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遭遇的骨折，给我留下两块钢板与成长的勇气

2006年9月1日，我大学毕业后，正式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作为一名新教师，我脑中无数次勾勒出开学第一课中自己的状态，在心中演练了无数遍，临进教室前的十分钟，还是免不了紧张。左思右想，打开抽屉，拿出两个早就买好的耐克白色护腕，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的右手前臂上。

一堂课上下来总算还算顺利，听见下课铃声响起，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之后一周时间都平稳过去了，直到有一天下课，一个女生兴冲冲地跑上讲台，“老师，等等，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以为她有什么学科方面的问题，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老师，你又不是体育老师，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一直带着两个护腕呢？”

她的声音落地清脆而响亮，一时间，引得班级中的其他同学也纷纷冲我这边望过来。

我感到一阵阵恐惧向自己袭来，头上明显开始汗涔涔的。

“额，没啥，我个人习惯而已。可以，可以擦擦汗。”

我没敢看她，在简短回答之后，赶忙抓起课本，落荒而逃。

回到办公室，缓缓脱下护腕，下面两道长长的肉粉色疤痕显露出来，每条长约12厘米，每道24个针脚，如同两条毛毛虫，弯弯曲曲，趴在我的手臂上，乍一看不得不让人倒吸一口气，太过鲜明，触目惊心。这两道疤痕实在太过明显，几乎每个初次见面的朋友，没聊个几句，都会把关注点停留在我的手臂上，

“你这手是怎么回事啊？好吓人！”

“是遇到歹徒了吗？你和歹徒搏斗了？”

“这疤也太难看了，你怎么不想办法去弄掉呢！”

“九院的整形不错，可以考虑去做做。”

......

几乎每次这种情况，我都会把骨折经历像倒豆子般细数一遍，往事历历，就此浮上心头。

时间拉回1999年9月1日，那年我读高二，也是开学第一天，正好遇上文理分班。我在文科班开启新生活，想到高一时候在提高班里的种种压力就此不复存在了，不由得暗自松了口气。第一天上课的感觉很不错，记得班主任还是个大美女，说话嗲嗲的。

这天天气异常炎热，热得我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那时我家住在老北门晏海弄的老房子，没有淋浴设备，洗个热水澡需要先烧上一壶热水。 我把浴盆放好，刚往里倒了两盆冷水，突然想起换洗的衣服还晾在弄堂里，于是拿了丫插头就跑出家门去，抬头一看，衣服被晾在弄堂口高高的电线杆子上，就忙不迭地一路小跑过去收，悲剧就在此时发生了。

只记得还在距离晾衣服的地方一两米处，我脚下突然被非常沉重的障碍物给绊倒了（事后知道是里弄搞文明城区堆置的一袋三合土），随后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由于丫插头没有及时脱手，倒地的地方像是一个窨井盖的位置，手臂像是被什么硬物磕到了，隐约听到咔哒了一声，等我挣扎着爬起来，才发现手臂变了形，前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另外手臂内侧出现了一个小口子，从里面涌出浓浓的血来。

我一开始摔懵了，走了几步才感觉到钻心般的疼痛，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旁边有很多人围过来，但是看热闹的多，实际关心的人少。

有个老太见我哭惨了，还在旁边冲我笑，不知道是想安慰我还是嘲笑我，我挺生气的，想自己这么惨，居然还有人笑得出来，一咬牙就不哭了。

我爸当时正在做晚饭，听到弄堂里的动静，连忙跑出来把我背了回去，打算送我上仁济医院。平时感冒发烧一直是走着去仁济医院的，离家不过一站路的光景。但这次哪怕挪动一步，我都十分艰难。只好打车过去，当时是下午五点多钟，正赶着下班高峰，河南南路，人民路上交通拥堵得不成样子，好不容易上了出租车，坐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仁济医院。这医院里也是人山人海，看急诊的人都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

也不知是不是该着我倒霉，那天看外科骨折的人特多，在我前面就排了三个人，只有一个值班医生，还去吃饭了。等他回来，又是拍片子，验血，打破伤风排队等待折腾了很久。片子一拍出来发现我骨折得非常厉害，尺骨完全断裂并错位，医生说让我家人回家拿个躺椅和棉被到医院，他晚上帮我把手上的出血小口给缝上，然后转头去处理其他病人，不再管我。

我们觉得他有点敷衍了事的味道，旁边也有病人替我们抱不平，说这里的医生不负责任，又说起附近瑞金医院的医生处理问题比较周到。我爸妈一听，决定再去瑞金医院碰碰运气。于是在晚上八点多，我们拿了x光片子，再次坐上出租车，去到瑞金医院就诊。

瑞金医院比起仁济医院，胜在环境优雅，两个相隔不远，就诊人数却大相径庭。仁济医院被患者挤得水泄不通，而瑞金医院的急诊外科里三个医生坐在那里聊天，并无患者。我一走进去，三个人立马都站起来，一看我的手臂情况，就有医生先上来帮我复位，可惜折腾了10来分钟都未能如愿。医生于是建议，这种情况下，人工复位已经没办法了，要治愈，只能赶快去动手术，并通知手术室做好准备。

我当时对这个手术毫无概念，以为无非是把手上的骨头接好，只要一觉醒来，手臂就会完好如初，并不知晓手术后会带来什么痛苦。于是心心念念盼着手术赶快开始，手臂疼痛有所减缓。在推进手术室之前，护理工给我打了针安定，又帮我把衣服剪开，套上蓝色斑马服。

我妈被医生叫入办公室签字，并商量到底使用国产钢钉还是进口钢板，进口的特别昂贵，材料费就要八千多，还需要完全自费。我妈虽然平时比较小气，但这时候为了我将来着想，还是决定用进口材料。

手术终于在晚上11点正式开始了。躺在明晃晃的手术台上，护士围着我一通忙活，不一会儿我的手上，脖子上，腿上都被扎了针，不得动弹。因为是半痲手术，我几乎是在头脑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了全过程。

我听见有电钻在嗡嗡作响，当时还纳闷：又不是墙壁打洞，为何我的手术里会有这声音？后来才知道，这种叫做钢板内固定的手术，需要在我两根断骨上分别钻上6个小洞，然后把两块钢板固定在我的断骨之上，再把皮肤进行缝合。这是非常残忍的手术，这两根骨头本来断裂了就够疼了，再人为地打上12个孔，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治疗方案，感觉堪比满清十大酷刑。

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由于麻醉还没失去作用，我暂时不怎么感觉痛苦，又是饿又是累的，很快就睡着了。

好景不长，睡了两个小时我就被痛醒过来了，一是因为监护室人员进出频繁，日光灯彻夜通明，二是因为麻醉劲开始过去了，我感觉自己的手肿的厉害，可能比馒头还大根本无法抬起，只能放在肚子上，它甚至经不起任何轻微的触碰，哪怕有人在我床边碰到了床沿，它也能异常敏感地感知到，并且疼痛越来越厉害了。

本来还能闭上眼睛，后来只能瞪着天花板了，护士给的安定和止痛药一点不管用。到了早上六点多，护士过来通知我说，现在可以吃点东西了，我却疼得连喝水都感觉困难。每次解手都要使出浑身解数，一抬屁股，放在肚子上的手就痛到不行。我之前从来没有领教过如此之大的痛苦，没有心理准备，一痛就开始大叫，结果引来了护士的抱怨。

那个照顾我的护士，脾气特别不好，态度恶劣，一上来不是安慰我，而是要我克制，说一个病房里有这么多病人，你这么个叫法，别人怎么休息。还说过12个小时就会好的。这一天真是过得生不如死，度秒如年。

自从在睡梦中被痛醒，随后也从医护人员口中得知了这手术的个中细节，如此残酷而狰狞，我多想这是一场噩梦啊，但疼痛感一阵阵向我袭来，愈演愈烈，让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感觉自己的世界快要崩溃了，多么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把我包围，一些温柔的鼓励的话语萦绕在我耳边，能帮我熬过这一关。

然而现实的画风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我在病床上痛苦呻吟，护士动不动就叫我克制一下，不要吵到其他病患，态度傲慢而冷漠；一个扫地的阿姨向我妈抱怨说：“你女儿也太娇气了，我就在她旁边扫个地而已，根本没碰到她，她也要叫这么大声，让我离远点。”

至于医生们查房的时候，更是动作野蛮，不仅有人用镊子戳我刚刚动完手术的手指，更有一位男医生竟然用大力想把我蜷缩在一起的手指掰开，我含着泪问他为何如此待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小姑娘，你的手不能一直这样缩着，要摊开来，这个要自己锻炼的，否则你的手就一直缩成这样，将来怎么嫁得出去？”他这么一说，旁边其他医生，还有病人听了也跟着笑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快要沦为他人眼中的笑柄了。

我妈一边陪着我，一边也唉声叹气。她一脸疲惫，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痛苦的我，只能拿她自己当年剖腹产的经历来回忆给我听，意思是她当时也很痛，所以忍一忍就过去了。然后她又向我大吐苦水，说她已经够辛苦了，你要体谅一下，要懂事点。她只请了一天假，明天还要回去上班，真是要累死了。

术后12个小时的煎熬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痛苦减轻，我大骂医生护士骗人，医生只得拿来杜冷丁给我止痛，真别说，一针下去果然痛快，手臂感觉很沉重但是失去了知觉，就是副作用来得也快，没过半小时，我就感觉一阵反胃，直挺挺地起身，把好不容易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弄得身上，衣服上，满床都是。

过了两天，我的疼痛有所好转，我对周边的环境开始关注起来，原来我身处的是一间骨科的骨肿瘤病房，里面大多数的病患，病情都比我复杂严重的多，不少还是疑难杂症，是外省市特地过来求医问诊的。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骨肿瘤这种疾病，算是开了眼界了。有一个二十来岁刚刚当上妈妈的女子，来自宁波象山，长得骨瘦伶仃，她腿上长了骨肿瘤，一开始和大家有说有笑的，但是后来化验出来说是不好，要进行化疗，这姑娘马上愁眉不展了。

后来又住进来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常熟来的，面目清秀，但一进病房就把我吓一跳，她左手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瘤子，连着她的小指，我听见医生对她说，目前最好的方案是把肿瘤连着小指截肢，反正小指的功能也不是很要紧，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倒是一副很云淡风轻的样子。

由此看来，我的骨折手术已经是其中最最轻的病症了，医生护士司空见惯，比起其他困难病症，我这种简直轻于鸿毛。一周后，在众病友羡慕的眼光中，医生宣布：佳佳同学，你可以出院了！

自从出院之后， 手上的疼痛感一天天减弱，从原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痛苦到后来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痛苦难当，过一会儿就缓解了。

一回到家里，各种亲戚朋友前来探望，不仅嘘寒问暖，还送来各种营养品，好吃好喝的，光是阿华田，蓝罐曲奇，孕妇高钙奶粉就是一大堆，我阿姨知道我特别喜欢德芙巧克力，一买就是一大盒。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米缸里的老鼠，躺在床上一抬头就看到各种好吃的，颇有点《封神榜》里商纣王“酒池肉林”的味道。一个月下来我日渐圆润，手的状态也恢复得不错，再也不是像馒头肿胀，手指也开始灵活了，与此同时我还自学了用左手使筷子，梳头，写字的技能，颇为得意。面对忧心忡忡来探望我的同学，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很快就可以返校了。

好日子还没过满两个月，手术刀口处就出现了新情况。问题出在了右手尺骨处的刀疤上。这条刀疤开始变得越来越红了，摸上去越来越烫，刀疤处出现了类似伤口发炎一般的灼热感，没过两天，刀疤的颜色由红转紫，继而变黑，而且黑中带黄，刀疤处开始凸起，肿起好大一块来，疼痛感和神经跳动感加剧，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开始发高烧了。

我一开始没太当回事，还以为是像耳朵有时候发烫一样的道理，就拿冷毛巾敷在伤口上，但不见好转，也没有告知父母，等他们发现，我的刀疤处已经变得黑紫，顿时把他们二位吓傻了，家里气氛开始紧张。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爸妈窃窃私语，这样不行啊，立马带我上医院去。

来到瑞金医院已是九点多的光景，急诊室的医生都是年轻的，看我伤口的情况很是慌张，初步判断是术后伤口感染，但他们也做不了主，于是决定按最大剂量给我挂抗生素下去，希望可以延缓感染的扩大趋势。

我爸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配药，付款，带我去输液室，我看见护士把18瓶小瓶装的青霉素打入我的输液吊瓶中。18瓶是当时的最大剂量，输液的浓度超级高，又加上当时含钠的盐水溶液已经没有，给我开的含钾溶液对血管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这盐水每滴一次我都有强烈刺痛，只好把吊针的速度放到最低。

这样一来，一瓶盐水吊完整整花了6个多小时，我几乎一夜未合眼，等到走出医院，已经是早上四五点钟，外面寒风凛冽，等了30分钟才有公交车，经过这一夜的折腾，我回到家倒头就睡。然而一觉醒来，我的刀疤处仍然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起来，黑紫色的刀疤变成黄黑色，明显有发炎化脓。于是又去医院，继续大剂量地吊青霉素……但是似乎毫无用处，三天之后，刀疤处依旧肿的高高的，像是在耀武扬威。

继续挂水已经用处不大，医生建议做一个切开引流术，再行观察。于是我又再次躺在手术台上，这次是门诊手术，比较简单，我自己走进手术室，和上次局部麻醉不同，医生是直接在我手臂伤口处打麻药的，这麻药针从皮肤刺进来直接触及到我的骨头，下手极重，把我吓了一大跳，手也往回缩了一下，以为他没上麻药就向我直接动刀子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野蛮，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这是在给你打麻药呀，怎么不知好歹。切开脓肿部位，医生拿了一些去化验，让我回家等消息。

一天后结果出来了，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对青霉素有耐药性，怪不得之前吊的青霉素起不了任何作用。

到了这步田地，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手术后恢复得好好的，一下子就变成术后感染了呢？问了医生，查了医书才知道，我当时是开放性骨折，骨折处已经暴露在空气中，所以感染的可能性较大，按理说，当时手术后应该就注意到这点，连续一个星期给我吊抗生素也许就没事了，但结果当时只挂了三天，之后也没有服用抗生素，医生说术后感染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你中奖了。我只得认命，隔天去医院给伤口换药，但奇怪的是，十多天过去了，伤口无法完全愈合，并时不时有液体渗出，像一个带着血丝的洞口，深深地嵌在刀疤上，这里面除了脓水，还会有什么呢？

自从术后感染发生，手臂伤口难以愈合，我们家里的紧张情绪就开始蔓延，返校复学变得遥不可及，只得去学校办理了休学。与此同时，我度过了一个异常忙碌的漫漫冬日，辗转奔波于上海的各种医院。

医生初步判断出我是得了一种慢性的疾病，俗称慢性骨髓炎，并不容易治愈。医生说如果伤口再继续感染下去，不仅骨折的地方长不好，不排除有要截肢的可能，当然这是最坏的结果。

一说有可能要截肢，我立刻万念俱灰，感觉天快要塌了，脑海里浮现的尽是张海迪，史铁生这些人坐在轮椅上的形象，不对，他们都是高位截瘫，我若是截肢了，岂不是成了独臂杨过了么？难道我要变成这个样子吗？于是我整天唉声叹气，连看书吃饭的心思都没了。

最着急的还不是我，而是我的父母，据她同事回忆说，我妈当时在学校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但哭和哀叹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妈化悲愤为力量，开始帮我四处求诊。

当时听说广东路地段医院有一个中医治疗骨折的专家，是什么石氏伤科的第几代传人。她的门诊挂号异常困难，要早上三点多去医院门口排队，我爸就搬了椅子通宵在那里排队，终于帮我挂上了号。那个专家是个五十来岁的银发女子，房间里挤满了人，满屋子都是中药的味道。那桌上有一大罐用中药熬成的什么红色药膏，旁边放满了各种纱布绷带，几乎每个病患上前去就是去换上红色药膏，绑好绷带，带着一身中药味道离开。

很快轮到我了，这药膏热量很大，敷在手上感觉灼热，又绑了厚厚的绷带很不好受。之后又去药房配回一大堆中药来，结果这些中药极其伤胃，服用没多久，不仅食欲下降，而且胃也开始不舒服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就中断了治疗。

不久又听别人说，上海的中医门诊部有一个专门治疗骨髓炎的中医，她调配的药膏是专门针对我的病症的。去了之后，发现这药膏和之前广东路的截然不同，黑得发亮，敷在手上凉飕飕的，简直和前一个医生主张完全相反，弄的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我妈有个同事介绍说市六医院有很多骨科专家，我们又兴冲冲起个大早赶过去看，结果医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之后还两次跑到长海医院和长征医院，好不容易排了队挂上号，那老军医看了片子后，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这个病既然是在瑞金医院看的，就不该上我这儿来，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

把上海的各种医院都跑遍了，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医生对我的病症的态度，都处于支支吾吾，很想把我拒之门外的感觉。兜兜转转，还是回到瑞金医院继续求诊。

由于我的伤口感染不是在表面，而是骨髓中，所以要治疗起来就异常困难，单靠吃药，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然而又不能再次动手术，只好大剂量地吊抗生素来进行缓解。经熟人介绍，认识了瑞金医院一位五十岁开外的陆医生，看起来挺和蔼的样子，听说我休学在家，还拿他自己的休学经历安慰我。

陆医生主张的方法就是抗生素。一直挂一种抗生素容易出现耐药性，必须换着打抗生素，于是我从头孢先锋开始挂起，之后换过克林霉素，罗士芬，还有一种进口的青霉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因为每次都是大剂量，所以我每天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在医院里吊针，每次都是四瓶水，每瓶500毫升，总共两升水，连续吊了三个多星期，我左手上的吊针孔已经多的如同蚂蚁上树一般密集，一眼看去像是一条细细的黑色虚线，护士小姐每次都要找好久才能帮我扎下一针来，好几次她们都说，实在是扎不了要扎腿上或者头颈，幸好后来都一针见血地顺利扎在了手上。

终于，在三周后的某一天，从伤口处的脓水里，我突然触及到了一块质地硬硬的物体！那是什么呢，我刚刚摸到的时候，吓得一哆嗦，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大着胆子把那块东西从这伤口的洞里拖了出来，仔细端详，居然是一块白色的碎骨，边缘毛糙而锋利，薄薄的，有点像吃苏打饼干时候不小心掉下的碎屑。

看到这个，我们恍然大悟， 原来反复脓肿的罪魁祸首是它！

这神奇的碎片掉了之后，伤口开始逐渐愈合了！

然而，正当我们放下心来的时候，问题又发生了。

大约半年后，伤口处又再度红肿，发炎，出脓水，去医院咨询陆医生后，持续不断的抗生素治疗又要开始了，三个星期挂水伤口逐渐愈合。

大半年后的某一天，红肿又如期而至。得了，再去医院继续报到。整个休学的剩余时间和复学后的一年都是在半年一次长时间挂水中度过的。

频繁奔波于医院挂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说实话，这个病本身其实不太痛苦，就是不消停。它就像尼罗河水每年定期泛滥，而我自己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没完没了地进行治疗，又周而复始地发作。这条路似乎深渊一般看不见底。

这日子是否有穷尽的一天？这样大剂量的抗生素疗法究竟还要持续多久？一切似乎都没有定论。没有答案。

进入高三学习之后两个月，再度红肿发作，我妈去瑞金医院帮我挂号，谁知道那天陆医生的专家号码全被挂满了，陆医生是看不成了，但我妈不想白跑一趟，于是看看还有什么专家可以挂号，结果阴差阳错地挂了伤科杜宁医生的号。按理说换个人看也没啥关系，反正是找医生帮我开抗生素治疗，都是有据可查的事情，和医生说明情况就好。

这杜医生四十来岁，听口音像是北方人，看起来高高壮壮的样子。他先是耐心听了我拉拉杂杂叙述半天的病症，又拿出我的骨折片子仔细查看。

杜医生没有打算给我开抗生素。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一看我的骨折拍片，就马上指出，片子上有一个很小的白色亮点，那是我开放性骨折后，残留在手臂上碎骨，这碎骨还不止一块，并判断之后还会有较大的一块碎骨从手臂上掉出，这也是我手臂反复红肿的关键原因。这点判断能力相当厉害，我们之前看过这么多医生，从未有人能从我的片子上指出这个碎骨的问题来。

针对我的病症，他很快就给出了具体的治疗方案：进行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将尺骨上钢板的两个钉子拔出，做清洁冲洗，保持断骨处的血液循环，促进骨骼生长，第二次是这么多死骨出来说明我断骨处缺口大，要从腰部取下一块骨头来插入伤口，否则断骨处无法连接起来。只是入院后要进行两次手术，两个手术之间需要间隔时间，所以需要大概一个月的住院时间。当然他也说了，手术有风险，腰部取下的骨头如果不能在手部存活，也会变成死骨。

这个方案具体、犀利，激进，甚至有点可怕。杜医生让我们回去考虑一下要不要接受他的方案。

我内心是挣扎的，手术后的疼痛肯定要远远超过目前吊针挂水，尤其这次治疗中的第二次手术，腰部取骨，听着就很吓人，三年前动手术是突发事件，是在毫不知情，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术后那几日的生不如死还历历在目。这一次是可以选择的，眼前这个医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我被他惊人的洞察力和魄力震撼到了。我这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在短时间内居然给了这么具体的方案。我佩服这样的人，比起一眼看不到头的抗生素疗法，我更愿意选择他的方案。

虽然高考迫在眉睫，我最终决定赌一把。坚决要求入院手术治疗，还写下保证书，说如果手术失败，我自己负责。我妈起初有点犹豫，但是看我如此坚决，只好同意了。

由于这次没有用抗生素治疗，我手臂上伤口肿胀发酵到极致，肿的油光发亮，最终溃烂，在饱满的脓血中，果然包含着一块大约0.5厘米的骨头碎块。

伤口溃烂当天是在学校里上课，我若无其事把这块死骨从手臂窦口处脓血里掏了出来，窦口处的脓血如同决堤一般流了出来，我拿出餐巾纸擦干净地上的血丝，并把死骨小心翼翼包裹起来，看得周边的同学都惊呆了。

“这是你的骨头吗？看起来白森森的？”

“这上面还有很多孔洞唉”

“借我看看”

“让我也瞅一眼”

“天哪，你身上的骨头自己掉出来，是什么感觉啊”

同学们的好奇紧张，围绕着我的骨头议论纷纷，但我好像越发淡定了，我觉得自己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手术。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医院通知我入院治疗的电话。这次我主动收拾了行李，当天就自行去医院住院部办理了入院手续。

和1999年那次突如其来的手术和住院治疗相比，2001年住院则要闲适很多。我开始住院那天正好是周五下午，之后的周六周日则全天无事，这意味着我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想来若不是住院，我应该还坐在高三（2）班的教室里，做着成堆的试卷或是苦命地背着英语单词和课文，哪会有现在这么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呢？真得好好享受这自由的空气啊。

第一次手术过程比较简单，就是切开感染的伤口进行冲洗，然后拔除钢板上的两个钉子，用碘伏一类的药物塞在伤口处即可。我当时是局部麻醉，整个过程中头脑都是清醒的，刚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很紧张，医生帮我测心电图，一直叫我放松一点，因为他发现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五十以上，杜宁主任过来叫我不要害羞，说手术很快就会过去的，大概十几分钟吧，我一听才十多分钟，心说还能忍忍，结果事实证明他们动了不下半个小时才完成。

杜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主要并不动手，而是吩咐一个实习医生进行操作，自己在一旁观看指导，实习医生在拔除钢钉时遇到困难，杜医生才亲自动手。我发现他们医生对手术并不在意，手术室的气氛比较轻松，不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得这般紧张，一会儿擦汗一会儿递工具，因为我的手术临近中午，这些医生大概也饿了，于是开始讨论医院附近的小笼包哪家最好吃，说得不亦乐乎，他们对着我血淋淋的刀口居然可以讨论吃饭的话题，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原来动手术可以这么轻松随意，说着玩笑话就过去了。

这次手术比上一次定钢板轻松多了，术后的疼痛感也没有上次那么剧烈，大概一两天的工夫，疼痛感就明显减轻，没有用杜冷丁来止疼，我也不会疼得忍不住乱叫，在病房里扮演一个讨人厌的角色了。

一切看起来还挺顺利的，杜医生查看了我的伤口后宣布再过一周，如果伤口没啥变化，就可以进入第二次的植骨手术了。眼看进程过半，我却开始越来越睡不着了。手术一天天临近，恐惧感与日俱增。

我在病房里住的时间越长，发现了两个“钉子户”。这是两个长期病号，一个三十来岁的阿姨，在此病房已经住了三年多，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伯，也住了有将近两年。

我当时感到很纳闷，这伤科病房如此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病患进入，何以这两位可以在此久住呢？

原来这阿姨和老伯是杜医生此前的两个失败病例。

阿姨三年多前因为骑摩托车发生车祸，导致双腿和一条胳膊皆有不同程度的骨折。由于第一次手术发生错误，骨头接合处有错位，于是接二连三地进行了好多次会诊，据阿姨说，最长的一次手术进行了12个小时，医生们都累到不行，手术结果并不理想，骨头还是没有完全接合好，势必要进行再次手术，只是经过几次失败，连杜医生也无法拿出一个可靠的治疗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她自己住院已经三年多，早就习以为常，这阿姨几乎把病房当成自己家，她老公和孩子也不是经常过来看她。

那六十多岁的老伯似乎也是类似的情况，杜医生建议他一条腿换上人工血管，结果导致下肢无法正常行走，年纪大又不便多次手术，于是在医院一呆就是一年多，他儿子待他也不好，几次来看他，两人都要发生争吵，整个病区都能听到。

这老伯倒很愿意和我聊天，说起杜医生曾多次劝他去瑞金医院下属的疗养医院，但他坚持赖着不走，说就怕医生推卸责任，把他放在疗养院就不管了。好在他有劳保，住院几乎不用自己花钱，一日三餐尽是吃医院食堂的，倒也省事了。

他反正是退休职工，就把医院当成家了。

杜医生不是神医，虽然他有很多新鲜的治疗手法，被众多人簇拥的身影光鲜亮丽。但手术风险始终存在的，尤其是难度越高的手术，风险就越大。

夕阳西下，这两个病友一瘸一拐在病房里徘徊，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下床活动。留下长长的影子，这阴影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我若是手术失败，是不是面临和他们一样的处境呢？这手术存在大风险，到底要不要继续？一道巨大的人生命题摆在眼前，能够证明这手术会成功吗？一旦失败了，我还会要动几次手术？耳边又回想起妈妈的话，高考怎么办？

漫漫长夜，我却怎么也算不出这道题的标准答案。

离第二次手术只剩三天了，看着窗外天快亮了，我暗暗做好了自己的决定。

我至今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否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杜医生循例查房，我鼓起勇气，叫住了在众多医学生簇拥中的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说，我不想在腰部取骨了，我感到很害怕，已经失眠好几天了，能不能不要取骨了，就直接缝合伤口好了。

他感到很惊讶，因为之前我从未流露出自己对这手术的任何想法，现在马上就要手术了。

他脸上有点不高兴，但表示可以尊重我的意愿。

“既然不愿意冒险，这样暂时也可以，但是呢，你也要考虑一件事，”他顿了顿说，“你的骨折处缺口比较大，又发过炎症，影响骨骼生长速度，可能就无法长好了，时间一久，你的这块钢板就不好取了。要是取不了，钢板会一直保留在你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断，到时候就比较麻烦。”

“而且钢板在手上的话，你也不方便提重物的，有些重要的检测，比如说核磁共振等，也没法做的。”他补充道，“这些都请考虑清楚吧，和爸妈商量一下再告诉我。”

“哦，那我和爸妈商量一下看看。” 我被说得有些六神无主起来。

根据爸妈的再三要求，杜宁医生最终更改了手术方案，并没有从我的腰部取下骨骼来填充，只是对伤口进行了多次反复冲洗 就将伤口缝合起来。第二次手术做得很仔细，历时一个小时才宣告结束。

这次手术后的疼痛感并不强烈，没过多久我就可以下床活动了。手指也不浮肿，当时病房里有个音乐学院刚毕业的小姐姐 ，说她最喜欢给连环画上色，买了一整套红楼梦连环画，用彩铅进行涂色，我看了好奇，也涂抹了几幅，用的是右手，手指还是挺灵活的。

半年后我参加高考，很幸运地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历史专业，再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好像都还蛮顺利，疤痕处不仅没有再度发炎，医生之前设想的种种后果都没有发生，我也没再因为这骨折和骨髓炎去过医院。至此，反反复复纠缠三年多的炎症问题已经离我远去了。

很多时候 ，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骨折和骨髓炎这回事，只有在右手提重物时，才会感受到两块钢板的存在，把重物交由左手。拍照片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右手背到身后。

过去20多年了，手臂上的两道疤痕颜色慢慢变淡，初次见面的朋友多少会留意到我手上的疤痕，拉着我问东问西，这几年几乎没多少人再把目光投射到那里，我可以站在讲台前滔滔不绝，很少再有学生把关注点放在我手上的疤痕处，至于那两个曾经被我用来遮掩疤痕的白色护腕，也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17岁时候的骨折以及骨髓炎的经历，陆陆续续纠缠了三年多，现在想起来还会有痛感，当时觉得是命运的耍弄，现在回头看看，觉得是一段宝贵的人生财富。这个故事一开始是痛苦，无助，后来是对自己有点感动，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其实在思想上是有成长的。我选择今年年末把它写下来，希望一切痛苦不堪的过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得好起来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要有笑对人生坎坷的勇气。抱抱17岁的自己，带着微笑前进吧！

非常感谢童言老师对我的激励和陪伴，这次还收获到不少写作技巧，也克制了自己一味宣泄感情的欲望，把重点集中到故事的叙述推进当中去。

原标题：《20年前遭遇的骨折，给我留下两块钢板与成长的勇气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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