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化与政治冷漠：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的观察

2022年年终之时，新一届以色列政府宣誓就职。新政府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招致了巨大的批评。导致极右翼政党能够成功联合组阁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以色列阿拉伯选民对以色列大选参与度的下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且在以色列的政治光谱中，绝大多数阿拉伯选民立场上支持左翼阵营。然而，在2022年11月1日以色列举行四年内的第五次大选时，以色列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仅为53.2%，远远低于70.6%的全国水平。

在选举前，笔者采访了一位来自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市拿撒勒的阿拉伯女生Asma，她告诉笔者：“我们与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同的一点在于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投票给阿拉伯政党，或者不投票。而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份问题，他们可以投票给梅雷兹，可以投票给工党，他们甚至愿意在以色列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

Asma的想法在年轻一代以色列阿拉伯人中相当普遍。笔者过去一年对多位巴勒斯坦青年进行了深度采访。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均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学生，年龄在23至29岁之间，来自以色列不同地区，拥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但是他们向我们透露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他们并不认同以色列，而是更倾向于接受自己的巴勒斯坦身份。随着他们的逐渐成长，阿拉伯选民对左翼犹太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在此之前，约占以色列人口20%的阿拉伯选民一直被认为是左翼政党的票仓。而在今天，他们对犹太政党的支持率则跌至个位数。同时，与选举前的一些预测与期待相反，以色列阿拉伯人没有成为改变政局的关键，而是似乎再次沦为了以色列政坛斗争的“局外人”。

摇摆：新一代“巴勒斯坦人”

长期以来，“以色列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术语，特指生活在以色列合法领土上，或者取得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群体，他们与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等以色列实际控制区域但不具有以色列公民权的巴勒斯坦人存在着许多联系，但并非同一概念。他们的身份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倾向与表现，是在“以色列化”与“巴勒斯坦化”的两个方向上不断建构与动态发展的结果。

以色列建国之初，在国父本古里安的提议下，以色列便赋予部分阿拉伯人公民身份。然而，他们在以色列社会的地位和权利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仅被视作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通过歧视性和不公正的法律，以色列政府将其土地国有化，同时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排除在一些权利和优待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官方叙事中的缺失，尤其是媒体、初中级教育、学术界及文化机构，阿拉伯人在地理空间和认知空间中都处于一个被极度边缘化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前后达到高潮，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方面不断的冲突过程中，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深刻地受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开始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转向巴勒斯坦人。这反映在他们的政治诉求中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切，对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声援，及因此进行的抗议示威活动中。然而1993年奥斯陆协定签订后，以色列的阿拉伯族群意识到不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巴解组织都未充分考虑过对他们的安排。在这样的双重忽视与双重边缘化的尴尬中，以色列阿拉伯社会精英们在2006至2007年间先后发布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未来愿景（The Future Vision of the Palestinian Arabs in Israel）》《全体公民的平等宪法（An Equal Constitution for All）》《民主宪法（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及《海法宣言（The Haifa Declaration）》等愿景文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具体探讨如何提高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并改善其生活。

为了避免被视为“巴勒斯坦化”或者“过于激进与挑衅”，以色列阿拉伯精英们所提出的愿景与“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一术语都作为更加温和的自我表述在一段时间内被以色列整体社会与阿拉伯族群所接受。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在以色列阿拉伯社会大众当中仍旧不断生长。这些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冲突与事件，例如2014年的加沙战争，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兜售所谓“世纪协议”，2018年通过的规定“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犹太民族专享以色列的自决权”，并取消阿拉伯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地位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2021年因东耶路撒冷Sheikh Jerrah地区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引发的大范围城市暴力与新一轮巴以冲突等等，都使得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政治感到彻底失望，进而更加拥抱“巴勒斯坦人”的认同。这具体表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年轻选民对以色列政治的参与要么极端部落化，要么冷漠的态度。

表达：部落化与政治冷漠

来自拿撒勒的一名男生Ahmed表示作为“巴勒斯坦人”，当下只有联合名单党（英文：the Joint List，是由几个阿拉伯小党联合起来的政党）可以在以色列政治中代表他们，因此在2019至2021年过去的四次大选中，他每次都坚定地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名单党。这种投票只投给自己族群政党的行为属于一种极端部落化的体现，即许多阿拉伯选民已经不愿意再将各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施政理念作为抉择自己投票的主要考量，身份认同与族群归属取而代之成为了核心要素。然而在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中，阿拉伯政党却一直是被各犹太政党排除在政府决策之外的边缘化政治力量；或许投票给左翼犹太政党，反而更能够为阿拉伯选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因此，这种极端部落化的投票行为，反映出青年阿拉伯选民已经对以色列政治体制整体感到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公民参与以色列大选时投票给阿拉伯政党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决策，而更多是一种不满与失落情绪的表达。

当这种对以色列政治的不满与失落达到极点时，则表现出另一种“政治冷漠”的态度。Samer是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男生，与许多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不同，他的家族都取得了以色列国籍，因此他拥有投票权。他表示，自己在立场上是支持联合名单党的，然而投票给阿拉伯政党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改变，因此虽然他个人非常关注以色列政治，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选票有多么重要，每次大选他都会按照自己家族的要求投给相应的政党。另一位来自以色列北部德鲁兹村庄的男生Fateen表示：“我人生中只经历了四次选举，只在第一次投票给了阿拉伯政党，其余三次我选择不投票，在即将到来的第五次我也不会投票。因为我不认同以色列，你知道即便阿拉伯政党进入了议会，他们（犹太政党）也不会联合阿拉伯政党（组阁），反而还会攻击他们支持恐怖主义，这是以色列这个政权对阿拉伯人整体的歧视。”熟知以色列政治的人都知道，德鲁兹人作为阿拉伯人中的少数群体，一直以来都与以色列政府关系密切，被以色列用以分化巴勒斯坦群体。当一名德鲁兹选民表示自己反对以色列政权，因此拒绝投票时，人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以色列政府，尤其是右翼政治力量对阿拉伯人的边缘化甚至妖魔化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以色列阿拉伯选民的感情与尊严。

类似的，在巴以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遗世独立”的阿拉伯少数群体还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及部分与犹太人关系紧密的穆斯林。有两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女生，她们都通过自己的家族获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Jessica来自一个天主教基督徒家庭，Lina则是来自耶路撒冷西郊，历史上对犹太复国主义较为友好的穆斯林村庄阿布古什（Abu Ghosh）。两位女生虽然背景不同，但她们都表现出了对以色列政治漠不关心与不闻不问的态度。理由也非常简单：她们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以色列），关心以色列政治对她们而言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与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基督徒与阿布古什的穆斯林在广大的巴勒斯坦族群中也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因此这两位女生同样不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她们虽然认为自己也属于巴勒斯坦人，并承认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在当前局势下所承受的苦难，但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共情与愤慨。像Jessica与Lina这样身份的许多阿拉伯人明白，因为历史上与以色列方面有更好的关系，他们显然比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权利。由于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人按照宗教与族群差异进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样的群体在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中却并不是“少数”，但他们更愿意置身事外，保持对政治的沉默。

以色列民主政治的“弃儿”

不论是投票中的极端部落化还是政治冷漠，都不是某个社群独有的行动模式，实际上，这正是当前以色列社会的某种共性。只是这样的政治选择对以色列阿拉伯社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为突出。以色列新一代的阿拉伯公民较其先辈更充分地融入了以色列经济与系统，但却无法将相应的成就转化为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正相反，他们获得的机会更多，期望更多，在政治参与上遭遇的挫折与失望也就更加强烈。

2021年阿拉伯政党历史性的参与组阁，但却招来了犹太右翼势力对他们的妖魔化。阿拉伯人仍旧以一种边缘化的角色参与在贝内特—拉皮德政府中，他们放弃了太多，而得到的太少——阿拉伯社区不仅在住房、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与犹太社区相差甚远，而且社区内部治安混乱暴力依旧猖獗。不论在以色列议会中的进或退，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生存与发展都仍在停滞甚至倒退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冷漠”以对。总而言之，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之多的阿拉伯选民无法通过正常参与大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这一事实已经严重挑战着以色列的民主制度。

*本文的实地访谈材料来自刘炳辰，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色列宗教与政治、社会研究”（立项编号：22JJD730004）的阶段性成果，为世界社会X北大IAS特辑“‘不确定’时代的海外田野经历”征稿。

（作者：罗安澧，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炳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