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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张嘉骅:鲁迅为什么将《史记》比作《离骚》

张嘉骅
2023-01-12 11: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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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骅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阅读推广人,对《史记》等史学典籍的阅读尤有心得,曾出版《少年读史记》《给孩子的史记》等作品。本期视频,我们请张嘉骅老师来谈谈,作为史学经典的《史记》,从鲁迅观点看,为什么是“无韵之离骚”?

张嘉骅读《史记》(11:08)
鲁迅将《史记》比作《离骚》的另一层含义

司马迁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但研究司马迁的知名学者李长之更在意的是他文学家的本色。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本书里,李长之说,广义地看,司马迁是一名伟大的抒情诗人;在司马迁的性格中,占有大量成分的是浓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样的诗人”。

李长之,作家、评论家

把屈原拉来和司马迁类比的,李长之可不是第一人。在此之前,鲁迅就曾这么做,而他在《汉文学史纲要》所说的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了对《史记》非常著名的评判。

关于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肯定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出类拔萃,后一句是说《史记》就像用散文写成的《离骚》。《离骚》便是屈原的代表作,自古以来被奉为中国韵文学中数一数二的经典。在这篇作品中,屈原吐露不少的辛酸,例如他是怎么遭到小人的诽谤,又是怎么被国君所疏离的。

把《史记》比作《离骚》,自然是推崇《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这么比喻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史记》的作者恐怕也是藉此在抒发自己胸中的悲愤。

换句话说,如同屈原写《离骚》,司马迁也是借着写《史记》在发牢骚。

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特别留意司马迁因李陵案而受腐刑的遭遇,以及这段经历对司马迁写《史记》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鲁迅对司马迁的描述,有段原文这么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这段话翻成白话文就是:司马迁憾恨自己变成皇帝所玩弄的臣子,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纸墨之上,他感叹自己因受刑而遭到的侮辱,将那些不合时俗的特异人士的事迹传之久远。司马迁显然有怨,并且把这股怨气注入在《史记》里,说起来这若不是在发牢骚,那又是什么呢?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文学写作可以容许情感发泄,那么历史写作呢?

司马迁以撰写《史记》来抒发胸中的悲愤,其实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报任安书》里可以找到许多材料来当证据。鲁迅没有忽略这一点,所以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大段地引用了。

问题是:不管一个作者遭受多大的委屈,文学写作可以容许情感的发泄,但历史写作呢?历史写作一旦容许一个作者在篇中发泄个人的情感,是不是会影响到它该有的客观性呢?

鲁迅想必也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才会说《史记》“背《春秋》之义”。因为相对于《春秋》的秉笔直书,《史记》的很多叙事看得出是有个人的主观意识在做主导的。以汉武帝时期的卫青和霍去病为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们的描述,笔调就相当“冷”。卫、霍两人征伐匈奴、震古烁今的功绩,感觉上就像一篇流水账。相对来说,司马迁对同时期李广的叙述,笔调就很“热”,故事也说得非常精彩,尽管李广的军功根本远远比不上卫、霍两人。

宋人黄震曾为卫、霍两人叫屈,说他们名动天下,读他们的传记,却感觉他们“不值一钱”。而李广打仗,经常打败仗,读他的传记,却处处能感受到他英伟的雄姿。黄震为此感叹说:“史家褒贬一个人,要给要取,全在笔法之妙,这哪是一般人能望其项背的呢?”

黄震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司马迁会这么写,也是有他的理由。

第一,司马迁根本反对汉武帝征讨匈奴,认为战争非常劳民伤财,他当然不会对卫、霍的那些战功有太多的描述和褒扬。

第二,司马迁从骨子里瞧不起卫青和霍去病,认为他们都是靠卫子夫的裙带关系才成为将领,是所谓的“佞幸之臣”。在司马迁看来,卫、霍两人能有这么大的战功,也是基于武帝的宠爱,拥有大批可以克敌制胜的精兵。

第三,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李广虽然不是常胜将军,但他的勇敢豪迈和对士兵的仁爱更值得称道。事实上,司马迁在列传中就曾爆料:军中常有士兵吃不饱,而霍去病却在浪费粮食。这牢骚发得真有准头,可说是抓住了霍去病的小尾巴!

第四,司马迁因李陵案获刑,而李广正是李陵的祖父。好好地把李广的生平事迹写一写,藉此也可以彰显李氏一门的忠烈!他,有汉一朝的太史司马迁,是绝不会看错忠良的。

严格地说,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和李广等人的描述,由于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的确不太客观。但事情总有一体两面,以《李将军列传》一篇而言,要是没有作者对传主李广那样的主观的特殊情感,并且用他优秀的文学技法去写,这篇文章也不足以成为千古名篇。

《史记》影印北宋景祐监本(图片来自网络)

追求没有弊病的情感史笔

其实,尽管《史记》有违《春秋》的写作原则,鲁迅并没有因此就否定《史记》不遵守传统的做法,反而指出《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可以激起读者较为积极的阅读反应,就像明人茅坤所说的,读李广的传记会让人立马想去挽弓射箭。

所谓的历史书写,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更何况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文史哲根本不分家,我们无从要求司马迁放下文学家的身份,仅仅做个历史学家就好。在《史记》这部史书里,我们一定能读到文学性,也一定能读到司马迁的情感。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运作的情感,除了《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少数篇章出现了较明显的偏差,大体上说没有什么不妥。相反,正因为司马迁懂得使用设身处地的“同情”去理解历史人物,他才能将那些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如在读者眼前。

学者康璧城曾指出,“司马迁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在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若是从历史的立场来说,情感的史笔并不是没有弊病的,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就没有陷入这种弊病里去。”康璧城的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供大家参考。

是的,《史记》是司马迁身遭不幸、忍辱发愤而写成的一部书。它的成就有如《离骚》,但书中确实也承载了作者不少的牢骚,例如《酷吏列传》一篇描写武帝时众多法吏的严酷,尽其所能地暴露他们的凶狠。至于《伯夷列传》一篇,虽然也是在发牢骚,却是在向老天抱怨和质问:所谓的“天道”是公平的吗?若是公平的,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好人?

所以说,历史的书写不是不能发牢骚,而是要看这牢骚怎么发。要是能发得像《伯夷列传》这样子,那么我得说这个牢骚也未免太高级了!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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