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从萨特研究到法国文学翻译，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诚实性和坚守性｜纪念

文艺理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柳鸣九先生，于12月15日凌晨逝世，享年88岁。

柳鸣九，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在法国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散文随笔写作、文学名著翻译等领域，均有很高的建树，并主持多种大型丛书、套书编选工作，是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领军人物，以卓有学术胆识著称，并享有“著作等身”之誉，对人文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其论著与译作已结集为《柳鸣九文集》（15卷），约600万字。

▲ 海天出版社2015年

20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2018年，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今天夜读文字为柳鸣九访谈摘编，选自《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柳鸣九/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

访谈者：学者、翻译家、理论批评家、作家等，在您的这些诸多身份中，您觉得自己更钟爱哪一个，自己最不愿接受哪个？

柳鸣九：数十年来，我的文化学术活动，内容既非单一的，在不同的方面也就都多少积累了若干实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劳动部类中，从事过不同的劳动方式，有点不同的劳动产品。因此，有时被称为这个、有时被称为那个，得到了不同的名誉与身份，如此而已。

对于名誉与身份称号这类问题，我的态度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只要名誉、名分、身份之下有实质内容、有劳动成果、有“干货”、有“硬币”，那就行了。

我且不说什么身份是我钟爱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我只想说：一、我最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学有专长、有所建树、有所创见的学者。二、我最想避免的、最想忌讳的是，沦为一个空头的理论家、批评家，沦为一个不学无术，只靠引证圣贤经典作品，玩弄教条，只靠扣帽子、打棍子的理论家、批评家，我竭尽自己的力量不要成为这种人。

另外，我也曾经对翻译家这样一个头衔进行过自我调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在翻译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研究工作与写作上的要少得多，在翻译界我只不过是偶尔客串一下的“票友”，和那些以毕生精力从事翻译的朋友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客串的“票友”也登堂入室，使我觉得颇对不起翻译家朋友们，用方鸿渐的话来说：“不好意思呀”，但你毕竟有过上百万字的译品，毕竟有几个译本广行于世，人家有时为了方便，简称你一声翻译家，那你就安之若素，自己不必矫情了。

访谈者：您最推崇哪位作家（国内或者国外）？您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有何人生和治学感悟？

柳鸣九：有成就的作家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作家以精致的艺术使人叹服，得到世人的欣赏；有的作家为社会历史留下了宽阔、真实、有深度的画面，给世人开阔了视野；有的作家以深刻隽永、机智的思想而使人在智慧上受益，这些作家都有这种或那种被推崇的理由，但我最为推崇的是：外国作家中的加缪和中国作家中的沈从文。

加缪

沈从文

这两个作家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是不在话下，他们特别值得推崇的是，他们都自有一种精神力量，他们在做事为人上都表现出了不凡的人格。

加缪是一个平民草根出身的作家，但他作品至少发出了两道对人的存在、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启迪意义与聚合力量的智慧灵光，一是人生如西西弗推石上山的哲理，二是人类社会团结抗恶的思想与道路，这两种哲理与思想都基于对人生、对社会看透了的彻悟意识，并都表现出了一种坚苦卓绝、刚毅非凡的精神力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正能量”，这是我特别推崇他的原因。而且还有一点，加缪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书房作家，他是一个投入了社会实践的行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抵抗战士。

▲ 《加缪全集》柳鸣九 主编，上海译文社2010年版

至于沈从文，我特别尊敬他、推崇他的原因是，他不仅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而且他身上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坚毅精神，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让他去搞服饰研究，这等于把一颗种子扔在一个石头缝里，然而他却偏偏不声不响在这个石头缝里长出了一棵大树：《中国古代服饰史》，这种“石头缝里精神”正是中国20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至少对我个人很有精神感召作用。

访谈者：您能简单谈谈自己对于萨特的理解吗？对于萨特的研究，给您自己带来了什么？对于萨特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当下浮躁的中国社会还会有影响吗？

柳鸣九：如果撩开萨特哲学体系的术语与概念所组成的厚厚的帷幕，用简明、通俗的话来说，萨特存在主义哲理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决定本质”与“自我选择”两大要义，即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在现实中，人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英雄的存在决定英雄的本质，懦夫的存在决定懦夫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也承当着自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难看出，萨特的哲理是有助于个人主体积极性的启动与发挥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助于自我启动正能量，在意识形态上是具有积极的意义。至于政治上，萨特更一直是一位“老左”，一直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平阵营中的大积极分子，但是在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仍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经常受到敲打、批判，我深感其不公正、不实事求是。

于是，我发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出书（《萨特研究》），对萨特进行重新评价，也算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讲些公道话吧，这就是我在萨特问题上的作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正好萨特的哲理与我的作为投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即释放个体自主能动性的社会需要，因而，一时思想影响很大，《萨特研究》成了一本畅销书。然而，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气候难免波动，一时，《萨特研究》又被视为了“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也被禁再版。不过，两年之后，气候转暖，有关方面对萨特问题也缓过来神，发现他的哲理并没有那么可怕。于是，雨过天晴，《萨特研究》又得以再版，这就是我研究萨特，在萨特问题上挺身而出的经过。

如果要讲我个人因此有什么收获的话，从媒体舆论那里获得了“萨特研究第一人”的称号倒是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在我生命中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那就是，对自己在学术良知与学术观点上诚实性、坚守性有了一次检验，而这种诚实性、坚守性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灵魂，就是生命线。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在意识形态的风雨中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磨炼。检验与磨炼都成了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下中国社会的浮躁风气，来自物质功利主义的张扬，来自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来自人文精神的大幅下落，来自纯正的价值取向的边缘化，而且已经积重难返。要治愈社会顽疾，扶正祛邪，扶正祛燥，应该从根本的社会机理上着手，加以综合治理。光靠某种哲理无济于事。任何哲理都不是灵丹妙药，萨特哲理也不例外，萨特哲理可以起若干良性作用，但实不足以担此济世匡正之大任。

1981年，柳鸣九在法国巴黎萨特墓前

80年代，柳鸣九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寓所

访谈者：您在学界长时间以来起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是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且学术成果丰硕，对青年学者您有何忠告？

柳鸣九：我在研究室的工作中，先是给卞之琳当副手，后来当了南欧拉美室的主任有十年之久，我很自觉地继承了“出人才、出成果”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卞之琳“无为而治”的做派，当然也添加了一些“乐观其成、大力赞助”的热诚与善意，这个室成为外国文学所里公认的科研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研究室。

法国文学专业于1978年招收了将近二十名研究生，正式任命的导师有三人，李健吾、罗大冈与我。十几个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由三个老师平均分担，为了使研究生在本学科的舞台上早一点出道，我又另行要求自己为他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从拟定写作题目或翻译项目、做若干引导工作直到向报纸杂志推荐），虽未能面面俱到，但实际上的工作量也就多了好些。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我自己尝过长期当“焦仲卿”的味道，不愿意后来者碰上与我同样的苦涩，就像电影《良家妇女》中那个婆婆因为自己经历过辛酸而尽量使自己的媳妇少受伤一样。

总之，做学问，我以勤为本；做事，我还算颇有效率，被人美称为“有爆发力”，而且力求细致、到位，把每一件事都“搞定”“扣死”，在整个过程中，则忌“雷声大雨点小”；关于做人，我在学界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乐于对人“唱赞歌”，乐于提供助力、玉成其事，至少能做到通情达理，决不碍事、挡道，决不压人。我深知学界天地广阔无边，业内兄弟姐妹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能互襄其事，则不亦乐乎。

至于我的局限与“软肋”，亦甚多多，兹略举一二：胸无大志，只求把自己分内的小事做好，一也；肚量不大，二也。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后，即耿耿于怀，为了不闷出癌症，竟敢一吐为快，不免又获“有失清高”“不够超脱”的贬语，又引异议，实为世故智商不高所致也。我远非完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目前，从人文学科的大环境看，有不利因素。物质功利主义太张扬，人文科学首当其冲。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对人文科学、人文精神很不利。在虚假的繁荣后面存在着萎缩。当然客观条件也有好的一方面，如对研究项目的资助甚是阔绰，堪称豪华，这是我辈当年享受不到的。

学者受到的制约不一样了。困难总会有，但人的价值就在于克服困难。学科总要往前走，不能简单重复。对于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守望麦田，耕作不息，走自己的路，实实在在地超越前人。

原标题：《柳鸣九：从萨特研究到法国文学翻译，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诚实性和坚守性｜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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