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诗歌如何面对……严寒与死亡？

《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俄] 曼德尔施塔姆著，郑体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2月版，496页，138.00元

12月27日上午，在写完一篇对话之后转过神来，翻开了《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由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已经有过几个中译本，因此首先看了“译者前言”。“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没能熬过冬季，最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近郊劳改营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当这几行字映入眼帘的时候，惊觉于这个日期，也是12月27日；还有“冬季”“隔离病房”“离开人世”，更是有悚然惊觉之感。

可以补充说，以12月27日作为诗人的死亡日期不一定准确。马克·斯洛宁（Marc Slonin）的说法是：曼德尔施塔姆于12月被押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的一个中转站，等待被押往西伯利亚集中营。诗人此时由于残酷的迫害已经半疯了，不久便死于饥饿和衰竭。12月27日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1142。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死亡日期一直是秘而不宣的，这也是这一日期经常被搞错的原因。（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浦立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63页）死亡对于诗人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诗人，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的一生命运坎坷，失业、贫困、两次被捕、长年流放、精神分裂、两次自杀未遂；在警察的监视下居住在沃罗涅日的时候，房子里没有暖气，处于半饥饿状态。官方在当时没有发布曼德尔施塔姆死亡的消息。

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死亡是一个常见的意象或主题。早在1916年写的《“我们将在透明的彼得波利斯死去……”》，诗人就这样写道：“我们呼吸的是一种致命的空气，每时每刻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祭日。”（上册，109页）说的是彼得堡变成了死亡之城，这里连空气都是有毒的、致命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祭日”，不知原诗中是否有“祭日”的说法，如果译作“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我们的死期”或许更口语化。到了写于1937年3月至1938年的《无名战士之歌》，“死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诗人与自己的同时代人一道，亲身经历过不止一次残酷战争，对什么是‘不可收买的战壕的天空，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有着切肤之痛，他比谁都清楚‘冷酷、虚弱的人们’能干出什么事情——‘互相残杀，忍饥受冻’。生与死的冲突在不同的时空层次上展开，彼此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交集和相互作用”（“译者前言”，15-16页）。仅凭“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这一句，已经可以看到诗人对死亡的空间想象是多么奇特和残酷。

《无名战士之歌》的主题深邃、意象万千，学者的解读视角与观点各异。我的阅读感受是一个无名士兵与人类、历史、自然万物在对话，在祈求空气作证的同时，还召唤出堂吉诃德、莎士比亚、莱蒙托夫、好兵帅克来作证，谈的是在生的高贵与死的廉价之间的所有遐思。译者在诗题下加了注释：“此诗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巴黎和罗马建造‘无名士兵’纪念塚一事。”（413页）这是诗的母题和动机，但是诗人的追询却是远远超出人工建造的纪念物；诗人飞翔在人类的星空之上，以无名士兵之死亡的名义召唤着人类、历史和未来。“让这空气作证”，第一句就带有极端强烈与严肃的祈求。天空之下是不可被收买的战壕，天空本身就是死亡的批发商，冷酷、虚弱的人们互相残杀，数百万人被廉价杀死，“那是无望的一年，诸世纪 / 用烈火将我重重包围”（413-419页）。 这不是某一场战争，而是永无休止的战争；不是对某一种族的战争，而是对全人类的战争——这是无名士兵向人类与未来发出的警示。另外，诗中以人类头盖骨与战争对垒，那个“额骨健全，太阳穴饱满”的头盖骨，“它以骨缝的洁净刺激自己，/ 赫然长成有理解力的圆顶，/ 泛起思想浪花，梦见自己——/ 杯盏之杯盏，故国之故国——/ 用星星衣边缝制的包发帽——/幸福的小帽——莎士比亚父亲……”（417页）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所在，但无时无刻不处在战争的重重威胁之下，最悲怆的一幕就是“在炮火下啃食自己的头颅”（418页）。

对于诗歌中的死亡主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读曼德尔施塔姆诗歌这样有切肤之感，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本来，曼德尔施塔姆诗中使用的词汇和意象都是极为克制的，特别擅长于以带有个人独特感受的物质观、从人类文化史的星空中攫取的意象感性以及多种层次的思维跳跃共同营造一种诗的意境和情感氛围。因此，死亡主题在他的诗歌中决不是泛滥的洪流，而是奔流在字面底下的熔岩，“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是激烈撞击之下偶尔的喷发。但是在今天读《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我似乎在他的没有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诗行中，也能预感到死亡的意象可能随时会出没。“十二个月在吟唱死亡时刻，/ 空气中流动着淡蓝色的冰。”因为有了“十二个月在吟唱死亡时刻”，一切的疑惑与忧虑最后都消失了，“死亡，——我学会了你们啊，这些万福的词语 ”（115页）。在这面对严寒的时刻，人们同样需要“让这空气作证”，为了“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

曼德尔施塔姆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1907年从商校毕业后就游学于法国、德国，研读文学和哲学，其间还游历过瑞士和意大利。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超越国界和时代的世界文化是他最深厚的精神源泉和创作资源。他以世界文化作为精神家园，在这里把俄国历史、个人命运以及对时代压迫的反抗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曼德尔施塔姆说：“风掀开那些经典作家的书页……于是它们在时代最需要的地方展开。”（译者前言，第7页）这是关于人类精神文化的经典与时代关系的精彩阐释。当然在这里可能也有一个问题。作为普通读者，我不知道在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文化理想的研究中，是否还可以探讨另一个不无关联的问题：他是否也有着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都具有大俄罗斯民族观念和殖民主义思想（此据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否也同样在建构 “伟大的俄罗斯祖国”神话的同时，同化和消解了其他非俄族裔的文化意识？在他的诗歌中，我无法找到答案。

曼德尔斯塔姆从小生活在圣彼得堡，这里是俄罗斯希腊主义的殿堂，是无国界文化的象征。但是他1930年写下的《列宁格勒》却成了一个陌生并且令他恐惧的城市：“彼得堡啊，我还不想死！/ 你手上存有我的电话号码。 /……我住在后楼梯，连着血肉 / 扯下的门铃击打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贵客来临，/ 不断起身去拨动门栓的镣铐。”（235-236页）对于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都会知道那些随时可能在半夜敲门的“贵客”是什么人。过了没多久，他在1931年1月又写了一首短诗：“救救我，主啊，让我挨过今夜，/ 我替一条人命担心，替你的女仆担心……/ 住在彼得堡——仿佛睡在棺材里。”（238页）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译法：“救救我，上帝，帮我活过这漫漫长夜：/ 我担惊受怕，/我和你的子孙也许都有生命危险——/ 生活在如今的圣彼得堡正如长眠于漆黑的棺材。”[李巧慧、王志坚译，见伍德沃斯（Woodwort，B.D.）、理查兹（Richards，C.E）《圣彼得堡文学地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111页] 圣彼得堡在他心目中不再是那个世界文化之都，而是在恐惧中等待厄运降临之地。其实早在1922年写的《世纪》中，诗人已经预感到“生命的头颅就像羔羊 / 再次成为祭坛上的贡物。……我美好而又可怜的世纪。/ 你，残酷而又虚弱，/仿佛曾经身手敏捷的野兽 / 带着毫无意义的微笑回望自己的爪子留下的痕迹”（187-188页）。这里谈到的“世纪”也是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的重要概念，他把自己看作是“世纪的孩子”，痛感于这个本应闪耀着世界文化的传统光辉的时间性概念堕落为“铁的世纪”。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个“铁的世纪”终于向诗人伸出了它的铁拳。

1933年11月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诗，由此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我们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开外听不见我们的话音，/ 而何处若是能聊上个只言片语，/ 便总会想起克里姆林宫山民。/ 他的手指粗大肥腻，好像蠕虫，/ 他的用语准确无误，有如秤砣，/ 蟑螂一般的唇髭含着笑意，/ 一双长筒皮靴闪耀着光泽。// 他周围聚集着细脖子的各路首领，/ 他将这些半人的效忠操弄于股掌之中。/ 有吹口哨的，有学猫叫的，有哽咽着抽泣的，/ 唯有他指指点点，呼三喝四，雷霆万钧。/ 命令接二连三，犹如赠送马蹄铁：/ 或钉腹股沟，或钉眉头，或钉眼睛，或钉前额。/ 每一次死刑判决都无懈可击，/ 这位奥塞梯人啊，心胸何等宽阔！”（310页）曾经有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这首诗的作者还未完全得到证实，起码它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小范围中朗诵过。虽然诗人以为“十步开外听不见我们的话音”，但还是有人听到了。逮捕他的时间是在1934年5月。他的夫人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告诉我们：“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1-12页）由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哈林等人为之求情，曼德尔施塔姆被从轻发落，流放到北乌拉尔的切尔登市，后来又转到沃罗涅日。

本来在1931年6月，曼德尔施塔姆就在诗歌中清楚地写道：“别再抹泪了！让我们把稿纸塞进书桌。/ 如今，一个可爱的魔鬼掌控了我。/ 好似理发师弗朗索瓦用香波 / 把我的头发从根到梢洗了个透彻。// 我敢打赌，我还没有死，/ 就像一名骑手，我拿脑袋担保，/ 在骏马竞逐的赛道上 / 我还是会因为莽撞而频生祸端。//……不能激动。忍耐是一种奢侈。/ 我会逐渐加速——我们会迈着冰冷的脚步上路，/ 我保持了我的距离。”（270页）怎么后来就不记得这些了？是莽撞还是因为太激动了？竟然把稿纸拿出来并且朗读出声音。我只能说，只要是真正的诗歌就无法永远塞在书桌里。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因此他说 “诗与帝国对立”（参见弗·阿格洛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06-707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曼德尔施塔姆为什么无法保持距离、为什么最终还是要把诗稿传递到朋友的手上。

阿赫玛托娃曾经这样赞赏流放在沃罗涅日的曼德尔施塔姆：“一个罕见的诗人，悲剧性人物，即便流放沃罗涅日，仍在继续写作具有难言之美和力量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曼德尔施塔姆诗中的旷远、开阔、深呼吸，就是在沃罗涅日期间，在他完全失去自由的时候出现的。”（译者前者，12页）这种美感和力量的确在阅读中能够打动我们。符·维·阿格诺索夫则认为，《沃罗涅日笔记》是曼德尔施塔姆人道主义的高峰时期。他用词语为时间疗伤，他的主人公深入到时代的根基，充满自己时代的痛苦。他站在世界文化经验的高度，明白自己作为人道主义者——创作者面对“强大、残酷”的反人道世纪的正确性，并从这种正确中为对抗汲取力量。（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239页）在这期间，有一首短诗很能反映出他如何面对时代的痛苦坚守自己的信念、鼓舞自己的勇气：“你们剥夺了我的海洋、起跑和起飞，/ 只让暴虐的大地给脚掌以支撑，/ 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处心积虑——/ 却夺不走我翕动的双唇。”（1935年5月，340页）从“双唇”想到了早在1923年的《拾到马蹄铁的人》里，就有这两句：“再也无话可说之人的嘴唇 / 保留着说出的最后一个词语的形态……”（193页）那么，这里的“嘴唇”究竟是什么？就是诗歌，真正的诗歌！一切都会被剥夺，“却夺不走我翕动的双唇”。甚至在连“翕动”也不可能的时候，还要“保留着说出的最后一个词语的形态”。

诗歌就是这样独自面对严寒和死亡：“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它——无所去，我——无所来，一切被熨平，一马平川的原野呼吸的奇迹被夹出皱褶。”（390页）这就是阿赫玛托娃所说的，“旷远、开阔、深呼吸”，这是严寒给诗人的馈赠。至于要面对的死亡，曼德尔施塔姆力图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只能在战斗中决定， /而他们注定在揣测中死去。”（137页）

在经历了美好的战斗之后，这首诗将给我们带来慰藉：“要读就读儿童读物，/ 要留就留赤子之心，/……我在远方的花园中 / 荡着简陋的木制秋千，/ 我在迷雾般的梦呓里/ 回忆高大茂盛的云杉。”（1908年，第5页）

这也是我对即将到来的2023年的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