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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

2022-12-31 20: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马洛伊·山多尔雕像

马洛伊·山多尔，匈牙利作家。诺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曾在日记中多次引援马洛伊的话，称他为“匈牙利民族精神的哺育者”，并且认为他是“最为优秀、最有价值的现代匈牙利作家”。

马洛伊出生于新旧世纪之交的1900年，既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承上启下的大师级作家，也是遗世独立的观察者、思想者与流亡者。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见证了欧洲一整个世纪的变迁。

马洛伊是欧洲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歌德和托马斯·曼一样，他深度地探索市民阶层的精神愿景，讲述他们的心灵成长。诺奖得主J.M.库切认为，在所有重要层面上，马洛伊都属于一个正在消亡的族类，即“奥匈帝国的进步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代表精神是“勤勉、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学识”，是马洛伊在它不复存在后仍然孜孜不忘之物。作为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一直恪守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强调知识分子责任与良知。他勇于直面真实的恶，以见证者的身份，记录事实，书写时代的苦难，不断审视处于欧洲政治局势旋涡中的匈牙利民族，对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国家与社会使命提出诘问，诠释出“责任”一词的全部重量。

马洛伊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纪的孤儿”，毕生坚持只用“孤独的匈牙利语”写作。正因如此，他在世界上“被沉默”了四十一年，直到21世纪，其作品才陆续被重新发现。近期，《一个市民的自白》第三部《我本想沉默》引进出版，并与《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构成“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

《一个市民的自由》三部曲

【匈】马洛伊·山多尔/著

译林出版社

导

读

（《流浪的骨头》节选）

文/余泽民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睿智警世。

马洛伊·山多尔

波兰画家巴尔托什·科索维斯基/作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序言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得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纳道什·彼得、巴尔提斯·阿蒂拉和德拉古曼·久尔吉。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这使我彻底成为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十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的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的翻译工作，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草叶集》《反叛者》则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引进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曾出过繁体中文版，但是从意大利语转译的，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不免有些遗憾。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中文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译林版《烛烬》《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市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市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匈牙利画家米哈伊·蒙卡奇画作，下同

作品选读

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具体的日子都不会记错。在那个年代里，我是布达佩斯的时髦小说家和专栏作家。我的作品发表在一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报纸上。我有一部戏剧作品在国内外同时上演，取得巨大成功。我出版的书籍数量惊人，不仅有匈语版的，还有外文版的，有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位知名作家，别无烦恼，我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专心阅读，最终我会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一名桂冠诗人。我被选举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是的，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是因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理解获得这份殊荣的缘由。他们之所以选我，可能只是因为我很有名，既没偷过东西，也没闹过丑闻，而且我大概符合他们的想象，科学院的院士们也要通过自己的精神劳动而自食其力。另外，我来自一个所谓的良好家庭。

我之所以写下这一切，是想勾勒出一个不太讨人喜欢、没有什么魅力的自己的形象。我并不认为跟从事其他任何一类职业的人相比，作家会显得更有趣，或更特别。但我还是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敏感的身心忠实地感受到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根本变化。作家、艺术家跟其他任何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与作家、艺术家自恋式的顽固、偏执丝毫无关——在众人中间，最终还是这些人的神经系统能够最为直接、最为敏锐地捕捉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相信世界不只是物质的，相信精神也不是物质性的化学作用或电子学作用的结果。我相信《圣经》中的第一段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也相信，《创世纪》并不只是由文学家们借助于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下的。人类有他们的原始之书，比如《吠陀》和《圣经》，在这些典籍里，人类能够找到关于自己与世界起源的、以浓缩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所有信息。

后来，学者们有时用最原始的字母对神话隐含的信息进行阐释。同样，我也不认为作家——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灵——会比一位工人，一位工程师，一名医生或任何一位诚实、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中扮演更重要或更特殊的角色。这既跟实用性无关，也与重要性无关。然而，作家和艺术家拥有一种—首先作为精神性的—特殊能力；他们拥有自己的预感，而这些预感，之后会以视觉的、艺术品的形式展示现实，用现实正在孕育并分娩出的、神话的初始形态展现在人类的视野里。因此，当我试图展示那一天在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别无他念，只想像一台测量仪似的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测量数据。我曾是这台测量仪，一位生活在一个欧洲国家中的作家。

由于在这个欧洲国家，在我的祖国，作家从来不能靠纯粹的诗歌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养活自己，而且我跟几乎所有的匈牙利作家一样，不得不从事新闻写作，以此维持我的纯文学创作，并且能够养家糊口。许多纯粹的文学英雄或如修道士般虔诚的知识分子，总是很鄙视第二职业，将新闻写作视为对伟大文学的背叛，并会贴上“叛徒文人”的异化标签。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作家而言，新闻写作是一所出类拔萃的写作学校，当然，我所说的新闻写作，并不是指日常的新闻报道或为政治服务的写作，而是指用更高贵的写作方法为教育类或娱乐类报刊进行的写作。想来报纸有着鲜花般的活力，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最直接有效的传播媒介。作家可以不被收买地，基于读者的爱心与信任为日报定期撰写专栏，并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亲密成员。他可以日复一日地在这种氛围中听到自己的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最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文字和作家灵魂的回声。尽管这种亲密的关系并非毫无风险，但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在我的国家，曾几何时，这种更为高贵的新闻写作能够给最优秀的作家们一条生存之路，而且何止生存：还能让他们习惯于自律，并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影响力。这是一所能够让你直接感知、获得反馈的优秀学校。

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也不曾觉得自己背叛了作家的使命，在一份日报的专栏上，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读者，我可以跟那些我虽然看不见，但显然还是在场的读者们推心置腹，要知道，他们的人数成千上万。在这个亲密的大家庭里，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接受、关注和爱护。每天我都怀着这样美好的感觉走进编辑部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剧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当时我三十八岁，写作得心应手，无论杂文还是评论，我都可以落笔成章，感觉那根本就不是工作，更像是娱乐和打发时光。我自己驾驶，将我漂亮的小汽车停到新闻大楼门前。那些年我过得无忧无虑。我想说的是，由于我获得的成功，由于我活得太过轻松，以至于事后回想，会让人感到良心的不安。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觉得有任何自责；也从不觉得自己背叛了文学。后来，我的良心多次审视自己，既不能再用那样轻松的心情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也不能够原谅别人。后来，我有的时候会这样认为，人们有权利对那些担负了教育使命和领导职责的同胞们——我指的是作家、教师、政治家、艺术家和领袖人物——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成为英勇的抵抗者，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以身作则，成为榜样。然而，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要求。难道一个人的才能和社会角色只会要求他奉行禁欲主义吗？假如我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工作得并没有那么愉快、那么轻松，是否就有助于我面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假如我拒绝享受成功的欣醉，是否我就会怀着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式的泰然走向火刑的柴堆？这个问题很难，我无法回答。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也没有当过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我曾在一个东欧小国里当过时髦作家和新闻记者。我曾快乐开朗。我为自己能以那种健康的心态度过我的青壮年时代而感到快乐。我热爱写作，而且我的写作并非毫无成就。话说那天傍晚，就跟平日一样，我又怀着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走进编辑部的办公室。我将大衣和礼帽递给了男仆，然后习惯性地用一只手迅速翻看信件。我准备点一支烟，脑子里琢磨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我要尽快写好明天的专栏，因为晚上还有朋友在剧院里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