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西湖纪丨杭州最早的“文人洞天”——昙山清虚洞天记

中国的名山，大多与仙迹相关联，神仙的行藏又每与洞府相涉。自东晋以来，两浙地区就出现了道教史上重要的洞天。在今浙江范围之内，就有位列十大洞天其二的黄岩委羽山“大有空明之洞天”，第六位的赤城山“上清玉平之洞天”，第十位的括苍山“成德隐玄之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中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等等，以及诸多福地，其资源可谓极其丰厚。

今杭州城内的洞天，以名声而论，余杭“天盖涤玄天”允为第一。此洞天在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所载三十六小洞天中位列第三十四，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小洞天之三十一（按：司马承祯言此洞天所在为天目山洞，称“天盖涤玄天”。杜光庭言在天柱山，称“大涤玄盖洞天”。元人邓牧《洞霄图志》言其在大涤山，列三十四，称“大涤玄盖之天”。因其属地有周回百里，所以三山同为一个洞天）。其余所有在杭之洞天，非道书原本“十大”、“三十六小”洞天之数，皆乃后世衍生者，其中尤以吴山紫阳洞天、青衣洞天，烟霞三洞的“湖南第一洞天”石屋洞为最著。而昙山的清虚洞天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

青衣洞天 （奚珣强 摄）

紫阳洞天  出自《湖山胜概》

一、初识清虚洞天

清虚洞天在今杭州转塘区域的昙山，昙山又作壜山、坛山，在“石龙山之支东南行”处，亦离著名的定山（俗名狮子山）不远。张道《定乡小识》引《咸淳临安志》云（按：实际上当出于《梦粱录》）：“坛山在钱塘县，去城五十里，近庙西山，东盖云泉，俗呼西山也。山东南面微有土，余尽石。峰奇秀，灵巧如楼阁、人物、仙禽、怪兽者，莫可绘状。皴皱瘦透，岩穴百出，虽云林画㡧未殚其秀杰也。湖上诸山，惟飞来峰、香林、瑞石山差可堪伯仲。盖石龙耸拔奇峭，灵气旁泄，故昙山以花山为迩而酷肖其祖，形如蹲狮。山石有缆痕，深刻数寸，相传昔时山岸濒江，帆樯上下，负缆所过处。宋郑次山曾筑园亭于此，石间阶级遗迹尚存，朱文公两游昙山题名石上。”

张道又说：“宋郑次山园亭，在昙山，次山名涛，爵里无考。朱文公曾及门再游于此。山亭占岩壑之胜，有石棋枰、仙人洞、清虚洞诸迹，石上磩级宛然，刓穴历历，其布置廊榭栏处也。”故此处洞天的扬名，除了灵秀的自然环境，与理学家朱熹的到访关系最为密切。朱熹曾两游昙山，并且留下了题刻。朱熹题名两处，其一是他首次访问昙山时留下来的，时间为南宋绍熙五年（1194），受宁宗召由湖南进京途次昙山，题在棋枰石南侧石壁，曰：“颓然间兹山，一一皆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勿凿。”今已无从搜寻。

第二处题名即在洞天入口处，崖壁上有一凿平浅龛：“绍熙甲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裴回久之。林释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定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彦、李良仲、喻可中俱来。”此处摩崖另有阮元《两浙金石志》、吴庆坻《蕉廊脞录》等著录。

朱熹绍熙十月题名（奚珣强 摄） 

朱熹绍熙十月摩崖拓片（浙江省博物馆旧藏）

《小识》又云：“洞在昙山西，广丈余，高约五丈许。洞口双石侍立如门，入门，径凡三折，长五十余步。石厓撑覆，形如厂宇。洞上石笋横眠，孤擎俯仆，约十余丈，若伸长臂。游人仰睇，惊将坠压。上有绍熙三年磨厓，篆书清虚洞天四字，当为郑次山辈所题。一石孤圆驾空，风吹欲坠。洞外石壁即朱文公题名处。”记载与实地无异，此洞天不是常见的纵深式洞穴，而是一处四周除了一条极狭窄弯曲的入径，其余为闭合石壁的空间，其上洞穿可见天日。人在其中看不到外面，在洞外亦完全看不到里面。《小识》之金石类目下又记：“清虚洞天，绍熙三年夏五月癸巳刊。”这个洞也叫作仙人洞，“清虚洞天”四字为古文篆书，历八百余年而仍存，题字者可能是郑次山所邀当年的能手。左侧原有十字楷书款一列，今存数残字，肉眼难辨。洞天题名时间为绍熙三年（1192），朱熹的首次到访是绍熙五年（1194），则前此即有之。

清虚洞天摩崖  (奚珣强 摄)

“清虚洞天”拓本（浙江省博物馆旧藏）

以淳祐、咸淳临安两志来看，皆无“清虚洞天”的记载。较早记载此洞天及侧面丹窟的志书当是《万历钱塘县志》。在南宋的时候，此处属于私人性质的园囿，虽有昙山风景之胜，但能够见到洞天的人应当不多，且非官方祭祀使用的洞天，志书也就未能把它记录下来。

毗连于清虚洞天，还有一个洞穴叫作“丹窟”，《小识》曰：“在昙山仙人洞侧。《万历钱塘县志》：‘仙人洞旁有小窟，奇石空洞。’《康熙钱塘县志》：‘昙山有丹窟。’（注：去仙人洞数十武，有石室，广五丈余，高二丈余，中可座十数人。相传仙人炼丹于此，俗亦呼为仙人洞。魏氏志入古迹。）”丹窟的内部空间较小，只能容纳三四人。笔者几年前初次到访这里时，周围还处于荒芜状态，洞内有佛名涂鸦，山体岩石上则间杂出现佛名涂鸦与“碧霞元君”四字涂鸦。山脚下并无人家，道路又荒远陡峭，不知何人所为，虽然颇煞风景，却也有点民间信仰的痕迹。

丹窟洞门（王冬亮 摄）

石室入口（王冬亮 摄）

二、清虚洞天塑造的依据

昙山清虚洞天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洞天，尽管其名称与十大洞天之首的王屋山“小有清虚之天”同名。并且，很显然昙山清虚洞天之名是模仿于王屋的，故笔者专门提出“文人洞天”这个概念以区别。昙山有部分山地是郑次山的产业，此山也是东岳行宫供奉香火之所在。据《梦粱录》，“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州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吴山庙居辇毂之下，人烟稠密，难以开拓，亦胜昙山梵宫内一小殿耳。”可见昙山的香火，是供奉在佛教的寺庙里面，只占了一间殿堂，且规模较小。郑涛却很可能因为受到行宫的启发，而将发现的洞穴命名为洞天。另外，将奇绝的穴窟称为洞天，也存有道教义理上的支持。

洞天观念发展初期，正如《茅君内传》的记载，道书只是列述了洞天数量，点出了部分洞天的名称与所在、称谓，甚至《真诰》中出现了对茅山区域洞天的细节描写，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过对洞天穷尽式的总述。唐代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并序》是较为完整的洞天系统专著，尽管其中的内容很大部分应该来自于较其为早的道教内部言说。在其《序》中，首先给出了洞天观念的说明。司马承祯引用的是一套道教的宇宙发生观念，他认为万有生于虚无的道，万有的原质为“气”，“气”的发动、运化造成了具体的物象。“气”之精者为“精象”，化出天上的神仙宫阙，“气”的另一部分为“幽质”，“幽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神仙世界向人间传授道法，人可以通过修习而飞升。神仙世界的诸天宫阙与地上的洞府类似，有地位高卑的分别，即所谓“至于天洞区畛，高卑乃异，真灵班级，上下不同。”

《天地宫府图》记录了十大洞天与三十六小洞天的位序、名称、周回道里、号、所在、治者六类信息，除了第三、四大洞天不详所在以外皆然。但是《序》中也透露出一个内容：“仙官不言者，盖阙而未详”，就是说，这四十六处洞天并不意味着洞天的全部。这个理论上的缺口为后来道俗二界增加、调整洞天提供了方便，宋代记载洞天福地的书籍中确实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丰厚的道教资源基础上，宋代浙江境内生成了新的洞天。如苕溪有白石洞天，此白石洞天并非三十六洞天中处于郁林州南海之南的“秀乐常真天”，谈钥《嘉泰吴兴志》云：“在八座山侧，唐仙韩湘隐于此”，并且“旧传与张公洞相通”。[1]姜夔曾居苕溪白石洞天旁，故称白石道人。如果说白石洞天在宋人叙事中依旧与道教原有洞天系统保持某种联系的话，郑次山的清虚洞天则未见与其他洞天之间的关系述说。这种联系，对于并非宗教徒来讲是不必然的，称为“洞天”只是文士的宗教趣味而非宗教本身。

清人周永年在《儒藏说》中言：“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久寸者。”郑氏的园亭早已不存，而园中之洞天也回归到群山众壑之中，如清风明月而“吾与子之所以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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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宋）谈钥纂，李景和等修：《嘉泰吴兴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8页。

王冬亮，别署王唯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致力于山水画起源与道教洞天福地关系研究以及书画理论研究，长期从事浙江地区洞天福地摩崖石刻图文影像材料的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