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邹振东丨强与弱：舆论世界的“0和1”

政邦茶座>>

一切似乎都在“复苏”，不仅仅自然，还有生活，还有人心。

过去的三年，不但是疫情反复的三年，也是舆论场上不休不止的三年。从舆论学的角度，如何看待相关的现象？

如何解释这些舆论现象，可能深度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印象、认知和思维，乃至心理。

在本期政邦茶座中，知名舆论研究者邹振东认为，没有一种舆情，比疫情的舆论分歧更大，比疫情的舆论能量更强。因为，面对疫情，我们完全是共情，因为我们无一例外被卷入其中，不是人同此心或感同身受，而是我们就是当事人，我们就在身受。

高明勇：邹教授好，今天想聊聊您的成名作《弱传播》。说来我和这本书也算有渊源，当年请您在《新京报》评论周刊开设专栏时，您就提到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并且专栏的不少内容也是书稿的一部分。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后来出版的时候，也用了几年的时间。说真的，确实很佩服您的“定力”。不知道公开的书稿是否颠覆之前的计划？

邹振东：的确，我相信您在阅读《弱传播》时，一定会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不止您，包括蔡军剑（原南方周末评论编辑）在内的不少媒体老师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我最早“跨界”被注意，大约是《南方周末》多次用整版刊登我对台湾选举舆论战做的一届届复盘。当时我正苦苦撰写着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台湾舆论的博士论文，写台湾的选战复盘不过是论文的边角料，写博士论文一星期写不了几百字，写选战复盘一天我就可以写一万字。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台湾还可以这样看、舆论还可以这样写，于是很多报刊纷纷邀请我开设专栏，最忙的时候，每周要给北方的《新京报》和南方的《南方周末》各写一篇东西，主要内容就是用传播学的视角观察大陆的舆论场。我追踪台湾舆论二十多年，台湾的舆论异常活跃，被我评估为舆论形式最发达的一个舆论场，反过来再来观察大陆舆论场，或者延伸出去观察美国的舆论场，就非常简单了。

高明勇：对，当时很多人认识您，就是通过几个报纸的评论专栏。您的写作风格似乎也很适合专栏写作。

邹振东：写专栏，我比较客观、温和、包容，不设立场，不带情绪，不选边站，纯粹用舆论学的方法工具进行分析和解释，尤其对被分析对象（甚至包括被舆论千夫所指的对象）尽可能带着足够的理解和温情，这种特立独行的写法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收获不少粉丝。

高明勇：好像您出版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故事了？

邹振东：大概在这时，我的“知名度”依托这些开专栏的媒体就传开了。于是，有好多家出版社找上门来，希望把我在各家专栏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对出版社不熟悉，有师友就推荐我先找一家图书策划机构咨询一下，于是就见到了果麦老总路金波先生。第一次见面，记不得聊了什么，结束时，路金波就说“邹老师，请尽快动笔，什么时候写完，我们什么时候推。”结果我懒，多少时间过去，一个字都没有写。一次出差，顺便见了第二次面，也记不得聊了什么内容，路金波的结束语变了：“邹老师，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您要给我们稿子。”又拖了快一年，我依旧没有动笔，同样是不期然见了第三次面，同样是海阔天空随便聊，路金波的结束语变成：“邹老师，我们要签合同，先付定金，你必须在某年某月某日前交稿，每推迟一天，按天付违约利息。”天哪，我既没有写任何项目说明书、论证书，书稿也没有写一个字，就给我签合同、付定金？他们也太信任我了吧！要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一位电视人，除了出版过一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专著，没有写过任何一本畅销书呀。这件事越到后来对我触动越大，人文艺术学科的评奖或课题，如果搞那种需要人家报名申请，填几万字的申报书，然后所谓的盲审，几个不知道内行还是外行的评委，大呼隆一看，就决定命运，八成是拿不到最好的东西。虽然我对如期交稿也没有把握，但我觉得这样也好，有合同，怕罚款，会逼我动笔写。就这样，我从电视台工作一直写到进大学教书，整整写了四年，幸亏果麦的产品经理陆如丰软磨硬缠“逼债”得狠，不然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工。您夸我有“定力”，我心虚得很！

高明勇：我算是这部著作比较早的“读者”了吧？记得当时我看的是还未出版的审读“赠阅版”。平时大家会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想知道的是，您认为目前的现实书稿超越了当时的“梦想”，还是并不满足？

邹振东：是的，写作的过程中，我多次征求过您相关意见，我还特别征求过您封面设计的方案呢！目前的现实书稿大约实现了我原“梦想”的八成。改稿是一个折腾人的过程，因为考虑到出版的要求，必须不断地删改，删改得有时候肉疼。但事后，我还是非常感谢我遇到一位非常敏感、非常负责任的责任编辑，那就是行政学院出版社的吴蔚然老师。这本书的修改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脱敏实验，这也难怪，那么多案例，那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写作，一双严厉的眼睛不仅是对图书出版最好的助产，也是对作品生存最好的护航。

在我被删改得非常沮丧的时候，果麦的吴畏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觉得删改后，还是那么精彩，哪怕再删掉10万字，还是很精彩！”于是，我们达成共识：这的确是“一本你从未读过的书”，能够顺利出版就是成功

高明勇：《弱传播》是2018年出版的，到现在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一直想写篇书评，或许是太认同书里的观点了，感觉默默做一个读者挺好。当然，作为一本对现实传播生态和规律高度提炼的著作，用几年的时间与现实舆论场“对照”一下，似乎更有价值。您认为有需要“修订”的地方吗？

邹振东：谢谢您的认同。我觉得大的“修订”可能不会有了。尽管出版社给了最严格的三审五校制度，还是避免不了个别字句有些错漏，已经在一次又一次重印订正过来了。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火，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赶时髦，它会是一本慢热的书。图书的宣传推广做得一般，目前的销售看，主要是靠口碑，人传人！基本上，一个单位有一个人看过，很快这个单位就会买几十本和几百本。这和果麦擅长的《浮生六记》《小王子》的发行不太一样，这些书不太可能一家公司买它几十本的。《弱传播》自己的传播，是传染性传播。跟我的“弱传播邹振东”公众号很像，不是爆款，但阅读量和粉丝会慢慢地涨，我看到数据的变化，就知道又是在“传染”了。

这本书四年了，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写，而是写成一个案例集，如今疫情三年，恐怕一年前的案例都恍如隔世了。但这本书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如果我告诉你们有很多名人大咖在拿《弱传播》做实验：有的最初看不起它，后来慢慢看顺眼了；有的运用它，闷声发了大财；有的多次把自己公司当小白鼠测试它，居然发现没有一次失败；有的感觉《弱传播》仿佛就是为自己写的，宣布从今以后是“弱传播”理论的信徒……你们肯定半信半疑，更重要的是，理论并不是因为你是名人就更好用，普通人难道就不能用弱传播了吗？

所以，我还是说说我学生的故事吧。我的研究生最初“迫于我的淫威”，表面上会对弱传播理论点一个赞，但我猜他们内心中大多将信将疑，真的这么好用吗？他们只有经过毕业找工作的痛苦劫难，才能真刀实枪见识到弱传播理论的神奇魔力，每一届毕业生无一例外都可以向师弟师妹们讲述他们忘记弱传播或实践弱传播的故事与传奇。我举这些例子，无非是说明，《弱传播》的爆发力不太行，但解释力半径可能很长，可能超越我自己的现象。

高明勇：我也知道书出版后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少地方也请您去讲课，从与业界的互动看，您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是什么？或者说解决了哪些问题？

邹振东：找我的人，往往是“两头人”，一头是“吃过苦头”，一头是“尝到甜头”。与业界互动，我觉得，他们最先受益的可能是我在书中写到的六七十个分析工具、解释工具和实战工具。比如，一次舆论事件让某公司订单一下子减少上百亿，老板彻夜失眠。他公开在全公司大会坦陈：“从业以来，经历过无数次风波，比如亚洲金融风暴，都挺过来了，如果受挫，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下次不犯重复的错误就可以了。但这一次的舆论事件，我知道自己犯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直到偶然读到了《弱传播》，一下子豁然开朗，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但我觉得《弱传播》最大的价值，还不是这些，甚至还不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弱原理：“生活中的强势群体就是舆论中的弱势群体”，而是“两个世界”的理论。我跟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传播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不是把舆论当作社会的一个“行为”或“现象”来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世界”来看。这样思维的学者，古今中外屈指可数。舆论学之父李普曼算一个，《沉默的螺旋》作者诺依曼算一个。我当然与他们有天壤之别，但我的思维与他们是一致的，这也是牛顿与爱因斯坦的思维，不只是思考一个现象，而是思考一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虽然他们是巨星，我是微尘，但微尘再卑微也不妨碍它可以追光。

微尘有两种，一种认为自己就是个尘儿，一种误以为自己是光子。弱传播理论认为：舆论不是这个社会如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生活现象这样诸现象之一，而是和现实世界几乎完全对着走的另一个世界，它是现实世界的逆世界和反物质。它几乎和现实世界的所有规律都是反着来。你一旦接受了弱传播，你为什么会在舆论世界犯错？一下子就清醒了。你本来对很多舆论现象看不懂，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听过我课的人，最喜欢用的一句词就是——“震撼”！

高明勇：方法论的角度看，您为什么会选择“强”与“弱”的关系来重新思考传播问题，而不是其他的对应关系？

邹振东：我本来是读理科，在高三才冒险转了文科，以至于后来不时会想，我是不是一位被文科耽误了的理科生。在底层思维的方法论层面，自然科学对我的启迪，远远大于社会科学。幸运的是我的硕士导师林兴宅教授也是一位受自然科学深刻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有一篇论文《诗与数学的统一》，被王蒙多次念叨。我坚信一切的社会科学（人文艺术除外），最终都可以转化为一种数学存在。因为我把舆论看作是一个世界，所以我隐隐约约一直在找舆论世界的0和1，最后在强与弱的关系上，发现0和1这个代码。不仅仅强与弱是舆论世界最核心的要素与关系，而且舆论世界的一切要素与关系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强与弱的要素与关系。传统社会科学思维的一个短板，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加区别地叠加各种要素来理解舆论场，比如身份、性别、国家和文化，殊不知，这些要素最后都转化为强弱的属性参与到舆论的竞争传播。所以，很多舆情软件搞得很复杂，把社会科学生搬硬套地数学化，其实，所有的要素都可以转化为强弱这个0和1，由此直接将舆论世界数字化。我对舆论数字化研究有很多想法，期待可以和数学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