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迷笛”学校的年轻人，和他们选择的生活 | 三明治

原创 渡水崖 三明治

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北京以教育资源丰富著称，主流叙事里尽是虎妈、名师、牛孩。一旦这种优势与兴趣爱好相勾连，地点置换成艺术培训学校，好像就有点“变味儿”。2023年，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建校的第三十年，这座位于郊外的学校，在这座文化中心城市，注脚与音乐这门艺术、与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关系。

本文的主角是四位（前）迷笛学生，童童、阿柴、小添和牙医。他们来到迷笛，有理想化的愿景，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现实：创作、练习、做作业，以及，思考如何将接下来的生活更好地投入其中。与其说在迷笛学校接受一种素质教育，不如说在自我学习和寻找路径，毕竟，行业和市场中的很多东西，比音乐本身复杂得多。

作者 | 渡水崖

编辑 | 李梓新

1、抽象

很多个时刻，童童替自己感到尴尬。他会在教室里直接推开老师，把对方讲的每一个步骤在调音台上挨个试一遍，直到完全听明白为止，或者把同学拉到琴房，放一首歌，让对方手把手教自己数两个小时的拍子。班上人少，“每个人上去公开处刑”，写作业，讲作业，改作业，再讲，再改。

童童今年28岁，年初辞职来到迷笛上一年级，“上一次学音乐还是小学，和音乐老师一起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在迷笛学校上课的场景

迷笛音乐学校在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大学园区内，分十个专业方向（吉他、贝斯、鼓、萨克斯、键盘、声乐、编曲、录音、舞台灯光、视频剪辑），学制三年，每年学费三万元。每一届约能招到两百名学生，其中一部分会在毕业后站到音乐的台前和幕后。对应地，迷笛的老师多是外聘的一线音乐行业从业者。在类似的教学队列里，更为人知且更多人选择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童童在前者还有一个学位，“理论讲得蛮好的，但讲完之后真让我去调（音），我还是不会。”

实践教学，意味着一手抓知识，一手摸器材、试唱、练耳。老师不会说什么是好的、不好的，而是带着学生去找表达和感知的无限接近性——“这是你想要的那个声音吗？”音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大家在课堂交流中经常说到吉他音色“亮”、鼓声有“粘性”、歌有“呼吸感”，而这些词原本不是用来形容声音的。这也导致疫情下的网课比一般的校园通识课更为难。童童之前在音响工程行业工作，接触过很多音响设备，觉得学校棚里的，就是比自家的听着效果好。

课堂的板书

一节课三四个小时，一周四五节课，校园的昼夜分明。白天学生们有时在棚里，有时在排练室和琴房。很多人经过创作理念的碰撞，在学校里组成了乐队，童童有空就去串乐队的排练，帮忙提意见，也是为了学习。除了教学楼还有宿舍。迷笛女生少，男生宿舍占校园宿舍楼的一层。大家做音乐时称兄道弟，闲余玩乐一呼百应，但“在宿舍弹琴会有人在群里骂”。

2、个性

迷笛没有入学门槛，同样不限年龄。宿舍里出入来去的小至十六七，大到五六十，其余的集中在二十多岁，青春少年。“个性都比较强烈，”阿柴形容身边的同学，“各种文化程度，各种生活习惯，各种地方的人住在一起，再加上这是一个喜欢摇滚乐的群体。”

迷笛学校的底色是摇滚乐。迷笛音乐节由他们创办。摇滚爱好者在音乐上合得来，生活中不见得。阿柴正在迷笛上三年级，去年因为不想受限于条条框框搬到了校外合租。童童也在几个月前离开狭小的集体空间，在外独居。每年迷笛都有人住到学校外围，那里是学生们口中的“新树村”。北京从九十年代就有“树村”，过去在海淀区东北旺附近，住过很多当下知名的乐队成员。2017年，迷笛学校从海淀搬迁至昌平，“树村”随之改头换面。

对于这些音乐创作者来说，环境相当重要。一是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至少能放得下宝贝的器材，或有地方可供踱步思考。其次在晚上，“十二点以后”，避开噪音和光源，不被打扰。有时需要调动120%的状态，只能倚赖烟酒。有的人喝不得咖啡，“会太清醒”，“被味道转移注意力”。

迷笛位于五环外，附近交通不便，进城靠打车。这为学生们降低了生活成本，但也让他们与同龄人的娱乐场所——酒吧、livehouse遥遥相隔，大多数时间，身边接触的还是同学。偶尔的活动也要遴选。比如看话剧，童童一度想找乐手们一起去，没有得到回应。疫情期间，上课、出游成为不可能，一旦小区封闭，周围网购点太少，维系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心态变得疲惫。

村口总是有很多货车

阿柴的室友小添也是三年级生，在合租生活里扮演打理日常琐碎的那一个。为了保护身体感官，他不吃太烫太辣太咸。平时督促自己打开感受，跳出音乐圈，接收外界所有美好和负面的信息，以保持敏感。这几年，“感受”在每时每刻来袭，“所以做艺术类工作的人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从小与同学玩不到一起，独来独往是他的常态。来到迷笛后，他与新的同学打开话题，发现有人被父母押送过来，有人谈起恋爱来什么都不顾。一个问题是，主动选择这里的人，为何而来？

3、兴趣

《猜火车》、《两杆大烟枪》、《两小无猜》……从小学放学守在电视机前看Channel V（星空音乐台）、学会找外国电影资源开始，“不健康”的异文化越接触越多，导致小添成长中一直在找“怪癖的人和正常人中间的那个度”。

进入工科院校，文艺爱好更是小概率的共同话题。他为此花更多时间呆在学校礼堂，给各类文艺汇演当灯光师，直到被音乐节主办方找上。东北工业城市，称不上极好的文艺工作土壤，音乐节投资方多是房地产商，主办团队多从南方来，很多幕后工作缺当地人手。这让小添的大学生活被音乐节填满，当艺人接待、舞台协助、志愿者统筹……随之与大学同学奔往“一条直线的两个方向”，新的友谊在校外建立。

“纯粹”，是小添对音乐节的初印象，以乐迷之外的身份，加入其创设过程，心态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是处理人际，与各路赞助商、供应商应酬。二是全国各地跑，朋友的相聚总是很短暂，最终大家都会回到五湖四海。去迷笛学习知识和技能，于他而言，既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做音乐节岗位，也是从消耗的状态中主动抽离，把自己投入到音乐本身。

童童生长在有地下摇滚基因的北京，从小也没什么朋友。“家教特别严，带同学回家会被说，从来没有去过KTV”。为了“不再被管”，他把高考志愿填满了京外的大学，最终如愿考到中部城市的一所综合类大学，却被调剂到一个“学不明白”的理工专业。如果不是和学校艺术团、广播台的朋友们一起排节目、做活动、拍微电影，去校外机构学录音，他可能还窝在教室后排打游戏。放假，回到家，“我跟高中同学聊过，他们那时候的眼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到一起去。”

学生乐队排练

童童自我调侃为“推箱工”，“推箱子”，是他大学毕业后做的第一份音乐相关工作。起早贪黑地搭场地、搬设备、跟彩排，“真不把人当人干，感觉干几年就要猝死了”。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反倒进入了与他大学专业对口的热门行业，薪酬是自己的好几倍，经常出国旅游，参加演唱会都选VIP座位，“但我不想干（那个），就这么简单。”

寻找同伴的大学生，以音乐为触角，打探行进方向，然后呢？阿柴的经历是，“被放了鸽子”。对方是他大学时关系很好的朋友，日夜在他耳边念叨“毕业一起去迷笛”，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他只好独自北上。阿柴的家乡在南方一座临海城市，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你喜欢啥就干啥去咯”，“非常幸运”，如今，父母在各方面支持着他现阶段的脱产学习。

4、学习

对于音乐学习，天赋或许是个伪命题，迷笛学生们说，“不会有人脑袋上顶个标签写着‘适合学音乐’”。不仅如此，他们形容小时候的自己，“很愣”，“傻不拉几的”，非要说，还有一个共同点——不爱学习。但在高考以前，兴趣这个最好的老师，没有太多施展空间。

阿柴的大学专业是音乐教育。这是发现自己对文化课实在没兴趣之后，在高中老师的艺考建议下，“莫名其妙”考上的。他就读的师范学校，有一位“耳朵好”的专业课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像《中国好声音》里那样做大编制乐团，试不同位置、不同声部、不同乐器。阿柴就在这个阶段，接受了古典乐的基础训练，产生组乐队、用音乐做自我表达的想法。

迷笛则像一个进阶，打开他对现代音乐的基本认知。阿柴第一年的关键词是“寻找”，找自己喜欢、想做的音乐风格；第二年是“纠正”，纠正水平，创作，完善，讨论；到了第三年，除了意外来临，不得不在封校后四处“逃难”，还多了不少现实层面的考量，“不要走到死胡同里去”。

阿柴大学时的排练室，

用电子琴当“垫门砖”

经过不那么理想的义务教育阶段，大家对迷笛学校的情感，主要投射在老师身上。他们都是时下最知名的歌手的专辑制作人、演唱会幕后工作者，有经验，有水平，且符合他们眼中好老师的标准——“只告诉你原理，把工具给你，不干涉你怎么使用”。学生们对这些老师足够尊敬，但对这种教育模式意见不一，主要在于不同的诉求。有人想更好地进入行业，有人只想单纯做艺术，而“教你成为一个怎么干活的人”和“喊着‘我要摇滚乐，我要自由’的口号”之间总有剧烈的矛盾。

毕业后的去向很难说，他们只能先明确自己不想要什么。阿柴就不想当音乐老师，“打死我都不会去”，哪怕他的很多大学同学后来都拥有了教师编制，至少在家乡，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在他看来，二本师范是师资输送的中坚力量，问题在于，很多学生没学明白。尤其在来到迷笛后，他更警惕高度概念化的知识输出，认为一个不够合格的音乐老师，教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还很容易教错，“我对此表示非常忧虑。”

反观自身，他们期待自己保持一种持续进步的状态，或者说，比身边很多人“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步，也许有机会弥补上学与步入社会所应学习的内容的错位。不过，单就音乐而言，这中间还需要一定的预备学习，以应付它的天然门槛。否则，在求知与授知高度不匹配的情况下，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不得不翘课，甚至退学。

5、审美

在迷笛，学生们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牙医在迷笛学了两年，从吉他转到贝斯，还是没毕业就离开了。家里预留给他做音乐的时间不多，在学会乐器、确立风格、找到队友后，他迅速带着新组建的乐队写歌、排练，到全国各地演出。由于从迷笛出生，牙医得到了一些前辈乐队的帮助。北京有不少乐队是迷笛出身，大家离校后是前后辈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圈层。对于喜欢和什么样的乐队一起玩，牙医的回答是“做的东西（要）很棒”。

什么是好的音乐，却没有标准答案。古典、爵士、金属、摇滚、朋克、流行、民谣，大家什么都听，且尊重彼此的偏好，不会因此产生分歧。迷笛内部流传着一条音乐类型的鄙视链，但那只是技术流的玩笑，小添说，“学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感觉，每一种音乐风格，都有可取之处。”

迷笛学校的演出

但音乐有大、小之分，关键看创作者想表达什么。从政治诉求到情情爱爱，阿柴觉得，无论议题大小，只要反映的是人内心最重要、最真实的情感，就是高级的表达。他还引用了一个理论——音乐存在二度以上的创作，除了创作者，还有演绎者，加上听众，三者在感知上很难达成统一，但可以用它尽量去触达人的情绪点。这是艺术创作的魅力之一，即对“美”的不断追求。

音乐的世界就此划分成两个世界。没学过的人听歌可以只听个乐儿，寻求情绪共鸣、情感寄托。而系统性学习的目的是“听懂”，听创作者如何表达、表达得是否清楚，这就容易失去一层简单的快乐。一种表现是，每当他们听到一首“难听”的歌，会露出音乐综艺里张亚东同样的表情。

准确地说，不是“难听”，而是“无聊”和“无趣”，“把同一套东西，用在了无数首歌里”。最典型的是短视频平台神曲，小添说，像是音乐软件自动合成的产物。若把范围扩大到主流音乐市场，他以一位公认唱功好的流行歌手举例，其新歌没有以前的好听，原因可能是幕后的制作人换了。以前那位合作多年的外国制作人，会想办法在其作品里留白，固定时间进鼓点，形成歌手本人的标志性特色（很多老牌乐队、“老炮”歌手音乐里道不明的味道也是来自于此）。新专辑主打“国风”，制作人来自说唱领域，却没有为曲子带来任何创意，做的都是常规、不出错的“活儿歌”。

“活儿歌”的风险是很容易“土”。想要一首歌达到及格分，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审美都很重要，“但大多数人没有构建审美的过程。”有好的审美，才能保证质量，小添介绍，歌曲制作有诸多中间环节，作曲、编曲、录音、母带处理，理想状态下，每个部分应该交由专业的人分别完成，大家一起从客观的角度对歌曲进行修改。

审美，于迷笛学生而言，意味着听大量的歌，做大量的训练，课余的工作也是一种练习。“比方我接了一个活，我可以清楚地知道这首歌用什么样的流程去做，可以让我的客户更满意。但我要有一部分自己的坚持在，做出有感觉的、不是活儿的东西。这个东西和客户想要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想把这两者融合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小添说，这是个人的选择，他更愿意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主动挑选工作，“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要选择这样做，就很少会得到（客户）认可。有的歌本来我就不喜欢，我可能就把那个活推掉了，如果我觉得还可以，我接了，就做好。”

6、出头

听音乐可以是一个人的事，做音乐不见得。阿柴除了组乐队，还想做电影配乐，但他认为自己的不足是“不擅长社交”，“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好乐手，或者想要更多东西，社交是非常必要的。”

阿柴眼中，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牙医。牙医的乐队在摇滚圈内现身积极，他本人也活跃于两大北京音乐人的社交场所——五道营胡同的School和鼓楼附近的盲区。尤其是前者，凭借主理人的业界位置和演出场地与乐迷的接近，在很多乐队心目中，区别于北京所有其他大大小小的livehouse。而社交的过程也是乐队磨合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能砥砺成员们在动荡的现实之下“不散伙儿”。牙医记得，有前辈向自己吐槽过，在这方面，“迷笛学校就是幼儿园。”

牙医的乐队成立于2021年，有队友是迷笛同学，做的音乐风格是后朋克的一个分支，叫冷潮。近几年，新生的后朋乐队很多，牙医认为这种集体性的喜好与一代人见证工业衰败的童年经历有关。集体召唤年轻人，也催生了竞争压力。牙医不希望被同质化，如果有个性，“更容易有一个卖点”，“更好出来”。尽管疫情下并非好的时机，但他尽量看到好的一面——“大家都停滞下来了，这个时候我如果做得更快，更有机会对标迷笛同时期出来的乐队，跟他们比一比。”

牙医的乐队克林尼克 （The Clinic），

意思是“诊所”

乐队的背后，有迷笛学生帮他们做专辑。一切以自己的能力为基准，尽量选择贴合审美的作品，如果做不了，就推荐给其他人。自己做的话，时而免费，时而低于市场价。钱，是最大的问题。这几年，幕后工作者有了更多时间，但乐队鲜有演出，收入骤减，导致没钱做新歌。这个闭环打乱了小添来迷笛前的职业规划，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自我成长速度的延缓，加重情绪的焦虑。

童童的焦虑也很实际。来到迷笛以后，不但没收入，以前工作攒下的存款还在减少，“过得很难受，吃点什么东西都要想一想。”他只能督促自己“先把本事练了”，因为赚钱重要，但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我觉得只有我擅长做一件事了，我才能靠这件事得到点什么。等什么时候，我可以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我可能才会开始去想怎么发财。”

阿柴的视角不同，由于切身体会过创作不易，他想尽可能规避未来从业的风险。一是好乐器都很贵，他自己就卖过吉他。二是流行乐更有市场，自己的作品受众面狭窄。既然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转变现状，不如转身去做点什么生意，灌养音乐创作，“我溜就完事了，为什么非要死磕呢？”

7、耐受

“死磕”，听起来像一种摇滚精神，在2022年却成了忌讳。这一年，北京有数家livehouse关闭，音乐节停办，现场演出报批困难。有段时间，牙医与乐队成员分居京、浙两地，为了节省差旅成本。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遇到各式各样的窘境：酒店涨价了、房东卖房了、坐一天火车硬卧但临返京健康宝弹窗了。接受采访前，牙医还在找地方打第三针疫苗，否则无法继续下一场演出。

计划全部泡汤。乐队成立头三个月办了29场演出，但去年一年只有20几场。“太着急了，”牙医反思，“但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推着我往前走”。牙医这个名字，来自他的本职工作。出生在医学世家，他费了不少力气说服父母，暂时离开“丑陋”的口腔环境和“在国内更像销售”的生活。三十而立，新的事业仍然动荡，能做的只有在家人打来的每一个电话里只报喜，不报忧。

牙医当牙医时

艺术之外，音乐是一份工作。大家来到迷笛，抑或从迷笛出走，都是为了贯彻一套自我对工作的评判和选择标准。小添说，体制化容易陷入精神空洞。阿柴觉得，纯劳动消耗没有发展潜力。童童做音乐相关工作的时间最长，从“推箱子”转到音响工程方向已有四年，他隐约看见了一条行业的下坡路。技术的快速迭代下，他觉得音频品牌迟早会被视频公司兼并，相关技术人员如果不掌握新技能，容易被替代，而创作者是更独特的，“艺术创造是一个开放的行业，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它不会消失。”

音乐行业很大，不见得比其他行业好，但人是灵活的，他们更想在兴趣的基础上不断试错。“要是倒回去、重新选，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小添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智、阅历就摆在那里，不会有什么改变。”疫情之下，工作陷入停滞，人更痛苦。但他也认为，从事艺术创作类工作在任何环境下都会痛苦，重要的是面对现实，保持精神力，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眼前的现实，是用爱好保障基本的生活。大家的动力之一，是奔向新的目标从业城市，主要集中在江浙、珠三角一带，那里有不错的场地、厂牌和受众。北京更有受众基础，在演出经验丰富的牙医看来，乐迷眼光更“挑剔”，有好的音乐审美和消费能力，他不会放弃这块市场。问题在于情感的连接。小添去过很多城市，觉得在北京，大家都太疲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浅淡。即便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童童，也觉得没有亲切感，他更喜欢接近自然、出门就能看山看树的地方。

至于更远的规划，那是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空间之后的事了。阿柴说，这个追逐内心想要的东西的过程，考验的是人的承受能力，自己如今状态良好，可能只是因为还没“被社会毒打”，“我现在是二十多岁，等再过十年，很可能就也‘摆烂’了。每天听个小曲，吃个小烧烤，也挺好。”

*童童、阿柴、小添为化名

后记

采访迷笛是一时兴起。去年，我有很多个沮丧的时刻都是在朋友家看喜欢的乐队的现场回放中度过的，有时彻夜失眠，需要听坂本龙一的专辑才能入睡。这个特殊关头，或许可以讲一个有关音乐的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到它带来的光、方向、能量？

不巧，采访背景赶在了2022年12月的北京。我不仅没能进迷笛学校看一眼，走入音乐的场地或生活现场，四位采访对象中，还有两位转阳，两位滞留异地。写作进行到中途，我自己也阳了。痊愈后，年长的亲人在病中去世。外力比想象中大，休说做音乐，连写音乐都变得障碍重重。

想起第一场采访时，采访对象正处在刚阳、浑身疼的阶段，不知道是否与这种身体的痛感有关，他述说的关键词是“痛苦”，采到最后，抛回给我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北京很冷漠，你不觉得吗？”采访结束，我下楼购物，便利店店主在我兜到第三圈的时候说，“好了吗，听说超过十分钟就会感染。”他在劝我尽快离开。我又进入另一家便利店，货架全空了，找不到我要的物品，店员还算耐心，告诉我很多东西应该提前备好，不要临时买。

我不知道这是否叫作冷漠，但的确称不上友好。有意思的是，我次日要给一位远在乌鲁木齐的陌生网友寄快递，说北京状态不好，为避免带去病毒，是否先取消？对方说没关系，不急，让我保重身体。一种诡异的反差。后来我向采访对象们问了同一个问题，试图洞察他们对此地的情感，答案不一，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都想离开这里。如果说在北京存在了三十年的迷笛学校，和在这里停留片刻的年轻人一样，难以留下太多痕迹，那么，就以此作为一份记录吧。

原标题：《北京“迷笛”学校的年轻人，和他们选择的生活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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