当然赵汝愚毕竟是宗室大臣，即便在韩侂胄专权时代也有可能很快得以归葬家乡。

庐山风光

（三）照江崖与赵忠定公汝愚祠

赵汝愚墓虽然仍有谜团，毕竟长沙、余干两地都作为文保单位很好地保存下来。比赵汝愚墓更加让人困惑的是文献记载赵汝愚的祠庙至少有三处，但任何一处祠庙实体都已了无痕迹。一处在赵汝愚的卒地湖南衡阳，清代赵申乔重建并有记文：

衡阳之有赵忠定公祠也，以公谪赴永州，道经衡州，守臣钱鍪阿韩侂胄意，阴中之，暴卒，殡于湘东开福寺，旋得请归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后，祠既不存，基地遂侵没于有力之家。余过衡阳，偕监司以下往勘，仅有隙地数尺，众咸指为祠基。

另一处在浙江桐乡，雍正《浙江通志》记载，赵善应“建炎间与其父申国避地崇德之洲钱，遂家焉”，赵汝愚就出生在这里，清代的《檇李诗系》不但明载“靖康丁未生汝愚”于此，还称“是年孝宗亦生于秀州，此南宋君臣基命之数也”。《宋史》称赵汝愚是余干人，应该是赵善应后来监余干酒税并在当地置有田宅而迁居。崇德洲钱就是今天浙江省桐乡市洲钱镇，明嘉靖年间建忠勋祠祀宋赵忠定公汝愚，其后桐乡人钱梦得重建，并撰《赵忠定公祠记》称：

吾乡忠定赵公，以天潢懿亲夹辅宋鼎，诞生于洲钱民舍，故里曰“生贤”，巷曰“探花”，犹昭昭在人耳目。祠旧在祗园寺，嘉靖间胡中丞毁诸寺观，祗园赖有公祠，独不毁，意其箕尾山河，鬼神呵护，亘古今不可湮没欤。今祗园梵宇金碧辉映，而公之榱桷几筵化为乌有矣。念夫缁衣锡杖，犹思克绍衣钵而章缝衿佩，顾独无高山之仰耶？靳侯捐俸首倡，使邑中好义者翕然乐助以共成此祠也。

今天桐乡赵汝愚祠虽然无迹可寻，但洲钱镇东田村竟建了一座赵汝愚丞相府来纪念他。

第三处就是清初诗人津津乐道的庐山天池景区的、“莫知所由始”的赵忠定公祠，文行远猜测是赵汝愚之子赵崇宪知江州（今江西九江）时所建。虽然今天游览庐山连查慎行当年所见赵汝愚的废祠、旧址也不知所踪，却有一处景点保留了赵汝愚祠非常重要的记载，这就是照江崖。当代庐山史志对照江崖景点的介绍如下：

照江崖在天池寺西北。明朝刘世扬题刻“照江崖”三字。王守仁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刻“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一诗于崖上，看似描绘同一时辰山上山下不同的气候特征，实则表达他当时内心的不平静，宣泄胸中郁闷。无独有偶，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期间，曾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李锐等4人散步到此，觉得王守仁诗意与他们的不佳心情“有某种暗合”。他们“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田家英当即写下一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照江崖上有石亭覆盖，亭为民国人汪精卫所建。

整个介绍只字不提赵汝愚或赵崇宪。

其实这里提到的“照江崖”与王守仁诗的题刻都刻在照江亭内平地突起的一处巨岩之上，但两者所占面和人仅占石崖正面的五分之一左右，石崖左侧主体部分是嘉定四年（1211）十一月赵崇宪《祭先祖考妣文》，全文如下：

维嘉定四年岁次辛未十一月己酉朔，越十五日癸亥，孙朝请郎、知江州军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赵崇宪，谨遣曾孙必垕，以清酌庶羞致奠于先祖考太师庆国笃行公、先祖妣冀国夫人李氏、先考太师大观文丞相福国忠定公、先妣秦国夫人徐氏之祠。维昔笃行，绘像此山。祠宇俨设，盖已有年。继忠定公，并列其间。山以祠重，祠以山传。崇宪不肖，假守江堧。首访精庐，榱柱欹颠。追惟先志，心折涕潸。尚期异日，吏责少宽。再加营葺，旧观复还。庶几英灵，百世妥然。欲拜祠下，官守拘牵。敬遣贱息，洁蠲以前。寸诚悲切，神其鉴焉。尚享！

这篇文献正是依赖照江崖的石刻得以保存，记述赵崇宪知江州时派其子赵必垕，祭祀赵崇宪的祖父赵善应与父亲赵汝愚。赵善应在监饶州余干酒税时应该置有田宅，赵汝愚因此称余干人。赵善应终官江西兵马都监，应该卒于任上并可能葬于庐山，故而在庐山有祠庙。赵汝愚去世后赵善应祠庙可能并祀赵汝愚，因此赵崇宪称“维昔笃行，绘像此山。祠宇俨设，盖已有年。继忠定公，并列其间”，并在知江州时“再加营葺，旧观复还”。庐山赵忠定公祠本是赵善应祠庙，自然是赵汝愚所建更加合理。赵汝愚在嘉定年间被平反后成为一代名相，庐山赵善应祠庙应该这才演变为赵忠定公汝愚祠。

至于查慎行诗中所吟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情景，或许只是诗人的想象。因为陈大章诗《由石华表上天池塔寻赵忠定公汝愚祠堂故址》颔联“如何曲笔山阴叟，空把经函枉迅雷”有自注称：

塔为韩侂胄建，合尖时有僧以血书经一函封之，雷击其角，见陆务观记。

但这段自注就摆了一个乌龙，因为陆游的确在《入蜀记》中写过天池寺砖塔遭雷击的故事：

旧闻庐山天池砖塔初成，有僧施经二匣。未几，塔震一角，经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问僧，僧云诚然。或谓经乃刺血书，故致此异。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遗，盖旁野火所及也。

问题是，《入蜀记》是陆游因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通判而撰写的一部长篇游记，陆游见到天池寺塔“震一角”的景象时韩侂胄年不足二十，“天池砖塔初成”更早于此。因此天池砖塔应该不是韩侂胄所建，至少绝对没有因为韩侂胄迫害赵汝愚而“宝塔初成一角摧，分明天鉴属昭回”这回事情。

总之，庐山天池寺景区的照江崖是与赵汝愚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宋代遗迹，但这里最早既不是“丞相祠”更没有所谓的“丞相塔”。查慎行吟唱的“丞相塔前丞相祠，千秋兴废偏同时。我来吊古一惆怅，青史贤奸僧不知”，只是诗人为咏史而强行脑补出来的意境，当然这并不妨碍查慎行成为一名杰出的诗人与旅行家。

照江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