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评《正仓院》｜透过文物看古代东亚贸易网

《正仓院：宝物与交流》，[日]东野治之著，龚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264页，79.00元

去年10月，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循例举办第七十四回“正仓院展”，向世人展示正仓院收藏的部分古代宝物。条件所限，亲临其境并无可能。好在还有《正仓院：宝物与交流》一书，让国内读者可以一窥正仓院宝物的究竟。

“宝物”二字，强调的是其珍贵与稀有。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作者东野治之在前言里开门见山：市面上并不缺乏“详尽介绍各个宝物的美术类书籍”。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正仓院》其实对正仓院藏品本身的介绍不甚详细。比如，正仓院里藏有《王勃诗序》写本一卷。它是目前已知王勃著作的最早写本，文献价值极高。著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在正仓院本《滕王阁序》里就写作“落霞与孤雾齐飞”。但东野治之在书中仅只提到其抄写年代（公元八世纪初），此外几乎不置一词。

真正引起作者兴趣的，是正仓院藏品的域外来源——“这类进口物品包括各种乐器、室内摆设、染织品和部分佛具等，是正仓院宝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这些拥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宝物会保存在正仓院中”呢？

在今天，符合逻辑的答案自然是贸易。但古代东亚还有另一种物品交换的形式，这就是“朝贡”。当时日本向唐朝献上的物品名义上叫作“日本天皇赐予大唐皇帝之物”，但在唐朝方面看来，仍然是“朝贡”而已。抛开名分认知的差异，东野治之直白地承认，“无论是哪个国家，就算再憧憬中华文化，获取朝贡的回赐也才是主要目的”，而且“中国会向来朝贡的国家赐下比贡品更为高级的礼物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这其实就是《礼记》里人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厚往薄来”。也正因藏品的中国来源，“正仓院宝物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直通长安的强烈感觉”。在西安曾经出土了与正仓院所藏球形香炉规制极为相似的银质香囊，而吐鲁番古墓也曾发现与正仓院藏品极为相似的刺绣鞋子。

除了直接的朝贡之外，正仓院藏品的另一个来源是与新罗王朝的转口贸易。简而言之，新罗在唐与日本之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这当然与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或者用作者在书中的话说，“（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不是卖出本国的产品，而是通过倒卖更为遥远的地方的物产来获得利益”。对新罗而言，这指的就是令日本贵族趋之若鹜的“唐物”。具有东亚“特色”的是，这种转口贸易同样是在“朝贡”的幌子下进行的。书中记载了八世纪中叶新罗对日本的一次“朝贡”。但作者认为，正处在全盛时期的新罗之所以降尊纡贵前来向日本“朝贡”，只是为了通商而已。这方面的根据是，新罗王的表文里说使团一行三百七十余人，而负责接待的日本太宰府则报道人数多达七百余人，显而易见，两者之间数百人的巨大差异是因为“大量贸易商也随船来了日本”。只要有了朝贡的名义，这些人进入日本之后的路途开销就全由日本负担，何乐而不为？在明代享受了类似待遇的日本商人曾经惊呼“大明实是个空前绝后的大善政国家”，不知彼时的新罗商人，是否也作此想？而日本史籍记载日本与新罗使节在唐廷所发生的“天宝争长事件”（753），是否也是因为新罗名义上对日本的朝贡所致呢？

不过，如今有句话叫作“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正仓院藏品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东野治之注意到，藏品里的金银器数量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金器”，按照律令制度本来应该供应银制食器酒器给天皇使用，但正仓院藏品里“更多的是白铜或表面镀金的金铜器”。这就与当时唐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西安郊外的何家村一地就曾出土了唐代金银器两百七十余件。在金银器的使用上，日本和唐朝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作者对此坦率断言，对“凡事皆热衷效仿大唐的奈良朝廷来说”，没有金银器可用，并非因为趣味取向的不同，“更为实际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经济”——缺少金银。

在现代的大众印象里，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以此看来，缺少金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有趣的事情就在这里。距离奈良时期不过几百年后，随着列岛金、银矿的陆续发现——比如大河剧《炎立》就提到了奥州（本州岛东北）盛产砂金，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日本给时人留下的印象居然已是“日本无货，唯有金银”了。的确很难想象，在史书上留下缺金少银与盛产金银两种相反记载的，居然是同一个地方。

唐代五弦琵琶正仓院藏品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日本对唐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工艺品”，在正仓院藏品里所展现出的大唐王朝压倒性的“文化输出”倒是毋庸置疑的。按照作者的说法，日本当时能向唐朝提供的只有山茶油、玛瑙、金漆与做工粗劣的纺织品。《正仓院》里提到，正仓院藏有一把东大寺传世和琴。“和”字就提示了它的本土属性。但作者也不能不承认，尽管它已经代表了“当时日本工艺制品的最高峰”，但“并不能算得上工艺精妙”，“在精致和华美上有相当大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这种压倒性的单向文化输出，似乎只体现在采用了唐代律令及汉字文化的东亚地区（日本、新罗、渤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代器物本身却带上了内陆亚洲乃至西亚的文化色彩。究其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联通欧亚大陆两端的“丝绸之路”的存在。日本知名东洋史学者森安孝夫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里这样写道，“唐朝又通过丝绸之路与作为佛教文化盛开之地的西域、印度连为一体”“今天只要提到‘正仓院御物'，无论是谁都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丝绸之路以及犍陀罗”。

比如，《正仓院》的正文一开头，作者就提到了正仓院宝物中的玻璃杯。古代东西方对玻璃的态度存在引人注目的差异。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对此指出，“直到最近数百年以前，玻璃的主要用途一直是做容器。中国人和日本人用黏土制造了极佳的容器，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对玻璃锲而不舍”。因此，东野治之也明白无误地将出现在正仓院藏品名录里的这只玻璃杯认定为“典型的舶来品”。从工艺上看，玻璃杯“用于注酒的杯身下紧连着高杯座的这种设计源自罗马拜占庭，和现在的红酒杯属同一类风格”，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然而，作者紧接着又提到，这只玻璃杯杯座的纹样（龙纹或虎纹）“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因此，“杯座绝不是来自西亚，而是产自中国文化圈的某处，被加装在了这只玻璃杯上”。

结论令人有些始料未及。对僻处东亚最远端的日本列岛而言，“古代日本大量接受并努力学习的，正是这种充满了世界性要素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古代世界彼此之间的连接，比人们如今想当然所认为的那样要紧密得多。作者以正仓院所藏极品名香“兰奢待”为例，证明“热带物产经中亚的沙漠地区被运往中国甚至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历史曾真实存在过”。“正仓院不时被誉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正是这个原因。而奈良与平安初期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也因此明晰起来了（虽说颇有些鲜为人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东野治之在《正仓院》里将“重心放在对外贸易史上”，论述了“探究古代历史中日本人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又是如何去享受这些文化的过程”。但在硬币的另一面，作者同时也指出，奈良时代“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并没有那么多”。

这也是颇有些“颠覆”意味的论点。在传统观念里，大约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一批批东亚大陆移民前往日本定居。他们被称为“渡来人”，并将诸如农耕技术、土木建筑技术，以及烧制陶器、锻铁、纺织等农业文明传入日本。要是从这个角度推断的话，在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大唐王朝，先进的中原文化理应更加顺利地传入日本才对。

可是《正仓院》却告诉读者，由于唐朝与日本双方都存在禁止私自出国的法令，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民间的自由交流，也切断了日本吸收大陆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除了鉴真这个在唐已经是知名高僧的特例之外，无论是在佛教还是学问领域，渡海来日的人中都没有著名僧侣或是学者”——而鉴真东渡本身就带有“偷渡”的意味。这当然也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合法的“遣唐使”无与伦比的意义：“在技术的传播和模仿学习等问题上，‘留学’所背负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在作者眼中，“遣唐使队伍一次派遣五六百人的规模，也是作为文化使节才会有的阵仗”。

当然，就像作者先前在叙述新罗向日本“朝贡”时推断的那样，日本每次多达数百人的“遣唐使”本身，无疑也兼有商人的属性。实际上，因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世纪末期日本朝廷会决定停派“遣唐使”。在“大唐凋敝”的事实之外，“依靠新罗和唐的商船大量运送物质的路线开辟出来以后，文化使节性质浓厚的遣唐使也就逐渐失去了派遣的必要性”。而这种贸易关系的存在，也使得“日本到近代以前，始终与外国之间保持着某种紧密的联系”——显而易见，作者所谓的“近代”，应当指的是先后三次下达“锁国令”的江户幕府，而非“黑船来袭”（1853）后的真正“近代”了。

无论如何，就像《万叶集》里的诗句所写的那样，“旅人宿郊野，白鹤展翅遮霜雪”。正是这些在中古简陋条件下甘冒不测风险往来商路的勇者的存在，古代东亚结成了一张相当广袤的贸易网络。而《正仓院》所提及的“正仓院宝物”，恰是这一贸易网络存留至今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