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④｜小村与地理经验

中国地形自西至东呈阶梯状分布。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构成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由内蒙古高原、新疆、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组成，平均海拔1000至2000米。一组斜贯中国的东北-西南向山脉——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罗霄山、雪峰山——罗列在第二阶梯东部边缘，将它和第三阶梯区隔开来，后者平均海拔从1000米一路下降，直到太平洋。沿海分布着巨大的冲积平原，自北至南，分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原边缘镶嵌着低山和丘陵。

在没有Google Earth之类卫星地图可查，也不知道地形图为何物的时候，在地理课上把握中国地形地貌，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对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形成了挑战。我和周围大多数人都无法通过考验，原因很简单：所谓想象，其实是经验的组合，人因此无法想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事物。

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刻，地理环境提供的视觉参照会演化成心理倾向。生活在高原和平原地区的人需要忍受单调的景观，但他们获得了生活环境提供的大尺度的视觉经验。这种视觉经验，集中体现在地平线上，它不仅为太阳升落提供了基准，也向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展开了尽管空洞但同样巨大的可能性。因为事物的密度太低，高原和平原对人类心理施加的压力，是一种不断弥散、晕染和幻化的前景，如同细节清晰的电子图像在边缘地带突然变成粗糙的颗粒。这是人类的感觉、情感甚至知识都不能掌握的模模糊糊的存在，最终只能诉诸宗教。

对生活在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来说，同样大小的地理空间中容纳了更多样的视觉形态，但多样性的代价却是局促。事物密度固然有所增加，却被封闭在特写式的视角中。日复一日，视觉细节累积成高度程式化的画面。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开放和多元的经验，以平衡或弥补环境对身体和性格的塑造，人就会成为这种环境及其边界的奴隶。

很多年前，在地理课的课堂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学习中国地貌必需的具象的想象力，那种挫败就类似于此。我们的想象力要么太具象，太例行化，要么太抽象，太符号化。

很多年后，我才理解，具象的想象力需要大量深浅不一的身体经验，以及习惯对身体经验进行归纳、综合和概述的思维能力。

对熟练的旅行者来说，具象的想象力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在陌生环境中，旅行者时刻都在归纳零碎的经验，以便将其纳入符合特定文化逻辑的框架中去。这需要打开他/她的感官，将新得到的经验和已有的经验进行比较，将其中一部分归于确定，将另一部分归于待定，并将某些归于可能的例外（如禁忌）。在很短的时间里，旅行者就能建立起例行化的生活秩序，哪怕这种秩序只是围绕着目的地的旅馆、道路、车站或机场等很小的一块区域运作。依托这种临时和快速形成的秩序，他/她才会对这个世界抱着确定的信心，心智和情感由此获得相对自由。

这种自由乃是想象力的源泉，而流动性欠缺导致的挫败感是慢性的。我们中大多数人把自己在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中逐渐累积的、充满细节的挫败感，最终转变成看待世界和自身的观念。

这种挫败感，以及挫败感导致的浅薄和画地为牢的倾向，一直困扰着我。每当想到赤土，想到一些显然重要却始终没有进展的事，挫败感就会袭来。这种感觉如此熟悉而沉重，令人不适。有时我也不能免俗，觉得其中埋伏了某些命运的线索。

命运是很玄妙的两个字，也是终极退路，仿佛冠上这两个字，个人便可以从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当然，即便如此，那也只是我个人的命运。顶多还有少数和我一样在初中地理课上为中国地形三阶梯说迷惑的少年，在他们人生某个阶段，突然意识到，多年来困扰他们的挥之不去但又说不清具体缘由的感受，与另一个人生阶段置身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时，他们也许会像此时的我一样，恍然生出原来如此的宿命感受。

这种感受也许包含了失落，但绝非任何意义上的怀旧，更没有感伤之情。它们总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刻袭来，伴随着在人生边界浮现的震惊。比如，2019年秋天，在东京山手线日暮里站买车票时，一个站名突然从线路图上跳到眼前。如果不是带着孩子，如果不是他尚在随时靠在我身上就会睡着的年龄，也许我会买一张都营地铁日暮里-舍人线的地铁票，从日暮里乘往东京北郊，两站后在“赤土小学校前”下车，然后走到对面站台，再乘坐进城的轻轨列车，回到日暮里。但那天我只是拍了地铁路线图和站名的照片，发给哥哥和妹妹。他们甚至不知道我是在东京。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并非在平行世界里，还有一个地方叫赤土，甚至有一所学校，与我和妹妹读过的小学同名。

我们读过的学校还在，离我们现在的家不到100米距离。这段短短的路程，如今被一条新铺装的双向四车道国道从中截断。这条路挖断山冈，改变了村子与学校的空间关系，将它们从一体分剖成两边。这几年，不断有挂着外省车牌的大货车满载或空车通过，眼看要将两者从视觉和心理上永久区隔开。这段值得诅咒的路面，是全国性的国道升级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计划，这条穿越9个省的国道被分段拓宽，裁弯取直，舍坡就平。

位于校舍以西的老国道，两车道，上坡连下坡，几乎是一段字面意义上的弯路，于是被“裁”掉了——这个字让我想起两个做裁缝的舅舅。我见惯他们用三角形粉笔在一块布上画出线条，再操起大剪刀，沿着线将布匹裁开。剪刀开合时发出“嗞——”的一声，轻微又密实，30年后还活龙活现地萦绕在我耳边。

老国道的走势是有原因的：它修建在一条有1000多年历史的驿路上。驿路大体挨着连绵不断的群山山脚，自东北向西南延伸，联通江淮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群山的故事暂留待后面再说，这里只提我们就读过的学校所在的小山冈。尽管山冈顶部宽不到15米（我一边回忆一边尝试校准这段距离，把这个数字从50米改到20米，又改到目前这个，实际这座山冈的脊部可能更窄），只是群山向冲积河谷伸出的许多相连或不相连的臂状小丘陵中毫不起眼的一座，仅因位于驿路旁边，并下临平野，位于山区与谷地转换的小小节点上，竟也有了弱化版的枢纽之感。一条进山道路发端于冈顶，与驿路垂直，形成T字路口。围绕着这个自然地理的小小瓶颈，有几间不成规模的商店、茶馆和肉铺。驿路在20世纪中期变成国道、进山道路演变成省道之前，这个T字路口的情形，应与1000年中大多数时候无异。在那之后，当然有一些不同。

我能记事时，现代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的触角仍在：路口东侧国道两边分列着道班和粮站的院子，正对路口、在国道南侧是三位一体的政权空间：小学、供销社和村委会。尽管T字路口及其所在山冈范围极小，这个政权空间又被冈上连绵不断的杉树林包围、挤压在国道南侧一小块空地上，却能居高临下，控扼两条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似乎仅此就无需额外再论证自身的权威。

有很多年，我们熟悉的乡村道路，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砂石路面，大多数情况下仅是蜿蜒在坡地和水田之间狭窄的田埂。当地唯有这两条路有硬化过的现代路基和路面，可通行汽车。我们已知其中一条道路的起点是在北京永定门桥——实际上，所有1字头国道的起点，都必须在北京。这是中国的政治符号学，或说象征政治学。政治观念的影子投射得很远，甚至能在政治结构的神经末梢复制一个权力中心，交通肯定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道班是必须的，和粮站一样，很大程度上疏离于当地的农业生活。对年幼时期的我们而言，道班里熬煮沥青的池子及其散发的气味，和粮站仓库高耸的屋脊下层层叠叠堆码在一起、鼓囊囊装着晒干吹净的水稻的麻袋一样，都带有强烈的异质感。当然，许多痛苦的回忆与粮站有关，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这种异质感。被剥夺的屈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退隐，但沥青气味和粮站的建筑样式永远停留在记忆之中。无法想象乡村生活中养成的经验能够驾驭这种样式的事物。

粮站和国道一样，必须建构在另一种组织形态、行为模式甚至是观念之上。它们是国家具体而微的存在，又展示了统治权力的抽象性质。这两个小院子位于现代国家庞大汲取和流通网络的末端，与其说是触角，不如说是触丝：规模更小、对周边环境的变动更敏感，实际也十分脆弱，必须仰赖那种高度抽象的权力加以维系。关键就在这里：权力不是来自其他地方，而来自网络本身，因为信息和暴力可以借助网络流通，同时将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外。权力是排他性的，自上而下，这是生活经验，也是规训。

我和妹妹最熟悉的公共建筑，分布在小学操场周围。那些人字形屋顶上覆盖青灰色小瓦片的大开间平房，连带它们向外伸出的廊檐，围成一个凹字形的大院子，院子最靠后、最隐秘的地方是公共厕所，一座一分为二的永久性临时建筑（临时这个词是指，它与主体建筑脱离的空间格局、摇摇欲坠的状态，以及从道德上加以贬抑的气氛），肮脏、潮湿，后墙紧靠突兀耸起的山坡。山坡中间有一座废弃不用但仍有水的沼气池。沼气池口很小，里面却宽广，清澈的积水反射出天空倒影，显得深不可测，丢一块石头进去，便发出响亮的回声。老师们总担心，我们会掉进去淹死在里面，于是用一块大石板将沼气池口罩起来。这种担心倒不是空穴来风。如果有人真的掉进沼气池，淹死在里面简直是一定的。但人从环境中学到什么事，也有随机性，危险反而增加了沼气池的刺激程度，一代代学生在这里玩一种“抢梁山”游戏。那块罩在井口的石板，在想象中变成了宋江那把排名第一的交椅。有些年龄大得异乎寻常的学生则轻蔑地挪开石板，对空荡荡幽暗的地下洞穴大叫一声，然后吐一口口水进去，就为侧耳听听地面的事物进入地下后轻微的落水声。

从厕所和沼气池的位置关系可知，学校所在山冈顶部地势并不平整。建造公共建筑首先需要挖出地基，需要砖石、木材和瓦，需要劳动力，而山冈四周的乡村负责提供一切所需，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偿的。即使是地处偏远且如此狭小的公共建筑，也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法建造起来，这强化了权力运行的象征性质，并将这个小山冈转化成权力运行的舞台。

起码要到1980年代后期甚至更晚，这座山冈才最终失去控制周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象征性权力。在当代中国历史上，这个漫长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被刻意忽视了，就像历史经历了一次没有明确标志的滑坡。它留给我的唯一印象也是象征性的。事情发生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我完全记不起在哪个季节的某一天，国道两侧的乡村突然躁动起来，男女老少冲到公路边，将那些长满树瘤的行道树（我记得是枫杨树）放倒、锯短，不由分说扛回家中。他们——说我们更合适，虽然我年纪尚小，也迫不及待想要参与进去并出一份力——甚至连树根也没有放过：挖开树桩周围的泥土，向下掘进，斩断那些不知延伸到什么地方的巨大根系中最粗的几根主根，便能将锄头伸进树桩正下方，再垫上一块石头，利用杠杆原理，将整个树根带泥土从土里刨出来。这些树根的形状和尺寸，可以说令我终身难忘。从那之后，老国道这一段两侧，只留下一个个不规则的圆坑，颇像许多猜疑的表情。

我一直认为，这些行道树长期遭受虫害不得不更新，道班没有兴趣也没有足够人手处理此事，因此乐得让周围村民自行其是。但如果是一个自东向西路过此地的时间旅人，有一件事是无法向他解释的：砍伐瓜分行道树的事情，只发生在国道东侧的上坡路段，稍远处的平路和一岭之隔的西侧下坡路段气氛均平静如常，没有人刀斧相加，同样长满树瘤的行道树依然歪歪扭扭把它们的树枝伸向天空。

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桩谜案。当天遗留在我心目中的气氛无异于一场暴动。一场沉默的暴动，现场弥漫着心照不宣的欢乐，不仅因为占了些许便宜，也是因为这是占国家的便宜，而且是公开的。如今想起来，寻常农具突然变成武器，至少当它们砍向一些极为普通却不可动摇的树干时，有那么一瞬间，我可能有些后知后觉，同时过度着迷于这种象征性的袭击。

这与我后来思考的问题有关。在冲突的结构性成因和社会后果之间，横亘着一片广阔而无声无息的随机性领域，鲜少看到有像样的学者在其中跋涉。暴力的随机性释放，是维克多·特纳这样的人类学家、勒华拉杜里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却没有真正涉足的地方，并且在很大程度被克利福德·吉尔兹庸俗化成了一种没有所指的空洞的能指集合。直到詹姆斯·C.斯科特出版了他关于东南亚农民的经典研究之后，随机性暴力作为社会事实和社会过程，才得到相对恰当的描述。

在国家权力含含糊糊退出乡村的过程中，最早走下那座舞台的是供销社，后来学校改建，村委会搬去其他地方，只留下几间空房和门前一块空地。紧接着，茂密的人工杉树林被清除一空，山冈南侧竖起一根巨大的烟囱，北侧——也就是我所生活的这一边，搭建起简易厂房。那是1990年代初的事。我从没见过的大型推土机搭载在平板拖车上，被运送到冈顶，没多久就推平了一大片区域。这种机器的工作效率和发动机极其喧闹的噪音吸引很多人专程前来围观。乡政府在新推平的土地上投资建造了砖窑厂，启动资金毫无疑问是来自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由于占用山冈南北两侧的耕地，砖窑厂必须优先从山冈两侧村庄招工。很多人（如果他们没有兼做木匠、砖匠、篾匠、裁缝和理发师，也不是赤脚医生或民办教师），特别是女性，平生第一次持续获得了现金收入。

长远看这自然不是特别惊人的事，而在当时带来的震动，却是今天人们无法理解的。30年前，乡村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现金绝对匮乏。一个完全务农的家庭，现金收入来源屈指可数，能够拿到市场上销售的东西不外四种：稻谷、猪肉、鸡蛋和他们自己的劳动力，问题是市场匮乏。稻谷收购由国家垄断，并要在完成国家地租（也就是交公粮）之后，才能以规定价格卖给国有粮站。有一段时间，猪肉的收购渠道和价格也被垄断。就这样，每个农户每年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提留中，有一小笔钱实际是政府向他们收取的养猪执照费——当然，不会真有执照，而且不养猪的农户也必须缴纳这笔费用。类似名目和实际都很荒唐的收费项目到1990年代后期多如牛毛，这些钱实际是用来维系乡村政权日常运行的。

每到过年，特别是大年三十这一天中午，家里堆满村人送来的红纸，我父亲就从柜子里拿出一本陈旧且卷角的对联选集，为他们挑选一些比较通俗吉祥的句子，写成春联。这个对联选本的作者，搜罗了许多联句，有一些明显不适合张贴，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这联句粗俗刺目，但有一种真正辛辣的讽刺意味和生命力，即使是孩子也会忍不住笑起来，因此才能流传下来。身体，或者说活着本身，就构成了国家征税的理由。但为征税设立的人力和行政网络本身需要资源维系。有时候，征税行为在经济上变得不可持续，因为征收到手的税费，尚不足以维系征税网络的运转。这就是2000年左右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面临的“税收陷阱”，也是很多政策人士希望放弃征收农业税的理论基础。但谁都知道，征税并不是征税网络存在的目的或说唯一目标。即使完成工业化之后，农业税源枯竭甚至反而需要补贴，国家也不能从乡村退出。权力必须在场，哪怕代价大些——在某些时代、某些地方，对某些人来说，这种代价可能大到无法承受。在来自制造业、商业和各种财产税的税源能够支持国家有效控制乡村之前，那个缓慢的、历史性的滑坡必然导致各种乱象。

我和妹妹在这个混乱的滑坡时期长大成人。有趣的是，我们对这段时间的身体感受很不相同。我母亲说，我比较挑食。这似乎难以想象，但的确是事实。而我妹妹不爱吃肉，这更难想象，不过也是事实。

和现金收入绝对匮乏相似，吃肉机会也很少，因为农户养猪的能力有限。猪和人一样，吃的东西都来自土地，就算猪不吃主粮，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家一年只能养两头猪，一头留到过年宰杀，另一头在8月底卖掉给孩子缴学费。有些年份过年时无猪可杀，有些年头孩子缴不上学费，原因很简单。人有旦夕祸福，钱和需要用钱的场合，哪个先到，是无法预测的。私人之间赊欠和借钱都很寻常，但也有些钱不能赊欠，重病住院就是如此。医院是公立机构，不接受欠账。2005年建立“新农合”（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之前，医院通常只在确保病人家属有意愿且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前提下才提供包括急救在内的医疗服务。重病的老人——很多也并不真的很老，大多沉默地接受那个终极的退路。

我并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沉默这个词，尽管死者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确默默无闻，但在我印象中，当命运揭晓它平淡无奇的答案时，几乎所有人都提前陷入衰竭。他们睁着眼或闭着眼，脸朝上，对着蚊帐顶上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总是无声无息，几乎没有例外。子女、亲戚、村人从里到外围成三圈，而我父亲有仅次于医生的特权，可以坐在床沿上。大多数人都由他宣布死亡。履行这个职责之前，需要确认死者颈部、手腕和脚踝上确实都没有脉动。接下来，我父亲为他们/她们清洗、更衣、装殓，直到埋葬，全程参与，毫无偏私和保留。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坐在死者床边，因为死亡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

乡村地区的交通状况一直到2008年才发生根本改观。那时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记者，一年中很多时间在中国各地出差，亲眼目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如何改变交通网络。过剩的基础设施建造能力涌向2000年来从无硬化道路的乡村地区，很短时间里构造了一张不会显示在1:50万地图上的道路网络。大多数道路需要重整路基，然后铺设单车道的钢筋混凝土路面。道路网络的质量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毫无疑问刺激了随后几年乡村地区的汽车消费。

国家权力随着这些道路重新回到乡村生活的中心。这些毛细血管般的乡村水泥路面不断汇入新国道，使得后者拓宽成为一种必然。拓宽之后的国道不再顾全地势，直接将我和妹妹就读的小学所在山冈推开一个15米宽的缺口，露出两侧山坡上鲜红的土壤。这种土壤富含氧化铁和氧化铝，酸性强，渗水性差，贫瘠，不适合种植水稻，倒是适合竹子和茶树生长。

我还记得，我父亲为了改善那些灌溉不方便的山坡梯田的土质，将石灰运到田里，然后把石灰和红土细心拌匀。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新式农民，相信农业方面的新知远甚于相信经验，就像他相信副业和现金收入远甚于相信稻获，然而，在他的一生中，运气可能一次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不幸从我父亲的生年就可见一斑。他出生于1957年，如果不是有一个极度溺爱他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就像生在其他受诅咒的年份里的人一样，我父亲也没有同龄人。赤土也不是他的家乡，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