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生命文化系列讲座：达观知死与灾难认知

生与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节点。围绕着“生死”“灾难”“人性”等主题，四川大学生命文化系列讲座承接了既往对于生命礼仪的讨论，在生死学、生命文化、生命教育的理论探讨基础之上，深入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认知之中，更进一步走向对具体的生死问题的思考。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理论研究室”所承办的四川大学生命文化系列讲座首先安排了一场微观层面的法医专场，专门讨论法医视角下的死亡剖析，还安排一场宏观层面的灾难认知与生死观。两场讲座采取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共有500多名来自海内外不同高校的师生参与。

云利兵教授主讲：达观知死：卸下法医身份的体悟与剖析

2022年11月28日上午九点半，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副教授云利兵老师主讲 “达观知死：卸下法医身份的体悟与剖析”，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赵辉副教授担任与谈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吴华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主讲人云利兵老师以他儿时、少年、青年漫漫经历中的数个片段，结合他从事法医的多年感触，向听众述说了他面对“死亡”的几种理解。云老师从“我的死亡恐惧”、“练胆和自我教育”、“死记的三个第一次”、“法医工作的一些体悟”、“透过死亡看复杂人性与人生”几个方面层层递进。

（一）“我”的死亡恐惧

云老师首先介绍他对死亡的最初记忆是从家乡的葬礼习俗开始，冀北处于汉蒙交界地带，当地葬礼习俗重、举行时间长，葬礼不仅起到生者缅怀死者的作用，而且还是家族继续维系的纽带。葬礼参与者的多寡能反映家族凝聚力，甚至通过服饰还能区分吊唁者与死者的关系。

此外，云老师还举出当地曾有的闹鬼请神、叫魂招魄和诅咒镇物三个陋俗，以及与玩伴一同前往墓地试胆的经历，来陈述少年时期日常生活中的死亡教育对他造成的恐惧心结。

而给云老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电视剧87版《聊斋》。一方面，故事中鬼的存在对他接受到的死亡教育做了印证；另一方面，当他发现故事中的牛鬼蛇神反而比正人君子可爱时，曾经的恐惧便开始发生动摇。正如片尾曲中一句“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反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有些“鬼”的形象在他心目中发生了改变，动摇了他对“鬼”持之以恒的观念，由此也感叹到“死亡教育”的匮乏。

云老师反思到，他少年时代的死亡教育来路多、信息混杂、且不成系统，主要是由于当时地方社会迷信思想较为浓厚，但仍对自身造成了持久影响。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这种迷信思想却并未销声匿迹，在网络时代尤应警惕“科技迷信”。当面对互联网封建迷信等等现象，“死亡教育”可以说是必要的，但是问题也在于，“死亡教育”应当以什么方式展开。

（二）练胆和自我教育

少年时期的“练胆和自我教育”，首先是被同学带动到坟场进行“练胆”，尽管通过了“练胆”，但死亡仍意味着忌讳和不吉利，仍然会在心头蒙上神秘的面纱。进入大学之后，生活逐渐改观，在因缘际会中，考到法医学专业。云利兵老师提到，在大学期间，他是通过影视作品的效应来求解死亡的心结，自行进行“死亡教育”。云利兵老师分享了他对《大宋提刑官》、影视剧《CSI》的一些感想，以及与《大宋提刑官》相关的中国法医职业的历史变迁等等。

这种少年时代留下的死亡心结是在大学通过观看为数众多的死亡题材影视作品来解开的，云老师举出电影题材中的吸血鬼观念和灵魂重量观念来进行说明。从医学角度看，“吸血鬼”是人体死亡后的正常现象：人死亡后肌肉回缩，显得指甲更长；牙龈脱落，而显得牙尖。但从文化观念角度看，墓葬考古验证了吸血鬼观念在古代的真实存在，而且与吸血鬼观念相关的案件在当代仍有发生，这反映吸血鬼观念至今仍在影响人的行为。电影《21克》宣称人在死亡瞬间体重会减轻21克，云老师对该说的临床实验来源进行回溯。在叙述过程中，云老师将西方母题与东方母题进行了比较，如西方吸血鬼故事与东方鬼故事虽有地域差异，两者却具有诸多同质性；而在灵魂观念上，东方叫魂习俗则与西方存在分野，道家认为“动而营身谓之魂，静而镇形谓之魄”。

（三）三个“第一次”

接下来，云老师从专业角度向与会者介绍了法医学和其下分支学科的内容，以及它在临床中的运用。对云老师而言，在法医工作中有三个“第一次”值得铭记：第一次直面死亡、第一次亲历生死、第一次参与尸检。

第一次直面死亡，是面对无语良师“大体老师”。第一次亲历生死，是与老师尽力抢救被精神病人暴力行为发作而捅伤心脏的人，在生与死的边缘经过数小时的抢救却最终无力挽回，在那刻切实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第一次参与尸检，是遇到一位被他人打倒地后迅速死亡的人，最终在尸检中查明死因系原有脑瘤受到外伤意外破裂，颅内出血而致死亡。如果没有解剖，就无法找到真相。

（四）法医工作的一些体悟

云老师进而表达出对法医工作的三点体悟：一是有畏，这出于出生入死的沉重；二是有惧，这是敏感于大众谣言的危害；三是有忧，这由于毒患的毁身殃民。透过众多与死亡相关的案例，最后慎思的是复杂的人性与人生。

（五）透过死亡看复杂人性与人生

发言尾端，云利兵老师认为，要透过死亡看复杂的人性与人生。一方面，是透过死亡慎思复杂的人性，例如法医工作曾面临投诉之伤、跪求之难、捐赠之善，无论如何总归还是需要坚持基本的原则。人生有乐观、悲观、达观三个境界，达观犹如苏轼晚年所提“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意境。云老师在讲座结尾托老庄思想及苏轼词作《定风波》，表达自己在知死以后仍对人生所抱以的达观态度。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谈人赵辉老师对讲座的缘起进行了回顾，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在讲座过程中对生死问题的震撼和共鸣。从现代科技前沿角度，赵老师从科技与网络的角度进入，提到一个科技前沿与科幻角度，计算机的未来发展，以及现在试图实现的以“脑机”保存人类意识，都可能使得今后的人们对生死问题产生新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伦理问题。

随后，主讲嘉宾对现场同学的提问进行了积极地回应与交流，如针对安乐死等问题，云利兵老师认为，尽管医学操作已经可以实现、立法层面也有国外的经验可以思考借鉴，但若没有道德、宗教、文化领域的研究的进入，要推动这一立法成为现实也不可能。

王晓葵教授主讲：灾害认知与生死观

2022年12月19日上午九点半，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王晓葵教授主讲 “灾害认知与生死观”。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闵丽教授作为本次讲座的评议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吴华副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王晓葵老师首先提到，在不同学科中，灾害研究的视角是不同的，从广义的灾害学研究来讲，“事件对应或危机管理”起到相当于救灾的“急诊室”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帮助人类社会度过眼前的危机状态，而灾害人类学和民俗学则更接近于“文化分析”的立场。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如格尔茨所说，强调常人日常生活的场域，是一个整体的、互为主体，为所有成员共享的领域；而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日常生活便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概念与方法论，琐碎、重复、习惯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正是人类学家探究何为文化或记录历史变迁最重要的根据。灾害人类学并不是把灾害单纯作为事件看待，而是透过对事件的分析，探寻人类长时段的文化、社会及生态关系的基本日常生活逻辑。陈志武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提到应对灾害事件的努力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包括迷信、宗教也是人类应对风险的发明物。这一逻辑与文化人类学的逻辑是相通的，灾害人类学不是从“事件”的角度而是从“日常性”的角度对灾害进行考察。

（一）何为“灾害认知”（灾害文化）

日本学者林春男认为，灾害文化是灾害多发地的文化意义上的安全保障策略。王晓葵老师提出，灾害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频发性的，会形成应对灾害的日常性构造，例如日本面对地震和海啸形成了应对灾害的习俗和观念；另一类是偶发的，如百年一遇的灾害，事件结束之后则会被忘记。

王晓葵老师认为，事件产生背后的日常性，牵涉到了社会学中“共同体”的问题，灾害受灾事件背后的共同性如何讨论？社会学中的共同体概念，经历了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等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涵，都有特定的对象指称。以今天的中国城市而言，共同体以何种方式存在，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灾害形成的“受灾共同体”是否存在？比如在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之后，有没有形成以“受害”为共同性的灾害受灾共同体；值得探讨。和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文化记忆建构起来的共同性相比，受灾共同体的特征呈现出脆弱性和暂时性。而在全人类面临的新冠疫情的情况下，灾害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否能够在灾后继续存续下去，或者说可否形成新的“日常性”，是重要的课题。

（二）思考“灾害认知”与生死观的三个维度

接下来，王晓葵老师分别从生存、生活、生命三个维度，展开“灾害认知“与生死观的主题。

第一个是“生存”的维度，我们需要考虑应对知识的储备与灾害记忆的建构。比如在中国，逃荒曾经作为某种应急和应对灾害的方式存在，逃荒者可能在特定时期离开家园外出谋生，饥荒过后又会回到家中。这个过程形成了了有关代用食物、出走方向等谋生的知识。日本则用纪念碑、教训碑作为媒介，记录对地震、海啸的应对方式。这些应对灾害的知识沉淀传承，成为地域社会生存的知识储备。

灾害认知中，“生活”的维度，是嵌入灾害想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地域在漫长的生活历程中，通过灾害体验和记忆，形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灾害的习俗、观念和行为模式，以及审美和信仰体系。理想的救灾和重建计划，必须考虑受灾者的“生活感”，才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

“生命”的维度，包括对灾难的接受和调试装置，人们围绕灾难事件形成了灾难观、生死观、丧葬习俗、纪念方式等等。下面王晓葵老师通过案例来讨论几个具体的问题。

（三）案例讨论

王晓葵老师提出的第一个方面是灾害认知与灾害“死”。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个体性死亡相对，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引起的大规模死亡往往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成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通过时间、空间和仪式等方式，人们将灾害意义化和价值化。

在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1984年政府修建了唐山抗震纪念碑，这一纪念碑是力量与抗争的英雄叙事的表征，碑文的叙事集中在救灾部分，而非灾害本身对地域社会的破坏。但与此同时，祭奠亡灵的民间习俗被边缘化。由于民间社会的缺位，2006年前后，商业资本侵入了唐山的信仰空间，修建了收费的“哭墙”。结果导致了地域社会的受难共同体被撕裂，产生了亡灵之间的差序结构。2008年之后，政府主导修建了免费的“哭墙”，并拆除了商业资本修建的建筑。在这个重建过程中，围绕灾害记忆的不同表象方式，表达出来多重主体的灾害观和生死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的关系。而通过比较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纪念碑碑文，呈现了中日两国在生命观上的文化差异。

王晓葵教授继续讨论了灾害认知与日常性的关系。由于灾害带来的“丧失”和“毁灭”唤醒了日常性，其意义和价值从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王教授通过介绍一家日本美术馆陈列“受灾物品”的案例，提出了灾害事件揭示出原来被认为“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价值的命题。进而讨论当下中国在抗击新冠的时候，包括排队、无接触方式、使用公筷等等新的习惯，有无可能使中国社会产生新的日常性？

报告的最后，围绕当前的抗疫，王教授引出“新冠是否是流感”的话题，提出了有医学和人文两种不同视角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即使医学上流感和新冠的危害性所差无几，但是，社会文化领域，对流感和新冠的观点也不同的。前者经过了有事件到日常的变化过程，即事件性对应转换成了日常性对应，而后者还在进行中。结论是，当我们对新冠的方式不是事件性对应而以日常性对应时，新冠可能就真的成为“流感”了。

主持人吴华老师对王老师的分享表示感谢，王晓葵老师的分享不仅涉及许多理论，例如事件性和日常性二者关注点不一；也谈及了许多具体化的事情，例如在唐山大地震里的所谓二十四万受灾同胞，对政府来说可能只是权力统计的数字，但对每一个人来说却是具体的唯一。

评议人闵丽老师认为，其一，通过王教授精彩的分享深受启发。自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之后，川大宗教所于2009年、2010年、2012年先后三次举办“灾难与人文关怀”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2016年又分别在日本和中国，与日本东北大学等高校合作举办了“灾难与宗教”学术会议，对宗教应对灾难及心灵慰藉功能进行研究与讨论。这些会议及其内容主要从宗教学角度解读灾难问题。今天，王晓葵老师的分享从灾难文化学、灾难人类学的视角丰富了我们以前的认知与理解。其二，所谓灾难，就是对个人或族群造成生命财产损伤的事件，包括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从哲学视角看，人类面临的灾难之所以频发，源于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和理性指向对象（即外部世界）的无限性、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使然。人的工具理性始终是有限的，面对浩瀚无穷的自然常常显得无力，这是我们为何不能避免灾难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人类始终要面临灾难。其三，面对灾难，应尽量化大为小、避重就轻，寻找应对方法。以往对灾难的讨论更多地集中于自然灾难，但事实上，因认知不足及由此导致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人为灾难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状态下，由于我们对病毒认知不足，由此导致对策和制度性管理方法没有与时俱进，出现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叠加的情况，加剧了灾难对人的危害程度。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灾难记忆。

吴华老师总结：关于生命文化系列的两场讲座，无论是法医云利兵老师分享的诸多案例，还是民俗学家王晓葵教授分享的内容，展现的往往是民间生活经验里的活生生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更新对这些状态的认识来理解真实的历史，与生命的信仰。当面对现实的关于生命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语境重新放回民间，看人们怎样处理那些与生死相关的问题。关于生命文化的研究在多个层面上的展开，已经逐步回到关于人本身的存在状态的思考，不仅是对“你”与“我”的研究，也是对各行各业的生存状态的研究。

透过云老师的法医工作我们看到，这份工作背后也有很多人性的存在，人们各自的利益使得事情变得复杂，而法医的工作就要努力还原真相。理论的研究不能离开真正的生存的状态，只有围绕生命来展开，我们的研究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王晓葵老师所分享的“灾害认知与生死观” 的主题，实际上与今天我们在新冠疫情下的社会生活现状十分切近。佛教有一句话说“一切都是无常的”，而民间也有“黑白无常”的象征词，是否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无常，而这些无常就是灾害、灾难？

进一步来说，我们对生活、对灾害的某种认知，如何与具体的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理论研究需要与生存、生活、生命相结合才能扎根，唯有把研究放在日常生活场景里面观察和认知，理论才能更有力量。唯其如此，生命文化才能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