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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新文化传播的海上叙事

陈军

2023-01-10 17:03

一

遥想社会变革中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浮现若干深有意趣的话题。张元济是百年中国颇具传奇的出版先驱，在当年士阶层转型的时代风潮中，与蔡元培很相像。他们既有同乡和翰林院同僚之谊，又在戊戌突变，缇骑四出，朝廷关闭变法通道之际，先后由朝入野，踞于出版和教育两大要津，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自晚清以降，继严复后，唯独他们二人在教育救国的漫漫长途上，用力之巨，收效之著，被学界誉为一时瑜亮。但细察彼此心路，在政治倾向和社会立场上，二人实有明显差异。蔡是对朝廷和康梁失望，主动挂冠而去。张是感恩光绪面谕，全力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

张元济（1867-1959）

张元济受李鸿章庇护，由盛宣怀安排，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兼代总理（校长）。他积极创设特班，请出绍兴办学受挫的蔡元培为总教习。尤其不易的是，他在一九〇二年主动辞去官办学堂高位，投身印刷小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创业。张元济上任后即设编译所，聘蔡为所长，并与蔡元培、高梦旦三人合编中小学新式教科书，一时影响甚广。当革命声势日盛时，蔡元培毅然筹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试制炸弹，力主暗杀清廷政要，成为翰林造反第一人。张元济则联手立宪派实力人物，举全力“保路”和“立宪”，推动朝廷加快和平改革进程。但终因不能割舍与庙堂的精神联系，以致辛亥激变之际，酿成商务的“教科书危机”。

几年前被高梦旦重金聘来的陆费逵，趁武昌起义爆发，暗中邀约几位同仁，编写了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他们做事缜密，丝毫没让张元济察觉。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日，陆费逵在四马路商务发行所隔壁挂上中华书局招牌，推出用五色旗作封面的《中华小学教科书》。其中编有专门解释共和主张的新课文，很快被各地学校认购一空，一下就把黄龙旗为封面的商务教科书，挤到了市场角落。

陆费逵还从商务拉走不少骨干，他确实是一位不甘久居人下的能人。高梦旦为拴住他的心，还将侄女许配给他，坊间为此流传“赔了侄女又折兵”的笑闻。尽管张元济和商务奋力直追，很快推出一整套新编《共和教科书》，但在风云突变的时代潮流前，动作确实慢了半拍。当新文化运动拉开大幕时，张元济的立场态度，尤为让人关切。

《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

近读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2019年）一书，颇有耳目一新的启发。作者研究张元济历时三十年，还编撰了《张元济传》和《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对菊生先生用情之深，犹如高平叔举半生之诺，编撰《蔡先生年谱长编》的佳话。掩卷良久，我一直在思索，这里有一个极具启示的现象，就是如何从“北大—新文化”（策源地），推演出“商务—新文化”（传播重镇）的迷人场景。从蔡元培到张元济，历史镜头切换之间，适时推出新的场域和语境，呈现于世人面前，实是中国之幸。

二

一九一八年九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矛头直指这份商务的老派大刊。见主编杜亚泉反驳，陈独秀又于次年二月再发雄文，触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罗家伦也紧跟而进，在《新潮》推出《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将《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列入“杂乱派”“市侩派”，又称《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而《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若不根本改良，实无存在的余地”。新文化名流的言辞极具杀伤力，商务高层又一次面临挑战，几种杂志因保守之嫌，发行量骤减。

张元济表现得很是冷静，他是过来人，透过“新”与“旧”两张惯用标签，依稀可见他们这代维新人士，也曾高蹈地探寻启蒙路径的切入点。面对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变态度最典型的是严复，他叹息“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从此立志，“惟以译书自课”。而张元济主张“即人尽学”，他痛惜四万万国人，“惟四十万识字”的文盲现状，呼吁普及教育的最好药方是编写新式教科书。他在商务全力推动严复继《天演论》后，接连译出《原富》等八部著作，给天下读书人打开了格局和视野的“天窗”。鲁迅曾生动地记录了《天演论》给他的心灵震撼：“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北大的胡适也说：“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胡适还特地为自己的名字选了“适”字，他和罗家伦们实是同辈人，都曾领受严复、张元济的启蒙影响。

应该说，变革是张元济内心的急迫需求。当初夏瑞芳邀他加盟商务，说“你编书，我印刷”，但馆内董事会多数成员，还是与夏相处密切的印刷同仁。随着夏遇刺身亡，公司规模做大，内部治理已难以匹配。但张元济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联手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迅速在办刊方向、人才选拔上作出回应。

他变革的重要一环，是主动与蔡元培相约，几次去北大座谈“取经”，拜访陈独秀、胡适、沈尹默、李石曾听取建议，最终与蔡元培当场拍板，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这套丛书视野开阔，多数为北大新派教授课堂讲义，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推出后深受欢迎而不断再版，也让商务从新文化舞台边缘，逐渐走向传播新学科、新思潮的主场位置。张元济对胡适在新文化中“整理国故”的务实态度，格外动心，与急于让贤的高梦旦诚邀胡适加盟商务，又建议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第一时间向新文化名人组稿。直至求贤若渴的高梦旦专程赴京，对胡适倾诉感人的心声：“我们那边缺少一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此番冰雪真情，促成胡适一九二一年暑期的赴沪考察。这次考察长达四十五天，最终形成一份切中时弊的报告。

而对杂志的改革，张元济大胆起用新人出任主编。读者很快发现《东方杂志》由陶保霖接替杜亚泉，《学生杂志》朱元善“小试改革”，《小说月报》沈雁冰（茅盾）“全面革新”，《妇女杂志》章锡琛走上前台。对沈雁冰，张元济有个从发现到认知的过程。沈雁冰一九一六年北大预科毕业后进编译所，从低职做起，很快显露才华。《小说月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主编王蕴章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礼拜六”派作品自然占了主导。新文化兴起后批评不断，《小说月报》发行量锐减。张元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小说月报》不适宜，应变通。”沈雁冰出任主编前，正与郑振铎筹组文学研究会。一九二〇年十月张元济赴京期间，郑振铎数次拜访，已谈妥郑加盟商务的前提，将《小说月报》列入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用契约明确郑振铎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张元济欣然应诺，相继随郑振铎进入的还有叶圣陶、徐调孚、顾颉刚、谢六逸、王伯祥等新派文人，在沈、郑联手发力下，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学的主战场，初显由北京往上海南移的趋势。

沈雁冰（茅盾，1896-1981）

沈雁冰出任主编时，提出三项革新条件：

一、杂志现存稿子（包括林纾译作）全不能用。

二、原来的四号字印刷全部改用五号字印刷。

三、馆方应给予全权办事的权力，不能干涉杂志主编的编辑方针。

这意味着杂志原先买下的“礼拜六”派稿子得全部封存。而改字体增加了新文学的发稿量。郑振铎及时寄来周作人的论文，冰心、许地山和他自己的小说、译文，还请人画好封面和扉页插图。于是《小说月报》先在第十一卷十二号刊发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沈雁冰在《本月刊特别启事》宣布：

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诸先生台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一九二一年一月，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炮打响，为中国新文学史揭开崭新一页。各地分馆订单不绝，发行量从王蕴章时的两千册不断上升，至年底突破一万册大关。新文学创作自鲁迅《狂人日记》破题后，几年来一直处于整体的“空窗期”，胡适为此叹息“提倡有余，创作无力”，这时候终于开始热闹了。郑振铎们高屋建瓴，第一次以文学社团辐射全国，借刊物和丛书传播魅力，集聚起尚在孤独中摸索的作家同仁。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伏脉千里，烛影幽显，乃延伸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前后辉映。从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这方面来看，很明显，五四新文学正是借助商务印书馆迅速扩大阵地的。

三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起人是郑振铎、沈雁冰、耿济之等十二人。细看郑振铎们列出的发起人名单，颇有深意。在酝酿期间，他们先拜访了周氏兄弟，鲁迅因在教育部任职，受“文官法”约束不便加入，但帮助审阅了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这可是一份令人瞩目的名单，赫然列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和朱希祖，还有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等人，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名字亦在其中。

郑振铎（1898-1958）

王晓明曾分析过该会的策略、性质和组织形式，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和支配整个文学界的中心团体，一个类似后来‘作家协会’那样的‘统一战线’”（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8页）。所以，他们在《章程》中规定：“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一个文学团体，居然像政党那样要设支部？后来虽被一次会议否决，但在广州，确实成立了分会。一次沈、郑二人去宁波讲课，就当场发展王任叔（巴人）入会。不久，王任叔来信告知，已发展九位新会员。应该说，为这个团体奠定理论基础的，还是沈雁冰。他已参与建党的实际政治，对口号和主张，自然多了一份社会学考量。而在组织上起重要作用的是郑振铎。茅盾晚年在《关于文学研究会》一文中说过：“谁热心，愿意任劳任怨，赔钱赔时间，谁就可以‘揽权’做事。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个人。”

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行动巨人，他一九二三年接任《小说月报》主编，进商务后，全身心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小说月报丛刊》。叶圣陶说郑很善于“拉稿”，自己经他怂恿，就开始写童话，一写就一发不可收。郑振铎的寓所，不仅是商务同人散馆后策划选题的聚会之地，也成了他结交各地来沪作家的文学客厅。王伯祥日记记录了一则轶闻：“平伯下榻振铎处，佩弦则留在圣陶所，上海屋狭，一家竟难容两客也。”郑振铎精力过人，还以“儿童本位”视角，创办《儿童世界》周刊，推动转型期童刊童书的“突围”。当时初显名声的作家，都把新书交给商务旗下的文学园地。如许地山的《落花生》、叶圣陶的《稻草人》、朱自清的《毁灭》、刘大白的《旧梦》等，这份书单一直可以延展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和周作人也施以援手，当时周建人已在章锡琛的《妇女杂志》任职。郑振铎借《文学研究会丛书》，推出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又在《小说月报丛刊》出版周作人《日本的诗歌》。郑振铎还陪同爱罗先珂赴京，去八道湾与鲁迅兄弟相谈甚欢。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1921年7月出版的第12卷第7期

郑振铎本人也创作翻译了大量作品，尤其在《小说月报》连载的《俄国文学史略》，第一次将俄国文学史的变迁、特点和重要作家的风格，介绍给国内读者；讲清高尔基为代表的“民众小说家”，不仅“为”民众写作，而且是“写”民众。他还特别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当时三人的著作在中国几乎无人提及，此书的开创性意义可见一斑。最后一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请瞿秋白执笔，全书也由瞿校阅，在传播新思潮上尤显珍贵。

经章锡琛全面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先抛弃旧文学那套陈旧套路，以专栏形式，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社交公开。鲁迅应邀发表小说《鸭的喜剧》《幸福的家庭》，杂文《娜拉走后怎样》。章锡琛以善于抓选题出名，他发挥周建人懂英文，自己懂日文的特长，利用涵芬楼丰富藏书，译介了一批外文杂志上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除鲁迅兄弟外，沈雁冰、巴金、吴觉农、胡愈之等也经常投稿。不到一年，就把一份保守刊物变成走向进步的文化阵地。

张元济和高梦旦终于舒了一口气。商务印书馆借团队之力，不仅化挑战为机遇，还将陈独秀、胡适倡导而没做成的许多课题，变成文学的现实。如《新青年》倡导写实主义，开创了一种翻译和理论创作的风气，而文学研究会就把这种风气发扬光大。《小说月报》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唯一倡导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坚持将理论探讨和译介域外文学置于首位，对于推动作家群体走出创作迷惘期，逐渐呈现成熟丰沛面貌，实在功不可没。

四

张元济一生可备称述者甚多，如要用一句话概括，还是胡适的评语最为传神：“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践行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出自浙江海盐一个书香世家，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从骨子里透出书性，又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读书人。他最早发现出版的价值，为此做出让士林愕然的选择。

他得知清末留世古籍共八万余卷，以“为古书续命”为天职，立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上任不久就建涵芬楼，作为古籍出版的善本馆和编辑查阅资料的图书馆。他收集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诸家散出藏书，民国初又收进清宗室盛氏、丰盛丁氏、江阴缪氏等家藏书各数百种。二十年来，他每到一处，必走访旧书店，不管蛛网尘封还是道远难行，总要亲自翻阅挑选，捆载而归。仅方志一门，已达两千余种。还有日本和欧美新出的八万余册外文书，成套的期刊、报纸、图表照片。涵芬楼当时藏书，以数量和品种之胜，享誉海内外。一九二一年初，他郑重提议公司用公益基金建东方图书馆，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颇为壮观的五层建筑，底层为流通部藏书室，二楼为阅览室和杂志陈列室，三楼和四楼一部分为善本室，内藏涵芬楼善本书。张元济从扬州购回的四万余册何氏藏书即堆放于此。四楼置书架五十六排，共三百余架，可容书四十多万册。

张元济主持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却在新文化高潮时全面展开。他与梁启超、傅增湘交往甚密，都赞同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和主张，为筹备大规模古籍印行，坚持从善本搜集入手，甚至在寓所门口钉有“收买旧书广告”牌子。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流露了这种急迫之情：“吾辈秉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伴随着几大杂志改革，张元济主持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简称“衲史”）开始登场。《四部丛刊》收录重要的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代表作，以及著名学人的别集，按四部分类排列。丛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完成出版，一九二六年重印时，张元济以“书贵初刻”原则，抽换了其中二十一种版本，并给许多书写了校勘记，冠以“初编”序次。共销出两千四百余部，获利颇丰，由此奠定了商务在古籍辑印方面的权威地位。

《四部丛刊》扉页与牌记

张元济毫不松懈，又在寓所附近设校史室，配备十一二位助手，开始了辑印“衲史”的海量工程。校史室备有二十四史的各种版本，以及善本书目与题跋，任务一是校勘，二是描润。原计划在一九三三年出书，岂料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日军意欲摧毁中国最重要文化机构，派飞机炸毁了商务印书馆总馆。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将一座壮观的五层大楼焚毁一空。烟雾中纸片飞扬，飘满上海的天空，张元济在寒风里拄杖悲号，痛惜苦心经手的几十万册书籍化为灰烬。

在重振商务的危难之时，王云五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经胡适推荐接替高梦旦，一直毁誉参半，上任后将九位部门主管换了七人，推行的“科学管理法”引发人怨，只好作罢。他最初说过只做十年，但面对日军挑衅，他主动接受张元济续聘，还向众人明志：“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懦者。”在张元济和董事会力挺下，他强制推行那套管理方法，同时减股份，大幅度裁员，被人骂得狗血喷头。但奇迹发生了，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八月一日恢复了印刷生产，在十一月实现日出新书一种的频率。至一九三六年，商务的整个规模和收入恢复如初，雄踞国内行业首位。王云五是个经商奇才，他能将张元济的理想情怀，落实成完整可行的商业链条。如张元济说出版要“紧随潮流”，他马上跟进为“更要激动潮流”。张元济倾力“为古书续命”，他就用行动“为古书装上翅膀”。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解决了阅读古籍的困难，其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相当于一座可流动的小型图书馆，全套丛书一百七十二种，共四千余册，可放在家中和任何场所。这套书长销数年，深得张元济赞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公司全景

张元济一直想影印《四库全书》，一九三三年存放于北平文渊阁的《四库全书》转移至上海，中央图书馆的蒋复璁找到他，希望就近印行。张元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协调此事，有一次书已发运，因江浙战争无奈终止。他请教育部聘请专家十五人，商定影印目录后，选印了二百三十一种珍本，成书一千九百六十册，名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印一千部。紧锁深宫百年的典藏珍本，第一次走进民间。

而在抗战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张元济与郑振铎秘密抢救古籍的传奇。其惊险场景，不亚于一部谍战大片。当时商务总部迁移至香港，他以年迈之躯独守孤岛。北平、天津书商和日本文化机关，见江南几大藏书楼善本散出，纷纷云集上海，争先猎取。郑振铎急忙从北平跑到上海，与张元济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恳请拨款抢救。重庆又派出蒋复璁来沪，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打赢了一场政府无力完成的特殊战役。他们以张府为据点，由郑振铎谈价采购，张元济鉴定拍板，何炳松、张寿镛保管经费。日伪机关数次发现古籍行踪，却总是被郑振铎抢先买走，扑空后派人在几处书店蹲守。一次郑易装后还是被熟人拍肩相认，他迈开长腿，终于奋力脱险。而最有价值的是抢救了嘉业堂的明代文献，并成功运往香港。当时日本的东亚同文书院与满铁调查部，同时与刘承幹竞价。利用这一空当，郑仔细查阅发现宋版书下品居多，反而是明代文献属极珍贵孤本。于是，他们果断买下明代文献。可要将数千种古籍运往香港殊非易事。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创造了奇迹，他足足打了三千八百个包裹，将嘉业堂典籍陆续安全寄出。这是个惊人之数。

五

商务人有很浓的“张元济情结”，回望一百二十六年商务史，可谓精英集聚，群星璀璨。但唯有张元济以独立浊世的澡雪精神，内化成商务的象征和启示。那就是：“张元济不可追！”

他真正将商务办成了一所“无言学堂”。商务印书馆以庞大的文化学术资源，完成了汉语现代知识系统的整体构建，推动了全社会的文化更新。而中国近代史上几家大出版机构，其创始人和骨干，均出自商务门下。在图书选题和出版思路上，多为参照跟随，复制张元济的“商务模式”。

他一生经历光绪、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蒋介石几个时期，直至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礼遇。其历史际遇和人生境界，确实难以复制，更是无人可以比肩。

出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是张元济一生的高光时刻。这年他八十二岁，成为开国元勋们所尊敬的长者。毛泽东先邀他同游天坛，饶有兴趣地问起戊戌变法的细节，如光绪召见他和康有为、荣禄的仪式；还谈到长征时让警卫员一直背着《辞源》，随时以备查阅；几天后又让陈毅接他父子赴颐年堂聚餐。张元济也真敢直言，见当时大军云集江浙，军需供应百姓压力很大，就建议道：“南方粮赋很重，国力困竭，希望政府予以关注。”毛泽东耐心解释：“现在军队已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会逐渐宽缓，困难是暂时的。”当领袖谈起建设话题，他又建议分轻重缓急，提出“最要紧的是交通，铁路尤为重要，其次是工业，再次是农业”。（参见柳和城《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周恩来、朱德、陈云先后前来拜访，与张元济畅谈，陈云十四岁进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八年后成长为工运领袖。商务宽松的文化环境，让沈雁冰借《小说月报》做了中共秘密联络点，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还将指挥部设在商务印书馆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张元济亲炙的陈叔通、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均承担起中央政府文教机关重任。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为文物局局长，叶圣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教科书的编写工程。

陈毅对张元济可谓一往情深，不但邀请他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还在他中风偏瘫后经常上门探望聊天。

晚年的张元济长眉细目，满脸红光，浑然如孩童般洋溢出清灵之气。一九五六年十月，京沪两地友人共庆他九十华诞。陈毅派专人送来齐白石立轴贺寿。画中一支红烛高照，旁列螃蟹、美酒，上题：“满杯酒，蟹正肥，偷闲独醉夜深壶。”还有徐悲鸿题跋：“白石三尺灯台蟹酒。”红烛象征高寿，肥蟹正合他生日节气，陈毅用心之高谊，深得张菊老暮年欢娱。

张元济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安然辞世，中央和上海市以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隆重公祭。灵堂上挂有逝者生前写就的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班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写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