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王丰：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机遇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由诸多内部条件和外部机会酝酿而成的。四十年的改革路程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蓝图，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开放也完全是任何人在四十年前无法预料到的。在经济改革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诸多内部条件之中，人口是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改革改变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经济改革开始的前夜，中国社会还笼罩在沉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阴云下（马尔萨斯：18-19世纪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其人口定理认为人口增长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经济改革前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带来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剧增。仅30年间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建国初的5亿4000万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近10亿。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理想中的物质极大丰富为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证所代替，人口快速增长和就学就业甚至糊口的矛盾日益凸显。“文革”高峰期后，1700万城市里的青年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少人多的地区，有些生产队已经开始施行每个家庭劳动力轮流出工的做法，以减少集体经济下可分配收入的不足和家庭之间因劳动力人数不均导致分配不均的困境。而就在中国社会开始经济改革之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反弹的大批人口即将达到就业和婚育年龄。这种对人口增长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同经济改革同时出台的人口政策，即持续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的经济改革，最根本的变化是把个人的生命权交还给了个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爆发的最根本源泉是来自于被承认并唤醒了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食物生产供应到就业住房，人从计划经济制度下被动的“口”，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能动的“手”。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票据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废除了，而粮食蔬菜供应增加了、就业问题解决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20至24岁年龄组的年轻劳动力平均每年人数高至1亿2500万，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8000万左右增加50%之多。改革开放不仅没有使这些人口成为噩梦，反而正是这一批健康的同时受过了基本教育的强壮劳动力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大批年轻强壮劳动力与有利经济条件的结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一次历史性机会。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制度环境和机会中，这种历史性机会才能变为现实。根据不同的测算，在经济改革开始的前二十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人均GDP增长率的15%至25%。这个所谓的人口红利不是像某些人简单描述的那样，即认为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高就会自然产生经济红利。在高死亡水平的环境下，人类只能依靠高生育水平来维持人口延续或缓慢的增长。当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不能与之同步下降时，便造成了人口增长。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正是由此而来。而当人类社会在随后对生育水平实行了相应的调整之后，人口快速增长便迅速成为历史。生育率下降之前产生的众多年轻人口，与生育率下降之后少儿人口数减少同时老龄人口比例还很低结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抚养负担很轻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大批年轻人口需要有相应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成为有效的生产者，才能把人口红利的机会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型工业和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各种经济机会，正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制度条件，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人口红利。

造成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的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来自于改革开始之前的1970年代，而不是改革之后。在1970年代这十年内，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下降了50%以上，从1970年每对夫妇期望出生5.8个子女到1979年2.7个。这十年间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占到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全部过程，从1970年水平到目前远低于更替水平下降总幅度的70%以上。生育率水平在1970年代大幅度下降，从根本上是因为在此前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之后，控制生育的愿望在社会中广为存在。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推行的“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这种社会需求。

然而，当中国经济开始走出计划制度之时，政府对百姓生育的计划却迟迟不能松绑。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四十年前中国社会开始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逐步达成共识，并坚持了大胆持续的改革，对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很多人的认识仍然滞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即认为政府还会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对个人生计负责，同时完全否认个人的理性而继续迷信计划的力量。

过去几十年世界人口变化对我们是很好的启示。时至今日，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已经是漫及全球的趋势。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或之下已经跨越了各种可能想象的边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无神论还是天主教、伊斯兰教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国家。高速人口增长在除了非洲之外的每个地区都已经成为历史。超过世界人口总数一半的人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和南欧、东欧一起，成为全球低生育率地区中“低中更低”低三个地区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代初开始减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1970年代生育率下降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耗竭。由于人口红利产生于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个红利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历史性的、无法复制的。中国社会很幸运成功受益于这个历史性红利，要感谢改革时期的经济机会。而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出生人数急剧减少，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和婚育年龄的人口规模已经开始相应缩减。这个趋势在未来十年内将加剧：20-24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减20%左右。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剧减不仅影响到劳动力供给，也会对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开放，也造就了中国社会超低生育水平的肥沃社会土壤。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一直低于保证人口规模在长时间内稳定的更替水平。近年来，生育水平更是远低于更替水平。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快速的城市化、高等教育高速扩张，都对青年人的婚育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两次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先后调整，从单独生二孩到全面放开，遇到的都是低于政府部门和某些专家事先估计的“出生淡漠”。本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显著提高，晚婚晚育比例也在迅速上升。长期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的趋势都意味着中国社会人口老化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在计划经济思维支配下的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另一个历史性挑战：漫及全球的人口老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上亿的中国家庭仅有一个孩子。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且是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人口老化，即家庭结构被扭曲的老化，一代独生子女为照顾年老父母的苦恼和千千万万父母孤独晚年的老化。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也将为中国社会需要继续的各项改革——从就业、医疗、养老，技术创新到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和社会服务施加压力。

四十年后的今天，在独生子女政策终止之后，大概很少人能说清楚中国家庭社会一代人的牺牲到底换回来了什么。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社会历史性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同时也使改革前聚集的人口压力成为了动力。中国社会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功地应对长期人口老化和人口规模缩减的挑战，也将取决于进一步的社会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