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右内阁”与巴以问题：以色列或正酝酿重大变革

内塔尼亚胡

12月21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宣布新政府组建完毕，预计将约旦河西岸的治权交给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有关新移民的审查权交给极端正统宗教派，从而为破解以色列政治僵局和人地冲突矛盾带来一线希望。

然而，内塔尼亚胡的破解僵局也可能只是剑走偏锋，拥抱种族主义，将原先并不受人待见的边缘政党带入权力中枢，挟议会多数以利于修改司法，目的还是要洗脱自身贪腐指控。要兑现组阁谈判的承诺，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正在议会对个别盟友提出的议案进行单独审核以便加速通过，包括完成司法修正使得沙斯党魁阿里耶·德里能摆脱税务指控，进而掌管内政部和内盖夫及加利利发展部（Min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gev and the Galilee）。德里控制着执政联盟内第二大党，同时与诸多中左翼政党保持友好关系，是内塔尼亚胡将来可能压制极右翼政党的关键筹码。但当下，内塔尼亚胡还需要向极右翼妥协，满足其垄断警察资源和暴力使用权并且兼管约旦河西岸地区内政的要求。

内塔尼亚胡组织的这届新政府，被很多媒体称为“史上最右”内阁。这体现了近年来以色列社会整体转向右倾保守化的趋势，或许也意味着以色列正在酝酿重大的变革。

以色列可能正在重大变革前夜

以色列可能发生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根源：其一，人多地少，生存资源竞争。以色列本就地狭人众，水资源尤缺，随着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加上生育率居高不下，人地矛盾日益膨胀，不断提出修改现状要求。存量博弈下，以色列已经逐渐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一方面，以色列已经立法将国民分成三等，即拥有完全公民权的犹太人、有投票权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和没有公民权的加沙巴勒斯坦人。

在实践中，以色列通过封锁加沙与西奈半岛通道，压缩对加沙的资源分配总量，乃至截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对约旦河西岸，则通过拓展犹太人定居点以及修建隔离墙和前哨岗，日益蚕食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资源竞争导致族群关系紧张，暴力冲突频发。冲突恶性循环和不时升级，导致事实上的国家紧急状态，民主政治环境被破坏，国家几次陷入政治僵局。社会极化对立，族群内部竞争的逻辑就是谁更强硬，就更受欢迎。这是哈马斯坚持暴力抵抗不愿妥协的原因，也是内塔尼亚胡尽管个人争议不断但能多次当选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移民准入和定居点拓殖等现实议题成为国家选举政治的中心议题。内塔尼亚胡新政府将这两个关键领域分别交给极端右翼和正统宗教，预示即将从开源、节流两端应对该基本问题，其后续发展备受瞩目。

其二，国内、国际两个合法性的冲突。即将卸任总理之际，拉皮德警告称，内塔尼亚胡正在把以色列“拖入危险的反民主螺旋”。拉皮德指的是，内塔尼亚胡把极右翼政党吸收入政府，通过立法修改司法机构等非选举机构，然后又以司法驳回恐吓议会其它小党，会加速以色列民主机制的蜕变和种族主义的合法化。当然，拉皮德这么说的时候，正在以国际政治正确衡量国内事务。以色列中左翼阵营的多元议题看上去更符合包容、自由的国际潮流，也可能反映了新移民基于迁出国社会热点和政治生态的思维习惯，却未必能解决以色列人地矛盾的实际困难。内塔尼亚胡似乎早就洞悉了这一点，立法塑造种族主义政治正确，紧紧拥抱巴以冲突，促进社会二元对立，绑架民意为己助选，使得大选接近于围绕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全国公投。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恃强凌弱的种族主义做法在国际上激起强烈反弹，但并不妨碍内塔尼亚胡和极右翼庆祝选举胜利。

另一个体现国内国际合法性冲突的是“两国方案”。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巴以问题和平解决方案。其基本思路是“领土换和平”，以色列需要撤出1967年后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两国方案”是之前以色列与埃及等国实现地区和平方案的国内翻版。1979年以色列向埃及归还西奈半岛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此后又与约旦协议调整土地与水资源后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以色列一直拒绝向叙利亚归还戈兰高地，并于占领满50年后开始在高地建设定居点。

很自然的，围绕“两国方案”，地区国家分成两个主要阵营，即伊朗和叙利亚为代表的不妥协派以及埃及和约旦为代表的妥协派。因此，巴以问题也被称为中东地区问题的牛鼻子和总开关。2019年，内塔尼亚胡、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和沙特王储协商世纪交易，承诺以经济权益换建国权利，保障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资源，实践事实上的一国制度。该协议后来发展为亚伯拉罕协议，为以色列与海合会多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排除了最大政治障碍。鉴于生存资源竞争导致的紧张族群关系，“两国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已根本不可行，然而“两国方案”在国际社会层面仍然是历史性的政治正确。也因此，内塔尼亚胡新政府授权极右翼以西岸治理权，势将再次牵动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国内、国际两个合法性的冲突，不仅经常使以色列人在观念和行为上发生错乱，出现阵营分化，增加治理成本，加剧政治僵局，也向外传递出混乱的国际形象。以色列一方面是美国着力塑造的西式民主典范国家，和伊拉克一起参加首届民主峰会，另一方面是唯一一个正在体制化执行种族主义的现代国家。在拜登等老一代美国人印象里，犹太复国主义或许因为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而具有正义性，而在年轻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约等于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的源泉而应予以谴责。两个合法性冲突，既是以色列孕育变革大的动力，也对新政府单方面修改巴以问题现状构成约束。

新政府处理巴以问题的挑战和压力

在上述背景下，新政府在处理巴以问题时或将面临更大的外交和安全压力。“犹太力量党”党魁本-格维尔过去在东耶路撒冷就不断发动旨在扩大犹太人权利和维护以色列对圣殿山遗址主权的运动。他还经常访问谢赫贾拉的定居点居民，为他们游说。他负责约旦河西岸内务后，不出意外会继续强硬推进定居点扩张，加剧巴以紧张局势。

以色列的单边拓殖做法，可能会恶化海外犹太人的政治处境。拜登访问以色列时曾特地拜访受难者纪念馆，以强化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传统的、正面的叙事。而内塔尼亚胡将极右翼纳入执政联盟，很可能扭转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总体印象，使美国维护以色列的政策成本高到难以承受。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伯特·梅内德斯曾公开表示，将极右翼立法者纳入未来以色列政府会损害美以关系。犹太裔美国人亲以色列倡导组织 J Street也声称将重新评估美国无条件支持任何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对极右翼的以色列政府，很难维持原先的支持立场。相应的，巴以问题持续高热，也会使沙特王储面临国内舆论高压，很可能将不得不搁置执行亚伯拉罕协议。

以色列过去以控制暴力为由，为封锁加沙，控制生活资源输入，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援加沙抵抗运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通过西奈半岛边境地道，土耳其穆兄会经由海运，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和武器。在以色列改善与两国关系后，埃及和土耳其方面增强了对援助加沙的制约。

伊朗除了通过海路走私直接援助加沙外，还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威胁以色列北方边境地区。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精确度很高，但也难以抵消哈马斯火箭弹的低成本数量优势，而黎巴嫩真主党拥有20万枚以上的火箭弹库存。伊朗要确保在核谈判中不被国际社会抛弃，摆脱本国边缘化地位，保持在地区牛鼻子问题上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筹码。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从叙利亚抽调部队投入乌克兰，伊叙联军与以色列边境地区出现缓冲真空。此前，以色列凭借空中优势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主要军用交通枢纽目标展开先发制人式空袭。随着战损持续和运输行动隐秘化，以色列近期也将对叙利亚空袭目标扩大到了拉塔基亚和霍姆斯的民用交通枢纽。

作为应对，内塔尼亚胡将外交和国防部长职位留给自己政党，以确保外交更加理性和谨慎。此外，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维持与地区国家和全球大国的平衡友好关系。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以色列会继续通过展现科技强国牌和经济活力来增强对外吸引力。

此前，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已经就东地中海天然气形成了开发-储存-市场的合作模式，近期又与土耳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与黎巴嫩达成海洋权益划分协议。这些都为策划中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输欧管线建设准备了条件。俄乌冲突下，燃料成本高涨，这条管线被更多提起。当然困难也不少，塞浦路斯地位问题以及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新仇旧恨还未解决，加沙的武装抵抗运动也给东岸管线建设蒙上阴影，欧洲在因巴以问题而起的抵制以色列的BSD运动号召下会否接受以色列天然气仍是未知数。

以色列的科技牌对中东国家具有最大的魅力。阿联酋是和以色列走得最近的海湾国家，阿联酋石油资本和以色列科技研发具有强大互补性，科技公司上市也给阿联酋带来丰厚回报。靠近以色列，分享科技创新和东地中海经济开发，也是沙特选址红海边建设新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美战略竞争，美国企图与中国科技脱钩背景下，以色列的科技研发优势也给了其在外交上长袖善舞的空间。战略上看，以色列当然不会放弃以美同盟，但是与中国的科技经贸合作符合以色列利益，而且维持与中国友好关系也可以帮助以色列更好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反过来，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坚持“两国方案”不仅符合国际舆论和历史正义，也能彰显与美国的不同立场，以更好调动与以色列关系。

（张卫婷，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