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高江涛：“最初中国”从4300年前的陶寺走来

1月7日下午，由澎湃新闻网做媒体特别支持的第159期文汇讲堂“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跨年四讲圆满收官。最后一讲《4000年前，中国王国与王朝的谜和底》邀请三位主讲嘉宾——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邸楠，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分别讲解黄河上中游的陶寺、石峁和二里头，26个有效提问在现场和结束后的微信群中九成得到解答。

高江涛引经据典讲述距今4300年的煌煌大都陶寺

陶寺是距今4300年前的著名遗址，在晋南之地文明蕴化出的一座都邑，它是我们文献中记载的中华尧都，还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最初中国”，而最初中国所创造出来的文明传继至今。这就是隐藏在陶寺遗址背后的逻辑线索。

文明蕴化：地理上有先天优势

如果从更大的地理背景上来分析陶寺，我们会发现陶寺遗址所在地晋南，尤其是它所处的小环境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古代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地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存在著名的枣园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细节分析发现，陶寺所在的小环境有着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因此是文明易生之地。

地处典型的依山傍水、宜居之地

陶寺位于临汾盆地中部，“依”塔儿山，“傍”山西母亲河汾河

从大背景看，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分为三个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垣曲盆地。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偏中间的位置，其所在的小区域环境更值得关注。首先，它位于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边上，靠近“塔儿山”。“塔儿山”，顾名思义，因山上有塔而得名，又称崇山。神奇的是，塔儿山突兀地矗立在临汾盆地之中，成为临汾盆地乃至整个晋南盆地里的最高峰。在盆地外当然还有远处的太行山和吕梁山。通过航拍图可以发现，陶寺东南面的山脉呈一个大写“C”字型的半包围态势，这种态势通常被风水师称为“太师椅”地貌，是极佳的风水之地。结合起来看，陶寺恰好处于汾河与塔儿山之间，地理位置上属于典型的依山傍水。

如果从更高的层次的山水空间来看，图中发暗的部分是地势最低的汾河，发亮的部分是高山。而陶寺就处于暗与亮的部分之间，有点类似山水“阴”和“阳”之间。当然，似也可以说它是阴阳交汇之地，它的山川空间是个非常典型的适宜居住地带。

生态交错带和相对封闭性，是文明易生地

陶寺位置符合管子所言“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是相对封闭区，文明易生地

总的来说，我们对陶寺所处的小区域有两点认识。

第一，是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其具有自己的优势，处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大缓坡黄土台塬地带，排水比较通畅。更为重要的是，地域延展性很强。同时，土壤干湿度较为适中，土地肥沃度也较为适宜。

第二，是“相对封闭性”的环境。它位于临汾盆地之中，再加上山脉的半包围形态，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国外“限制性”理论认为，早期国家最有可能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区域产生，因为相对封闭的小区域环境中，如果环境优越、土地肥沃、水文适宜，便能使该区域内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为了保护这些经济和财富，各种政治权力机构和分配财富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随之产生。显然，陶寺很容易产生这些上层建筑。我们判断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权力机构、政治组织机构的复杂与成熟，复杂到了国家出现，文明就会形成。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所在区域是一个文明易生之地。

这并不是今天才得出的结论，先秦的诸子百家们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管子·乘马》开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意思就是，建立国都之地，在大山之下，广川之上，不能太高，不能离水太近，也不能离水太远。而陶寺遗址恰好符合这样的特点。

煌煌都邑：衣食住行 生产劳作

在前述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了一个煌煌都邑，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都城。

开具双城制先河，功能分区事先规划，以人为本

陶寺城内有序布局，如《周易》所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人方为高级居住区，农方为普通住宅区，鬼神为墓葬区，工方为手工作坊区

从筑城造郭上看，陶寺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城墙，城墙内有核心区宫城。这样既有其内的宫城，又有外部的大城郭，形成了后来都城制度常见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所谓的双城制，正是在此时开始产生，而且比较规整。

最重要的是，这座城不仅仅是简单的筑造，它还蕴含着明确的规划布局理念。为什么这样说呢？基于考古的钻探和发掘后发现，城的东北部是它的核心区宫城所在，宫城近处是仓储区，东南部是墓地，西南部是手工业区，西北部是普通居民区。显然，这样一座城并不是无序的状态，而是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

并且，这种明显的功能分区还蕴含着规划布局理念。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宫城在城的东北部，而手工业区怎么会在远离核心区宫城的西南部呢？用今天视角来看，手工业生产显然需要烧窑、打制石器等等，其实是个“工业园区”，显然是一个工业“污染区”。所以，它得远离核心区，被安置在城的西南。这与现在的大型城市布局有些相同，一些重要的都城性的城市西南之地大多环境较差。

更为明显的是，陶寺都城布局体现了先民传统理念。《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这个“方”不是我们说的不同的人，而是不同的划分。宫城这个区域主要是住人的，是核心人物居住区，即可以成为“人方”。

基址上发掘出主殿面积为540余平方米，异常宏伟

1号宫殿基址实际勘测面积为6500平方米

在建宫立室上，现在13万平方米的宫城内，勘探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有十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很可能就是宫室一类的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处基本上已经完整揭露，称为1号宫殿基址。边上还有两个与之并行的夯土基址，目前尚未发掘。在钻探之前，估算1号夯土基址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实际勘测发掘其面积约为6500平方米。

陶寺发掘的遗迹大多都是地面以下部分，地面以上的遗迹遗存基本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很羡慕石峁遗址，石峁遗址保留了许多重要的遗存遗迹，尤其是城墙，有的地上遗迹还保留了3至4米。但陶寺只能在土里找寻遗迹了，因为多数都只剩地基了。幸好1号宫殿基址还保留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

1号宫殿基址存在建筑中轴线，已发现的540平方米主殿后推测另有一个同等规模主殿

目前发掘6500平方米范围内，将近1/4的基址都被破坏了，地面与地面之间的落差甚至能达到1.8米。万幸的是，3/4的还有所保留。经过发掘发现，它至少有一座主殿和三个附属的房屋，主殿残留了三排18个柱子，现场可见柱洞和柱坑的遗迹，柱洞的直径实际上就是柱子的直径，在50厘米左右，下面是柱础石。如果它是一体的，可以说该主殿是两个进深，面阔七间，这样仅主殿的面积就能达到540平方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宏伟程度。同时，我们推测后面还有一座像它一样的主殿，因为这个地方还保留着三个柱洞。而最北的柱洞和最南的柱洞之间的柱间距两者之前完全相同，都是11.5米。此外，1号宫殿基址甚至还很可能存在建筑“中轴线”。

发现动物与人双层祭祀坑，疑似藏冰纳冰的“凌阴井”

发现可能用于藏冰纳冰的“凌阴井”

2022年有个新发现，我们在1号宫殿基址西侧的边缘发现了一个属于1号基址始建时的祭祀坑，它周围还有一些十分规整的遗迹，不排除未来继续发掘的可能性。这种祭祀现象比较复杂，是首次发现的与宫殿有关的祭祀坑。这个祭祀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埋的是猪骨与狗头骨，还有烧烤过的陶器；下层则是三具人骨，包括两个成年人和一个没有头的儿童。而在1号宫殿的南边发现了一个“井”，但它并不是陶寺常见的井，因为基本见不到打水用的扁壶。一般来说，井从上到下都是越来越窄，而这个“井”的井底反而扩大了，显然它不是普通的“水井”，我们推测或许是用于藏冰纳冰的“凌阴井”。

开创铸铜的复合范铸技术先河，有观象台，发现水稻

上图为四千多年前的观象台，中图为7件铜器，下图为2015年浮选出来的水稻、大豆，表明先民在此生活怡然

在陶寺城里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观象台”。城内还发现了墓葬，可以说是聚族而葬的城。早期墓地共发掘有1309座，更为重要的是，这1309座墓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且大型墓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尽管不像殷墟集中出现了王陵区，但这些墓葬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现象。

城西南是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先民们在这里生产劳作。与生产、工业密切相关的是，陶寺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种类不同的7件铜器，这就表明陶寺已经出现了铜器群。而且这些铜器的铸造技术就是后来辉煌的夏商周三代常见的核心技术——复合范铸技术。一定程度上来说，陶寺或许开创了复合范铸技术的先河，因为它有明确的铜容器，比如铜铃，还有一个很可能是铜盆的口沿。

此外，陶寺先民在此处生产生活，种植“五谷”，但目前尚未发现小麦，食物以粟和黍为主。但在2015年，陶寺确实浮选出来了水稻、大豆等，说明当时进行了多样的农作物种植。当然也有畜牧业，饲养以猪为主，还发现了绵羊、黄牛、水牛、竹鼠等品种。

中华尧都：实证印证旁证佐证

诸多文献印证，陶寺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

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主流观点一般都认为它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作为考古学者，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敢轻易与文献对应。但是，陶寺的相关材料比较充足，文献资料也较多，我们认为陶寺发现与文献还是要有所对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百年考古实际证明，我们在夏代之前并不是没有历史，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我们发现的这个时代的不同的遗址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或者具体说是谁的都城，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就陶寺而言，如何证明？我认为不仅仅是二重证据法，有四个方面可以讨论。

第一，有考古实证。上面已经详细阐释。

第二，有文献印证。大量的文献记载印证陶寺很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比如《尚书·尧典》《尚书》《论语》《史记》《周易》《帛书》《竹书纪年》等等。

临汾流行“威风锣鼓”，陶寺发现大量鼓；霍州“蛇盘盘”的祭祖花馍与陶寺的龙盘相似

第三，有民俗旁证。在陶寺一带有许多有趣的民俗传承至今。比如，陶寺周边的百姓不把太阳叫太阳，也不叫日头，而是叫“窑窝”，当地人发音就是“尧王”。又如，洪洞“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传承至今，这里的“姑姑”“娘娘”就和尧的二女密切相关。而在陶寺，直至今天还有一个“二月二龙抬头”的社火节，每年举办延续已久。

还有，霍州清明祭祖时最典型的是用一种叫“蛇盘盘”的花馍祭祖，这个花馍与陶寺的龙盘竟然有些相似，这就是一种民俗的传承。包括在临汾整个区域特别流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威风锣鼓”，在陶寺也发现了大量的鼍鼓、土鼓等鼓乐。

临汾地区有“三尧”，分别是尧庙、尧陵、尧居

第四，有文化遗产的佐证。临汾地区有“三尧”，分别是尧庙、尧陵、尧居，还有一个有趣的景区叫做仙洞沟，传说是尧洞房的地方。1926年，李济先生做晋南调查时，就到过仙洞沟做旧石器的调查。

最初中国：地中的最早所在地

陶寺不仅仅是尧那个时代的都城，还应是“最初的中国”。中国的本意就是所谓的地中之国，关键的是“地中”。《清华简》中提到的四个“中”，很多先生都认为是“地中”，且是个具体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指“圭表”。陶寺确确实实发现了与观象有关的东西，M22也出土了疑似“圭表”。最关键的点是，圭表不同涂漆形成的色带中，有一个位置出现了两个粉红带，它到漆杆始端的长度是39.9厘米，换算成陶寺尺为是1.6尺，恰恰是《周髀算经》中提到的夏至影长，就是“地中”所在的夏至影长。

出土的疑似“圭表”中，出现了和夏至影1.6尺，这是“地中”所在的夏至影长

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最早的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地中”，也就是4000多年前的“地中”是在晋南这个地方，只是到了西周选择都城时，逐渐把“天下之中”或者“地中”转移到了洛阳盆地，二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很可能存在两个“地中”的转化。所以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该是在晋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南所在应该是最初的中国所在。实际上，苏秉琦先生在较早时就提出了这一看法，

在我看来，最早的中国应该从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说：从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是从文化母体中蕴育“中国”；到陶寺文化时期，诞生了“中国”；而至二里头时期已经是相对成长起来的“中国”。

文明传继：今日中国陶寺走来

陶寺文明体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点

陶寺文明创造了许多品质，这些品质一直传承到了今天。例如王权社会、礼制礼器等。这里墓葬的礼器空间为我们呈现出满满的礼仪场景。可见，此时的礼制已经初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明体表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点，甚至墓葬的陈设在《帛书》中都能找到它所展现出来的“合和”思想与协和万邦的思想。协合万邦，万邦万国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陶寺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务实创新的品质，创造出一些新的器物种类如多孔玉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绿松石腕饰等等，也包括前述复合范铸铜器。此外，陶寺文明作风务实，观像授时，十分注重发展农业经济。同时讲究传承，如对都城的布局和功能分化以及宫城本身，从陶寺传承至二里头，也包括铜器铸造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陶寺出土器物种类多有创新，如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绿松石腕饰

我们可以遐想一下：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地区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不同文化互相碰撞的情况下，蕴育出一座煌煌都城。先民们在这座都城里筑城建宫、敬授民时、以礼治国、合和万邦，呈现出一个早期国家的面貌，而它很可能是我们的“中华尧都”，更有可能创造出了最初中国的模样，成为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这座都城创造的文明多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今日中国，陶寺走来！

（文章首发于文汇APP，原题为：“高江涛：4300年前的陶寺，“最初中国”从此走来并成长|讲堂159-4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