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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

2023-01-04 20: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张学昕纯粹Pura 收录于合集#东西 1 个 #鲁迅文学奖 15 个 #张学昕 1 个 #天上的恋人 1 个 #耳光响亮 1 个

东西

东西论

文/张学昕

一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像“东西是谁”这样的发问已然是十分多余的话题。虽然，毕飞宇、东西、艾伟等与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同是“1960年代”作家，他们与后者的年龄差都在二至六岁之间，不过因为“出道”时间稍晚，便没有被“纳入”到“先锋作家”之列，成为“新时期”那股强大的文学冲击波和潮流的“弄潮儿”，而被后来的一些文学批评、研究归入所谓“60后”的“新生代”作家范畴。“当东西他们进入写作状态时，既有所依傍，又无所适从。1980年代的经验如此珍贵，但不足以应对无序的文化现实，而1980年代的部分经验已被解构。东西如果要在无序的文化现实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就得以自己得方式出场。”①但是，我们逐渐感到，他们几位在1990年代后期的先后“发力”，以及他们延展至近些年的“可持续性写作”，其文本的影响力和叙事格局，俨然已蔚然壮观，不时地引发阅读接受层面的强烈震撼，构成不小的冲击力。无疑，每位作家的写作，与时代、社会及个人写作发生等密不可分，任何作家的写作都必然有自己与时代、生活相互契合的“触点”。我们在东西近二十余年的写作中，能够不断看到他对现实、人生和时代生活的“新解”，感受到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审美意识方面的潜心修为，尤其是“从‘如果’对必然性和目的论的质疑与反思这条线索开始，我们能发现东西作品中充满了一种追问的精神。因为深知沉默的微妙，所以追问也就能切中要害”。可以相信，“小说家用写作打破沉默，用自己的文字追寻现实和存在的踪迹，同时发声追问，为时代留下自己的见证。”②东西的叙述，还不时有苍凉沉郁的意绪及忧患感，不失生命感性的体验，而我总能在他文字的缝隙间，感受到当代作家文本里少有的那种古朴的灵气，深究存在世界本然的气力，以及蕴发出的精气和静气。这些，都使得他小说叙事的生命内蕴大为充实，充满张力。近些年，随着小说文本体量的不断增大，他潜心审视生活，在人性、世俗、现实漩涡的“曲径”里出入自如，而我们深入甄别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就显得意味无穷且意义重大。

没有语言的生活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9

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描述、阐释、概括东西的小说写作呢？其小说叙事的精神逻辑起点在哪里？他的审美方式体现出怎样的人文文化价值观念？决定他伦理情感及其文本形态特征的写作初衷是什么？支撑东西向生活、人性纵深处的隐秘挖掘的心理动力是什么？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他的文本给我们时代的写作增加了哪些新的审美元素？还有，在文本中隐约透露出的纠结和困扰、想象力以及他所承载的现实的包容力、穿透力如何受到理性的限制，这些都成为我们破译东西小说意蕴的聚焦点。当然，对于东西，我们已经感受到他带来的太多惊奇，所以，对他也便充满更大的期待。因为，我们在他近年的文本里愈发体味到叙事的谨严、灵动、自由、朴素等艺术特质的共生状态，也感受到他直面现实和人性的曲张时所表现出的骨力。在我看来，尽管东西并不是一位特别乐观的作家，但他具有执着于洞悉现实“暗物质”的决心，有丝丝入扣地书写周遭生活的嘈杂与变异的勇气，揭示罪与罚的渊薮的叙事策略。我认为，这一点，正是东西在一个更高的阶段和层面上再造自己品质的开端。

仔细梳理东西的写作历程，最早引起人们瞩目的，是1997年发表于《花城》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和1996年发表于《收获》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这两篇是东西早期创作最重要的作品，显示出他出色的叙事才华和不凡的想象力。我们注意到，2005年长篇小说《后悔录》发表之后，东西曾一度略显沉寂，偶有几部中短篇小说问世。我想，这个时期，或许是东西的一次自我盘整，他在蕴蓄着重新出发。直到十年后，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发表，旋即引起不小的轰动。应该说，这时候东西的写作，似乎正在接近自己的某一个“峰值”。而2021年出版的《回响》，无疑是东西对自己写作品质的又一次“拉升”。其实，前几年当我读到他在2019年创作的第三部长篇《篡改的命》时，我开始真正地相信，东西已然成为我们时代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我感到，东西也是这些年来一直被评论界和研究界所忽略的作家之一。当然，东西还是一位难以归类命名的作家。

《没有语言的生活》展示

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确令人感到无比震撼。我感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像东西这样的写作者，能够具有如此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尤其是，他对于现实、个人经验充满力量和沉实的审美化处理，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识、伦理勇气和勇于担当的信念，猛烈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将我们拖曳进对于现实的思考，不断审视灵魂，叩问自我，诘问人性和生存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笔力矫健，叙述站在严谨、冷峻、体恤、伦理的维度，“贴紧了”生活来写，揭示出当代现实的种种矛盾，呈示出个人道德的多重困境，深描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灵魂的叹息”。可以说，正是《篡改的命》这部作品，也让我开始重新理解并相信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震撼力和崇高品质，让我体味到形而下的叙述所凝聚的强大的思想和批判性力量。我认为，《篡改的命》是东西小说创作中新的、具有重要标志性的代表作，预示着其写作正在获得更大的叙事空间和精神纵深度。果然，几年之后，东西拿出了长篇小说《回响》，让我们再次看到他不竭的审美创造力，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力、判断力和辨识度。

不能忽视的是，写出了优秀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和《回响》的作家东西，中、短篇小说创作成就也极为引人瞩目，《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救命》《我们的父亲》《私了》等，都堪称佳作。与很多作家不同，二十多年来，东西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话剧和电影剧本几种文体之间游弋。他不同文体的写作，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文字、叙事结构、叙事节奏，都表现得稳健、厚重，感受力、想象力和虚构力的沉实，体现出东西对多种叙述可能性的自觉探索。可以说，东西坚守自己的艺术审美原则，始终保持着安静、平稳的创作心态，而且，不断地尝试着以更准确、更细腻的方式来表达灵魂深处的真切感受。东西写作的速度并不快，但他相信，写作最终依赖的是作家的毅力和耐性，少些功利性，才可能使叙述更接近事物本身。“慢工出细活”，看似是一种作家写作的心态、状态，其实也体现着有远大抱负的作家叙述的耐心和虔诚。东西执着地追求并建立自己小说文本的理想状态，始终拥有对这样的写作理想状态持续性的、永不中止的渴望。因此，对于坚实的叙述结构和好故事的寻找，对存在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探索，已经成为东西写作不懈的追求。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记忆打捞，对日常生活的悉心筛选，梳理、廓清“现实结构”并在叙述中重构文本结构的信念，包括对于自己价值观的不妥协，都令他从容地直面人性、苦难和生活的隐秘。那么，如何审视、评价东西的写作，在精神和美学的层面深入分析、阐释、厘定其叙事文本的成就，让东西的作品深度参与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则是当代小说精神性探索和叙事研究的重要课题。

电影《天上的恋人》海报（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荣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二

我认为，对于东西的小说创作，最不能忽略的，应该是其寓言性、寓言品质。正是深邃的寓言品质，使得东西的文本能越过表象世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抵达人性和存在世相的纵深处。这也凸显出他基于写实主义叙事策略而极力建构、扩张文本的美学意图，更是写作的精神主体自觉的表现。东西在作家个体的有限经验世界里，寻找、确立、获取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存在世界整体性的判断、追踪的编码逻辑，对现实和人性做出抽象性切割和破译。同时，他捕捉复杂人性结构中每一个伦理、道德层面的情感碎片，呈现其分裂和异化、荒谬和夸张，这些构成故事背后的隐喻系统，成为作家个人对人性世界的逻辑思考与推断，清晰地展露出文本所焕发出的想象力的解放。于是，这里面就产生了东西自己的哲学，这也构成东西小说魅力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重温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在《美感》中，所极力强调的审美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可能更适合于对东西小说文本的解析、阐释。对“第二项”的重视，即小说叙述对于隐喻、象征意义的深度彰显，是东西叙事美学的重要特征。与众不同的是，东西在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性时，叙述、叙事结构里蕴藉的深层涵义，都在他的勘察、检视之下，产生出某种见证生活的力量。而且，东西从不让存在世界的辛酸、苦难、窘境和无奈等世相直接“登场”，而只在文字里以沉重的基调呈现。那些令人极度悲观、压抑的事物和情境，常常被他涂抹上“轻喜剧”的悲情色泽，从骨子里渗透出悲怆。也就是，东西以一种“轻”的叙事形态，对现实与人性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抽离。所以，存在的创伤，人性的纽变，生活的困窘和情感的撕裂，性格与命运等等，这些叙述中永远也绕不过的话题，在东西的笔下既有正剧的谨严，也有悲剧的沉重，更有喜剧的诙谐、讽刺、荒诞，又不乏苦涩的冷色调的幽默。这样，东西小说的意义或者说精神史、生活史价值，就表现出多维度的、具有符号编码的转换性质和功能。表象的信息和形象，纷繁的人物和有关人生、生命的故事，都在东西强大的叙事伦理规约之内，引申、揭示出逼仄的生活、人生场景，诸如茫然的命运、悲情的人生、人性的极端或异常、身与心的多维度纠结，无意识、潜意识和非理性层面等等。那些属于存在世界的边缘化样貌，诸多俗世生活的碎片和粗粝的“毛边”，那些看似被“轻描淡写”的带有凄凉滑稽色彩的、发生在世界极小角落的生命故事，在东西小说中不断地向着喜剧变种的方向铺陈开来。其中的人物，常常表现为一种离奇、荒诞、滑稽、虚妄甚至狂躁不宁的、向下的生命形态，或者呈现出那种命运的不知觉、不自觉的随波逐流的状态。东西仿佛要彻底挖掘出人性及其命运的可能性层面，将难以自拔和逆转的、被毁损的人生再次撕碎给人看。在东西的小说里，我们所说的“轻”的叙事状态，即那种具有喜剧元素的叙事，始终显现为一种内在的、令人惊悸的戏剧品质，它蕴藉着潜在的无限悲伤、悲怆、悲悯的生命意识。作家似“浑然不觉”或“零度叙事”地描述几近不堪、凌乱的日常生活表象，同时，暗示着不规则的普通行为和姿态背后的沉痛和辛酸。文本小心翼翼的“轻”叙事，与现实的不可承受之重形成不可逆转的反差。每个人物的故事和命运，都在以某种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方式从生活、命运场域向自身退却，并滋生出过度的令人绝望的悲情。这里的“零度叙事”，在作家的“骨子里”也是一种“哲学之思”。也许，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绝非是从书本上移植来的抽象的概念，而是源自作家对形象世界塑形时尝试建立的编码程序。东西的哲学及其表现，则完全是生发于对生活的“事实”层面的“追究”和叩问，它附着于文本的想象力之上，挣脱“浑然不觉”的状态，呈示出生活的莫测高深甚至不可思议。悲伤、悲凉的母题，一度成为东西叙事的“主旋律”。

《没有语言的生活》内封

《目光愈拉愈长》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悲凉、令人无限怅然的人生故事。或者说，它叙述的仍是一个关于人究竟应该如何“活着”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讲述一个三口之家的生存状态是如何从庸常渐次走向“破败”和彻底衰颓，最终走向绝望，几近崩溃。我想，东西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内心的悲凉一定是达到了最顶点，或者说是“审美的冰点”状态。由此，我们也感受到作家本人内在的精神气度和心理承受力、忍耐力。叙述主要围绕一位乡村女性的善良、隐忍、愚痴及其与乡村和家庭的伦理关系，试图写出人性的乖张和生活的残酷。在这里，东西让我们思考的，并不是呈现某种苦难的重要性，或者描述一位勤劳的妻子刘井的遭遇、她极度隐忍的现实，而是让我们感受面对荒凉、残酷、无奈的苦楚和酸痛时，乡村女性刘井选择的倍加艰难。小说叙事话语“轻”、朴素、“潜幽默”，貌似要将愚昧、浑沌的现实险恶转化为一个平淡的故事，实质上，却向我们展现出生存、人性与外部世界裂开的一道鸿沟。刘井的丈夫马男方，是一个典型的无所事事、好吃懒作、游手好闲的乡间无赖酒徒，不仅对家庭没有任何担当和责任感，而且肆意地猜忌、打骂、凌辱自己的妻子。如同刑讯一般，马男方将妻子吊起来，用烧红的铁块烫焦她的大腿内侧。家暴的具体细节和残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刘井就是在这样一种没有爱、没有尊严的身心疼痛中，仍然在勉强维系家庭的存在。她曾一度坚定地选择离婚，但是“组织上”一句“分居两年才可离异”的劝阻，就成为一道律令，让她继续在隐忍的道路上忍受。而马男方却另觅新欢，携手情妇一起走街串巷给人算命，欺骗乡里乡亲，而将家里一切活计都甩给刘井一个人。这期间，他们的儿子马一定，又被自己的姑姑骗走拐卖掉，致使刘井的生活雪上加霜，心理、精神备受折磨和煎熬。那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东西为什么要如此“细描”一个乡村女性的隐忍和执拗？他在一位普通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里，洞悉到怎样的深层隐秘？实际上，刘井的隐忍，真正地镌刻出了生活难以言说却正在被不断复制的真实，人性的悲哀和心理的失衡，已经不仅仅是无数乡村家庭生活中夫妇的情感变奏，而是已成为乡村社会人们无法直面的卑微无奈的人生现实情景，成为乡村俗世生活的常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乡村家庭的实际状态，感知到整个乡土世界的现实窘态。当然，东西所表现的既是乡土世界一个恒久常新的主题，也是千百年来乡村生活很难摆脱的尴尬、无奈的幽暗。我们在东西的叙事里，依然能体察、厘清并找寻到百年乡土文学的“斑斑泪痕”甚至血迹。从“无声的中国”到“无声的乡村”，再到沉默的女性，这一切，构成锁住、毁损掉乡村世界田园生活无形的链条。乡土中国内在的忧伤，无法越过充满渴求的、沉重的目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发问：刘井的眺望和渴望，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无望的瞭望和渴望？

我们看到，东西在叙述中始终不断地选择、使用着一个特别的视角——“目光愈拉愈长”，他试图让刘井的“目光”成为想象的延长线，填充存在的可能性和不可知性。小说叙述的能量，由此充分地凸显出来。而且，存在世界里人性的品质和本性，被刘井的目光真正地掏空了。每当刘井面对现实困顿，感到生活无望时，她都会“登高远望”，越过渺茫视线的藩篱，进入想象的维度。在这个目光的“长度”里，不仅有她的遭遇、辛酸和无奈，也有愤怒、期待和抗争。显然，东西小说深层，隐藏的是作家对乡村伦理、道德沦丧的深刻反思。

电影《天上的恋人》剧照（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

乡村女性刘井对存在的木然和幻想性，源于固有的乡村局限性。由此产生的无法自救的绝望，体现出乡村世界的混沌之暗。家庭、婚姻的变局和乱象同样折射出乡村伦理的塌陷。马男方也有其自己的目光和想象，但它是基于恶、愚顽和良知丧失前提下的歇斯底里。当然，这里也有乡村文化和民俗的悖论，有其难以挽救的、难以廓清的模糊性边界。就是说，当这种“目光”成为隐喻或象征时，我们分明感到“看”所蕴藉的希望。同时，叙事让我们对结局有一种想象性体验和批判性的质疑。这也是东西小说经常试图给予我们的审美活动能继续阐释文本价值的期待。

长久以来，当我们论及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文体，以及作家写作中的文体意识时，就会发现不同文体的文本，所能够释放出来的价值容量对于作家写作的实际意义。或许，文体本身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无论文本的长度如何，叙述价值的比拼，主要是考量其意义能指。它不仅体现着小说的容量、叙事格局和纵深度，而且，关键在于，什么是一部小说文本最重要的美学价值所在。一部真正杰出的小说文本，必会充溢着令人震撼的象征义和宽广的隐喻义，或奇崛瑰伟，或朴实无华，或虚拟抒情，或语言迷狂，或写实，或魔幻。这些，在文本复杂或简洁的叙事平面上，都会涨溢、蔓延着由词语生长出来的隐喻意义和灵魂修辞。这样的文本，古今中外，历历可数。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苏童的《米》《蛇为什么会飞》《黄雀记》、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候鸟的勇敢》等等，它们都无处不充溢着象征，无不是巨大的隐喻和引人深思的寓言，当然，它们都更是一个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

电影《天上的恋人》剧照（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

东西的小说同样具有极强的寓言性品质。我们首先聚焦他的中短篇小说，就会发现并惊叹这些文本的寓言品质的精到，如《没有语言的生活》。最初，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进一步说，在某种意义上，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余华《活着》的“中篇版”。虽然一个是长篇，一个是中篇，但是，两者有太多相似和相近的元素，令它们在当代叙事文学的高地上相互辉映。文本凸显出的人的灵魂，人性的质地，以及生命中不可思议的巨大忍耐力和坚韧，都在两种不同的文体里“蛰伏”着，在叙述的字里行间充盈着无限的张力。无疑，这两部小说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书写生命、生存和人之命运的重要文本。尤其是，我们从寓言性的层面考量它们的美学价值，完全可以认定、认可东西和余华叙事的独特状态，当然，这也是作家叙事发生的自觉状态。

如果从消除中、短篇文体差异的层面看，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拥有一个极其扎实、坚硬的叙述结构和内在的情感逻辑链条。它在有限但富有张力的篇幅里，几近完美地将一个关于生命、生存和人性的故事演绎成生命的寓言。通过对这个文本的解读，我们也许真正明了一个文本是怎样从故事演变为寓言的。而且，我们还会在一个貌似平淡、平静而简洁的叙事中感受到惊人的绚烂。当叙述使故事超越了故事本身的语境时，智慧、玄思、幽默、深邃、气度等文本气象和格局都瞬间呈现出来。而想象力和虚构力，最终让叙述摆脱了故事的内核，在静穆中升华为不可阻挡的新的语词的洪流，并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故事成为寓言之后，它更具内暴力与冲击力的生成可能。其实，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足以支撑起文本强有力的叙事结构并呈现坚实的生存主题，但是，让文本从一个具有一定虚构性的“故事”，衍生成一则寓言，这中间的确需要一个较大的精神“跨度”。那么，如何极其自然地实现这样的文本转化，完成从“故事”到寓言的“嬗变”过程？这其中主要依赖的就是作家的想象力和虚构力。作家的这种能力，定然可以将其经验世界中本质化和“非本质化”的品性有效地传达出来，但同时还要克服作家自身经验局限所带来的判断上的偏狭或肤浅，这是使一个故事在讲述过程中抵达寓言层面的障碍和困扰。实际上，当代的现实生活，正以其多变的复杂性不断地超越我们的想象力，小说文本，无论中、短篇还是长篇，都越来越难以创造令人惊奇的故事。作家的叙述，仅仅可能只是讲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而已，其中并没有超越事物本身的精神判断和灵魂升华。而从故事到寓言之间具有本质性的转换，就是作家对于事物和世界所进行的新的文本建构。作家对于事物、生活、存在、世界的看法的改变，使故事的功能处于不断的扩大和延伸之中。可见，一个作家对“事实”的“看法”，不仅基本确定了叙述的方向，而且决定着作家如何超越经验的局限，一旦他找到有关世界和事物新的语言和结构，这个文本就可能由故事层面大踏步地真正进入寓言的层面。这时，小说的文本结构便呈现出一个新的空间维度，无疑，这也是作家的文本写作从审美的“第一项”进入到“第二项”的起点。

电影《天上的恋人》剧照（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

我在《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一文中，曾经对于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做过较为仔细的分析和阐释：我们首先会发问“没有语言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无疑，这种没有语言、又碍于精神沟通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惊悸甚至恐惧的存在，就如同世界只有黑夜没有白昼，无疑是一种无奈和绝望的现实。其实，这个小说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单纯的关于生存的故事，表层上它写瞎、聋、哑、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特殊家庭的故事，实质上它也是一个书写人生、人性和苦难的故事。应该说将三位失明、失聪、失语的人置放于一个家庭里，让他们相互借助彼此的感觉器官，共同面对这个世界，相濡以沫，共同担当，既需要作家的想象力，也需要作家具备相当大的叙事勇气。这样的组合会产生怎样的生活情境，如何想象这样的生活，尤其是，怎样呈现这种具体的、艰涩的生活状态，只有切入文本叙述的细部，才能见出作家的功力，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想象。从身体、大脑和心理的层面，一个人如何才能够清晰和逻辑地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一方面，聋哑人没有自己的声音史，盲人则存在于没有光的黑暗里，这样的人群都是在有缺陷的世界里寻找生机，保持尊严；另一方面，他们与存在世界之间，由于残缺的、有限空间窗口的逼仄及通道的断裂，他们就以迥异于正常人的方式进行思维，无论心灵是敞开的还是封闭的，内心的秩序都可能会呈现出一种认知、感知上的锐角。人们常说，上帝向你关闭了一扇窗子，但是可能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但问题是，这扇窗子是怎样打开的。父亲王老炳不是天生的盲人，因为无意间捅了马蜂窝而使自己从此遁入了黑暗，一切不幸、磨难、酸楚从此纷至沓来。东西并没有发掘、描述这样的遭遇给王老炳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痛苦，而是让他继续承受现实生活不断地挤兑和碾压，由此考量着一个“后天”失明者的隐忍和自我挣脱。于是，没有期待、没有力量、无边无际的“狂想”，构成了他对世界进行判断的现实。儿子王家宽的听力，先天就在声音的世界里消遁了。虽然他可以看到和说出世界的模样，但是这种“看到”，就是一部关于存在世界的“默片”，因为，在他这里人们的动作和口型是不可靠的。为了不在寂静的世界里死去，他只能借助他人的“演绎”，来求证自己看到一切的真伪。儿媳蔡玉珍是一个“哑巴”，她面对的是无法说出的世界，是无法呈现的存在“片段”，是永远也不能抵达的交流。这是一种生存之虞，身体的、器官的残缺已经使她无法维持自己起码的尊严。③也就是说，如果不合理地、逻辑地整合这一家人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将永远是破碎的、割裂的、毁损的。因此，三个人必须相互支撑，相互借力，整合成一体。当儿媳蔡玉珍遭到侮辱和强暴后，这样的一家人，似乎终于顿悟到他们破碎的生活究竟应该怎样维系。这似乎也是存在世界某种宿命般的存在“结构”。

蔡玉珍走到王老炳床前，王老炳说你看清是谁了吗？蔡玉珍摇头。王家宽说爹，她摇头，她摇头做什么？王老炳说你没看清楚他是谁，那么你在他身上留下什么伤口了吗？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爹，她又点头了。王老炳说伤口留在什么地方？蔡玉珍用双手抓脸，然后又用手摸下巴。王家宽说爹，她用手抓脸还用手摸下巴。王老炳说你用手抓了她的脸还有下巴？蔡玉珍点头又摇头。王家宽说现在她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王老炳说你抓了他脸？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她点头。王老炳说你抓了他下巴？蔡玉珍摇头。王家宽说她摇头。蔡玉珍想说那人有胡须，她嘴巴张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急得想哭。她看到王老炳的嘴巴上下，长满了浓密粗壮的胡须，她伸手在上面摸了一把。王家宽说她摸你的胡须。王老炳说玉珍，你是想说那人长有胡须吗？蔡玉珍点头。王家宽说她点头。王老炳说家宽他听不到我说话，即使我懂得那人的脸被抓破，嘴上长满胡须，这仇也没法报啊。如果我的眼睛不瞎，那人哪怕跑到天边，我也会把他抓出来。孩子，你委屈啦。

蔡玉珍哇的一声哭了，她的哭声十分响亮。她看见王老炳瞎了的眼窝里冒出两行泪。泪水滚过他皱纹纵横的脸，挂在胡须上。

电影《天上的恋人》剧照（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

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感到无比酸楚、沉重的场景。即便是在充斥着生存荆棘和苦涩的窘境中，仍然会不断遭遇恶的袭扰。王老炳一家人的生活，不禁会让我想起加缪那部著名的《西西弗的神话》。加缪在谈及人类的终极命运时，认为除了荒谬和苦难外，必须要特别地引入“阳光”一词。因为，倘若没有生活之绝望，自然也就不会有对生活真正的挚爱。加缪理论的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所体悟和判断的阳光惟有以苦难为底色，才可能更有热度，才可能更会弥足珍贵。而且，正是阳光、爱和美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才是战胜人生苦难和艰涩的根基。在加缪看来，苦难，也许正是通向阳光的唯一一条道路，尽管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面对人性之恶，任何一种突围都是必要的选择，对于王老炳一家更是如此。无论怎样讲，“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三者的生命状态都是极其可怕的存在。东西用并不变异的、并不夸张的叙述，从容地写出他们的成功突围，并深度呈现出他们在生命、命运的“逃亡”之路上的善良、虔诚和隐忍的力量。令我们振奋的还有，在整个叙述中，看上去“语言”根本无法“在场”，但语言又无处不在。三位一体的神秘交流，使语言就像是文本中的“第四位人物”，也像一股股苦涩却温暖的泉流，传导出人间的温暖和爱。④我们在这篇小说里，深深地感受到东西内在的“狠”。他先是在文本里建立起王老炳一家人生活的支撑点，铺设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搭建起一块尚可以缅想的“灵地”。但是，语言这个“第四位人物”并非可以永久充当他们一家人和谐共生的中介，当“语言成为思想的直接现实”时，语言的河流干涸了，只空余一个虚无的河床。

回响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6

那么，不同于《没有语言的生活》和《目光愈拉愈长》，《祖先》这部中篇，不仅是一部更具寓言品质的文本，还是一部将纯粹的个人命运置放于人性、人物欲望的空间，并对“反道德”“反伦理”的维度作出终极考量的文本。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篇酷似余华《现实一种》的小说。《祖先》竭力表达出世情的虚幻化和存在的不确定性，整个叙事没有启蒙的诉求，而是对“中心”题旨或本源的“拆除”，对宏大历史叙事完整性的消解，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情感的中性化，对欲望、暴力、死亡、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并且利用错位和意外构造故事，使得小说的结构逻辑与传统小说构成本质性差异。当然，其中也不乏宿命论式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点，我们的分析甚至可以延伸至胡塞尔“现象学”层面去考量。文本在描述人性的蒙昧或心理残破时，体现出“审父”尤其是“审母”倾向。从这个角度讲，《祖先》是一部想从根子上刨除人性的愚顽和非理性层面的作品。开始读《祖先》的时候，我就隐约意识到这部年代、背景都略显模糊的中篇小说所具有的浓郁隐喻性。但是，它更偏重从个人命运史角度呈现、剖析一个年代的生活常态，聚焦人性最脆弱、最愚顽、最无奈的褶皱和悖谬。这种悖谬在我们今天的当代人看来，几近于荒唐，我们因此而看到东西表达乡土世界历史的沉重和悲情，抑或它是在彰显着潜在的历史偈语。实质上，东西在此致力于在审父、审母——隐喻——乡土历史的沉重和背景之间，建立“大叙述”之外的隐秘联系，由此来找寻历史本身内在的逻辑顺承，重温“历史的味道”。

耳光响亮（瑞典文版）

记得莫言写作《红高粱》时，曾使用“我爷爷”“我奶奶”的称谓作为叙事的“引线”，当然，这里有叙事策略层面的考虑，也是作为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的切入历史的方法，但还有其真正的内涵意义的加持。《祖先》也是要讲述一个有关家族的故事，竭力地通过文本以保持记忆、反抗遗忘。那么，对于东西来讲，“如何讲述”同样构成叙述的难题，怎样唤醒沉寂的往事，与祖辈做一次对话，依然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东西没有虚拟或虚构祖辈的梦想与荣光，而是不惜挖掘、深描前辈的愚顽、困窘、原始冲动、异化甚至劣迹。小说叙述女子冬草历尽艰辛，引领船工们一起漂流数百里的黔江、红水河、枫树河，护送因代人讨债被杀死的情侣光寿回归故里。没有料到的是，光寿的妻子竹芝扣留、拘禁了冬草。于是，冬草成了竹芝敛财的工具，冬草常常是以泪洗面，忍辱负重，接待竹芝引诱来的那些乡里的嫖客，竹芝却因此攫取了大量的水田。一个女子，为自己爱情的信念而沦落他乡，却惨遭百般蹂躏，而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最终嫁给扁担，彻底地遗忘了故乡——桂平。或许，令人惊诧的是，冬草竟然无奈地“适应”了这难以想象的乡村之恶，她自己也仿佛成了在遥远异乡开放的“恶之花”。竹芝之恶、见远的放纵和变态，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乡村藏匿弥深的病态和堕落。虽然，东西无意在文本里掩饰人物的历史并给予修复的本意，而是保持其近于“原生态”的“生活流”、“超伦理”状态，并极力唤回时间的欲望化空间并置，但我们在此盘桓流逝的祖辈的昔日，追忆者与被追忆者都没有化为乌有，亦并非不可捉摸。我感到，表面上看，东西似乎在呈现乡村的民俗、欲望的传奇性和神秘性。实质上，他是想爬梳出人性、记忆和历史的“断层”，作一次生命的“寻根”。因此，当“我父亲”雾生问及奶奶“从哪里来”时，作为母亲的冬草将手势指向河流的那一边——一棵枫。

东西和余华（右）

其实，东西就是要呈现人性的变奏，虽没有任何启蒙的诉求，但隐约再现了人与历史的苍凉和忧郁。尽管冬草年轻的生命本能尚可与沉重的肉身相媾和、跃动，她残余不尽的欲望，还能够在激烈扭曲中变形、涌动，但她却无法实现与所有人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交合。在近乎被无端压抑的疯狂里，她对男性世界、乡村世界的所有幻想终于彻底坍塌。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人的心智的沦陷，以至于心理、灵魂被颠覆后难以逾越现实的羁绊，也看到冬草凭着自己的生命本能竭力挣扎、叛逆，以及疯癫后发狂的潜力。显然，这样的遭遇，让她意识到人心无法抹除的罪恶，周遭世界的芜杂、破碎与变异，让残留于心的些许的浪漫已经荡然无存。无疑，一个落难女性的惨烈，被书写得丝丝入扣，气韵横生。而且，文本叙述深深触动我们的，还有冬草对男性世界、乡土淳厚民风缺失而难以持守的最大绝望。关键是，作家还写出冬草被无形而巨大的环境压抑乃至吞噬时，骨髓里仿佛渗透出隐隐冷气和骨气。这里，文本营构并散发出那种凄楚之美，在富有神秘气息的乡土文化土壤里滋生出无尽的哀婉。也许，那个莫名的时代，到处充满了怪胎，东西就是要进入迥异寻常的历史空间。当冬草与奇丑无比的船工扁担生出一个男婴时，叙事者方才宣告“我”的“祖先”的诞生。至此，有关“祖先”的传说和传奇性，被“狼藉”般和盘呈现出来。在“解构主义”盛行的时日，东西特立独行、避雅趋俗，他立足本土，沉浸于藏污纳垢的乡村世界，探索生命、命运和人性的奥义。虽然，其“寻根”意在“建构”历史和记忆的完整性，但是“母亲”的记忆仍然是如此破碎，如此悲伤。

事实上，东西并未曾参与1980年代以后的“寻根文学”和“先锋写作”，也未曾沉浸于所谓“新写实主义”的潮流。前文提及，东西的“写作角色”介于“先锋”群落和“70后”之间。他十分清楚，在审美思维的层面必须另辟蹊径，既要对生活具有感性直觉的体悟，有还原生活的策略，也要有以理性思辨、判断、认识世界和人生本原、结构的逻辑向度。就是说，东西很早就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作家写作的可能性，因此，他一直试图在文本中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我也曾猜测，东西的写作是否更多地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影响。

篡改的命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9

可以说，拥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小说文本，惟有进入到哲学或象征、隐喻的框架之内，进而进入到审美思辨的层面，文本的引申义和寓意，才会凸显出其应有的价值和丰厚内涵。就原创的故事本身而言，还可以特别地生成出一种全新的意义结构。我们在此也充分地意识到东西小说强烈的结构意识、结构感。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说：“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⑤作家余华也曾反复强调人作为创作主体同现实世界及经验主体的“结构关系”。他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⑥也就是说，只有创作主体对生活重新进行结构，捕捉或寻找“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或者“取消时间固有的意义”，才能在小说文本貌似封闭性的文学空间中，获得对世界新的认知和理解，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我们还能感觉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事结构中，时空最终消失，进而抽象出寓言性所隐喻的关于现实、存在世界的道理，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生活的旷达，这才是作家在时间之流和空间结构中做出的对于世界新的建构。“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许还有事物与事物之间的难以言说的隐秘联系。当作家感受到各种事物之间深层的隐秘关系，便会建立起叙述中的“关系与结构”。显然，这种“没有语言的生活”，俨然已经成为世俗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呈现出存在世界的某种生命之间的依存关系，我们在其间看到了人性及其内在心理、精神的真实性。写作伊始，东西就重视中、短篇小说文体形式，前面提及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证明拥有极好的结构感，并且，擅于驾驭这种结构，呈现、虚构出另一种真实。“短篇就是一口气”，我们知道，东西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理解是独特的：“短篇不仅是一口气写完的，它还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⑦其中“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也能体现出东西对短篇小说叙事技术层面的要求，这是一个作家对文体、文本结构能否传达出深刻的精神意蕴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

后悔录（英文版）

三

在这里，我想将《回响》和《篡改的命》联系在一起，对东西近几年的创作进行考量，以此阐释东西小说中新的叙事元素及其内在精神品质。由此，我们也会感受到他在叙事中体现出的对时代、社会生活的穿透力。我相信东西发现了生活内在的、可怕的戏剧性，体察到人性最幽微和晦暗的角落。人性的丰富性和欲望的被压抑，分离出生活极其狭窄、逼仄的灵魂空间。惟有小说的叙述，才可能在作家出色的想象力及扭转生活的虚构力驱动下，建构起文本的美学秩序。当然，我们也发现东西写作的内在矛盾性。他在触摸到人性与生活的磨擦时，也不免产生自我的精神龃龉和迷惘。或许，这也是许多作家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篡改的命》和《回响》，既凸显出东西的深邃，同时，也彰显出东西难以摆脱的、无形的自身矛盾和束缚。

无疑，《篡改的命》和《回响》这两部作品，都是东西沿着自身个人性的精神价值取向，直接参与对现实细部的勘察，以非常“策略”的手法“反策略”的重要文本。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东西真正并且彻底放下了自己的所谓“身段”。前一篇，他丝毫不规避现实的“新闻”品质；后一篇，更不忌讳文本被“怀疑”或厘定为所谓“侦探小说”。这样，他也就不刻意算计文本叙述本身或文类层面的技术性要求、规约，而是率性地直面现实，对决生活，逼视生活，识别“仿真”和伪饰，提炼、概括、整饬发散性的“碎片化”迷乱的现实，在悲怆的事实层面，发掘存在世界的精神性缺失和人性真实。应该说，《篡改的命》将现实、命运和人性一起置入存在价值、意义的罗盘，沉淀着作家的智慧和痛苦，东西明显要在叙述中重建审美理想和道德规约。因此，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源流、发展和命运，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就由这部小说“沉潜”并且接续上来，进而产生强烈的震荡力。而《回响》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东西思考现实的纵深度，也可以说，它还体现出当代“写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处理现实所呈现的“异质性”，凸显人性在精神层面的暗角、畸形和诡异形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暧昧处境，是判断作家感受力、洞察力和表现力的关键。以此，我们可以考量当代作家处理生活、存在和经验的文本“容积率”，以及作家试探人性命脉、情感状态、价值和终极意义诉求的高度和深度。

那么，《回响》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吴义勤如是概括：

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为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以“大坑案”侦破和慕达夫与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为“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说。不同于常见的侦探破案故事和爱情伦理故事，小说有着严肃的“问题”聚焦和人性追问。它还是一部以人类理性和情感、智性与心理为主，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辅的小说。它关注人性的复杂结构，整体性观照人的心理、情感、理性和社会性。它是小说、文学与心理学和案情推理学的“合作”。对案件的侦查、推理，对人心的推测、研究，嵌入了小说叙事，构成其基本内容，影响了叙事节奏的快慢。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种环环相扣、迂回曲折却又步步推进、深入人心的探究案件和情感真相的思维方式。小说以心理和推理作为基本内容和情节结构形式，对人性人心状况进行了较为广阔、细致和全面的想象性辨析和考察，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关系之中却被遮掩或无法说出的“真实”，揭示了那些隐秘的不欲示人的思想和欲念在它自身轨迹上的运动。⑧

耳光响亮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04

“它是小说、文学与心理学和案情推理学的‘合作’”，在这里，吴义勤精准地强调了东西叙事中心理学对叙事的“主导”作用，其策略旨在描摹出人性的复杂结构如何成为可能。小说中主要人物、办案人冉咚咚，与每一位当事人的对峙、冲突，以及与自我的内在矛盾相互切换，相互“磨损”，反复地比拼，实现各自在心理场域的能量守恒。而文本细节上的千变万化，都是作家捕捉的能够代表人性特征的阴影部分。心理问题，始终是东西叙事想要破除的一道防线，厘清人物个人的心理逻辑空间、心理维度的“事实”，并建构事物存在的可能性映像。就像心理学家所掌握的“心理的比较解剖学”，他们往往会通过梦的试验来破译人性的密码，而东西所使用的则是人物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心理“对冲”和自我博弈，包括人性的纽变、扩张。作家想要凭借自己的认知，将人物的感性和理智全部置放、渗透进虚构的世界。于是，他认为存在世界可以捕捉到、可以把握的那一部分，就能够体现出探索的光芒，而不可捉摸和断定的那一部分，也可能在他的虚拟情境中呈现不可捉摸的意义。或许，勘察人性的“模糊地带”，是东西叙事的重要聚焦点。那么，在《回响》里，哪些是清晰的？哪些是模糊的部分呢？究竟什么是“什么”的回响呢？东西所叩问的终极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刑侦专家、警察冉咚咚被精神科医生测试、确诊，结论是并没有心理问题，只是她的自恋型人格和强迫性人格维度略略偏高，其实，这却是她主体刻意控制并回答医生问询的结果。而其人格的张力和潜滋暗长的分裂性，时刻潜伏在灵魂的幽暗处。现实的压力导致心理承受力的下降，造成焦虑甚至隐伏的狂躁，修改着人格。主体与环境等客体冲撞时，行为变形，愈发缺少对生命的内在领悟，加之强势的自我求证所形成的困境，以至于人格裂变一触即发。对于冉咚咚来说，并不是自信心的重建问题，而是亟待调整心理的压迫式焦虑，迷失在职业性思维惯性的心理畸变。东西特别细腻地书写冉咚咚和慕达夫夫妇爱情、婚姻的波澜起伏，揭示浪漫情怀渐失之后，由于喧嚣、骚动的生活引发的残酷现实对“原生态”情感的覆盖。夏冰清的人格系统，也同样是如此充满尖锐性和不可平衡性。她的价值观及其人生选择也呈现偏执和狂躁，钻进自己预设的怪圈。最终，她殒命于幻象，也终结于梦魇。可以说，她生于幻象和梦境，死于欲望的沟壑。

篡改的命（法文版）

可以说，小说叙述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具有极端的幻想性。进入幻觉的状态，似乎是既想剔除现实的瑕疵，保留自由的幻想，也想通过满足欲望以求证自身的价值，但欲望的伸张无法实现“个体化的过程”。人可以生长于欲望，也可能毁于欲望的嚣张。东西要挖掘、剥离的就是意识的种种幻觉，描摹出深层意识中的阴影。说到底，《回响》就是一部表达欲望、爱、心理、灵魂和人性真实“生态”的小说，也是一部“情感”小说或“情感教育”小说。我们都清楚，任何人面对生活、存在世界，面对自身，都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俗世烟火气的浸染。俗世的种种复杂性，都起源于人性的“变迁”和人的认知能力及其方向。进一步说，阿城曾推崇：“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⑨问题在于，世俗常常都会超出我们的任何一种“观”。我们在《回响》里所体味到的俗世情境，可谓展现出世道人心微妙的变易，常常令我们自为的认知和阐释变得无所适从。无论是冉咚咚、慕达夫，还是夏冰清、徐山川，他们存在性的纠结、焦虑甚至一定程度的“疯癫”，似乎总是伴随着阴影的笼罩，不能自拔。因此他们的“悲”和“乐”，皆成“无观的自在”，皆为幻象而失。可以看出来，东西骨子里的现实激愤，时而会转化成“冷幽默”，呈示出人性的尴尬状态。

《回响》的叙事形态，让我再次想到东西的最重要短篇小说《私了》。后者是一部简洁、精致、引人深思又令人不胜唏嘘、深感沉重的小说，揭示着一种负载着巨大的难言之隐的现实之痛。小说埋藏着一个可能让人的精神、心理或意志坍塌的结局，一个足以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局，几乎可以“焊死”存在的希望的结局。它是一个将文学的叙述、语言、感觉和个人的独特经验推到极致的经典文本。这篇小说讲述男主人公如何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对妻子虚构、隐藏儿子不幸身亡的真相，细致地摹写这对夫妇如何面对一场家庭灾难，描述其漫长的、煎熬、隐忍的心理过程。整篇小说充满着无数精神、心理的悬疑，充满苍凉和纠结。父亲究竟向自己妻子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他为什么要隐瞒真相？最终真相如何大白？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故事的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将发生什么？这一切，可知又不可知。极其普通的农民的儿子李堂在外地打工，在一场轮渡倾覆的事故中丧生，父亲被通知到现场处理后事，带着一张存有“巨款”的存折回来。丧子的父亲如何面对妻子？如何克服自身巨大的隐痛，向妻子交代、消解妻子的悲痛，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难题。也许，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这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意外或惯常性的悲剧，但是，由于这个文本叙述的内在精神和思考起点的独到，使这个“极其”现实主义的文本，生长出与众不同的隐喻性和寓言性。看得出来，东西在讲述它的时候，内心充满隐痛和悲怆。这是来自现实的灵魂困扰，也是来自社会、时代病症引发的“镇痛”。

20集电视剧《耳光响亮》海报（根据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

进一步说，在文学叙事的心理、精神和美学层面，《回响》与《篡改的命》《私了》有着极大的“同质性”。它们的叙述，都同样埋藏着一个可能让人的精神、心理或意志坍塌的结局，一个足以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局。这是一个脆弱的、容易毁损的人性的防线，形成一个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危境。而且，在这几部小说里，叙事已彻底突破了神秘主义的屏障，甚至将人性的可能性推衍至吴义勤提出的“无法说出的‘真实’，揭示了那些隐秘的不欲示人的思想和欲念在它自身轨迹上的运动”。⑩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东西书写人性真实状态的轨迹和精神链条。应该说，他写出了一个时代生活里，那些具有道德缺陷的人内心的虚弱和空洞。不夸张地讲，《篡改的命》和《回响》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特性、精神特征和灵魂样态的真实写照。

对于《篡改的命》，东西写这部长篇的时候，一定是克服了很大的现实压力，也自觉放弃掉许多功利性的考虑，我相信他是满怀“真正的经典都曾是九死一生”的叙事雄心和胆魄。这部长篇小说，让我联想起余华写于1990年代末的《活着》。它们有着大致相近的文本诉求趋向，都试图进入现实生活和生命状态的最底部。这两个都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故事，在展示人生、命运和人性的基本层面，叙事驱动力和所依照的结构“原型”，都有“命运小说”“人生小说”的诸多元素。《篡改的命》里汪长尺、李三层这两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凄苦，存在的窘境、尴尬、无奈和穷困潦反倒尽显无遗。如何书写他们的尊严？哪里有他们灵魂生长的道路？作家东西在这部小说里也是想要找到“人性真实状态的轨迹和精神链条”，拧干虚构的水分，让现实产生撼人心魄的震慑力，挑战我们的视觉和内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生活的残酷。与《回响》相近，《篡改的命》里也有诸多的人，像是被拴在一个无奈的情感、利益、欲望的绳索之上，都挣扎着朝向一个没有出路的方向蜂拥而去。他们都执拗地坚信，其中一定会有实现幻象、梦想的可能，去寻觅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而生活却如洪荒般喧嚣、驳杂，狡黠的人性的暗影，疯狂地覆盖、吞噬着那些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欲望和企盼。而现实的既有秩序，正悄然地改变存在的基本伦理，使人性发生荒诞、悖谬的变异。就是这样的人性变异，鼓动着东西潜心倾听灵魂“回响”的激情和冲动。可以说，《篡改的命》有着非常结实的文本叙事结构，现实生活、世道人心、人性、情感、欲望，在这部小说里如同囚笼中的“困兽”，在这里，人人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和欲望、冲动。但是，这种力量最终都被强大的现实所毁损、销蚀，而人性的粗砺和乖张，无法控制住对于命运的激愤；灵魂中激烈的自我矛盾和冲动，抵御着精神的、心理的、肉体的深重磨难的力量，在谋求“幸福”“尊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不堪重负。东西凭借坚韧的勇气和自信，潜入当代人的灵魂深处，探寻命运之魔缘何给人造成如此痛苦的境遇。惟有进入灵魂深处，才可能破译生活本身的“潜结构”，揭示事物内在的玄机。这两部小说的意义，除了把握时代生活氛围里表象的“构象”，还在于意欲打碎现实的既有模型，而进入个人逻辑和心理空间的事实形态。其实，东西一直在寻找切入人性深处最乖吝、最隐秘、最闭环的个体“经验”的视角，探勘俗世灵魂的情感变奏。两者叙述的“故事”里，各自都有需要破译的现实密码，人性、情感、欲望、心理、命运，隐含着偌大的生命之谜，仿佛中国版的“变形记”，形成令人目眩的叙事体，扑朔迷离，直指当代现实本身的断层。《回响》中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文本叙事的“圈套”，它始终不停地拉动人事、情感的因缘际会，内心幽微深处的灵魂悸动。与其说，这部小说借壳一桩刑事案件，毋宁说它细腻地解剖的是现实中的“心理案件”，在这里，叙事的结构本身促使我们视其为一则寓言，并揣摩其下的心理动机。

20集电视剧《耳光响亮》剧照（根据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

我感到，这部《回响》刻意强化文本叙事的心理辨识度，这也是东西叙事策略的一次大调整。这一次，东西的写作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让自己“变”成了自己，再通过自己的视野和认知勾勒出人性和存在现场的基本图像。同时，东西在个体人格即将分裂的瞬间，将世界当作有限的整体，触摸到令人敬畏的那种神秘的感觉。东西在《回响》这部小说里，全力地考量人性内部的自我抉择和情感参数。从另一角度讲，所谓“案件”也是叙事的一件“外套”，更多的是从心理层面切入人性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纠结和变异，并非文学叙事的新视角和新异的写作面向，但是，东西的思考和呈现，更多地增添了小说想象的力度、生命的意识和精神内力。看来，小说写作实在是需要更为深刻的认知维度，或许，这才是文学叙事应该必备的智性要求。

四

可以说，东西的小说叙事，始终坚持“写实主义”的手法，而且，一直是“贴着人物”写下来。其中，人性、欲望、尊严、道德和伦理之间激烈的碰撞，得到有力呈现。从整体上看，东西的创作，在表现形式方面，虽然不乏灵动和变化，但他对经验、生活并没有做太多的艺术变形的处理，只是竭力而踏实地“写实”，以逼真地呈现出现实自身的纽变。并且，在叙事中尽可能地延展出故事、“事件”、人物的种种可能性。正是在东西的写作中，我再次感受到写实主义的强大表现力。即使没有前面那种所谓“寓言性”的加持，他所选取的进入生活的视角，勘察人以及事物的清晰度、纵深度，都是令人信服和敬畏的。

东西

记得史铁生在评价洪峰的写作时曾说：“我看洪峰这人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借纸笔以悟死生，以看清人的处境，以不断追问那个俗而又俗万古难灭的问题——生之意义。”⑪“悟死生”“生之意义”的问题，断然不能说属于“俗”的范畴，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以身心的直觉经验，去揣度俗世的生死，冷静地审视种种欲望，深度思考如何去面对苦难。我们早已体会到东西的小说，具有许多作家少有的沉郁和沉重，而且他永远也不会“冷静”地与现实之间保持距离，淡然处之。东西深怀忧患和悲悯，对现实不仅有所“悟”，更有所痛，更有所发。实际上，一部文本的“现实性”力量如何能够“大于”一己的经验，并在叙述中生长出超越“寓言性”的审美冲击力和文本纵深度，直接体现着作家对现实的本质性追问的深广度。这是我们把握东西写作现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关系的重要侧面，也是认识东西作品审美价值、精神取向“先进性”程度的重要参照。我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当代现实太过于复杂，而且他们已建立起令人惊叹的精神的比拼高度，这就需要作家具有较高的心理段位和崇高境界，需要能够沉得住气，不辜负这个时代。今天的物质性诱惑太多，人们的精神普遍处于极端焦虑的状态，对于作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发现时代的病症、生活的隐秘、寻找人性的出路更为迫切和艰难。所以，作家写作本身，其文化和灵魂层面的要求，就具有更大的难度和审美力度的要求。而且，写作所涉及到的作家人格、格局和精神底蕴的要求，直接关系到文本品质的高下及其局限性的大小。

20集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剧照（根据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

很清楚，写到现在的份上，东西似乎也在“借纸笔以悟生死”。我想，对于作家的写作，并非从哲学就可以悟到生活，而是要从生活悟出哲学。也非惟有才情，才能够彰显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而更是需要勇气、格局和境界拉升品质。从人性的光泽或微澜中，洞悉存在世界的方寸和肌理，这需要道德、灵魂、正义、伦理等多维的向度。由此，作家的文字所能涵盖的，就不仅仅是呈现现实的儿女情长、生死歌哭，而且还有讴歌的诗意。实际上，东西不断地在提醒自己：“也许潜意识就是所谓写作的悟性。大凡及格的写作者，都晓得小说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掌握获取它的方法。这种天然的直觉，就是写字变成写作的根本。”⑫我也认可王安忆“艺术家同时就是工匠，都是做活”⑬的说法，但我绝不同意“工匠就是要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和他自身没什么关系”⑭，是符合作家实际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一种判定。可以肯定，无论作家、艺术家是否天才，除了技术层面的才华之外，个人心灵、情怀、情感和信仰这些因素，必然主导他能否创造出高于生活、高于现实的独特的审美世界。谈及《篡改的命》，东西认为：“我依然坚持‘跟着人物走’的写法，让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写到汪长尺我就是汪长尺，写到贺小文我就是贺小文。以前，我只跟着主要人物走，但这一次连过路人物我也紧跟，争取让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准确，尽量设法让读者能够把他们记住。一路跟下来，跟到最后，我竟失声痛哭。”⑮显然，这就是基于道德、灵魂、正义、伦理等多维向度的“直觉的力量”。一个作家惟有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发生灵魂的共振，休戚相关，才可能将叙事演绎成坚实的艺术文本。东西在处理人物时的自觉性，深受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影响。我想东西的“贴”，一定是贴近人物的灵魂而非以自己的内心取代人物，但是，他通过叙事必然会在人物的内心嵌入自己的体温和情怀。东西的这种深度介入现实、融入人物的写作姿态，让我们想起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的写作，最后就是混淆了写作和生活的界线，模糊了道德和伦理的边界，而将写作与生活彻底重叠到了一起，最后连他自己也无法分清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所在。而东西是十分清醒的，他彻底地站在了直面现实的良知、道德和正义的边界之内。

篡改的命（瑞典文版）

毋庸置疑，最早为东西赢得声誉的，是他早期写作的若干中、短篇小说。前文提及，东西是一位短篇、中篇和长篇及散文、随笔都擅长的作家。众所周知，他经常“触电”，写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本，影片和电视剧都获得很大成功。所幸的是，剧本的写作，并没有“写坏”他手里的小说之笔，这或许与东西持有的文学信念和叙事定密切相关。重要的是，这些文本都葆有作家探究存在本相的勇气和初衷。现在看，《没有语言的生活》《祖先》《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私了》《请勿谈论庄天海》《蹲下时看到了什么》《目光愈拉愈长》等，应该说都是东西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东西写作的现实担当和勇气，他竭力透过生活本身的表象捕捉人性的善与恶的“存在之虞”，去寻找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凛然之气”；从他的叙述里，可以发掘出我们时代最隐痛、令人惊悸、也最需要反思的诸多问题和病症。现在，即使重读东西这类小说，我依然无法摆脱阅读《后悔录》和《篡改的命》时所感受到的灵魂的冲击力。它们构成东西文本的精神场域和“互文”的回响：“我甚至隐约地意识到，这些‘故事’并非他虚构出来的，仿佛就是前不久某一份晚报登载过的‘事实’。我们可以想到，‘篡改’‘私了’‘小蜜’‘语言生活’这些特定的概念，会否成为几十年之后人们谈论东西的小说和我们时代时需要使用的关键词。也许，文学所记录的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包括在某一个时代‘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将成为保持记忆、反抗遗忘的一个时代或历史阶段的记事簿。”⑯我想，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他都无法斩断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葆有与时代共振的心弦。这样的作家，都是从“现实”中走来，再经由自己的文本回到现实中去。或许，探索存在的可能性，是每一位作家从虚构的世界重返现实、重新判断人性和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超越既有“事实”、走出现实的方式。叙事经由作家对经验的重构，凸显、指证、整理出现实的隐秘，发出批判或褒扬的声音，重新将我们带回到生活的现场，爬梳出时间、空间与认知错置的理路，以“小叙述”修正、变形、补充、整饬“大叙述”的偏差和遗漏，这些，需要作家何等的智慧和担当的气度。格非在评论霍桑的小说《韦克菲尔德》时，对于作家写作中的取材有过质疑，他认为霍桑叙述的故事的“本事”，乃是出于作者的杜撰，并非霍桑自己所说的取自某一个媒体的新闻写作。⑰在这里，格非做出如此判断的理由，是因为霍桑不断地将与此类似的故事或细节，频繁地改头换面写入自己的其它文本之中。从这个“文案”可以看出，作家有时会在“现实”“故事”“虚构”几者之间混淆不清。其实，生活本身的传奇性有时会大于作家的虚构力量，问题的关键是作家处理“事实”的逻辑底线在哪里。任何离奇的巧合，都无法摆脱作家叙事的伦理起点，都会被作家手中那根照亮现实的“灯绳”牵引。有人说“诗比历史更永久”所强调的，无非是现实或“事实”被虚构、被“扭转”之后作家“重构”世界和生活的价值及其意义。就是说，一位好作家的功德尽在于对现实的超越，以及发现存在世界的内在玄机。许多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讲故事，东西则是演绎并发掘存在世相的玄机。读罢东西的大量小说之后，我体味着“篡改”这个词语具有强大的颠覆性力量，它体现为人的精神、心理、欲望聚合后的乖张和秩序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词语的隐喻意义和引申义有“指鹿为马”的含义，它能够将历史、现实、人性、欲望、意识都融入日常生活或存在的所有可能性之中。而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总会有一个重要的“机关”或“环节”，令现实发生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一点，也非常像格非小说的“空缺”。面对存在世界的现实，作家的叙事就像是科学家寻找或证实宇宙“黑洞”的存在及其物质能量，需要试探无数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能量、质量、引力和压力。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叙事性文本中就由作家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聚合成人的“外宇宙”“内宇宙”图像，成为对生活真实的记叙。叙述的“空白”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留下的难题。

东西六短篇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

东西擅于捕捉生活与人性的“黑洞”，尝试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和盘托出人性的深层意识和“无意识”状态。选择将现实生活做出荒诞化处理，是东西向存在纵深处开掘的重要手段。我们看到，短篇小说《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就是通过将个人心理、命运与现实作出荒诞化的处理，从而揭示特殊生活情境里欲望的生长和人性的纽变。东西十分清楚，生活超出人的想象的那部分就是荒诞，这就是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吊诡的事件产生的前提，必然是荒诞的开始，这也是作家作为叙事和创作主体与生活对话的辨证学。那么，人性的最大的隐秘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黑洞”？“黑洞”在哪里？所谓“黑洞”，这个从天体物理学挪用过来的概念，已经成为形容、描述人性、心理和精神世界生态的代名词。现实世界在我们的视域，永远仅仅是有限的整体，而作家将世界当成有限的整体时，涉及到大量的不可知性，这时，作家的感觉和描摹，就可能触摸到生活和人性的神秘。

《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叙述的是刚刚被宣布下岗、失业的主人公孙朝，整个人仿佛处于一种恍惚状态，在不自觉或不知觉的模糊意识驱动下，莫名地坠入一个桃色陷阱。对于孙朝，下岗失业并没有衍生成为一种失落甚至绝望，他尚来不及揣摩现实的境遇，仿佛终获解脱，却又无所凭依。我们看到，从孙朝被召唤“请到财务室领工资”再“到隔壁李副厂长那里去一趟”，直到李副厂长举起详细写着“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的黑板，头伏在办公桌上“发出了微微的鼾声”，孙朝与那些同样被通知先去财务室领取三百元工资、然后下岗失业的工友们一起，似乎立即进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此刻，这些糖果厂的工人，依然没有体会到随之而来的生活的苦涩，竟然为一袋糖果——工厂最后派发的福利在保管室扭打起来。很难想象，李副厂长在办公室向所有下岗者展示出若干种“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貌似组织的一场严肃的宽慰，实际上却充满荒诞、滑稽，以极端的方式将失业者逼入一个无法逾越的死角，甚至是妄想症的状态。孙朝手提一袋糖果，怀揣刚刚领取的三百元钱，站在糖果厂门前的时候，由茫然渐渐遁入充满幻觉、幻境和任由感觉、下意识统摄的状态之中。“反正这一刻我自由了，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哪里呢？”东西让孙朝开始逐渐丧失理性的规约，意识错乱，信马由缰、茫然无措地一意孤行。此刻的孙朝，已经无法找到改变现实、摆脱人生窘境的端口。他用硬币的正反面来赌自己的行为选择，决定追踪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子。“他从他的背部看到了李副厂长那块黑板上的内容：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于是，一方面，他仿佛被某种魔力所驱使，无法止住自己的脚步；另一方面，陌生“小姐”的肆意诱惑和“引领”和钳制，也令孙朝神魂颠倒，欲望获得前所未有的刺激，不能自持。他在马路上再次以查数路上车辆的奇、偶数来赌自己的走向，结果迫使他“不得不跟她走了”。最后，孙朝以下岗“抚恤金”为代价，在迷蒙与浑沌的情境里，虚拟般地与“小姐”完成了交易，“下岗金”瞬间成欲望交易的赌注。如果说这是孙朝被欲望引诱、落入一个圈套的过程，毋宁说，孙朝茫然地被套上欲望的枷锁。显然，这是自甘放弃自我、迷失生活坐标的堕落的开始，生命主体意识和意志品质由此丧失。无疑，孙朝已经完全迷失掉道德底线，兀自在瞬间就形成吊诡的生存状态，他已无法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可以说，东西在文本里诉诸人物以“堕落身体”的哲性思考，让人物陷入无法逾越欲望羁绊的悬置状态，生命的本能扼住了理性的喉咙，孙朝难以有所不为。在这里，东西的叙述虚实相生，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可以说，孙朝一直处在恍惚、虚幻的状态，性行为是否发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物的纽变，虽以荒诞的形式写出，但毕竟是有迹可循，最终浮出命运的荒诞、心理的自残与人格伤害的水面。一个原本可能重建尊严的期待，成为一代失业者疗之不愈的创痕。孙朝离开糖果厂不足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啃噬、祭奠自己灵魂的仪式，生命荒凉、荒诞、虚无的本质，在孙朝这个人物身上透射出来。东西没有借道德之名揭示生活和人性的糟粕，而是让我们直击充满心理脆弱、令人难以把持的现实和存在之虞。或者说，东西仅从一个人物几个小时内的“本我”心理、精神和灵魂振荡，就完成了对生活表象世界的剥离，扭转了我们的理念和惯性，令人拍案称奇。不妨说，《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这个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引发我们对“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哲学问题的思索。当然，这就是东西乐于洞悉的存在世界的“黑洞”。

后悔录（越南文版）

另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感情》，也是一篇以“混淆现实和幻觉”之间的边界为叙事手段的“超现实”文本。小说讲述一对男女同事延安和肖文，公出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在沿途和目的地所发生的故事。这同样是东西捕捉、体悟现实的表象之后，从对现实的“写实”到让叙事“纵身跌入”想象的虚幻之境，进而呈现、拆解人性的复杂心态。东西特别聚焦人物的心理变形与荒诞的情形，以此凸显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不可理喻的错乱。这两个在办公室面对面坐了七年的同事，可谓经历过一种别样的“七年之痒”，他们双双出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着实令人充满好奇和想象的冲动。果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共同落入一个隐秘的心理和身体的“黑洞”。东西将这两个人物的微妙感情和关系，描摹成诱惑和被诱惑的对峙形态，他们之间难以相互信任，难有真情的遣怀。而没有真情实感的欲望，在道德缺失的情境下，只能为无奈的亢奋激情的消费埋单，一切都是徒然消逝的白日梦魇。他们在宾馆房间里彼此的诱惑或者“勾引”，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枉费心机、逢场作戏之后的虚无飘渺，怅然若失。因为两者都无法、无意将自己的身心交给对方，也无法将真实的自己交给自己，就连“激动也可以做假”“所有的激动都是装出来的”。延安说肖文：“你的身体好像不是血肉做成的”。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长达七年之久，他们在相互的调侃中，早已磨损、销蚀掉“暧昧”“风情”的躯壳，并未滋生出感性和理性共融、变奏的憧憬。我想，作家的叙事动机，主要是想挖掘出他们各自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和变异之态，所以，在叙事策略上，有意让现实与幻觉交织、缠绕、错位，呈现记忆的“断片”和“残简”，生长出文本想象的张力。最终，彻底迷失在“被侮辱”“被损害”“被戏谑”处境里的延安，完全混淆了生活现实和欲望幻觉的关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肖文的同学邀请的一次郊区打猎时，延安为“验证”本事，即前夜恍惚的记忆或凌晨的回忆是否真实，竟然向肖文举起猎枪，扣动扳机。随即，延安仿佛再次进入梦境般的幻觉：“就像昨天夜里钻进肖文房间的那一个梦，没准什么也没有发生。”东西细腻地写出了可怖的人性状态，构筑了一个无法逃匿的心理迷宫，其间有无数撕咬灵魂的虫虱，形成无法抵御、无法把握的黑洞。

没有语言的生活（韩文版）

世界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是全然不同的，作家需要进入人性的隧道，发现并建构一个真实的、超越我们俗世目光的世界。它是物质的，也是精神和心理的，更是灵魂的。就是说，作家一定要克服自身的惰性和惯性，具备对生活“重构”的力量和勇气，充分展示出对经验的处理和审美架构的能力。所以，只有叙事本身，方可证明一位真正的作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呢？首先，它是内心的秘密。正如福克纳所说：“必须发自肺腑，方能真正唤起共鸣。”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的记录一遍。但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这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纳博科夫挑战道德禁令。⑱

我坚信，东西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写作、叙事伦理，无时不寻找、发掘叙述过程中文学符号蕴含意义的增值。他心中的“真正的写作者”福克纳和卡夫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现代主义”作家，都是向人性深处掘进的高手，他们都试图寻找到并揭示出人的内心的“秘密文件”。而东西本人乐于从细小、细微和细部出发，慢慢地盘整日常生活和俗世人生中被困扰和纠结的事物，以此直面现实，通过文字整饬现实，扭转现实，书写当代社会生活、人性和存在世界的尴尬，发现并揭示人的内心悖论、灵魂变奏。无疑，这就是一位小说家的责任和使命。东西执念于“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而且，之所以能够揭示存在世界的秘密，并“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因为勇气，才华方可得以释放和张扬。东西曾将自己的作品与外国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找出自己与他们想象力的差异性和审美向度的趋同。在此，他特别谈到《没有语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长》两个中篇：

东西、毕飞宇、艾伟、李洱（从右至左）

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了聋、哑、瞎三人，组成一个“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家庭故事。能把这三个人放到一个家庭里，是需要想象力的。因此，这个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好评。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传记，说他小时候为了跟瞎了的祖父共同读完一封信，要不停地在祖父手心写下认不得的字。我为这样的细节没出现在小说里而自责，终于明白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长。乡村成长的背景，年少时对远方的强烈渴望，使我的想象力变得贪婪。我的中篇小说《目光愈拉愈长》写儿子失踪之后，母亲刘井的目光竟然可以穿越山梁、天空，到达城市，看见儿子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坐在一张餐桌前吃着雪白的米饭。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道，当雅克和主人不知走向何方时，雅克说朝前走。主人说朝前走是往何处走？雅克说前面就是任何地方！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⑲

虽然，东西没有写出类似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类型”的文本、故事，制造别样的美学奇观，但是，他对“中国经验”的处理、叙述方式，同样生产出令人怵目惊心的直击现实的文本，依然以坚实的写实主义的韧性和力道，立足于反思，在对人与事物的深描中默默地证实并建立具有哲学意蕴的转喻。从写作发生学角度看，东西格外注意汲取外国文学丰厚的滋养，检视自己的优长与差距，不时地回望、比照，不断淬炼小说叙事的精深底功，将摆脱、消解劣势作为自己下一次书写的起点。从本质上讲，文学的虚构，并不是重建现实，而是引导我们在一场“面对虚构的游戏”中寻找到存在的巨大的隐喻性。从另一角度讲，现实不过是人们对现实应有秩序的某种幻想、理想化诉求而已，现实本身并没有某种本源性的存在，它实质上就是话语构造的产物。那么，无论是我们对现实的幻想，还是对历史的想像、理解，都可以被重新进行建构和虚拟，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审美规约和修辞策略，使“现实”或“历史”再度复活，进入一种全新的叙述和想象境地。现实性、可能性和传奇性构成的文学叙事，必然会生成一种符号化审美功能。这种艺术表达，不再是僵死的词汇堆积的“现实”故事载体，而是借助于对词语的歧义性想象，复活心灵，激活事物。这样，叙事便创造了新的现实和生命，同时也成为主体对现实和存在的再度书写和引申。其实，《私了》所描述的，就是一场现实的“词与物”之间的深层错位。实质上，丈夫李三层与妻子采菊之间的所有对话、“猜谜”，都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成为夫妻“私了”的逻辑起点。甚至，我感觉李三层这个人物的名字，也被东西赋予了特别寓意：“里三层”“外三层”，就像“俄罗斯套娃”，叙述始终都在包裹着的真相里旋转，在李三层制造的相似的谜面里层层游走，在不断“出尔反尔”的过程里，夫妻最终一起耗尽了各自的耐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谎言就是“不存在之物”，它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错误联系，这样的情境，只能导致人的灵魂的重生或涅槃。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东西格外注重“倾诉和聆听”之间的关系，瞎父王老炳让聋儿王家宽去买长方形的肥皂，结果王家宽却买回了一块毛巾，显然，这是无法解决的错误联系，是没有词语的手语制造的词与物的错位，这更容易将谎言变成“事实”。正是因为这样的错位，小说从现实的描摹，引申为超现实的寓言，呈现出生活的荒谬性和可笑性。这样看，也许我们可能会更加犹疑：现实、存在和小说，到底哪个更为荒谬？也许，很多时候它们都是“无法言说”的存在。东西的写作，就是要“闯入”一种“无法言说”的生活。

目光愈拉愈长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5

东西坚信：“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⑳所谓“不顾一切的写作”，在我看来，就是作家所具有的对现实、存在世界担当的勇气。这种担当，无疑是数年来东西在写作中所坚守的写实主义精神，无论对历史、现实还是人性，直指当代生活中种种精神、思想意识的断层。特别是，他的文本能够超越逻辑的、虚拟的、冰冷的理性框架，虽然其中埋藏着对我们民族血缘和玄机的深刻感受和忧虑，反省和批判，但他始终怀揣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性的决心，让文本成为保持记忆、反抗遗忘、重建人性的尊严的精神文档。因此，东西审慎地把持历史空间、叙述与时间、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视文本细部修辞的力量，又不失文体和叙述方法的智慧与灵动，不断地拓展叙事视野和格局，以展示一位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真切的人文情怀和情感、精神、心理的反省能力。或许，这就是东西的“底气”和信念所在，这也体现出他逐渐在自己最有精神控制力的文学叙事空间，滋生出更大的叙事耐心的写作定力。看得出，人到中年的东西，并没有对近年来的写作进行什么自我“变法”，只是愈发意识到自己担当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性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勇于向存在世界和人性的幽闭处勘探，这一点，已经成为他的优势。我们也因此相信，东西的叙述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永远都不会徒然、虚无和消弭，这也正是东西代表了这一代作家的最后坚守。

我们的感情

作者: 东西著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08

注释：

① 王尧：《发现和直面“没有语言的生活”——关于东西的片面解读》，《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② 张柱林：《小说家何为——东西写作中的沉默与追问》，《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③④ 张学昕：《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长城》2019年第6期。

⑤ 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⑥ 余华：《虚伪的作品》，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⑦⑫⑱⑲ 东西：《我们内心的尴尬》，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第96页，第87页，第85页。

⑧⑩ 吴义勤：《探寻生活和自我的“真相”》，《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⑨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⑪ 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⑬⑭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第45页。

⑮ 东西：《叙述的走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⑯ 张学昕：《无法“篡改”的叙述——东西小说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⑰ 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⑳ 东西：《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与符二对话》，《作家》2013年第1期。

张学昕，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文学院。现任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囯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钟山》《长城》等期刊、报纸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著有《真实的分析》《唯美的叙述》《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南方想象的诗学》《我的现实我的主义》《穿越叙述的窄门》《苏童文学年谱》《简洁与浩瀚》《小说的魔术师》《苏童论》《阿来论》《中国当代小说八论》等专著15部。主编“学院批评文库”，《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少年中国人文阅读书系”，“布老虎系列散文”，“百年百部短篇小说正典系列”等。荣获第三、四、五、六、九届辽宁文学奖、江苏文学评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钟山》文学双年奖、《中国现代文学丛刋》年度论文奖。2008年荣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2022年，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