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在北京住院手术，术后第一天阳了 | 三明治

原创 elplaneta 三明治 收录于合集 #每日书 386个

2021年8月，我在拳击时扭伤了脚，久未痊愈。去年12月初，我在北京等待医院解封，好住院手术，距离受伤已经一年零四个月。

在伤病悬而未决的一年里，我经历了疫情中的艰难创业、完成了被防控政策卡着喉咙一拖再拖的艺术项目、陪伴腰椎骨折的母亲从床上站起来、独自度过上海四个月封城的日子。

共计辗转29个临时住处，被封控171天，想自杀3次，和家人断绝关系4次。

11月底，我带着全部家当从检出了阳性客人的酒店连夜逃出，有幸被同学家收留。同学一家人的温暖善意让我从反复崩溃的状态中走出，重拾内心的平静，想要写下这一年的故事。我知道对于那些在疫情中失去生计、失去家人甚至失去生命的人来说，我的经历已十分幸运，但我的小小世界或许也是时代切片中一粒努力颤动着的尘埃。

健身房拳击训练受伤，我本以为静养就能自愈

左直拳，格挡，右勾拳，膝击。厚重拳击手套和层层绷带里的双手开始出汗，不停息地连过十几招让我有些微微气喘。我在上海这家健身房已练了近一年的拳击。

又一次左脚点地转动，腰部发力，带动左臂出拳。突然，我感到左脚大拇指有种别着筋一样的疼痛。“教练，我好像扭到脚了”。我俯身运动了一下扭伤的脚，“好像不是很疼。”“那咱们换一边腿继续”，教练说着，摆好了踢腿用的靶子。

空中鞭腿，肘击，转身出拳。我一边继续训练，一边在动作中感知左脚的疼痛度。这种细小的疼痛令人丧失警惕，也许明天就好了，我想。走出健身房时，我感到左脚内侧在走路时不能用力，只能撇着脚用外侧着地。

当晚，我发现受伤的拇指关节隆起一个大包，整个脚背也肿如面包。疼痛有所加重，但我仍未太过在意，只是喷了点白药，认为三天就能自愈了。

第二天，疼痛愈发明显，水肿也更严重，我决定去医院看看。我的左脚已经肿得穿不进鞋，只得套着拖鞋，单脚蹦跳着出门，去最近的瑞金医院。医院门口的保安大叔见我费力跳跃前进，上来调侃我：“要帮忙吗小姑娘？我可以把你背进去呀？”我连忙摆手拒绝。

照了X光片，开检查报告的医生竟然还将左脚写成了右脚，我又单脚蹦跳着去改。急诊医生看了片子，说骨头应该没事，没有骨折。但是筋断没断就不知道了。

几天后，我去另一家医院又检查了一次。这次我升级了设备，在美团上买了一副双拐。三腿的我健步如飞。骨科医生伸手摸了摸我的关节，判断说筋应该没有断。之后他一边洗手，一边嘱咐“最近尽量少走路”。护士从一只不锈钢桶里舀出粘稠的黑色中药膏，厚厚地敷在我的伤处，缠上了绷带。

◤缠绷带的左脚速写

健步如飞三脚猫◥

回西安后，我的设备再次升级，从双拐三脚猫升级为赛博格机械腿。我也去看了西安最好的骨科医院红会医院，医生说：“多用盐和醋泡脚。”我就安心展开了老年养生生活，以为接下来会是一段平静的养伤时光。

戴着矫形器去散步

结果却是，在和伤病同甘共苦一年半后，它并没有完全离开。于是我来到北京，想要手术来彻底解决问题。经过一系列的封控困扰，终于可以入院了。

朋友的妈妈来送我。办完手续，阿姨帮我把行李拿到了住院部足踝科门口。从这道大门开始，病人们必须独自应对一切，一切外部的探视和物品都不被允许进入。门口的护士问，“东西都带齐了吗？下肢抬高垫、便盆、尿垫、一次性手套都有吗？”“都有”，我说，护士低头看了看我明显超出要求的行李，说：“你东西也够多的。”

前几周，刚做出一个人在疫情封控的北京住院手术的决定时，我在酒店默默哭了一晚上，感到自己没有做好独自应对一场手术的准备，内心充满抗拒。同时也自怨自艾，“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一次人生重大时刻，都没有亲友在身边，只能一个人面对？”

我平日从不在朋友圈发私人内容，但那晚情绪决堤，发了一条“本孤寡也要解锁一个人住院手术的高级技能了”。第二天起来，发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有朋友说“一个人住院很爽，医生护士都很友好”，有辣妈朋友勉励我说“我一个人住院生过孩子，没事”，还有的表示“等我解封了就去看望你”。

在许多慰问下，我也平复了心态，纯粹把眼前的困难当作具体的问题去逐一解决。我开始在知乎上查“住院用品清单”，在淘宝上浏览“住院必备神器”。在装满一整个行李箱、一个大行李袋的住院用品，又准备了一个办公用的床上桌板之后，我有了一种不是去住院而是去旅行的错觉。

这次来北京手术确实一波三折。在西安的家人一直弹窗无法来北京，医院在特殊时期也取消了陪护探视。我从上海迂回到京，恰逢全城居家。检查前一天我自己也被莫名弹窗，冲去社区理论一番后才解除。本来上周就应入院，入院前一天又被通知医院封了，传言要改方舱。当晚，我所住的酒店检出阳性客人，我连夜带着所有家当逃出酒店，所幸被同学一家收留。在同学家等待的一周内，全国局势一天一变，从封城传言到全国疫情宣布结束，政策放开的速度超乎预期。

这周终于得以顺利入院，因为风向已变，原先计划手术前的单间隔离也取消了。我提着行李，被护士带进了三人间。待我收拾好行李、铺好自带的床单，躺下准备休息时，一个护士进来对我皱眉道：“你的床单是花的，不能铺。我们医院的床单是白的，如果你带了纯白的床单可以铺。”我疑惑，“这有很大影响吗？”“不能用自己带的床单。”护士毫无商量余地。“我皮肤过敏，必须用自己的……”我试着坚持。“你晚上可以铺，但是白天不行。”“可是我白天晚上都只能穿着病号服待在床上，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对，不能。”护士不耐烦地走了。我只好将床单收起来。

旁边床位是一位刚做完拇外翻手术三天的阿姨，一直在问护士要止疼药，还不停地给教友发语音，“我在北京做手术，祝我早日康复，为我祈祷，感谢主……”每发完一则语言，她要回放三遍以确认自己的声音。

晚饭时，我被叫到办公室，和实习医生曾医生确认病情。他看了看我的病例说，“你练拳击的？真看不出来，你这体格不像。”旁边的医生冷冷道，“所以这不进来了吗。”我连忙解释，“我不是专业的，只是爱好。”

医生认真地问了我一堆问题，诸如：“从0到10，你怎么判定自己的疼痛指数？”之后又去照相室拍照，他用黑色马克笔在我腿和脚上画了待宰的标记。翻看我的片子时，他说，“你是跑遍了全国最好的足踝科吗？从西安红会，到上海六院，到复旦华山，再到积水潭。你可真厉害。”

虽然有些医生认为“你能走路不就行了，还想运动，你要求太高了”，家人也认为“能不开刀就不开刀”，但为了还能重新起舞和奔跑，这一年来我自己去了无数次医院，确实属于积极自救的患者了。

带了床上桌本打算病床办公一把，

结果医院没WiFi，卷不起来了

昨晚一夜未眠。邻床的阿姨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按铃叫一次护工，上厕所、喝水、刷抖音、发微信语音，依旧是发一遍回放三遍。我也鼻炎发作，鼻塞口干，浑身燥热，鼻腔干痛。整个夜晚，响彻着各个病房此起彼伏的“正在呼叫中”和《献给爱丽丝》的铃声，以及阿姨断断续续的说话、咳嗽和呻吟声。

我躺在病床上，由于鼻塞，只能像鱼一样张着嘴呼吸，感到身体里的水分被抽干，但阿姨明早才能再来给我们打水。外面似乎一天天恢复正常了，居家办公三周的朋友们立刻卷入到加班工作的节奏中。前几周听闻我住院之后频繁和我聊天的朋友们渐渐也不再回复我了。我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倍感凄凉。

八点，主任医生带着一大群年轻医生和实习生来到病房。我垂死梦中惊坐起，还戴着眼罩、嘴角挂着早餐喝粥的印迹，开始解释自己的病情。“她这个有点怪……我不确定是否要动骨头。”主任医生看起来没什么把握。助手们检查了我的片子，要求我把在外地做的检查全部在本院重做一遍。

经过我多次央求，一个好说话的护士终于同意让我换到一间空病房。至少接下来三天，可以好好休息了。

昨天的曾医生又进来，“来，伸出你的宝贝脚。”他再次检查了一遍我的关节活动情况。“你这个背侧和底侧都有问题，奇怪。你下午再去做个核磁和B超吧。”“我哪天手术？”“下周二。”“哪个医生做？”“一般是赖医生。”“赖医生？”我在脑内搜索了一遍，并没有印象。“手术你就不用担心了。”他笑眯眯地走了。

晚上，我们几个同天入院的患者被一个师傅带领着排队去做检查。几天没和活人聊过天，大家都显得热情友好，在核磁室外面等待的时候便相互交谈起来。一个从内蒙过来的大叔，披着军绿色大羽绒服，吊着一只脚走来走去。他的右脚踝曾扭伤多次，四个月前又扭伤，疼痛影响走路。为了做手术已经在北京亲戚家待了一个多月，和我一样历经了北京疫情、医院封锁。

“我们这种骨科小病还好，还能等，那种绝症病人怎么办啊！”大叔感叹。

和这些走路明显一瘸一拐的病友比起来，我显得非常正常，再加上一个人来过无数次练就的熟练业务，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家的助手，帮忙取号、存放手机、指路、超市带货、帮师傅分发片子，俨然反客为主，要不是病号服暴露了我，可能就要被路人叫大夫了。

做完检查，同学的妈妈帮忙送来了洗鼻器、生理盐水和消炎药，由护工阿姨取上来。使用完洗鼻器后瞬间七窍通畅，神清气爽，从鼻腔堵塞粘液倒流的窒息状态中活了过来。闺蜜已经在帮我查出院后的租房信息，甩给我好几个链接。再次被爱拯救的一天，感到自己无比幸运。

早上六点醒来，感冒症状已基本褪去。我给同学妈妈发信息表示感谢，阿姨说，“昨晚我回去发现XX（我同学）发烧了，可能是中招了……”这已经是我亲密朋友圈里第五个了。同学刚刚复工两天，他们公司同事阳了一半，她每天戴N95，不坐电梯，但还是防不胜防。

这几天大家的交流话题都是身边又有谁中招了，要备什么药，微信朋友圈里一片发烧病倒的，还有倒卖抗原的、呼吁早阳早好的。三明治写作群也变成了病情交流群。慰问完同学之后，我又联系了一遍家里的长辈，叮嘱他们注意防护，不要去人群聚集场所。但还是晚了，有长辈已经在发烧了。

恍然间，回到了三年前的纽约。

2020年3月，纽约开始实行居家令，大多数公司开始居家办公，学校在线上课。但居家令其实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政策，公园依旧人满为患，出门也不受限制。最紧张于防护的还是华人，当时我和舍友在家待了4个月，每周全副武装地去超市买一次菜，进门必消毒全身和买来的物品，之后洗热水澡、洗外衣。

因为公寓楼里很多确诊，我甚至用水袋盖住下水槽，用塑料布封住出风口。还有人把门缝都用塑料布封上的。在政府不对个人的生命健康负责的时候，只能自我保护，大家也不会把损失归咎于政府。

三年后，我们也终于迎来了直面病毒的时刻。

再说说住院日常。每天早上八点、下午三点，护士查房，量体温，询问大便情况。周末，医生和检查室不上班，所以病人们清闲了很多。三餐时间是早七点、中午十一点、下午五点，非常有助于健康作息。今天中午伙食很棒，居然有一整根大鸡腿。主食一般是管饱的双份，比如米饭加馒头。由于我还没做手术，整个人精神抖擞，加上独享三人间的怡然自得，显得比查房护士的状态还要好。后来护士已经不进来查房，只是在门口观望一眼之后和记录的同事说“哦，这姑娘，她没啥事儿。”

我本打算住院期间赶一赶申请博士的论文，但因为排了手术之后今年已经来不及，只能明年再申，我便允许自己手术期间放松几天，开启度假心态。一日三餐和热水送到门口，有阿姨一天打扫两次卫生。除却闹人的《献给爱丽丝》的呼叫铃声，几乎就是隔离酒店的休假体验了。

七点未过，我已经收拾好床铺、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把检查片子在床尾摆放好，静候医生查房。这次年轻医生们簇拥着的是一个陌生脸孔的大夫。他听完实习医生的汇报，摆弄了几下我的脚，对其他人说：“我估计是下面的筋受伤之后粘连了。我们回去在电脑上再看看片子。”医生们又鱼贯而出，大夫边走出门边困扰地说“粘连要怎么手术，这可不好做啊……”留下了满心不安的我。

我呆坐在床，思考了许久诸如“这个新医生（赖医生）的说法和主任医生怎么又不一样？”“这个新医生给我做手术会不会没经验？”“会不会做完手术没效果甚至更糟？”“明天就要手术了，今天感觉他们还定不下来方案？”之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最后，我打算做一回案板上的鱼肉，相信现代科学。

午饭时，一个年轻护士冷冰冰地进来，甩给我一份签字单，“你明天手术，今晚十二点过后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药物过敏吧。在这签字。”

“明天什么时候手术？”我问。

“等着叫你。可能早上，可能下午，也可能夜里。”

我又好奇追问，“为什么不能吃不能喝？”

护士有点没好气了，“因为你明天要做手术，要打麻药。”

“是会影响麻药效果吗？”护士非常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你手术还做吗？”

“我做，但是我需要知道谁给我手术，以及手术方案，才能签字吧？”

“那你自己去问医生。我只是负责告诉你，今晚十二点过后喝一口水都做不了手术。我说清楚了吧？”

我签了字，“那我应该去问哪个医生呢？”

护士拿着单子疾步走出，“我给你随便找……我给你找个医生问吧。”

我有点不解，为什么这里的护士都是一副我欠了她们钱的样子呢？

过了一会儿，实习医生进来，“你明天手术，谁给你签字？”

“我能自己签吗？我家人都在外地过不来。”

“原则上，不能自己签……”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鉴于最近疫情的情况，也有一些病人是自己签的。”

“那我自己签吧。”我接过笔，看了看文件，又有些迟疑，“我还是需要先知道主刀医生和手术方案吧？”

医生和我解释了手术的大致方案：需要在足内侧开一条口子，削掉一部分骨头，上面和下面的筋都需要修复打钉。康复需要三个月，前三周每周换药，三周后拆线，一个半月后复查。

“这个手术的风险如何？有没有可能做了之后更糟？”我问。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做了之后比现在更糟的概率也是有的。风险比如说神经损伤……”

“但这个概率应该很小吧？百分之多少呢？”

“你这个病例比较特殊，不像拇外翻等常规手术，我们经常做所以有数据，比如拇外翻病人中有3%是做了之后情况更糟。你这个病例我们一年也遇不到几例，所以没法统计数据，统计也是不准确的。”

我听了心里更悬，“但是……你们还是建议我做的，是吧？”

“对，我们建议做。”医生又开始说起我跑遍全国足踝科的事迹，“你既然一年半以来看了这么多家医院也没看好，说明它自己是不会恢复的。你已经在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了，风险概率会很小的。你这个积极求医的状态很好。”

“好，明白了。”我拿起笔，在几份文件上签下自己和母亲的名字。

对于开刀手术，我并不害怕，只是有些担忧：如果手术之后还是没有恢复，或者变得更糟，该怎么办？一次简单的健身房训练受伤，怎么还变成难住积水潭骨科大夫的疑难杂症了呢？说不定还能为推动我国足踝科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打着厚厚石膏、被消毒水染成酱油色的左腿放置在蓝色抬高垫上，握着止痛泵玻璃瓶、扎着针的左手抱于胸前，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奋力向右上方伸去，企图把一只电脑充电器插入墙上的插头。“砰”，一声巨响标志了行动的失败，沉重的充电器、转换头、鼠标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无奈之下，我只好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请求护工阿姨的帮助。

于是，我终于得以将电脑架在胸前，开始写这篇日记。

昨晚在决定做手术后，妈妈一直在微信上疯狂轰炸我，说她临时联系到一个老中医，让我不要做了，先去试试中医正骨。又让其他亲戚接连电话我，劝说我不要手术。

我不理解，为何一年半以来她并未对此事过多关注，却在手术前夜临时找到一个中医，让我不要任性，听她的放弃手术。我只好说：“我可以理解你很担忧风险，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也是我自己看了全国各地五六家医院后找到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字是我自己签的，我也会自己负责。”

因为我偷瞄了手术排位，自己排在最后一个，网上说术前两小时才需禁水，所以早上我还是没忍住抿了几口水（大家不要学我）。谁能想到，早上八点半，一个师傅进来说，“我来接你去手术了。现在赶紧去上厕所。”和护士确认了这几口水不会影响手术后，我又喷了一些鼻炎药，以防手术时鼻塞喘不过气。“你的家属呢？麻醉需要家属签字的。”“我没有家属……”

我躺上了铺着深绿色被子的移动床，被推去手术室。一路上，我不安分地梗着脖子东张西望，看到墙上的标识从足踝科住院部，逐渐到四层大厅，南楼麻醉室。另外两个护士开始麻利地帮我脱去上衣，戴起头套，输上盐水。广播播放着“XXX的家属，请到麻醉室签字。”“你家属没来吗？”护士问。“来不了。”我说。于是我没有签字，直接被推进了手术室。

浅灰色的推拉门上写着26，大门缓缓打开，因为冷和紧张，我感觉自己开始手脚冰凉。出乎意料，手术室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整个空间包裹着清新和煦的淡绿色挂板，墙和天花之间看不到折角，是圆润的弧面。从墙上伸出许多白色伸缩臂支撑着的显示屏，宛如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手术室里放着轻松的民谣歌曲，各式各样的仪器和管子包围着中间的小小手术台。几个不同角度的圆形手术灯挂在头顶，不锈钢几何结构闪闪发亮。手术室里有六七个人，欢声笑语地闲聊阳性故事。

“麻醉了啊，你多重？”女医生的声音打断了我参观的目光。

“44公斤。”

“你也太瘦了吧，营养不良啊。倒是好打针。”

因为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内裤，盖着薄薄的单子，我一直冷得瑟瑟发抖。加上不可避免的紧张，我感觉身体一阵阵痉挛抽搐，口罩也被淌出的清鼻弄湿。我想起从小到大每次重大考试、面试、登台前，我也是这样手脚冰凉，微微发颤。我咬紧了牙齿，希望止住颤抖。

麻醉师让我蜷曲起身体，另外一个医生按着我，麻醉师开始在我后背上打麻醉。有些钝钝的酸痛。之后又在我左腿窝里打了一针。

腿部开始酥麻沉重，但触碰时仍有感觉。我担忧，“我的腿还有感觉，等下手术也会这样吗？”麻醉师说：“当然，你又不是全麻。有感觉，但没有痛觉。”医生一层一层地把我的左脚刷成酱油猪蹄。

“我还是很冷，可以再多盖点吗？”我请求。

“你不会发烧了吧？”麻醉师有点紧张。

“没有，我刚量过体温。”

我又被压了一层深绿色被单。之后，一个包裹着绿布的小架子被放在我胸前，用来阻隔视线。

“我们会先试试修复你的筋，如果效果不好，再动骨头。”主刀医生说。

我意识清醒地躺在床上，胳膊被固定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姿势。我听到另一拨医生们在聊天。“儿童医院有几个孩子，送过去48小时就没了。”“万一阳了只能自己去住酒店了，现在住店不看核酸了。”“迟早大家都得阳……”

过了一会儿，主刀医生来找我商量：“我们已经把你的筋拉到和右边一样了。你受伤后粘连了，筋全长到一块去了，一大团，我们已经清理好了。你要是能保证术后好好康复训练，我们就不动你的骨头了。”“我好好练”，我连忙表态，“别动骨头。”“好的。你关节还有点损伤，我们再给你稍微修一修。”医生又回到了床尾，继续手术。

我还在思考麻醉剂什么时候能让我睡着时，医生过来向我示意，“已经做完了。现在给你打石膏固定。”他又再三强调康复训练，“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练，不然就白做了。你可以在我们院康复部做，不过他们已经阳了一半了，也可以在外面的康复中心做。”

在麻醉等待区，我看见旁边被裹住全身、只露出圆脑袋的人在和我打招呼：“这么快就做完了？”我辨认出圆脑袋是前几天一起做检查的内蒙古大叔。我们像两只蚕宝宝一样扭着脑袋聊了几句。

被推回病房后，师傅把我翻到侧面，在我身下垫了一张滑板，随后轻轻一推，我便稳稳当当地滑入了病床。随后，师傅抬升起病床两侧的围护栏，把我像婴儿一样圈在中间。护工阿姨帮我垫上了下肢抬高垫。

至此，我终于有了一些病人的样貌，护士姐姐也对我温柔起来，帮我挂上了头孢输液袋。

昨晚一宿未眠，今天筋不痛了，开始伤口灼痛，像针扎火燎，关节一跳一跳地胀痛，好像有什么小生灵要破卵而出。太疼了休息一天，以疼凑字。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昨天下午感觉有些发热。我跟查房护士说，可以帮我量下体温吗？说出这句话后护士和病友都陷入了紧张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戴着一次性手套的护士在我床上丢下一只温度计。我一量，38.5，确实发烧了。我又拿出自带的抗原测试，出现两道杠的刹那，我竟然一阵轻松。该来的总会来。

我给护士台打电话，“我刚自己测了抗原，是阳性。”护士没说话，沉默一会儿说：“现在也不让测核酸了，谁也说不准什么情况，你就自己多喝水多休息吧。”医院药房关门了，而且药房也没有任何退烧感冒药了，善良的病友施舍了一片布洛芬，但是没什么效果。经过三番五次的央求，护士给我打了退烧针和止疼针，早上退烧了。护士几乎不再进我们病房，也没有隔离我。我想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可能已经阳了大半了……

值班的男医生对我避之不及，跟我说话都远远站在病房门口。我因为下不了地，呼铃想叫护工阿姨帮忙上厕所。男医生接到后站在门口远远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那你上啊。

我当时一直38.7度，浑身无力，伤口撕裂痛，我说我发烧而且伤口疼不能下地，我也没有双拐，需要阿姨帮忙。医生说，发烧难受正常啊，谁发烧不难受啊，伤口疼也正常啊。我最后几乎带着哭腔请求，请帮我叫下护工阿姨，我需要她帮助我上厕所，可以吗？

今天早上，查房医生像溜冰一样进来转了一圈，就迅速滑出了，我甚至一句话都没问上。我费力地用嘶哑的嗓子喊：“医生，我今天出院，要换药吗？多久复查？什么时候开始康复训练？……”还没说完他们就溜到了门口，头也不回地说，“出院时都会通知你的。”话音随风飘远，人影已经消失在远方。

后来我还是被转移到了一个空病房。我听见护工和护士经过我的病房时讨论，这就是那个阳性？别进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边的卷云，等待妈妈来接我出院，没想到她错过了飞机。我只得临时找了两个阳性朋友来接我（找没阳的不厚道）。同学妈妈租了轮椅和双拐，把我送到出租屋。我计划再待一个月，复查完再回家。

晚上，妈妈到了。我又烧了起来，加上阳了之后显得愈发剧烈的伤口撕裂痛，退烧药和止痛药又不能一起吃，一晚上都在翻来覆去没怎么睡着。

白细胞：又是下肢伤口又是呼吸道病毒，你是要累死老子吗？双倍工作量，要加薪啊！

我：辛苦了辛苦了，这不是一石二鸟，提高效率嘛。

身体：不公平啊，本来手术和新冠是两次假期，结果赶一块儿，叠加成一次了？

我：攒一票大的，正好休到年后。

左脚、肠胃、头、嗓子、鼻腔一起：可是我们都很疼啊！

我：疼痛只是一种刺激，一种感觉，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树木抽芽，竹笋拔节，羽翼生长，疼痛永远孕育着新生呀。

阳之后的流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加上我的伤口还需要痊愈，身体难受，术后康复也困难，折腾了很长时间。

12月22号，我和心理咨询聊天，把心理咨询师整哭了。

聊天的主题是在说疫情这三年，感觉自己一直在漂泊流浪，随波逐流，大部分时间和力气都用来对抗意外和痛苦。2020年以来，遭遇过疫情裁员、滑雪摔失忆、健身受伤、家人腰椎骨折，今年以来一直辗转求医的同时艰难地做独立艺术家，却又遇到上海封城四个月，全国各地封控，最后在封控的美术馆里打着地铺做完了作品。

一个人来北京手术却又赶上最动荡复杂的时期，北京封城，医院封院，酒店出现阳性被封，连夜逃出后借宿同学家等待，终于等到政策放开，进院做完了手术却感染新冠高烧不退，双重折磨。

最近妈妈来照顾我，妈妈也阳了，我们两个都疼痛无力，状态很差，几乎难以互相照顾。爸爸在十几年前和妈妈离婚后就与我生疏，之前说出院要来看望我，听说我阳了之后，就再无音讯。

之后说起了我在上海封城期间企图自杀的经历。在上海独自隔离四个月期间，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抑郁加重，多次出现自杀自残的倾向。有一天，我在极度崩溃的状态下去厨房举起菜刀想要割腕，在割腕前还下意识地用酒精喷洗了刀面。但我没下去手，害怕自己力气不够虽残不死，于是我出门打算换一种死法。

我们小区当时虽然封控，但有一条内部河道。我整个身体坐在石质围栏上面，看着下面碧绿的河水和水中长着青草的小洲。我想，如果我跳下去，会顺着水流被带走吧，不知道水够不够深，水流够不够急。

正在我凝神望水的时候，一个大叔从这里路过，突然和我搭讪，“你是在看水鸟吗？”接着大叔抓着我开始闲聊，并没有撤退的意思，一直聊了很久很久。从各自的工作聊到附近开着的超市和疫情新闻，聊完之后我也不想自杀了，就回了家。

说到这里我发现视频会议里心理咨询开始捂住了嘴，之后不住地抹眼泪。“感谢那个不认识的大叔救了你”，她哽咽着说，“如果你当时死在了那条河里，我的一部分也会跟着死去的。”

“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活下来了，而且你还在继续做作品，参加展览，这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三年，大家都只是活下来了而已。即使你羡慕很多人有你没有的东西，稳定的事业和感情、和睦的家庭，但这三年你深深了解到这些东西有多么脆弱。你熬过了这三年，你的挣扎是多么带劲儿，多么富有生命力。”

“你的三年没有白费，至少你保全了自己。之后，你可以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所以我之后还会继续选择冒险的生活；也可以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所以我想省省力气，选择安全一些的生活，这没有对错。况且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说，这三年的极端体验，或许也能成为你的素材和养分。”

结束咨询的时候，北京冬日午后的阳光正好照进屋内，照在我用以打发时间的画笔和油画棒上面，照在我戴着支具的肿胀左脚上，我的双拐在金黄色的墙面上投下细细的影子，反光里映照着夕阳。

我在最不确定的时代、最不安分的年纪，选择了最不稳定的事业、困难重重的感情、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我的飘零是一种必然，却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命运，因为在这艰难的自由中，有我始终不能放弃的爱与热望。

我会好好养伤，认真康复，我会专注地恢复力气，恢复信念，不再自我谴责和自我伤害，我会像一棵树一样虔诚地等待春天到来。

我对自己说。

医院康复大厅外的走廊上，新的一年加油！

原标题：《我一个人在北京住院手术，术后第一天阳了 | 三明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