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千年通州：首博169件展品呈现“畿辅通会”与变迁

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自商周到明清时期，其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对今日通州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可以领略早期燕文化在通州的发展，汉、唐时期的汉瓦、唐三彩等墓葬文物诉说着通州的变迁，辽、金、元三代的兴盛则开启了通州的水陆会要，明清时期北京首都的地位带动通州成为了漕运重镇。跟随“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畿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去了解通州千年以来的历史发展。

5月16日，“畿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和通州区文化委员会承办，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通州区博物馆协办。此次展览展出北京副中心考古部分成果，并介绍北京副中心所在地通州的历史文化。展出文物共169件（组），主要来自三家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展品（以新出土为主）；通州博物馆藏品（以运河文化为主）；首博馆藏（各个时代均有）。

早期通州：商周时已有人从事农业生产

展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邈远时代”。这一部分包括两小节，第一小节展示燕文化以前的通州，配合图版阐释通州的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在梨园镇半壁店村等地出土的石器包括斧、铲、凿、研磨器等，石器加工工艺包括磨光、穿孔。宋庄镇菜园村还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细砂泥质灰褐陶鬲，其年代属于商周时期。菜园遗址表明商周时期通州地区就出现了人类活动并从事农业生产。

袋足灰陶鬲 菜园遗址出土

第二小节展示燕文化，西周初年，召公封燕，燕文化逐渐成为北京地区的主流文化。1981年在中赵甫村西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中型墓葬，出土了青铜豆、敦、鼎、匕、匜、勺、戈、剑、镞、刻镂刀、削刀、车马器、带钩等一批文物，它反映出燕文化时期在通州的发展情况。鼎、豆、壶、匜等都是燕文化的典型器物。

第二部分“秦汉变局”。这一部分包括两小节，第一小节展示汉代的通州。据史籍记载，最晚在汉高祖十二年，渔阳郡已设置有路县，这是迄今所知的通州城域内行政建置的开始。

西汉陶壶 仿铜器形态，母口束颈。属北京地区出土陶壶中体量较大者

2016年开始的考古挖掘也发现了路县故城遗址。因为配合北京副中心的建设而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路县故城，这一工作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这部分展出副中心考古出土的汉代文物。第二小节展示晋代至唐代的通州。这部分实际上是汉代的延续，通州作为中原政权边陲重镇幽州的辅县，与幽州城命运紧密相连。展品不多，主要是晋代墓葬和唐代墓葬文物。

至元代命运转折：成为水陆要会

此次展览的第三部分“水陆之要会，畿辅之襟喉”。辽会同元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为辽五京之一；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京师乃天下之都会”。北京城地位的渐进提升对通州的影响巨大。因为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通州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

这部分分三小节，第一小节展示辽代给通州带来的一些文化特色，如辽代佛教流行的产物燃灯塔、契丹捺钵文化延芳淀和马镫壶等。

第二小节展示金代时期通州地名上的变化，1151年，金天德三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八里处，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现。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金代宣威将军石宗璧墓。墓志记载，石宗璧于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该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一词，是目前为止关于“通州”最早的实物见证。

第三小节讲元代。元代通州成为京师漕运大动脉上的关键之处，北京与通州之间形成了“民有系命，馈饷是倚”的关系。这一部分通过图版展示元代通州运河，同时展示出土的元代瓷器。

明清时期的通州：漕运重镇

展览第四部分 “天庾正供，商贾辐凑”。明永乐迁都北京，通州再次承担其京师粮食命脉的作用。明代人评价通州称：“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卫源，其烦剧一也。”明清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水陆交通要会，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作用，故而又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流传。这一部分也分两小节，一小节展示明清通州运河情况，一小节展示明清的文物，通过这些文物明清时期通州的繁荣。

明初修筑通州城，在元代通州城的基础上南扩，形成了通州旧城。正统十四年，为了保卫大运西仓，在旧城西营建了通州新城，新旧城相接。嘉靖四十三年，为了加强漕运河仓储的护卫，顺天府尹刘畿修筑张家湾城，城外建有黄木厂及入京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