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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瑞典首都,被偷了四辆自行车

2023-01-13 13:1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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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临 三明治 收录于合集 #My City in 2023 1个

作者 | 临

Hjälp, hjälp!

我背着包,一只手臂用力夹着快递箱,在马路中央飞奔追赶骑着我的电动滑板车逃跑的盗贼。

脑子里飞速检索”帮忙“的瑞典语,想请路人帮忙拦截。可惜“hjälp”还没来得及喊出口,盗贼回头朝做了个鬼脸,顺着下坡加速,很快消失在视野中。

我停下脚步,抱着包裹站在马路中央大口喘气。几位路人似乎也放缓了脚步,同情地看着我。

该死!这辆国产品牌“小牛”出品的最新版电动滑板车,刚入手一个月而已。我在关了车电源,特意确认百米之内没有路人后,才快速钻进路边商店取个包裹。几秒钟后出商店,眼睁睁地看着不知从哪里冒出的小偷熟练地启动车子,在我的紧追之下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一辆工程拖车停在我面前。驾驶座上穿着建筑工服的小哥摇下窗户,用瑞典语问了句话。我猜测他是在问发生了什么,急忙指着前方告诉他我的滑板车被偷,窃贼往那个方向离开了。小哥一挥手,让我上车,并且加足油门猛开了一公里,直到路尽头。

“运气不太好”,小哥遗憾地摇摇头。

“这边岔路太多又都是草丛,实在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帮助”。感谢小哥后,我下车,扛着快递箱往住处走。

路过住处前的一个小亭子时,我瞥见通常空着的座椅上坐着三个身着黑色帽衫的青少年。他们抽着烟,围着一个前部灰色、后部发着红光的物体。我立刻反应过来:那不就是我的电动滑板车吗?!小牛滑板车的设计辨识度很高,在斯德哥尔摩从未见过同款,我相信我的判断。但是直觉告诉我,绝不该冒然上前交涉,毕竟是”以一敌三“,且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枪。于是我加快脚步拐进两幢楼中间的小道后,有生之年第一次拨打报警电话112。

“我的电动滑板车被偷了,现在盗贼就在不远处,你们能马上派警察过来吗?”,我狂飙英语,天真地以为对方听到如此急切的语气会同样着急起来。

接电话的大姐似乎不慌不忙,“你这个案子不是紧急的,你应该打11414报警。”

我并不明白什么事属于“紧急”,只能无奈拨打另外的那个报警电话。果然是”非紧急“热线,苦等20分钟后,接线员大姐一板一眼记录了事发地点、丢车型号等等具体信息,并让我描述盗窃者的容貌特征。窃贼回头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记忆犹新,“身穿黑色帽衫,黑色裤子和运动鞋,棕色卷发,皮肤较黑……”我穷尽词汇,在确保政治正确、不说出任何与种族和地区相关词汇的前提下,准确而全面地描绘那个青年的样貌。警察阿姨“嗯哼嗯哼”加一阵敲打键盘后,让我给出坐标,表示会联络正在那附近巡逻的警车去现场。

挂了电话,我暗中观察那几人的行动。此时天色已黑,几乎无法看清盗贼的身影。又过了20分钟,巡逻警察的电话来了,“我们就在附近,他们还在吗?”

我把保持通话的手机藏在兜里,蹑手蹑脚地靠近亭子,好像我才是小偷,在躲避警察的抓捕。

“他们不在了。”确认窃贼已经离开,我拿出手机说道。

“运气不太好”,这次轮到警察说这句话了。我明白,这意味着这个案件正式落幕,成为无数自行车失窃报案记录之一。

· · ·

这是我在瑞典丢失的第三辆代步工具。在它之前,跟随我漂泊多处的一辆折叠自行车和一辆电动滑板车先后失踪。而这几起失窃,都发生在我搬到紧邻斯京主岛西侧的A区居住后。

图:A区附近的某小区公共停车处,停放着几辆价值过万的小牛电动车。每辆车都用至少2条链条锁牢牢锁在栏杆和地面上。

斯京是华人对斯德哥尔摩的昵称。些微拗口的五个汉字意味着这座城市大概率会获得一个简短的“绰号”,而自带“皇气”且以“北欧之都”自居的这座首都,用一个“京”字来概括再贴切不过。

2019年7月,我来到斯京参加职业培训。每日十多小时的和煦阳关和郁郁葱葱的自然,完全就是想象中宜居的样子。坐落于斯京省郊区的一座小村庄的培训学校,将被森林环绕的一座17世纪城堡改建成师生公寓,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提供给我们使用。省下了找房的繁琐,我便有精力折腾一些爱好,比如体验瑞典的骑行文化。

初来乍到,差点被昂贵的骑行装备直接劝退——在迪卡侬这样以性价比著称的商店,一辆基础款变速自行车标价便轻易超过5000克朗(约3500人民币)。如果想“消费升级”买一辆更轻巧便携的款式,则需5000人民币打底。二手自行车虽表面价格较低,但算上潜在的修理成本也并不便宜——自行车店的维修预约通常以半小时为单位叠加,单位价格在500克朗(350人民币)左右,需要花多少钱修好,完全取决于师傅的水平和心情。

幸好朋友帮忙从国内托运来一辆变速折叠自行车。我又海淘了一辆国产电动滑板车作为日常“爬坡”的通勤工具。人人相熟的小镇民风淳朴,虽未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但的确没有特别需要提心吊胆的地方。我也大大咧咧地只用基础款链条锁把车锁在宿舍楼下。

年底,课程结束后开始实习。学校虽能提供住宿,但考虑到单程2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和极其不确定的下班时间,我决定搬出学校,加入斯京的租房大军。在斯京租房,是一场与运气、时机、房东等各个因素的博弈,足以含泪哭诉出一篇万字长文。因为房东提前解约、工作地点变换、短租等原因,我先后搬过4次家。在找到这套房子前,我已打定主意愿意牺牲地理位置、居住环境甚至租金,换得一份一年以上的租约。

租房中介了解到我的核心需求,便带我来看这套位于主要交通枢纽A站附近的一室一厅。单元没有门禁,屋内没有家具,但可以“无限租下去”,因为中介就是手握长租约的二房东,且搞定了业主委员会。尽管公开信息显示,这个区域常驻居民的平均薪水低于瑞典平均水平,有30%的适工人口尚未就业,且房屋售价相比周围区域更低——这三个惯常用来评估整体居住环境与安全性的数据,相比我之前居住过的区域“落后”不少,但考虑到离地铁枢纽不远,且还能省下每年搬家的种种麻烦,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下了。

入住后很快入冬。斯德哥尔摩气温骤降,长时间被冰雨和黑暗笼罩,骑车通勤人数骤减。车库里各式各样的山地车、城市车整整齐齐码成一排。瑞典的居民楼大多在底层配备一个有独立进出通道的空间作为自行车库。理论上,如果楼里居民都能遵循随手关门的要求,它便是“楼内专用”而相对安全的。运营良好的业主委员会也通常会时不时开展检查和“居民游说”工作,让大家重视起安全问题。入住后,我时常见到车库大门敞开,但猜想也许是住在楼上的几位装修工人为了进出方便,便没有过多担忧。

图:骑着自行车扛着超市采购的食物跨过长长的大桥,成为每周的固定运动之一。

元旦假前,我和许多邻居一样,将折叠自行车停放在一个靠近大门的角落里,并用链条锁锁住车身。然而等几周后再去取车时,发现车子已无踪影,原本的车位被其他车辆占据。眼看周围邻居们的几辆“豪华”山地车安然无恙,我猜想,这辆漂洋过海来到瑞典的亮橙色小车或许早已被“盯上”了。窃贼可能趁着车库门敞开时进入楼内,顺手将原本就不沉的车子整体扛走。因为人并不在案发现场,所以只在警察局网站上做了遗失登记,再用回执去保险公司索赔。也许是索赔案例太多,保险公司对审核流程早已烂熟于心,很快便批准了赔付。再后来,从“最后一公里解决方案”升级为主力通勤工具的电动滑板车,也在某天在家附近的咖啡店外不翼而飞。

连续报案三次后,我好奇地点开警察局网站的数据库,了解我作为“炮灰”充当的分母——盗窃案的“基数”——到底有多大。官方给出的统计是:大约有10%的瑞典家庭在过去一年遭遇了非机动车盗窃案。而绝大多数报案——确切的说,是99.6%——都无疾而终。警察局似乎对令人嗔目结舌的办案效率毫不避讳,在官网上直接放出了“0%结案”的数据,并解释说目前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击团伙盗车案件上。

而同样连续理赔三次的保险公司——几乎所有瑞典家庭都会购买“家庭险”,而自行车是家庭险的保险标的之一——也通过详尽的数据和解释,向投保者强调盗窃案高发率和“好好管车”的重要性。某保险公司甚至在网站上发布调查称,50%的自行车是在家附近被盗窃的。小偷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高。作案团伙会开着大卡车,一排一排地扫荡停在公共场所的自行车,甚至还会爬上住户的阳台偷价值更高的电动自行车。

“三丢”后,我决心搬离原本打算居住更久的“心痛之地”,转移到城市北部一座据当地人称“学生多、超安静”的岛上。虽然我并不认为平均工资、失业率、人口年龄构成这些“表面”数据能完全反应当地的治安状况,但新区域平均工资比瑞典水平高出60%、平均年龄偏大、失业率偏低,都在释放着更友好的信号。

入住第一天,楼长——也就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住在我楼上的一位老太太,热情洋溢地带我实地参观了各项“基础设施”。来到负一层,她详细演示如何用若干个钥匙和门禁卡突破重重关卡进入停车房。

“如果你注意出入的时候随手关门,那这里是挺安全的”,楼长说。看得出,为了楼里的治安工作,她付出了很多心血,也非常自豪。我注意到,停车房的不少看似昂贵的山地车,都没有上锁。

楼外的停车区同样停满了车。不远处,是一块显眼的Grannsamverkan(邻里守望)牌子。Grannsamverkan是瑞典数年前推出的一项基于小区的公益举措,旨在通过提升居民防范意识、培训防护技能和鼓励邻里相互协助,降低区内的“日常案件”发生率。据负责推广这项行动的机构统计,参与的社区中偷盗抢劫案件发生率平均降低了16%-26%。

有了极度负责的楼长和“邻里守望”项目所带来的安全感,加上入夏后适合骑行的天气逐渐增多,我决定再入手一辆电动自行车——我在瑞典的第四辆代步工具。有了前“车”之鉴,我特意为新车配备了两把厚实的链条锁。买琐时,店员反复叮嘱买大品牌、有认证的产品,因为它们需要更多时间和工具才能撬开。在这过程中所制造的噪音,足以引起附近人的警觉,也可能“劝退”窃贼。

“我理解你。我们必须让偷车贼的日子更难过”,店员说。不久前,他的一辆自行车也在闹市区被窃了。而他总结的教训就是:用更粗更硬、难以锯开的锁,耗尽偷车贼的耐心。

图:第三辆代步工具到货后,我特意从国内海淘了一只防水骑行包,用来“装货”

谁知几个月后,我就让某位偷车贼的日子过得更好了一些。某个周末,我犯懒把这辆并不起眼的白色电动自行车停在户外停车处。经历夜间一场狂风暴雨后,它消失了。厚实的锁依然在艺高人胆大的窃贼面前败下阵来。和前几次丢车一样,“犯罪现场”毫无痕迹。

我给楼长发邮件询问楼门口是否有任何监控。她表示爱莫能助,“整栋楼和附近区域都没有任何摄像头”。而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我想也不会有哪位邻居在楼外“守望”。

怀着对国内无死角监控安防系统的一丝怀念,我再次登陆警局网站,熟练地挂失,然后去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很快给我回复电话。”我们注意到你报案的时候说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并没有取下来?“

“是的”,我说,“因为电池几乎是满的,所以并没有取下来充电”。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赔付应赔金额的50%。” 专员耐心而专业地解释,如果电动自行车放在家外超过24个小时,则需要把电池取下来,才能获得最高赔付。如果电池随车被盗,则只能赔付一半。

我并不理解这个规定——丢了更多的东西,却只能获得更少的赔付。专员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挂电话前还叮嘱,“下次要记得把电池取下来,这样能减少损失”。对于“丢了车子又赔电池”的我,只能阿Q地理解,这个规则制定的初衷,是鼓励大家更注意保护自己的财产——哪怕是电池这样一件在车被偷后就变成无用之物的东西。

· · ·

我在社交媒体疯狂吐槽了丢车的事。没想到不少朋友留言表达了对瑞典日益猖獗的盗窃和日益恶化的治安的不满与担忧。丢手机、丢自行车的朋友不在少数,最夸张的是在酒店丢行李。

“离开斯德哥尔摩当天,我在酒店前台办理离店手续,拉杆箱就在身边。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旅游,一直都这样,从来没有想过身边的行李在几秒内不翼而飞。” 朋友在事发几年后描述起当时的经历时,语气中依然带着惊讶和不解。

当然,相比于每年瑞典全境几万件盗窃案和8800件抢劫案而言,更可怕的,是与日俱增的枪击和爆炸案。有一位正在斯京念书的荷兰朋友和我讲述了不久前的一段惊悚经历。她所居住的区域9月底发生一起爆炸案。炸弹在距离她公寓不远的一个单元底楼爆炸,虽然未造成人身伤害,但她和室友连续两周胆战心惊无法入睡,爆炸时玻璃嗡嗡的震动声犹如幻听回响耳边。而在第二天,斯京南岛较为热闹的区域也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你能相信吗?斯京警察在现场调查后,因为专门负责‘暴力犯罪’调查的警力没有剩余人员,只能将爆炸案转交哥德堡警局进行调查。他们的理由是已经积压了许多还没有结案的枪击案。”

我震惊,实在无法把爆炸这类的恶性案件,与印象中民风淳朴的北欧和与世无争的北欧人联系起来。号称治安很好的斯京,居然有那么多“意外”。

主修“灾难风险管理”专业的她,对这方面的了解更多。“瑞典的枪击案和爆炸案在欧洲范围内都是很高的”。她给我看了一组数据:2020年,366次枪击案。每百万人中就有4人因枪击而死,比欧洲平均的1.6人翻了一番多。

而瑞典在治安上相对于邻居们甚至是欧盟同胞的“拉胯”表现,也让瑞典人颇为无奈、急在心里。2022年10月,关注反对暴力和严格移民政策的偏右翼和右翼政党成功组阁,也许也反映了瑞典人对治安、移民等政策的不满和改革的呼声。

2022年9月瑞典大选时温和党在街头挂出的竞选海报,口号为“一个在未来更安全和稳定的索尔纳市”

· · ·

没有自行车的日子,我只能选择公交+步行的交通方式。有时为了省下车钱(斯京单程车票约合26元人民币),更是会咬牙走出几公里,边走边怀念骑车出行的那种自由感和灵活度。

某天,手机上弹出一条来自一家国内自行车代工厂海外销售的信息:“我们最近有几款新的车型出口到欧洲,不知道你还感兴趣吗?”

之前为了购买自行车,我特意联络了几家专注外贸的国内车厂,想绕过”中间商“,以更低的”出厂价”买到价廉物美的中国造产品。几位销售偶尔会发消息告诉我最新的产品或促销活动。

我告诉他,我被偷车贼偷出了心理阴影,不确定要不要再买一辆。

“你可以给自行车配个外置的全球GPS定位器”,销售建议道,“这样就能时刻追踪车子的位置了”。他顺带发来一个海淘的链接。

望着窗外厚厚的积雪和下午两点半就消失的微弱阳光,我没有立刻回复。几次报案的经验,我明白警察对于“几千元”级别的失窃案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定位器更似保险,换回一份心安而已。我更不确定的是,再买一辆车,是否意味着一份在逐渐丧失安全感的环境中继续生活的承诺?

就在不久前的圣诞夜,斯京“久负盛名”的「脆弱地区」林克比再次发生枪击案。「脆弱地区」(Vulnerable Area)是瑞典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划定的60余个犯罪率高、社会割裂度高的区域,其中有16个在斯京,而林克比是许多人最“避而远之”的一个。据称,一名涉黑团伙成员在火拼中被枪杀。这是瑞典今年发生的第62起枪击案。一名研究犯罪学的瑞典教授在报道中以“对新政府所开展的大力打击犯罪行动的回击”来解释这起枪击案。言下之意,罪犯在新政府强化治安的措施下垂死挣扎。

我能直观感受到枪击案后邻居们的变化。“请大家注意防范楼内陌生人”的邮件提醒一封接一封。楼长更是用非常严肃的语词反复强调楼里的“纪律”——不得随意为任何非住户开门,一律到楼外取快递和外卖,遇到可疑人物更要及时通报。「邻里守望」——这个我一度以为已空心化、符号化的倡议,因为邻居们针对当下治安所采取的行动而鲜活了起来。

积雪融化,邻居们陆续清扫露天停放的自行车上的积雪,调试刹车,降低胎压,为冬日骑行做准备。我没忍住,下单海淘了一辆自行车——在斯京的第五辆代步工具。安全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不过心安了不少——也许是对治安措施的信心,也许是对邻里互助的信任。

“一切平安”,楼长在发给全楼住户的新年祝词中说。这也是我的新年心愿。

原标题:《我在瑞典首都,被偷了四辆自行车 | My City i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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