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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逐梦音乐剧：春天来过了，然后呢？

2022-12-26 18: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梁静怡 GQ报道

2018年湖南卫视综艺《声入人心》的播出，音乐剧“破圈”，这个行业终于被“看见”，再加上上海市政府对演艺行业的扶持政策，一时间，热钱涌入，人才汇集，音乐剧在上海出现了爆发态势。圈内人说，音乐剧的春天来了。

我们观察这一行业，适宜音乐剧生长的土壤，如同一块水草丰茂的水域，从业者们逐水草而居，他们像水中的鱼儿，敏锐而脆弱，渴望政策的暖流，接受资本的投喂，被粉圈文化的漩涡裹挟，极力想抓住点什么，他们享受来之不易的春天，也在希冀夏天的来临。

2022年1月份采写这篇稿件时，我感受到这个行业的朝气蓬勃，也记录下它的泡沫。可后来剧场进入漫长的停摆，才得以重新开放。在经历了不容易的漫长等待，所有人在问：

春天来过了，然后呢？

上海汉口路，有家安徽夫妇开的包子店，鲜肉包子蒸屉出锅，热气腾腾，一咬爆汁，全天供应。

可若你是周末晚饭时间赶来，可能要失望了。1月8号是个周六，晚上7点刚过，包子店半拉下门帘儿。26岁的店家小妹笑眼盈盈，正戴着手套洗刷桌面，又是早下班的一天。上百个包子、200多个鸡蛋已经卖了个精光。

好生意来自小店正对面的亚洲大厦。

白天，这幢灰白色建筑看起来平平无奇，传统的办公室、旅行社和理发店正在营业。可一到晚上，夜色魅惑，霓虹亮起，有至少16个演出在此上演，光是音乐剧就有5部，一票难求的《阿波罗尼亚》就在其中。楼里还有舞剧、脱口秀和金广发相声。

亚洲大厦和人民大舞台位于同一幢建筑

观众匆匆赶来看剧，没有时间吃晚饭，小店的包子鸡蛋自然成为首选，同样受欢迎的还有亚洲大厦一楼茶餐厅的菠萝包、斜对角的南昌拌粉。

包子店小妹虽然从没进过亚洲大厦，但她掌握里面的“秘密”。《阿波罗尼亚》的演员李磊喜欢吃牛肉包子，“最近他喉咙上火了，改吃鲜肉包子。”演员李秋盟经常来他们家买包子，因此小店和粉丝形成默契，只要一提李秋盟同款套餐，就是“俩肉包子、俩鸡蛋”。

以亚洲大厦为中心，辐射出一个魔都演艺圈。向北穿过南京路，走路8分钟是中国大戏院，一个周末下午五点半，刚看完郑云龙主演音乐剧《阿加莎》的观众，会把路口堵得水泄不通；向南沿广西北路走10分钟是上海大世界，一晚有3部音乐剧上演；另外3个新剧场马上要装修好，切割木头的声音撞击着天花板。深夜十点半，城市开始入睡，在上海大世界，音乐剧《危险游戏》的午夜场才刚刚开始。

若把音乐剧从业者比作逐水草而居的鱼儿，那亚洲大厦俨然是水草最丰茂的水域，演员、编剧、制作人和五湖四海的观众正在涌入这里，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春天。

当晚，一束羞答答的紫色铃兰溜达进了亚洲大厦，那是献给演员的心意。

鱼儿

1月8日晚，演出前两小时，狭小的化妆间内，李秋盟一边化妆，一边大口地吃着“李秋盟套餐”，俩肉包子，俩鸡蛋。36岁的他眼睛不大，下巴留着小胡茬，穿着白背心，一开口就是低沉浑厚的“霸道总裁腔”。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今年是入行的第8年。

这8年，可窥见一个传统音乐剧演员的人生轨迹。刚毕业时，全国一年只有四五部剧上演，他去影视剧组当场记，只要能磨练自己，有工作就行；2016年，他在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里演一个中国人，全场只有一句独唱；到了《泰爱你》时，终于演上了主角。他给自己定了小目标，30岁之前积累，35岁爆发。

小目标如愿实现了，2020年8月，他主演的《阿波罗尼亚》一炮而红，戏约不断。化妆间一面写着“小酒馆劳模”的锦旗形容的就是他——他同时在演6部戏，可他开始害怕失去自己。

“这算轧戏吗？”我问。

“算，太算了，”李秋盟说，“快被填满了。”

有段时间，李秋盟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腿麻没有知觉，但《阿波罗尼亚》的票早已售出，观众们为他而来，有人甚至买了高价票，临时换演员对他们不公平。可李秋盟要坚持不住了，“我没办法让自己开心，我只能想尽办法让别人开心。”

他明显察觉，轧戏太多的自己有点透支，总愣神儿，一次演《宇宙大明星》，“在台上完全没有办法去进入那个角色，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干什么。”一位音乐剧迷发现，原本业务能打的李秋盟有些高音唱不上去了，她体谅地说道，“不要说1个人打6份工，1个人连上6天班也不行啊。”

看起来，他似乎有些“报复性接戏”。疫情爆发后的头半年，李秋盟原计划中的四五十场巡演全部取消，要靠花呗、借呗过日子。当疫情好不容易平稳后，他要消弭自己的不安全感。

轧戏更像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王明龙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音乐剧老师，2021年，一位学生毕业时告诉他，“要回家开面馆了”。他怒其不争，又完全可以理解。他算了一笔账，即使在行情尚好时，一位工作不少的普通演员靠演出费，轧戏一个月能赚两三万，可下一个月可能就没戏演了，而排练期持续至少两个月，每天收入若只有100元，刨去生活费，连上海的一个单间都租不起。

在一个仍属小众、尚不稳定的新兴行业，演员们就像一条条小鱼，在寒冬时蛰伏，待到春光灿烂、水草丰茂时，则用尽全力地吮吸、积蓄，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喂饱，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

晚上7点半，一束光打在了李秋盟身上，换上了黑色西服的他跳上一张贯穿整个复古酒吧的长桌，这就是他的舞台，不远处放着浴缸、酒水、贝壳灯。《阿波罗尼亚》演出要开始了。

暖流

这是一个关于纽约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黑手党势力壮大，占领了小酒馆阿波罗尼亚，不得已两位常驻歌舞演员要进行告别演出，黑手党成员闯入，3人一起演了一出戏，最后结局迎来大团圆。

两年多以前，《阿波罗尼亚》在亚洲大厦首演。曲落剧终时，观众热烈鼓掌，欢呼声不绝于耳，李秋盟和汉坤知道，这部戏“成了”。

34岁的汉坤是《阿波罗尼亚》出品方“一台好戏”的创始人，2018年，他创立公司，最初和剧场谈排期时屡屡碰壁，作为处于谈判权力下方的刚创业公司的老板，彼时他的愿望只有一个，“想要一个自己的剧场”。

“一台好戏”的创始人汉坤

时机到了。2019年5月8日，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出台《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试行版）》，增加“演艺为主营业务的新型演出场所”，根据政策，除了原来的那些传统剧院，还可以将办公楼改造为剧场，进行演出。

这一政策可以溯源到2017年，上海市发布“文创50条”，提出上海要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文化内容和消费得达到一定规模。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用日本东京举例，2017年，东京全年有4万演出场次，上海只有一半，原有的剧院一晚上“全部加起来有50个亮灯就了不起了”。想增加场次，就得增加演出场所。1月13日，韦芝语速飞快，“魔都的魔力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多元。”“利用厂房、广场，改造小剧场。”演艺新空间政策应运而生。

2019年底，汉坤第一次走进亚洲大厦，触目所及是一间间逼仄的老式办公室，有着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遗风，黄色大理石，大吊灯。4楼是一家美容院，汉坤进去时，里面的人还贴着面膜。

2020年6月，等汉坤第二次踏入4楼时，这家拆到一半、天花板掉下一半、灰尘滚滚的美容院已成为《阿波罗尼亚》的演出剧场，由于空间狭长，传统镜框式演出后排观众体验不好，汉坤和团队打算搞点“有新意的”，而这也成就了《阿波罗尼亚》的亮点，环境式音乐剧——现场观众们手持酒杯，360度围坐在舞台四周。

当疫情不严重时，剧场会针对性调整观影比例，但保持不关门。2020年，亚洲大厦附近出现确诊人员行动轨迹，但《阿波罗尼亚》依旧上演，“一台好戏”运营总监袁肘肘记得，相关部门安慰他们，“能防住，好好演，别恐慌。”

去年10月底，上海迪士尼出现确诊病例轨迹，封园做核酸，但烟花照放。音乐剧演出是一个极需要安全感的行业，演出筹备周期长，剧场和演员档期相对固定，如果剧场动辄关停，“前期投入可能至少得四五百万，丢进去就回不来了”，所以观望和等待，“什么都不做，苟到没事那一天”，才是理智制作人的选择。

以亚洲大厦为发源地，新空间蔓延生长开来，越来越多的音乐剧公司参与进来。《阿波罗尼亚》成为上海“星空间1号”后，1楼的《火焰》、2楼的《灯塔》，还有上海大世界的《小说》、《危险游戏》，越来越多的音乐剧公司入驻。截至2021年底，已有上百家挂牌小剧场，蔚为壮观。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场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音乐剧行业的城市布局。大麦网显示，2022年3月11日，上海原本预计有9部音乐剧上演，而北京只有3部、广州0部、深圳0部。1月3日，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20597场。而上海演出行业协会数据，全年营业性演出为38366场。

繁荣演出市场带来了机会和人才。从2019年到2021年，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报考人数由641人快速增长至1037人。王明龙在剧组里发现，很多其他城市的演员朋友们有点蠢蠢欲动，想要驻扎到上海，有的房子租好，已经搬过来了。

“演员是很漂泊的，哪儿暖和去哪儿。”王明龙说。

然而，2022年3月，全国多个省份疫情出现反复，上海也未能幸免，线下演出暂时停止，暖流遇上了倒春寒。

泡沫

资本也嗅到了水草丰茂的气息。

在很长时间内，“钱”都是音乐剧制作人头疼的问题。音乐剧出品公司“七幕人生”的创始人杨嘉敏早在2012年就踏入了音乐剧赛道。最初，她的策略是引进西方经典成功剧目，比如《我，堂吉诃德》《Q大道》。她觉得这些剧目是海外验证过的，再做汉化，失败率低，可当找投资人投资时，“真的没有人相信”。

音乐剧出品公司“七幕人生”的创始人杨嘉敏摄影：苏里

汉坤也有同样的经历，创立公司的第2年，他频繁地见投资人，“每个人都泼凉水，要不就是文化行业暂时不看，要不就是商业模式很传统。”汉坤问对方：“那你教教我？”沉默，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尴尬。

作为前投资人，杨嘉敏很清楚，相比于其他产业，音乐剧不算是风投的香饽饽。这是一门“时间换空间”的生意，从原创孵化或引进版权，到筹备团队、节目成型，再到一轮一轮演出，收回成本，赚取收益。最后，若能像《狮子王》一样成功，累积100亿美金票房，用时需20年。

可是没有多少资本有耐心能等超过10年。孙越是一名曾经关注文娱领域的投资人，他解释，很多人民币募资机构，一般募资投资期限就是5年，最多再加2年。甚至有的要求团队业绩承诺，不达标需回购股权。显然，孵化一部优质的原创音乐剧需要更多的时间。

“大家都想着要赚很快的钱。当然这也能理解，因为市场风险很大，还存在政策波动的可能，所以必须得在政策（变化）前赶紧捞一波，然后捞完就走，”孙越说，“这样对小众行业来说还挺打击的。”

随着上海音乐剧市场的繁荣，这个此前不被看好的小众行业终于被资本关注到了。2020年《阿波罗尼亚》爆火后，投资人蜂拥而上，纷纷前来问询，还有此前看不上音乐剧的投资人来找汉坤要票。不止一位音乐剧圈人士表示，现在“钱能买的基本都到位了”。

可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开始酝酿。1月8日，我参加了一场关于12月份上海演出品质的“吐槽大会”，5位“在亚洲大厦买了月票”的剧友犀利且直接，评价有的音乐剧“如坐针毡、如鲠在喉、如芒刺背”“简直催命”。

作为围观者，我有些怀疑这些资深剧友是否要求过高，直到1月16日，我也买票去看了一场剧，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坐立难安。演员不停地卡词；女主坐在桌子上，打算抱男主，却不知道腿怎么放，先屈起右腿，不对，面向观众会挡住左腿，赶紧换一下，疑惑从我心中升起，“这么出戏吗？”两人明显不熟，努力饰演亲密，堆砌假笑，却透着客气与分寸。我在心里呐喊：“两位，你们是情侣啊！”

“吐槽大会”主持人、播客“魔都剧好看”主理人梵一如做过统计，去年的某个晚上，上海有25部音乐剧上演。另一个早上，光他在朋友圈看到的，就有3部新剧官宣。

资本追逐之下，泡沫迅速膨胀，采访中，不止一位制作人提及，现在市场上很多时候已经不看演员与角色是否合适，有时间能来演就不错了，不用再面试，有人甚至怀念起当年市场萧条但“团队专注”的时光。去年，梵一如去看一场音乐剧，实在受不了了，走出来遇到剧方人员，问及为什么会选这样的演员，对方苦笑，年底演员都没有档期了。

最夸张的，甚至一部戏还没导演、没编舞，可票已售出，就无法停下，只能“凑班子”“硬着头皮上”。李秋盟发现，有的演员刚毕业就被拉来演主角，“专业水平真的就低到离谱，像个外人”。

资本追逐的另一个影响显而易见，投资人“只投爆款”。《阿波罗尼亚》是引进韩国版权的作品，爆火后，韩国作品被大量引进，期待同样以两三个男演员的模式复制爆款，版权价格翻了3倍。汉坤说一部剧可能会有四五家公司竞争，被“卷”起来了。

戏剧审美也愈加趋同韩范儿，追求脸小而精致，演员用着越来越白的粉底，画着像漫画一样的眉眼。

1月15日，上海一晚上有14部音乐剧上演，不少作品长相相似。在“吐槽大会”上，剧友们总结了韩国作品模版公式：钢琴、打字机、怀才不遇，人格分裂，最后回归爱与美好，两三个男演员，西装三件套。“老套路，明明在看的是这部剧，但会跳戏到另一部作品中。”一位音乐剧观众说。

大鱼

“我可以吐槽一下今年演的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尊重（观众）的演出。虽然他们用了很多所谓剧圈大咖明星、音乐剧顶流，但群演的戏编排真的差到地沟…….如果说只是像割韭菜一样卖几个演员的话，你大可不必做一个戏，你做演唱会就可以了。”

“吐槽大会”中，一封场外来信引起共鸣，观众Danny发出一声叹息，她也看过这部剧，“很煎熬，坐在那儿很难受”，她一度甚至想走，而邻座的妹子打开手机，听起原版。

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演是阿云嘎。他和郑云龙是当下音乐剧圈如日中天的顶流。二人在音乐剧圈已经深耕多年，在圈内颇有名气。可直到2018年湖南卫视《声入人心》的播出，才开始破圈。

节目录制期间，我和另外几家媒体一起采访过郑云龙，他聊起来在哈尔滨演《妈妈再爱我一次》时，下面只有10个人，“我演《变身怪医》，我毕生所学，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给予这个戏，票房也不是特别好，”郑云龙说，“那种失落感，你真的……”他没继续往下说。

他当时或许还没意识到，属于他和音乐剧的命运转折点即将到来。《声入人心》的影响力立竿见影，郑云龙主演的《信》2018年10月份第一轮开演，票房“最多是五成”，年底《声入人心》播出过后，《信》在次年第二轮开票，一分钟内售空。郑云龙在微博有感而发，“这一分钟，我等了10年，谢谢你们。”

当年4月份演出时，上海云峰剧场1800人的座位座无虚席，落幕后，所有观众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向舞台，演员们也坐在观众中间，像置身于漫天繁星。李秋盟的妻子也在《信》中参演，但他只能去看合成彩排，因为票已售罄。妻子演完兴冲冲告诉他：“前所未有的盛世。”

《声入人心》对音乐剧进行了一次科普，一批人成为了剧场的新观众。人们发现，原来音乐剧演员也能成为流量明星，但作为一个依旧小众的演出类目，“你不与这个节目相挂钩的话，依然没有人认识你。”袁肘肘说。因此，音乐剧制作公司会更倾向于用参加过这档综艺的演员，被称为“梅溪湖36子”的《声入人心》成员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阿云嘎和郑云龙更是处于云尖。

看起来，他俩已是水域中所向披靡的“大鱼”、佼佼者，然而，他们也无法完全独善其身，有时不得不随波逐流。《声入人心》播出后，郑云龙被安排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唱《嘴巴嘟嘟》，据当时媒体报道，当记者问其心情时，他苦笑直言：“没怎么想，说了你也不能播。”

短时间内，许多集齐了《声入人心》音乐剧演员的拼盘演唱会、制作粗糙的音乐剧紧急上马，虽然票房成绩都不错，但在袁肘肘看来，这无异于杀鸡取卵，“行业内的人浮躁了，过多消耗了刚刚进来观众的热情。”

郑云龙和阿云嘎主演的音乐剧票价被爆炒。2019年，由郑云龙主演的《谋杀歌谣》在1月9日举行的上海场票价最高不过260元，可2月25日，北京场大麦网开票，票价最低380元，最高880元。大幅度提价被观众质疑，认为是“坐地起价”。而据文汇报报道，阿云嘎主演的《威尼斯商人》880元的票，被炒到13000元。

粉丝文化的渗入，能带来票房的高涨，也会带来反噬，狂热下引发一场又一场骂战。在《阿波罗尼亚》最火爆的时期，汉坤微博私信不断收到谩骂，“对家人的问候，对生死的诅咒”。因为能买到票的总是同一拨粉丝，其他人却买不到，他被指控与黄牛勾结。汉坤只能把私信关闭。

“市面上只要找出来任何一张票，能证明一台好戏或是我汉坤和黄牛勾结的，我可以退出这个行业。”汉坤至今忿忿。

粉圈“怪现象”在音乐剧圈屡屡重演。有观众吐槽，“正看着剧呢，旁边的小姑娘突然吼一句，‘×××，妈妈爱你！’”一名音乐剧演员因为曾与某顶流在一部剧中饰演同一个角色，不幸“被狙”，微博私信长期收到该顶流粉丝的咒骂。

不止一家音乐剧公司出品人袒露自己的紧张，若是流量演员没有站C位、没有足够精美的物料，没有好排期，公司就会被诅咒“倒闭”。他们不得不考虑新的命题，是否需要对粉丝“一律下跪”。“粉丝对各个领域指手画脚，觉得全世界只有我对我家哥哥最好，”梵一如说，“这样的饭圈现象到哪儿都一样，德云社也一样。”

1月6日，《阿波罗尼亚》演出前，全体工作人员严阵以待，今天是音乐剧圈新秀郭嘉轩的场次，同场次的另一位演员从下午4点开始不断唉声叹气，焦躁不安。因为有位郭嘉轩的“唯粉”曾在他表演时冲他吐口水，他站起又坐下，缓解自己的紧张，“唉”。

边缘

今年1月，我在上海参加了音乐剧《粉丝来信》媒体见面会，现场有超过10家媒体，参加过《声入人心》第二季的人气男演员徐均朔和刘岩频繁被媒体点名，“可以谈谈你们的合作吗？几年前你们曾经住在一起”“结尾有个摸头杀，你们有设计过吗？”……

当所有男演员被提问完一轮，最后面的问题，才轮到女演员，“请互相评价一下。”

如果说，音乐剧这片水域日渐温暖，但阳光并未普照。郑云龙和阿云嘎占据了最佳栖息地，稍外几圈的，是带票的男演员，而最边缘的，则是音乐剧女演员。

不止一位女演员表示，在这个职业里坚持了这么久，为的只是观众能够买票进到剧场里面，承认自己。可现实却让她们有点难过，因为有的音乐剧制片人会说，“男演员要找谁谁来演，女生没关系。”

在上海采访期间，我一共看了14部音乐剧，大多数都只有男演员。据不完全统计，这14部中，有39个男性角色，只有19个女性角色，其中有的还可以替换为男演员，而且里面的女性角色多是“谁的女儿”“谁的妈妈”这样依附性的角色。有位观众形容，什么是音乐剧，“就是唱唱歌、跳跳舞，两个男人在卖腐。”

为什么趋向于做男演员的作品？制作人大多直言不讳，“男演员带票。”更直接的逻辑是，女性观众多。一部音乐剧演出时，制作人会把剧场里一部分男厕贴上女厕标签，3层楼只设置一个男厕，其他5个全是女厕。“为什么？因为完全够用。我们服务的是（性别）比例完全失衡的观众群体。”

很难说，这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女性观众多，制作方愈发讨好，所以制造了大批男性角色为主的剧，还是市面上大量这样的剧，培养了这样的观众群体。这恰恰是这个行业的吊诡之处，明明是女性观众撑起了这个行业，但并没有使女性演员真正获利。

我把男女演员不平等的问题抛给一些男性业内人士。有的表示诧异：“哦，是嘛，我不知道。”有的直接回弹：“没意义，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我不想音乐剧那么早就背负这种整个社会都扯不清楚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亏的又不是她的钱。”

采访中，谈及这个话题时，不少女演员显得有些战战兢兢，或是不断强调，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并非想要女演员压过男演员，只是想自己的价值受到肯定，或是因为担心被业内抵制，拒绝发表自己的言论。

音乐剧女演员的困境并非没有人意识到，但市场却是逐利的。2019年，音乐剧出品公司“魅鲸文化”的总经理王作文和团队看了一部讲述母女情的音乐剧作品《最美的一天》：父亲无故消失，母亲独立抚养女儿长大，却罹患了不治之症，女儿慢慢认识和接受母亲的死亡与别离。看片时，身为制作人的王作文很分裂，一边欣赏剧情，一边计算成本，“先看天上多少灯和设备，环顾台下有多少人，看一下上座率”。

可这部作品不用算，肯定不会赚钱，因为这是个全女班作品。全剧一共4位女演员，分别饰演女儿、妈妈和影子，无一男性。王作文很纠结，没有男演员“带票”，票房估计不会好，可这部作品和市面上其他作品不一样，没有太多繁杂刺激的东西，“很干净”，他被打动了。纠结到最后，他还是打算尝试一次，“我们希望把它做好，带动其他同行看到，原来这东西可以做，大家不要怕。”

音乐剧出品公司“魅鲸文化”的总经理王作文

1月9日，我去看了《最美的一天》。剧中生病的妈妈有一长段独白，“本想陪你长大，看你穿上白纱，没想到就这样结束”。身边响起抽泣声，一位观众已经哭得不能自已。曲终人散后，她说，这个故事让她思考母亲这个角色的意义，她希望有更多的男观众也来看这部剧，可小剧场87人的座位，那天只有第一排坐满了，都是女观众，上座率不及三成。

覃子瑄既是《人鬼情未了》的女主，又是出品人。身兼两种角色，她深知女演员角色的困境，女性角色多数都是“深情、勇敢、正能量的，（但）不太独立”，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带票还是得靠男人，这是现状。”

她只能期待通过男演员的表演，带动观众进入剧场，“慢慢发现，女演员也很好”。

市面上靠男演员“以人带剧”的模式，投资人孙越并不看好，“流量其实是聚集在人身上，而不是聚集在内容身上。”“人会出丑闻的，人会跟你解约的，人会老了病了死了，人的价值是不持久的。”

“尤其在中国，男艺人风险多高。”孙越补充道。

夏天

2002年，音乐剧《悲惨世界》第一次被引入上海，连演21场，场场爆满，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音乐剧。当时的新闻片镜头一扫，男女老少皆在欢呼。20年过后，这批观众却在现在的音乐剧剧场中消失了。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费元洪的办公室会客厅里贴有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在他的理想中，正常的剧场生态应该像百老汇一样，老中青观众都有，人们把观看戏剧当作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可当下的音乐剧市场中，往往只有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中老年人无法共情，比如他自己。

“（虽然）市场朝气蓬勃，但都是年轻人在看，过10年20年他是不是会继续看？”费元洪说，“他们可能再次被迭代掉。”“中国的音乐剧观众是一代灭了一代，”费元洪质疑，“如果没有中老年观众，我们的戏是不是能长远？”

为了让更多圈层的观众走进剧场，制作人杨嘉敏做了个大胆的尝试。2021年，“七幕人生”推出音乐剧《近乎正常》，讲的是一位37岁家庭主妇的故事。剧中，妈妈在窗边看着刚步入花季的女儿谈恋爱，人生热烈而高低起伏，可自己的生活却似一潭死水，她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唱了首歌，I Miss the Mountains（《想念群山》）。

杨嘉敏很想让女主的同龄人走进剧场，可这部分观众“有了孩子，还要兼顾工作，给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于是，“七幕人生”办了一个活动，在女性观众观剧的两个小时内，帮她们托管孩子，“哭也好，笑也好，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名字就叫“想念群山”。活动结束后，有女观众找到杨嘉敏，“能不能再办一次？”

梵一如聊起当初创办“魔都剧好看”播客的契机，回忆了一个画面。

2020年5月29日，上海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音乐剧拼盘演唱会，名字就叫《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这是国内疫情暴发后的第一场商业演出。根据30%上座率的防疫要求，1949个座位只开放了481个。

大幕缓缓升起，蓝色的灯光轻柔地拂在13位音乐剧演员身上，戴着口罩的观众，每隔两个座位坐一人，像散落的星星。梵一如坐在台下，明明台上演出的是很快乐的曲目，可身边的观众都在哭，“一直用纸巾在口罩和眼镜的夹缝中擦眼泪，整个人在抖”，谢幕时，观众们使劲呐喊，尖叫声似乎要冲破口罩，“演员在台上哭，观众在下面哭”。

“当时看那个景象，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再单纯地只是一件文化消费产品，”梵一如说，“能够进到剧场，对疫情当下的人来说是一种心理慰藉。” 2022年3月11日，亚洲大厦停演，暗下的那个夜晚，观众到“一台好戏”微博下留言，“我们连个做梦的地方都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