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⑧：发明现代——西方近代史中的观念、知识和行动

2022年12月4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的“发明现代：西方近代史中的观念、知识和行动”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本场论坛聚焦“观念、知识和行动”，探索在西方近代史上，欧美各国的有识之士如何从紧迫的现实问题出发，在思考与辩论中尝试勾勒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在论坛中，与会学者们重思人类过往应对变革和构建新思想体系的努力，试图以此为当下社会应对危机、联通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与会学者云合影

论坛开幕式

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分别致辞。

李宏图教授希望通过此次学术切磋与对话，学者们可以提升对现代问题的理解，深化对现代议题的思考，进而扩展世界史学科的影响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尽管世界史学科起步晚，但自1978年至今的45年间，从国内学人最初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直至当下学科建设基本覆盖世界历史的亚学科以及相关联领域，世界史学科发展速度快，取得很大的进步。李宏图教授表示，如今推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任务落在各位年轻学人的肩上。他在期待会议圆满成功的同时，更期待新一代学人做出更多、更优秀的成绩，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个人的成长，更要进一步推动世界史学科的前进发展，更快、更好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为全人类的知识和学术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宏图

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代表承办方向各位参会学人表示感谢。他以“数字人文与历史语义学”为题切入讨论，认为概念史、观念史、思想史等研究均可以在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范畴内加以理解。屈教授回顾了概念史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该领域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法律史角度来看，观念、概念、话语的视角贯穿在研究当中，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问题，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跨语际环流；而从翻译史角度出发，屈教授认为，翻译可以纳入到“发明现代”的主题当中，外来新名词从译著文本落实到现实制度与国人观念之中的过程值得探究，话语的跨语际实践往往与翻译关系尤密。最后，屈教授强调，观念史和概念史研究二者均是“史家技艺”，它们仍需要在扎实史料基础上推进。

屈文生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对各位与会学者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探索与争鸣》杂志的近期工作。他指出，杂志举办青年学人论坛系列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构建更为紧密的青年学术共同体，以便学界研究者相互交流。杜老师指出，西方思想史和全球史领域近年来获得较大的发展，其它学科也尤为关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它能够为其余的社会科学学科提供思想资源。如今，世界史学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编辑部希望和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强联系，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杜运泉

本次论坛共设置三场主题报告和一场圆桌讨论。

第一场主题报告

本场报告由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郁迪老师主持，并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老师担任点评人。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的关依然老师聚焦19世纪欧洲知识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社会学”学科的产生，认为19世纪的全球性和本土性是奇妙地交融在一起的，这一点在知识的流转和接受中体现无遗。具体来看，一方面全球性知识中蕴含着本土经验，另一方面本土性也是在全球层面的知识流转下不断被塑造的，现代性就在这二者的对话当中来回展开。在这方面，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家。他将英格兰本土经验加入到欧洲社会学的结构性知识生产当中，而他的作品又通过知识的跨国和全球流转，影响到了其他地方的现代性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斯宾塞通过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现代性的思考，贡献了独具英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又在全球层面上呼应了19-20世纪人们对工业社会、自由贸易、生存竞争、先进与落后的共同感受和经验。由此，关老师认为，当学者们研究思想家的语境，关注他对话的具体对象和他所面临与发声的现实问题时，并不代表就否认了其理论所具有的回应更宏大问题和更普遍现象的能量。

关依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的熊颖哲老师从德国思想家桑巴特的作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切入，引出19世纪20年代欧文社会主义在美国得到的关注和推崇。英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哈莫尼建立实验社区的失败引起了约书亚·沃伦的思考，沃伦在认同欧文人性观的基础上，尤为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提出了“个体主权”的概念。从互动的视角来看，沃伦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反过来亦影响了英国人——沃伦的劳动时间商店模式在欧文主义者处得到应用，个体主权概念则引发了密尔对个体性的思考。总之在19世纪，大西洋两岸具有某种时代的共同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尽管思想家们从中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它们并非简单对立或一致，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流动和变化的过程中，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熊颖哲

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罗宇维老师认为，在民族主义观念诞生的大概同一时期，民族主义从浪漫主义中获取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浪漫主义作家们强调对美和整全人性的追求，反对启蒙以来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和机械主义的国家观，由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个有机共同体奠定了一部分理论基础。并且，在浪漫主义者设想的未来蓝图中，以基督教信仰中的博爱为基础的历史观念与社会愿景，试图粘合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信仰空间的缝隙。综合来看，恰是爱同胞构成了现代民族观念的内部和正向的情感结构，而这一要素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所发生的浪漫主义思想运动。

罗宇维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的王同彤老师紧扣议题，指出发明现代的进程同样是现代学科的发明过程，也是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的过程，他集中关注英国社会学形成建制过程中的思想、方法和传统，以及关涉其中的论辩、扬弃和嬗变。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进化论科学、理想主义或观念论哲学、社会主义三种思想脉络相互交织。在社会学正式形成建制前通向“社会学”主要有三条路径：高尔顿与优生学、格迪斯与生物社会公民科学、霍布豪斯与进化改良社会哲学。而霍布豪斯的理论取向最终成为英国社会学的主流。由上可知，学科的形成有着复杂的互动历程，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建立，需要有清晰的渊源和目标反思，我们不应只关心学科体系构建中的优胜要素，更要了解其中未被选择的思想传统。

王同彤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针对上述学者的发言展开评议。其一，他认为，关老师的文章不仅在学术知识层面上具有重要性，更有着具体的现实实践意义。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存在着互通，而非相互割裂，全球性往往蕴含在本土性当中，这可类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思考本土性和全球性、特殊性和普遍性议题在当下社会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其二，关于熊老师的研究，他点评道，社会主义流派的繁杂性，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具有排他性，但将其还原到学术领域当中时，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潮有着复杂性，甚至囊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结合罗老师的报告，他进一步指出民族概念所经历“污名化”的过程。西方思想界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据此，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得到承认与接纳，西方语境中民族主义概念反而迎来质疑与批评。罗老师所探讨的“爱”的边界的找寻更大程度上是在与西方学术界接轨。最后，杜老师认可王老师的论述，时代发展对新兴学科的发展影响颇深，个人和学科发展无法脱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知识的发展需要与现实的关照相结合，如若历史学科能够在问题意识上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即能为时代赋予进步的动能。

第二场主题报告

第二场报告由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的关依然老师主持，并由《江海学刊》编辑莫磊老师担任点评人。

精神疾病问题的相关研究对当下有着可供参考的重要现实意义，南通大学文学院的傅益东老师表示，从历史维度纵贯考察精神疾病的源流，各国在精神疾病这一概念实体上展现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和社会气质，它甚至能反映出自然环境和社会气候的差异。据此，傅益东结合丰富的图像资料，围绕文人学者的描述、医学科学的阐释、社会制度的建构、艺术作品的映射四个方面来展开讲述。精神疾病是一个承载着各界情感和规章制度的载体，它不光反映出病人所遭受的痛苦，亦折射社会对不幸者所作出的制度关怀与人道关照。时至今日，世卫组织仍重视精神卫生的重要影响，对于健康中国宏伟蓝图的构建，民众的精神卫生至关重要。如何做好干预措施，维护本民族的精神健康，值得全社会重视。

傅益东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邢承吉老师重点考察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立之初的一场关于中国应当发展何种科学的思想辩论，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讨论美国的科学观念、知识是如何在行动层面被执行，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需要，并正向促进和推动中国科学与学术的发展。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第二批退还庚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研究稍显薄弱，其作用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在中基会的案例里，不仅可以看到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观念、知识如何影响中国，还能看到中国人如何突破西方的影响，自主发展本国科学和技术。这个过程中既有中美之间的对话，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有中美共享的历史，由此，邢老师希望从中美思想交流的维度出发，重新思考跨越太平洋的关联、网络和纽带，以此为学界带来些许启发。

邢承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征咪老师从学界研究综述入手，聚焦英国史学界的热门研究话题：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的颁布，试图通过修正性的重估，进一步思考统一、现代的国家治理如何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从理念走向现实。征老师认为，现有研究多将新旧济贫法分割开考察，未能从其执行角度切入，对济贫法改革所反映出的国家治理原则的转型进行统合研究。究其实质，济贫法是一种国家为应对具体的民生问题而创设的治理原则，必须由当政者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方能将其落实。以国家治理转型为例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现代性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问题，更需要把行动纳入在内，它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新的形式还有社会与人所面临的切实困难，以及相应产生的新的解决方案，从构建到落地再到执行的完整过程。

征咪

《江海学刊》编辑莫磊老师针对上述学者的讨论发表看法。莫磊老师认为，傅老师总体呈现的知识信息量大，囊括了典型知识人物和作品，并介绍了不同社会思潮中关于精神疾病问题的认识，以及总体性看法和阶段性思考。更重要的是，傅老师运用了大量图片、建筑信息来辅助说明，最终落脚于对当下现实的思考，结合社会转型的社会实践来谈自己的见解。其次，莫磊老师点评道，邢老师从第二批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实例切入，在报告中还原了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态度和认知，注重中美交流的双向度呈现，以此来重点勾勒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学人如何突破西方影响来自主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受到资助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如何将他们的观念和行动放在时代语境中去加以反映，是报告内容中的一大亮点。最后，莫磊老师指出，征老师将济贫法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去考察，还原了新旧济贫法改革的进程：从最开始的教区济贫，直至工业革命后对传统济贫法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最终把它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的关切。莫老师强调，国内相关研究仍相对不足，只要贫困问题一直在社会中存在，它就会一直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场主题报告

下午的第三场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同彤主持，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周保巍副教授担任点评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董子云通过回归中世纪的法学传统，辨析了国家“绝对权力”与“永久权力”二者的涵义，对让·博丹所提出的“主权”概念展开研究。他指出，中世纪的国家绝对权力经历了从起源于神学到逐渐具有实效性的发展过程。其中，巴尔杜斯、让·费罗等法学家关于绝对权力的论述对博丹的主权观产生了影响。董老师认为，博丹关于主权的论述在思想史当中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体现为博丹消除了“绝对权力”的神学含义，强调了这一概念在实证层面的法律属性；另一方面，博丹将“绝对权力”置于首要位置，对传统的国王特权进行体系化改革，从而赋予了政治理论新的生命力。

董子云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郁迪结合历史语境，研究霍布斯与哈林顿的国家观念之争。在他看来，霍布斯提出了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的演变模式，人类社会受激情驱使而形成，理性则充当一种平衡欲望的手段，而权力是理性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体现。共和派代表人物哈林顿则认为，霍布斯的观点忽视了权威在权力当中的重要作用。哈林顿所理解的“权威”是内在的心灵秩序，“权力”则是外在秩序的体现。此外，哈林顿偏向于强调武力权力背后的财产权力，霍布斯则认为权力是军事权和武力的体现。而上述观点与思想交锋，皆与十七世纪英国内战以及宗教改革的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郁迪

来自剑桥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韩若愚厘清了“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两个概念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休谟和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十八世纪的商业社会在政治、经济和道德层面皆不同于资本主义。在商业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休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他认为奢侈可以使人们产生工作动力，推动道德实现社会化，从而有助于培育出在议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产阶级，推动政治走向自由。斯图亚特则论述了商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双方的思想争锋主要体现在对国债的理解，斯特亚特认为国债的累积将使得主权者以利维坦的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休谟则认为国债和股票将会败坏商业社会道德以及政治。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张茜茹呈现了十八世纪法国浪荡小说的兴衰历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危机。“浪荡小说”的概念诞生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具体指描写主角对肉欲浪荡追逐的小说。浪荡小说可以分为上流浪荡小说和底层浪荡小说，前者产生于十七世纪“风流”观念盛行的背景，后者则源自平民对于贵族的效仿。在发展过程中，上流浪荡小说逐渐被用作抨击精英阶层的道德堕落，并在这一趋势下走向穷途末路；底层浪荡小说也由于不再能够带给读者新鲜感，从而无以为继。浪荡小说的兴衰历程是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境况的折射镜，其直观性强和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在反映现实和推动现实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张茜茹

在点评环节，周保巍围绕上述四位发言人的报告发表了看法。周老师认为，董子云采取长时段梳理的方法分析博丹的主权观念，逻辑清晰，主旨明确。但在追溯一种思想主张的渊源时，还需要立足于具体文本，厘清各种观念的具体内涵、背后的动机以及彼此间的先后顺序。除此之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之间存在着断裂的可能性。在研究一种思想主张的时候，需要留意观点与之相反的思想主张，以及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辩；既要留意思想家对文本的演绎，又要关注文本背后思想家的实际行动。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博丹的思想资源是否包含了古罗马的思想资源；而倘若涵盖了多种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博丹论述当中所占比重又分别是多少。

对于郁迪的报告，周保巍认为这种结合历史背景研究霍布斯与哈林顿的政治论辩的做法，体现了较强的语境意识。表面上，霍布斯与哈林顿持有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思想主张，背后他们实则共享了舞台背景和表演道具。但是，将哈林顿的思想主张等同于整个十七世纪英国共和派的思想主张值得商榷，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哈林顿在共和派思想谱系当中的位置。同样地，将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值得进一步思考。需要把握思想家们的多面人物形象，方才能够理解其复杂的思想主张。

周老师肯定了韩若愚对于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作出的区分，认为这有助于澄清后人对休谟和斯密的政治经济思想的误解。但是，将信用经济作为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划分枢纽的可行性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用经济，同时休谟本人亦投身到股票投资当中。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应当如何回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最后，周老师认为张茜茹关于浪荡小说及其背后的法国社会境况的解读具有启发性。在思想史研究中，任何文本都是特定社会境况的折射，因此浪荡小说的特点及其兴衰历程，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具体体现在法国贵族和平民的处境当中。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的处境使他联想到，在近代早期的威尼斯，大批无法跻身政治的贵族通过光顾色情场所来转移对政治的注意力，因此他建议可以进一步探究情色文学作品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可以结合十八世纪法国对东方国家的想象，探究该时期法国情色文学作品的特点与发展情况。

圆桌讨论

报告和点评结束后，论坛进入圆桌讨论环节。首先董子云和韩若愚对周保巍的点评作出了回应。董子云肯定了罗马法学家对博丹的主权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中世纪的法律思想当中，教会法和罗马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同时他认为，相比于古典时期，中世纪的法律思想对博丹提出的“法律人本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韩若愚肯定了商业和信用经济二者的不可区分性，认为休谟将信用经济驱逐出实体经济是不明智的做法。此外他认为，十八世纪的“资本”是一个薄弱的、私有化的概念，与十九世纪的相关概念的定义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随后，与会学者围绕思想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各抒己见。关依然认为，在研究特定思想观念的过程中应当将思想的内容与相关的时代背景、相应的思想潮流相结合；与此同时，需要加强对历史事实以及对其它学科领域的了解；此外，她还强调了多方学者的交流协作以及跨学科研究在思想史研究当中的重要意义。征咪认为，今天仍应重视政治史等传统史学领域，以及这些领域所强调的实证研究方法。罗宇维认为，剑桥学派、观念史学派以及德国的概念史各有千秋，不同的研究方法适合不同的主题，例如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整体的思想风貌，剑桥学派则更适合研究小范围的思想主张；此外，“昙花一现”的社会景观与其背后广泛的背景之间，通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本场论坛召集人关依然进行了会议总结。虽然在今天看来，思想史所研究的问题属于人类文明的“旧形态”，但是研究历史上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思考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一方面，历史上所有的思想主张，在其所处语境当中都是以新事物的姿态登场；另一方面，任何新趋势都是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而在研究历史上的思想论辩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遭到时人和后人忽略的观点，它们构成了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它们的生命力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度焕发。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将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将会汇集诸多宝贵的本土经验。今天中国的形势应当如何审视，未来中国又将面临何种形态，思想史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