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旁观斯卡拉歌剧院

在《唐·帕斯夸莱》第二幕开始时，我听到了一阵不适的沙沙声。斯卡拉歌剧院从1994年后就没有上演过唐尼采蒂的歌剧。重新制作这部歌剧是新任音乐总监的决定，在评论界引发了一阵不安，而大卫·利弗莫尔的新制作，将剧情设定在1950年代《甜蜜的生活》时期的罗马电影城，也像是在刻意挑逗那种举国一致的自负与虚荣。

意大利现在理应是个一本正经的国家，要把插科打诨和享乐主义都埋葬进斗兽场的废墟里。即使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也被视为考古文物，不被打扰。所以喜歌剧出现在里卡多·夏伊作为音乐总监的首个完整演出季里，引起的骚动就好比伦敦皇家歌剧院重新上演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对我们带来的冲击。

在这个半个世纪中先后上台的历届政府比我拥有过的所有外套还要多的国家，斯卡拉歌剧院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坚实稳定的灯塔——从1968年就任的克劳迪奥·阿巴多算起，至今只有三位指挥登上了音乐总监的席位，而每一位都在国民的文化遗产与亟需的更新换代之间苦苦寻求平衡。阿巴多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他为工厂工人举行低价演出，聘用了富有创新精神的导演乔治奥·施泰勒尔，并上演了达拉皮科拉、诺诺和斯托克豪森创作的复杂的现代作品。

他的继任者，里卡多·穆蒂，则关注于重现作曲家原著版本，最终上演了一部时长接近六个小时的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在2005年穆蒂由于员工抗议而离职之后，出现了一个持续十年的间歇期，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这其中短暂执棒。夏伊的到来缓解了内部的紧张，他回到了这个从小就了如指掌的地方，他在20岁时还当过阿巴多的助理。如今他65岁，曾经执掌过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但斯卡拉是他永远不会回避的一生所求。

当他在三年前接下这个圣杯时，夏伊曾经跟我说：“意大利歌剧并不仅仅是威尔第和普契尼。还有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不为人知。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他们。”现在，当我因为《唐·帕斯夸莱》质疑他时，他喊道：“但这是一部杰作啊！你再仔细看看。它可以是一部完美的歌剧。它的音乐火花四射。它的幽默感无比新鲜。”这也是由于某种个人依恋。四十年前，夏伊在科文特花园的首演就是指挥这部歌剧，由格莱特·埃文斯担纲主演。“他很了解那种风格，无与伦比。”这位国际知名的指挥家，能把这老东西重新卖回意大利吗？

比这部戏更老调重弹的歌剧并不多。一个有钱的蠢老头被骗，娶了他侄子的活泼女友……还需要继续么？这样的剧情需要推翻重来。在搬去罗马电影城后，这部戏变成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罗塞里尼、德·西卡以及其他电影人的特别篇。我在第二幕里数出了两个偷自行车的人、《甜蜜的生活》里的小号手、蒙蒂塞罗的一部相对不出名的电影，以及——嫉妒吧，车迷们——维托里奥·加斯曼在迪诺·里西的《安逸人生》里面驾驶的黄色蓝旗亚奥莱利亚B24跑车（好吧，我必须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来确认这一点）。作为一场以华丽乐队伴奏的怀旧电影盛宴，已经不剩多少喜歌剧的元素了。

夏伊的乐团里有世界上最好的两位大提琴首席，木管声部也足以令女高音们趋之若鹜。这场演出必将获得各种国际奖项。乐队的演奏重新展现出了那种随意的夸张，乐池里的乐团常常并不能表现出这种风格。《唐·帕斯夸莱》的演员阵容——安布罗乔·马埃斯特里、罗莎·菲奥拉、马蒂亚·奥利维耶利——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可以随便替换的国际大牌，而是经过本国的即兴喜剧训练的意大利人，这些人能够让厌世的马切洛·马斯楚安尼重振旗鼓，能够让索菲亚·罗兰重回童真。在我们出生前，斯卡拉就是那样。夏伊说，有一些东西并没有变化。“对这部作品的氛围，这里的观众们有着特别深刻的感受与反响，”他感觉到，“剧场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第二夜，斯卡拉歌剧院重排了里卡多·赞多奈伊的《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前一次上演是在1959年。在遇到导演大卫·庞特尼时，他承认“这确实像是个收藏品”，带着一抹胆怯的微笑。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戏被束之高阁。这是赞多奈伊对理查·施特劳斯的献祭，试图用颤抖的和弦和乱伦的场景冲击我们。在此时此刻，这还能有效么？

庞特尼将邓南遮笔下的中世纪传说放到了墨索里尼权势最旺的时代，法西斯式行礼也被包括在内。弗兰切斯卡嫁给了一个残废，并梦想着他俊秀的弟弟；然后另一个妒火中烧的弟弟背叛了他们二人。通过第一幕中百转千回的大提琴独奏，我们就知道这一切最后只能用血来收场。第一幕和第三幕分别是第二和第四幕性爱场景的前戏。庞特尼是个体面的年轻人，让我们免于目睹最为不堪的场景。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演员阵容中，只有一位歌手——阿根廷男高音马塞洛·彭特——曾经唱过这部歌剧。乌拉圭女高音玛丽亚·何塞·希利则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准备这部戏。

但是意大利人到哪儿去了呢？斯卡拉歌剧院最后一位弗兰切斯卡是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玛格达·奥利维洛，享年104岁。当时与她搭档的男高音则是马里奥·德·摩纳科。《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曾经也是基础剧目。夏伊有一点说对了：意大利浪费了它的遗产。他宣称：“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空缺。”指挥家法比奥·路易吉曾经向我指出，斯卡拉歌剧院从1955年后就没有上演过《诺尔玛》。似乎没人敢于挑战玛利亚·卡拉丝留下的回忆。丰厚遗产的重量也能令人动弹不得。“我们必须把它带回来。”夏伊如是说。

路易吉以贵族般的克制指挥了《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在某些地方改良了它笨拙的音乐，只在那两处令我们失去道德判断力的高潮段落对其放任处理。这部作品几乎具备了说服力。夏伊并没有将弗兰切斯卡称为不朽的杰作，而是“某些我们无法无视的作品”。皱着眉头的威尔第和愁眉苦脸的普契尼俯视着他的休息室。这两位看上去永远都不高兴。而在另外一边，米兰那些立场分明的乐评们已经赞美了这些被重新上演的剧目，观众的掌声也持续了十五或二十分钟。意大利的国家广播公司RAI也增加了演出转播。夏伊将以威尔第少有上演的《阿提拉》作为下个演出季的开幕。

“这座剧院里的事情无法预料。”他这么说。这是一种综合了惊喜元素与体制性不安的模棱两可。意大利的歌剧院里的状况永远是脆弱易变的。都灵市长为了要安插他的政坛密友，上周刚刚裁掉了皇家歌剧院的头头。佛罗伦萨的五月音乐节濒临破产。作为意大利的中流砥柱，斯卡拉的状况也仰仗于夏伊的下一步行动。他平静地说：“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我想要坚持我的想法，重塑这些意大利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