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与道教：明世宗朱厚熜的信仰轨迹与物质遗存

本文为《浮华 · 仙境——嘉靖皇帝的虚拟世界》展览图录所收录的论文。该展览现正于香港艺术馆展出，展期至2023年6月14日，图录亦即将出版。

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公元1507年9月16日），明世宗朱厚熜于湖广安陆出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1476－1519）是明宪宗的第四子，明孝宗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武宗的叔叔；母亲蒋氏（1477－1538）是大兴人蒋斆之女，弘治五年（1492）册立为兴王妃，七年（1494）随兴献王到湖广安陆就藩定居。在十三周岁之前，朱厚熜一直以藩王世子身份，在安陆过着平静而优裕的生活。直至正德十四年（1519），父亲突然病逝；十六年（1521）三月初九日，袭封为兴王；五日后，因明武宗驾崩被迎请到京师，并在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翌年改元“嘉靖”，从此展开长达四十六年的统治。

朱厚熜有别于明代历朝皇帝的出身，对他往后的个人追求以至国家决策皆影响深远。费克光（Carney Fisher）曾指，明世宗“一生都集中在他的双亲身上”，他统治期间的行为“很多都可以从其早期远离宫廷度过的十三年和他对父母的依赖得到解释”。不过，对于这位著名的道教皇帝的信仰，过去研究的焦点多落在他的宗教行为，如宠信道士、日事斋醮、炼丹服食、大兴宫观等，他的宗藩出身与其崇道的关系则尚待深究。此外，近年对于嘉靖宫廷物质遗存的研究，从瓷器、漆器，扩展至版画、建筑等范畴。这些传统文献以外的新材料，以一种更为接近参与者所观所感的视觉，呈现出明世宗及其宫廷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宗教内涵。

本文尝试兼容上述两种进路，从朱厚熜的父亲和母亲两方面切入，考察朱厚熜从藩王世子到天子、神皇的过程中，他的双亲对其道教信仰的影响，尤其针对那些外显于当朝文物的因素进行探讨。为更好地了解明世宗第一身的想法，本文尽量采用成书于嘉靖朝且获明世宗认可的作品，如敕命编修并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承天大志》、嘉靖十八年（1539）司礼监奉御刊刻的《赐号太和先生相赞》、选刊嘉靖朝道教科仪章表的《御制金箓大斋章表》（图1）等。虽然这些文献的内容或有未尽符事实之处，或缺乏旁证核实，但却能揭示明世宗的内在世界，为认识嘉靖朝的道教和文物提供新角度。

图1“昊天正表”  来源：〔明〕不著撰人：《御制金箓大斋章表》，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藏，统一编号9192。

明世宗的道教信仰历程，除藩王世子时期史料稀缺，其余大概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嘉靖十八年为分水岭。前期明世宗以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1459－1539）为师，在宫中频繁举行祈雨雪、祷晴、求嗣等斋醮仪式；与此同时，推动一系列宫廷祭祀改革。至嘉靖十七年（1538），他完成为未曾当皇帝的生父上庙号睿宗并迁其神主入太庙；同年年底，他的母亲离世。嘉靖十八年初，他南巡回到出生地安陆巡视父母亲的葬地；数月后，邵元节去世。一连串重要事件的发生，标示着他的前期信仰阶段告一段落。

明世宗的后期道教信仰，始于嘉靖十八年湖北黄冈道士陶仲文（1475－1560）继承邵元节的道师职位。在此期间，明世宗一直信赖陶仲文。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发生“壬寅宫变”险被谋杀后，他移居西苑并大建宫观，更频繁修斋建醮、祈求祥瑞、炼丹求仙；再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诏告为自己和已故父母上道号，公开其帝君身份，进一步投入成仙追求，至死未变。

在明世宗的两个信仰阶段中，他的父母不论在世与否，一直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父亲的名份一直是明世宗在现实政治中的角力点，而过去研究忽略的母亲蒋氏对他的道教信仰影响更为直接。然而，政治与宗教、现世与仙境并非割裂和对立，反而是相互交织、牵动和影响，此点在考察嘉靖十八年之前明世宗的道教信仰和文物时尤其明显。本文将集中讨论明世宗道教信仰前期的情况，而后期则由于已有文章详论，故本文仅择一二例子扼要阐明。

一、从藩王世子到直系天子的三十年

1．父亲：纯一道人与礼制改革

朱佑杬，明世宗之父，是明宪宗的第四子，母亲邵氏是明宪宗的贵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封兴王，七年后离开京城到湖广安陆州就藩，在安陆为王二十六年，薨后谥“献”，曰“兴献王”，明世宗后追封“献皇帝”。有关朱佑杬最详尽的纪录，来自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的《承天大志》。这本由明世宗敕命修纂且筹备逾二十年的地方志，内容几近全是朱佑杬的编年事迹、诗文，世宗为他追尊封号、祀典及修建王府、陵寝等记录。对明世宗而言，安陆州乃其父亲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三者不可分割，况且安陆州也是父亲的陵墓所在，重要性非他处可比。因此，明世宗于嘉靖十年（1531）在安陆州置县，赐名钟祥，意谓钟聚祥瑞，并改安陆州为承天府，将它提升为与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齐名的明代三大名府之一。本节探讨朱佑杬对明世宗的影响，材料主要来自《承天大志》。

对于兴献王朱佑杬，《明史》赞誉有嘉：“王嗜诗书，绝珍玩，不畜女乐，非公宴不设牲醴”。《承天大志》亦描绘他是敬天、爱民、重孝的理想统治者。这些文献中，极少提及兴献王的宗教信仰。迄今所见，直接相关的数据仅有四项：

第一，兴献王在位期间，不时因天气异常祈雨求晴。“（献皇）帝以久不雨忧念，致斋默祷，仍遗阖府官属偕有司祈诸神祠，越三日，大雨如注，田野沾足。”“命本府官随州卫官诣诸神祠祈祷，帝于宫中斋沐，设香案拜祝，次日大雨。”他派遣府州官员到“城隍诸祠”向地方神明祈祷，自己则在兴王府邸正殿之东的书堂祈祷，明世宗其后给该地赐名“纯一殿”，是以兴献王的道号命名：“纯一殿即旧书堂。在龙飞殿之东，初献皇帝别号纯一道人，又岁时祷祀，必致斋于此，诚敬纯一，遂以为名。”

第二，兴献王有道号“纯一道人”。除上述《承天大志》的记载外，兴献王于正德三年（1508）为王妃蒋氏撰写的《女训》序，下款亦题“大明兴国纯一道人书于中正斋”。

第三，兴献王十分重视祭祀仪式，曾亲自指导幼年的明世宗学习祭祀中上章和舞步等仪节。“上（明世宗）甫十岁，帝每遇祭祀及拜表笺庆贺，必辟珥指示诸仪节，甚悉。又为缀兆时令演习，上进止凝重，疾徐中度，帝大悦。”明世宗在祭祀中的仪态庄重，兴献王十分欣赏。

第四，兴献王并不认同金丹烧炼之事，曾题诗〈金丹〉云：“点化金丹岂偶然，鼎中龙虎是虚传，予今识破仙家事，富贵穷通总付天。”他认为鼎炉中的龙虎交媾是子虚乌有。

从上可见，兴献王有信仰道教的倾向，因而自号“纯一道人”，且对祈祷和祭祀特别重视，但对金丹烧炼则并不赞同。以上四个特质，无疑皆为明世宗所继承。明世宗崇信道教，甚于其父，自不待言。他前期宠信的道士邵元节，擅长祈祷，而明世宗前期的道教活动，亦以焚修祈祷为主，很少涉及金丹服食。

明世宗关注祭祀仪式，推动明初以来最大规模的礼制改革，如天地、祈谷、太庙、先蚕等祭祀，皆有所调整创新，而且做出的更动多为后世认可。例如，嘉靖九年（1530）将明太祖以来在大祀殿合祀天地，并以明太祖和明太宗的牌位配飨的祭礼，改成天地分祀礼，并建立起圜丘（天坛）、方丘（地坛）、日坛、月坛的四郊制度，分别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进行祭祀。为配合四郊分祀新制，于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不同釉色的瓷质祭器对应各坛特质，务求法天象地。2014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一批嘉靖时期生产的爵、豆和登的残片，釉色有白、蓝、黄、矾红（图2），经学者研究，很可能是嘉靖九年为配合郊祀新制而命御窑厂烧造的仿古瓷质祭器。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批与本展霁蓝釉双耳罐形制相近的蓝釉器，均无款，不过前者器身饰牛纹或山纹，被认为是嘉靖朝制作的祭祀用牺尊和山罍。嘉靖朝定下的郊祀制度，为清廷所继承，是明清两代沿用的礼制，影响深远。

图2 矾红釉豆残片  2014年江西省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龙珠阁南侧出土，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藏，图片来源：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8期，图60。

明世宗对祭祀仪式细节的兴趣，始自幼年时父亲兴献王的教导和鼓励，及后他力推礼制改革，对于各种祭祀的源流兴革的知识，一方面来自身边学识渊博的大学士；另一方面是他本人大量研读礼仪书籍的结果。其中，《永乐大典》（图3）是明世宗最珍视的百科全书。《明世宗实录》曾提到：“上（明世宗）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自后凡有疑，郄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永乐大典》是嘉靖初年明世宗与廷臣争论各种祭祀仪节时的知识来源，因此当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三大殿火灾，明世宗即三番四次传谕要求救出《永乐大典》，此书因而得免被毁。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下令重录《永乐大典》以备不虞。迄今尚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全属嘉靖朝誊抄的副本。

图3 《永乐大典》（嘉靖本复制品）

如学者胡吉勋指出，明世宗进行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世宗的生父）－世宗’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世宗的举动遭到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上文述及嘉靖九年的天地祭礼改革，便是迈向此目标的其中一步。明世宗的本意，是要通过将天地合祀改成天地分祀，撤去大祀殿中明太祖和明太宗的配位，将生父的牌位移入明堂配飨，只是当时遭群臣反对，未能成事。

明世宗为建构“宪宗－睿宗－世宗”的帝系，一方面千方百计追尊生父为皇帝，建立由明宪宗到他本人的直系传承，另一方面则要确保有嗣子延续。对明世宗而言，除了父亲之外，长年居于宫中的祖母邵氏，是他连结明宪宗的具体桥梁。邵氏是明宪宗的贵妃，成化年间万贵妃曾劝明宪宗册立邵氏子兴王（明世宗生父）为太子，惜不果；兴王就藩安陆后，邵氏与儿子只能书信互通思念，至死未得再见。所以，当孙儿明世宗被立为皇帝，她心情激动可以想象：“世宗入继大统，太后老目眚矣，喜其孙为皇帝，摸世宗身顶至踵。”邵氏于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薨，谥号“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后”。明世宗不理朝臣反对，安排她与明宪宗并两位皇后纪氏和王氏合葬，凸显出“宪宗－睿宗”的直系传承与“宪宗－孝宗”（明孝宗为皇后纪氏所出）无异。学者蔡和璧指出，嘉靖官窑瓷器中，有一批忠实模仿成化的斗彩瓷（图4a-b），也有些在构图、纹饰、造型上取自成窑并加以变化的例子，推测这些瓷器“可能在嘉靖帝正努力将自己与成化帝做正统时所烧造”。上面提及的斗彩瓷和四郊祭器，可视为明世宗为建立帝系的正统性而衍生的产物。

图4a 成化窑斗彩如意云芝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珍二二一之4 院1807箱 014820）

图4b 嘉靖窑斗彩如意云芝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丽一〇五八12 院1558箱 002798号）

总之，兴献王对明世宗的道教信仰影响是间接的，但也极其重要，及于他个人宗教取向和国家宗法礼制等方面。不过，从文献或文物上，皆未见兴献王直接推动明世宗投入道教。事实上，明代史料将明世宗投入道教斋醮之始，指向宫廷太监崔文。嘉靖二年（1523），“暖殿太监崔文以祷祀诱上醮祭，杨廷和等奏劾，不报”。当时朝中大臣纷纷上奏，对明世宗的斋醮行为作出规谏，但未获理会。此时，明世宗的母亲蒋氏已入宫陪伴儿子逾一年，她是如何看待明世宗的崇道行为？

2. 母亲：章圣皇太后与玉皇信仰

有关章圣皇太后蒋氏，史书记载极少，只知她在安陆为兴王妃时，曾撰写《女训》一卷，当中未涉及宗教。正德十六年，明世宗即位三天便因思念母亲，遣使到安陆奉迎。同年十月，蒋氏入宫与世宗团聚，自此至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离世，一直陪伴明世宗从少年迈向壮年。此期间，章圣皇太后对明世宗道教信仰的影响史书未载，却在传世文物中得到证明。

章圣皇太后施刻于嘉靖三年（1524）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玉皇经》），是其中重要的实物证明。该本共三卷，经折装，黄绢书衣，纵34.5、横11.5厘米。卷上开首有扉画三面及龙牌一面，龙牌日期为“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图5）。卷三末页，另有龙牌一面，上盖“章圣皇太后宝”印（图6）。题记说明是次由章圣皇太后施刊的典籍数量和目的：

章圣皇太后  谨发诚心印造 

道藏诸品经咒诰号忏一千三百六十五副部卷专祈

道力保佑

皇图永固国本绵延吉祥如意者

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施

图5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卷上扉画及龙牌 （展品）

图6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卷下龙牌 （展品）

题记说明了几个重要事实：首先，章圣皇太后这次施刊的日期，是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1524年9月7日），即明世宗的十七周岁生日。章圣皇太后以施刊道经为儿子庆生祈福，且在经首龙牌赞颂“玄灵显应，道法隆兴”，崇敬道教经典“玉笈琅幽，瞻者起敬”，反映她本人有道教信仰。

其次，嘉靖三年八月不单是万寿节（皇帝生辰），也是结束嘉靖朝大礼仪争议中关键的“左顺门事件”的时间。自即位伊始，明世宗一直就其生父的封号和主祀与群臣争拗，由初年追尊生父为兴献帝，至嘉靖三年初，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意谓去世的皇父），改尊生父为“本生皇考”，仅以“本生”二字区别。至嘉靖三年七月，明世宗再次敕谕礼部除去生父尊号前的“本生”二字，遭大臣群起反对。同年七月十五日，刚下朝的二百二十多名官员，跑到左顺门跪哭力谏，反对去掉“本生”称号，明世宗愤而将大量官员逮下诏狱，部分更被当廷杖打，甚至死亡。对参与官员的处分，至七月底才结束。“左顺门事件”被视为嘉靖朝甚至是明朝的重要转折点，意味着皇权专制的胜利，儒家士人治国传统的衰落。嘉靖三年八月初，“左顺门事件”刚告平息，朝廷争议多时的“大礼仪”以明世宗的胜利告终。章圣皇太后此时施印道经，感恩“玄灵显应，道法隆兴”、“感而遂通，求之则应”，感激神明庇佑，并祈求“皇图永固，国本绵延”。这都表明，道教信仰是章圣皇太后（也很可能是明世宗）在政治风暴中的重要精神支柱。

再次，章圣皇太后施刊的不止《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一部，还包括各种道教书籍共1365副部卷，数量相当庞大。虽然题记没有列明施刊道经的书目，但传世刊刻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题记的道经，还有明《道藏》中的数个道经印本。它们的卷首龙牌在原刻“正统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的题记纪年之处，挖改为“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由于这数部道经是《道藏》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因此过去对于明《道藏》万历重印本出现“嘉靖三年”龙牌的原因难知究竟。今本《玉皇经》的龙牌题记，揭示了章圣皇太后于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施刊的道经，应是以此部《玉皇经》为首，故在此经首尾刊刻龙牌以记施刊缘由。至于其余一千多副部卷的道经，则部分取用当时收藏在明宫廷的《道藏》经板，经挖改龙牌题记日期再进行刊印。嘉靖三年没有重印明《道藏》，只是章圣皇太后为明世宗施刊一千多副部卷道经祈福，取用明《道藏》经板而已。

章圣皇太后既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为施刊的众经之首，该经主神玉皇上帝也就是她信奉的主要对象。从嘉靖朝的物质遗存和文献所见，明世宗是延续了母亲对玉皇上帝的崇奉。例如，嘉靖辛卯十年明世宗曾御制刊刻《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经首龙牌牌赞内容与嘉靖三年章圣皇太后印本的龙牌完全一致，可见母子两刊本的延续关系（图7）。该印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经文采用明代流传于湖广安陆地区的《玉皇经》版本，御制刊印的年份，正是明世宗将安陆州提升为“承天府”的嘉靖十年，由此可见当地的玉皇信仰对明世宗具有重要意义。

图7 明嘉靖十年（1531）《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扉画及龙牌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藏  故佛000072-000074

事实上，嘉靖朝在京城兴建的两大宫廷道观，即大高玄殿和大光明殿，也是主要恭奉玉皇上帝。影响所及，明世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册封文氏为敬妃之时，敬妃即于同月施绘玉皇上帝画像，藉神像表达她的崇道之情，亦以此响应明世宗的玉皇信仰（图8）。画中在大光明座上的玉皇上帝正面持圭而坐，两外侧有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圣护佑，其构图与格局，显然跟嘉靖三年章圣皇太后施印的《玉皇经》扉画一脉相承，或许曾参考后者而绘制。

图8 嘉靖款敬妃文氏供养道教画（展品）

上节提到，明世宗自即位初便致力建构“宪宗－睿宗－世宗”帝系，不单要追尊生父为皇帝，亦要确保有后嗣继承。然而，明世宗统治首十年，一直无嗣子诞生，皇位继承问题遂成为一大担忧，亦危害其统治的稳定性。嘉靖十年，明世宗请其道师邵元节祈嗣；十二年（1533），世宗的第一个儿子诞生，及至嘉靖十五年（1536）后，皇子迭生。明世宗将求嗣的功劳归予邵元节，赞誉他“祈天求嗣，显著大功，为国福民，忠诚备至”。明世宗于嘉靖十八年为庆贺邵元节八十寿辰敕命刊刻《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其中有《钦安殿祈求圣嗣相》一幅，图中邵元节身穿法衣，在紫禁城钦安殿的月台设醮，他手执文书，口吐一气，化作云鹤，飞往天上与群鹤相聚，一片天人感应的景象（图9）。此图跟《赐号太和先生相赞》之《钦命召鹤相》十分相似，后者描绘邵元节的元神化作云鹤，召唤一众仙鹤下降，藉以表现邵元节能与天相感应。二图中的仙鹤形态，与嘉靖朝御用瓷器和漆器上的云鹤相似，可见云鹤也是天人感应的祥瑞之象（图10）。邵元节祈嗣固然受命于明世宗，但推动明世宗通过焚修祈祷求嗣者，则是章圣皇太后。

图9《钦安殿祈求圣嗣相》  嘉靖十八年（1539）司礼监奉御刊刻《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像来源：翁连溪、李洪波主编：《中国道教版画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第11册，页206－207。

图10红彩阴阳八卦云鹤纹方盘（展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御制金箓大斋章表》，收录嘉靖初至约嘉靖十八年期间以明世宗第一身撰写的道教科仪章表三十余篇，其中两篇题为《昊天正表》的祈嗣表文，皆言及建斋祈嗣是“钦奉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懿旨”或“以母命为尊”，而祈祷的对象皆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至尊昊天玉皇上帝”（图1）。其中一篇表文，提到“伏望怜慈母再三之祷，原眇躬累万之愆，遣真仙第一之良允为元嗣”，显然，再三为明世宗向玉皇上帝求嗣的是章圣皇太后，表文是以她的诚心感动玉帝，期望玉帝派遣信实善良的真仙为后嗣。除此之外，《御制金箓大斋章表》还记录了明世宗奉章圣皇太后之命举行的道诞、济幽等斋醮仪式。

基于上述分析，嘉靖初年太监崔文“诱惑”明世宗在宫中设醮祈祷时，章圣皇太后并没有跟杨廷和等大臣规劝世宗，相反，她很可能对世宗的崇道活动给予支持，并在邵元节等道士的帮助下，与明世宗相互建立起更强的道教信仰。明世宗不仅奉母命修斋建醮，更主动在母亲的寿诞举行金箓大典，祈求玉皇上帝开启长寿之境，令母寿绵长。嘉靖十七年母亲病重时，又举行中元拔罪之斋，恭请明朝历代帝后降驾受祭，求使母亲早日复安；母亲去世后，哀恸地祈求让她“上登极崇大位，侍帝左右，永断沈沦”，化为玉皇上帝天宫中的女仙。甚至在思念父亲的时候，明世宗也藉焚修恭请献皇帝乘龙降驾至道场。嘉靖十七年章圣皇太后离世以后，设斋建醮已不单是明世宗祈求解决人世难事之方，更是他与双亲之间剩下的唯一纽带，道教信仰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已是无可取代。

二、从直系天子到帝君神皇的二十八年

嘉靖十七年，明世宗终于为从未为皇的生父上庙号睿宗和谥号，迁其神主入恭奉明代历帝的太庙，并配享明堂，达成他十多年来确立“宪宗－睿宗－世宗”帝系的目标。同年十二月，章圣皇太后病逝。明世宗的父母对他的直接影响，至此告一段落。嘉靖十八年二月，明世宗在南巡安陆为章圣皇太后梓宫选址途中，险遭火烧，惟得道士陶仲文预卜火灾并锦衣卫营救，才幸免于难。嘉靖二十一年十月某夜，十几名宫女于大内合谋缢杀熟睡中的世宗，宫女误将勒脖子的丝带打死结，且皇后赶往营救，明世宗得以幸存，史称“壬寅宫变”。也许这些不幸的事件，激起世宗对生的依恋。自嘉靖十八年以后，他积极投入道教信仰，宠信陶仲文等道士，在他们的帮助下透过斋醮服食，祈求取得神明庇佑，益寿延年。与此同时，开始大兴土木，以紫禁城北边的大高玄殿和西边御苑内的仁寿宫为首，营建西苑道观殿宇。在“壬寅宫变”之后，决心迁离大内，移居西苑，展开此后长达二十五年的西苑生活。

在嘉靖十八年之后，明世宗的道教信仰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他的父母又以甚么方式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从嘉靖朝最早落成的皇家道观大高玄殿的建筑，和嘉靖晚期西苑永寿宫（前称仁寿宫）的门对陈设，可一窥明世宗后期道教信仰的变化，以及其父母的角色转变。

1.  无上阁与象一宫：皇与神的结合

大高玄殿筹建于嘉靖十八、十九年，约成于嘉靖二十一年。主要建筑包括中轴在线的三座宫殿，依序为大高玄殿正殿、后殿（又称“万法一炁雷坛”）和无上阁，并两侧的其他配殿，如无上阁左右的始阳斋和象一宫。大高玄殿的建筑至今尚存，从近年的建筑勘察可知，第三座宫殿“无上阁”呈上圆下方，结构独特，它与毁于乾隆年间的始阳斋和象一宫，最能体现明世宗此时期的信仰。

杨新成在《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略》中，描述了现存乾元阁（清代名称，即明代“无上阁”）的建筑：坐落在低矮的须弥座上，是外观两层，实为三层的楼阁。下层平面方形，上层平面为圆形，中为庑座暗层，是上下方圆平面的结构转换层（图11）。据杨氏分析，现存的大木构架是嘉靖朝初的建筑原貌，尤其作为上圆下方结构转换的庑座暗层，更是明代宫殿式楼阁的做法特征。他特别指出，无上阁寓意天圆地方的独特建筑形制，是国内所仅见。

图11  北京大高玄殿乾元阁，来源：陶金先生提供

无上阁在嘉靖时期供奉何神，文献未明确记载。但从明内府抄本《金箓御典文集》所见，无上阁上层有大光明座，供奉主神应是昊天玉皇上帝，而下层则供奉无上道经师宝天尊。大高玄殿是明皇室举行春祈、秋报、岁祈、万寿节等大典和醮会的主要场所，在此举行的仪式亦较宫内外的其他道观为期更长。例如，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大高玄殿建万寿节醮二十五日，而八月于朝天宫举行的寿旦醮典仅三日夜。供奉玉皇上帝的大高玄殿是京城之内最重要的道观，也是明世宗道教信仰的核心建筑。

无上阁独具匠心的结构，突出反映在明世宗的信仰中，上圆下方不仅代表天与地，也象征着他信仰的昊天玉皇上帝和道、经、师三宝。据陶金和喻晓的研究，这种圆形和方形并置的建筑设计，于嘉靖十八年后兴建的蕉园崇智殿、雷霆洪应殿、大光明殿亦以不同形式呈现。嘉靖朝宫廷用器经常方形与圆形并用，很可能也是要响应明世宗对此形制的重视（图12）。

图12 黄地绿彩缠枝莲凤纹方碗  （展品）

无上阁两旁的始阳斋和象一宫，是明世宗专为自己而设的建筑。大学士夏言（1482－1548）曾称，始阳斋为“皇上熙神养心之所”，而象一宫则“与始阳斋配，皇上礼神致斋处”。始阳斋是专为世宗炼养心神而设，而象一宫则供世宗清净己心，修斋朝神。晚明太监刘若愚（1584－？）在《酌中志》提到，象一宫供奉范金象一帝君像，是依世宗玄修御容而造。“象一帝君”是明世宗给予自己的尊号，早在嘉靖十八年明世宗致正一嗣教张真人的信函中，便以“象一”自署，并有“象一帝君书奉”语。所以，刘若愚指象一帝君像乃据世宗玄修御容而造，实有所据。然而，世宗何以在此为自己设宫立象？个中因由，概可从夏言写于嘉靖二十一年二月的《始阳斋赞》略窥一二：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浩浩其天，纯亦不已。无极太极，动而生阳。乗龙御天，变化无方。于皇圣人，与天合一。有斋道存，神明之室。

夏言在赞中特别提到，因宇宙运动而产生的阳气，变化多端，在皇圣人身上，呈现为“与天合一”。所谓“皇圣人”，无疑是指明世宗。世宗既为大明皇帝，也是象一帝君，正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世宗设始阳斋凝神养心，又设象一宫供奉他本人为神明之像，可见此时他已将自己视为“神皇”。

2.  西苑醮仪：人寿与国祚的祝福

明世宗虽然在信仰前期已在章表文献中自称“帝君”，但只多用于道教仪式或相关事务。直到嘉靖三十五年，他为自己和已故父母正式上道号，并诏告天下。对此，过去研究未予关注，亦没究明原因。然而，从道教信仰的角度，明世宗的举动不无根据。嘉靖三十五年，明世宗虚龄五十，道教《太平经》称之为“仵寿”。《太平经钞·己部》卷六云：

天受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者百三十岁，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余闰也，故为私命，过此者应为仙人。天命上寿百二十为度，地寿百岁为度，人寿八十岁为度，霸寿以六十岁为度，仵寿五十岁为度。过此已下，死生无复数者，悉被承负之灾责也。故诚冤乎？此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尽其算者。

天受人命，有其标准，人之寿夭，各有天算。天命最高是一百二十岁，最低是五十岁，年寿少于五十，就是受祖先罪过所累。明世宗自幼多病，陶仲文等道人向他提供延年秘方，皆是为求“尽天命”甚至“超越天命”。嘉靖三十五年，明世宗终于跨越五十大限，达到道教信仰中成仙的最低要求，即公开自己及父母“真君”、“帝君”、“大帝”、“天后”等长达二三十字的道号，此举象征着明世宗身份的正式改变。再加上，古代有一人得道，“举家升天”的观念，明世宗由此确定他本人及已故父母在道教神谱中的地位。

献皇帝和皇后成为道教尊神，具体体现于“二圣坛”在此后宫廷斋醮仪式中的出现。《金箓御典文集》载录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三月期间宫中金箓斋醮使用的坛额和门对文字，其中十六次在大高玄殿或西苑殿宇举行的醮仪中，“二圣坛”共出现十一次，献皇帝和皇后成为受祀的众神之一。

在斋醮过程中，诸神被迎请下降道场参与仪式。道场中张贴的大量坛额门对，正是要唤起眼目所不能见的诸神聚会及群众对祂们的期许。例如，正月初一日在永寿宫举行的“金箓天腊上元同庆仙筵”，“二圣坛”前门对联写道：

元腊修禋碧素降九霄之驭歆享子忱

天京赞化严慈锡四始之禧保延仙算

元腊醮仪中玉帛焚燎升烟，明世宗的父母乘仙骑下降享受祭品，并赐下新禧，延寿保命。通过门对文字，道场唤起一片寿意，而长寿的期许，不单指向个人，也是对国家的祝福。如永寿宫和永寿宫门的门对分别写道：

永荷玄庥／建首岁迎恩之典／三元纪善五帝书勋／四始茂膺余景贶／保国祚以遐昌

寿开玉历／启昌辰庆节之禋／南极颁符东华授箓／万年允锡于长生／介仙龄而伊始

天宰鉴春禋／鹤驾鸾骖临蕋阙／开永福永禄之嘉祥／永宁寿籞

元罗覃景贶／龙纶凤綍焕芝恩／衍寿域寿仙之瑞庆／寿介永禧

在永寿宫被唤起的龙、凤、鸾、鹤、福、禄、寿、芝等意象，蕴含着浓厚的道教色彩（图13、14）。在此吉祥符号密布之“寿籞”（长寿的帝王禁苑），明世宗隐居二十五年。他专意打造充满寿意的西苑仙境，在统治大明帝国的同时，不住追求延寿长生，纪念已成神的父母，祈求他们与一众道教神明护佑他与大明帝国。天开寿域，让道教信仰为他个人开启长寿之境，也为百姓带来能尽享天年的太平盛世；虽然他采用道教斋醮、服食等手法为后世所非议，但这些无疑是他真切的愿望和致力追求的目标。

图13  青花云篆寿字云纹盘  （展品）

图14  青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葫芦瓶（展品）

三、结语

回顾明世宗由藩王世子到帝君神皇的发展历程，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不同阶段的道教信仰都产生影响。虽然他的父亲献皇帝在他即位前已离世，但他生前的道教倾向、对祈祷和祭祀的重视，皆为明世宗往后推动的一系列礼制改革提供基础，而献皇帝从未为皇帝的事实，亦是明世宗在嘉靖十八年以前致力确立“宪宗－睿宗－世宗”帝系的前提，可算是他道教信仰前期的关注焦点。

基于迄今所见的证据，明世宗的道教信仰，特别是他对玉皇上帝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母亲影响。章圣皇太后于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施刊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为首的一千多副部卷道经，恰发生在“大礼仪”争议中“左顺门”事件刚结案、明世宗取得“胜利”之后。她施刊道经为儿子感谢玄恩，祈求庇佑。之后，明世宗奉章圣皇太后之命向玉皇上帝求嗣，举办各种斋醮，并在后来兴建的皇家道观大高玄殿和大光明殿供奉玉皇上帝，在在证明世宗延续了母亲对玉皇上帝的信仰。对此，存世嘉靖十年御制《玉皇经》、敬妃施绘的玉皇画像、大高玄殿的无上阁建筑等皆可佐证。

在明世宗的道教信仰前期，不少行动和决策，不管是为后世认同甚至继承的礼制改革，或是被视为破坏士人治国传统的专制统治，往往最初都系于他对父母的孝心，而道教斋醮则是他即位初年，在母亲和道士等支持下，发展出在体制之外达成个人目标的方法。后期，明世宗将自身的道教信仰再推展到极致，衍生出各种各样建构和响应他的神皇身份并配合他的长生追求而制造的建筑物、器物与图像。然而，在犹如仙境般的西苑宫殿中，他对离世多年的父母仍不住思念。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下令将献皇帝及皇后的神座迁到大高玄殿象一宫供奉。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修纂逾二十年的《承天大志》告成。明世宗在离世前十个月完成为父亲及承天府立传，而他对父母及出生故乡钟祥的思念，亦随嘉靖朝的完结而终可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