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记》：一种浪游美学与文化考古｜新批评

原创 俞耕耘 文学报

新批评

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上河记》，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出版。书评人俞耕耘撰文称，“李敬泽将关切他人与关心自己，同构一体，这是一种双重观照的写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经纬。过去未来时，与将来进行时，一并穿行，又何止远上白云。《上河记》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来，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

《上河记》：一种浪游美学与文化考古

文 / 俞耕耘

李敬泽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他像周代的采诗官，取各国之风，用以兴观。若以六经皆史的观念看，河上民风，自是春秋。《上河记》虽为游记，实为文化考古，它从现场观察，即时感受，生发“自我叙事”，历史引类。这是评论家的当行本色，带着年鉴学派注重微琐，看重生活史、物质史的叙述气质。

“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换言之，被看到与被记述，感知与经历的黄河，绝非一回事。李敬泽描述了熟悉的陌生，博学的无知。这是以退为进，用防御性的自我评论，展示对大河流动不居、浩大繁复的敬畏。

李敬泽手绘的行走黄河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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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叙述是一个作家的素养，那里生发着揣测，想象与图景。考古者，侦探和作家，往往又有共通原型：即猜谜者、复盘者和讲故事的人。作家在拉卜楞寺的照片没了，“只能依靠我的记忆，记忆中的拉卜楞寺。记忆不可靠，我喜欢一切多少有点不可靠的事物。”这或许也是他对甘肃“卦婆子”有些迷恋的缘故。神奇浪漫，游荡在城镇集市，和吉普赛人一样。“不知他们是谁，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一个谜，但他们又是猜破谜语的人，他们似乎有一种看透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神秘能力”。

这种能力，也是李敬泽文章经营的动机：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在我看来，其文章亦由“故事的图层”，反复叠合而成，如同古典罩染画法。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譬如他借陕北旅途所读《中国绅士》为楔子，套嵌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对前途命运的杂感。

“后来，‘地主’‘贫农’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这很好，我不必再为此焦虑……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打倒了地主我母亲肯定上不了大学，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但我难以想象作为山西芮城的一个地主少爷会是什么感觉。”作家考辨地主与绅士之别，又颇有鲁迅之风。他以才学见于随笔，显露的是历史的识见，解释学的兴趣。如引证顾颉刚《甘青闻见记》，对“卦婆子”也做了源流考。“闻永登县亦有此类装束者曰‘北蛮子’，以行卜为业，尊奉桃花女，阴历九月初一日为其诞辰，有大庙祀之”。

李敬泽夹带叙事，勾勒写人的功夫，如微小说，三言两语，就是微澜情节。当“我”沾了光，蹭了旅行团的导游讲解，还不忘琢磨：“他们认为仅仅两个洋人就享受一个导游的服务，这不公平。我看着我们那位年轻的喇嘛，他真是修为功深啊，只见他脸上淡漠如水，说了句‘他们交的钱多’。”之后是安静，“显然那五六十秒的安静是在向更多的钱致敬。”这种旁观的反讽，生于沉默和顿悟的时刻。

当记忆出现空虚，无法按图索骥时，知识就开始登场。他的写作显出记忆和知识的共同体，其间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我知道的比我记得的更多。”在唐卡、经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忆外，他开始转向资料。“由此我知道‘拉卜楞’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活佛的府邸’，1709年建寺，为黄教六大名寺之一。我知道我所见到的那群喇嘛是在演练法舞，为他们伴奏的是著名的嘉木样乐队。”

福柯曾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论述了“图形文”的观念。我想，李敬泽穿插征引文献，同样也是图象和文献的并置、对征和相互指涉。他善于打通来历出处与“即时即景”，民风礼俗之画，也成了思想风景。同时，这种知识也客观拉开叙述的空间与时态。“现在，我已经知道”，“现在案头就有一本《拉卜楞寺概况》，由此我知道……”事实上，作家只是游历后知晓，于写作的“此在”中，整合、查阅并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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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心态对作家意味什么？或许是堆笑和搭讪，也并未得到当地人的搭理，未免失落。作家自嘲显得可爱，“我在草原为异客，客从何处来，淡然无人问，只好一脸奸笑和小家伙们套磁，小家伙包括小男孩、小女孩、小喇嘛、小牦牛和小羊羔。”“如果把我的话在此复述一遍我会不好意思，我运用了吹牛皮、拍马屁、意在言外、绵里包针、冷笑、谄笑等等手法，终于让上尉相信：今天早晨他们军营来了一个重要人物。”这种打趣也说明——作家和演员一样的“必备修养”，就是修辞术、表情管理和表现手法。

“门票”和作为民俗的“景观”，又延伸出“看客”的新意项。私人生活是可消费和展览的吗？麻局长塞给阿妈五块钱，作为进家的门票。“如果在北京，在我的家，有一天忽然有几个陌生人敲门，要进来看看，我想我不会让人家进来，五块钱不行，五十块钱也不行，如果人家肯出五百，我又得怀疑他存着什么阴谋。所以，和我比起来，阿妈是淳朴的。”这很像鲁迅的观察，只不过李敬泽很坦诚，爱检视自己，没有置身事外的优越。这是双面镜，照别人时照自己。“那时我以为那条河不过是无名小河，人于山水间也势利，那河就白白地流了。”

在大夏河边

“这一切都是水，我也是水，谁能知道水上印下了什么？”那条河是大夏河，“流了千年万年，我没有理由认为它在6月8日一直跟着我”。这种自然的省思，一反文人传统中，万物皆着我之色彩，山风水月为我取用的主体性夸饰。李敬泽更内敛谦卑，像庄子之“游”，流动照见，逍遥无待，亦无占有。水印也是人迹，流程也如成长。河流精神，是生命意志起落兴衰，转角迂折。“我看着大夏河由清澈变得浑黄，看着它在漫长的路途中渐渐衰竭，又神奇地恢复力量，继续向前、向北，向着一条它梦想中的大河。”

《上河记》也在窥察河流对人文地理的分野区划。观河如观风，与濮上观乐一样。“看着河水的颜色变化，你就知道了居住在河岸上的人。水变黄了，人就由山民、牧民、半牧半农变成了严谨、勤劳的农民。”只有中规中矩，未免老实刻板的农民，才能打理出规整的农田，精细得“如蛋糕师傅的杰作”。河流对生产生活，民风心性做了隐微注解，且无可辩驳。《山海经》对风物进行地理谱系之归纳，李敬泽也试图探寻大河对原住民的积淀塑造。

甚至，他对河考证的语体，也像《山海经》高古疏漫。只说起止长度，写源头归处，如此而已，却仿佛有标记者和命名者的力量。大夏河“有了新的源头、河道，它成为一条更大的河，发源于甘南桑科滩南大不勒赫卡山，奔流176公里，在刘家峡归入黄河。于是，到民国年间，地图上有了‘夏河’和‘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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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向一位年轻上尉解释，“我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一定要看蝴蝶楼”。我想，这三个问题也是这本书(游记作品）的方法。一是身份问题(认知视角），其次是生存位置(叙述姿态)，最后是书写意义。我想访古探幽和文化考古，就是作家的两大意图。蝴蝶楼，是马步青给姨太太修的外宅，它本是土军阀贪婪纵欲的见证。“时光把人带走，把楼留下……它被时光提炼出清素的雅致和幽隐的淫逸。”

李敬泽写出精神和物质的某种背离与自反，以及那种近乎怪诞的气息糅合。清雅和淫欲的“反组合”，一定是矛盾的吗？这种味道如南朝粉黛宫体诗，炀帝江陵龙船御女，抑或《青鸟故事集》里所写北宋进口海外香料的颓靡。从地理、器物和空间布置，作家建立隐喻的符号世界，它足以构成故事的门厅。作家的才华就是再次赋予感官世界，他找补细节，就像描出建筑上的风尘，水槽里的虫子。那就是散文的肉感，皮下脂肪。而大多游记不过是写众人常见的地表物，并无取出“封土”，看看文化积层，进行断代分期的兴趣。

本雅明曾在巴黎拱廊间游荡，写出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意象分析。李敬泽也有这种热情，才学相济，悠游从容。“天然气、毛毯、女学生、风沙、‘领导讲话’，我觉得加到一起其实就差不多了，对一个外乡人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榆林历史和生活的基本要点。”正如孙悟空对人参果的了解，基本来自师弟、道童和土地的吹嘘。作家对榆林的印象，起初也由道听途说，朋友传言构成。这些关键词足够串起故事的线条雏形。

作家观察城池，也是人性洞见，这种比附，反映了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榆林比于北京，谓之“小北京”，虽并未十分吹牛，也是“好面儿”心理。而旧城轮廓，“城区如棋盘，似乎是有人用铅笔和尺子在这片地上打下了格子。”他借用明代传教士的结论，“中国人是个热爱几何的民族。”显然，这话也只说了一半。中国文人造园时，师法造化，因势制宜，顺其自然的性灵，是另一半。

回到作家，自然喜欢野趣天成。博尔赫斯那种“小径分岔”，才适合他的偏好——不确定，可能性与迷失感。形式美法则若过胜，未免匠气刻意。“我不热爱几何，上学时我的几何总不及格，所以我喜欢像上海那样迷宫般一团乱麻的城市。我所喜欢的北京也恰恰是南城那些幽深转折的小巷，它们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没什么规矩，但合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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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和剪纸艺人郭佩珍

《上河记》的纪事，又暗含编年与群像列传的史家气息。如吕家宅门大匾文字，家族丰碑的抄录，都是对历史的实证。吕家宅院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我甚至觉得屋门一响，走出来的人张口就会是行云流水的京片子。”空间也可移置，对话与模仿，像一个异乡人待久了，自带当地口音。榆林有模仿明代京城的心气，也有移民城市的包容。各地戍边将士在此定居，“它是武士的城”。“小北京”的小，只是景观的微缩成象，却毫不影响气性阔大。“眼睛盯着北方，心向着北京。榆林是警觉的武士，它很长时间里难以彻底融入和归附它身后南方的陕西。”

思接千古，虑游八极，靠的是游荡者的美学，漫无目的闲逛，随性看遍街头牌匾，男女印象。这与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猎手，捕获摩登女郎，大抵差不多。让我们留意作家犹如“天眼”监控的目光。“‘绥德的汉’后来我见过几个，果然英武挺拔，但对于‘米脂的婆姨’，大街上走马观花，并无什么心得，也是有美的有丑的，平常的多，大美大丑的少，如此而已。”

而他又能于街头分析数据，推论年龄结构、性别平衡与人口流出等社会问题。“在佳县，我从一个小镇的街头数到街尾，婚纱摄影店竟有十四家，这肯定说明此地正经历着婚龄人口高峰；而在米脂，我看见的几家照相馆却都不曾打出婚纱摄影的广告，也许性别的长期不平衡流动已经影响了这个县的人口结构？”

一叶知秋是洞察力，社会关切是介入感，逻辑推导，则是不少作家欠缺的思维训练。李敬泽将关切他人与关心自己，同构一体，这是一种双重观照的写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经纬，一种纵横气，莽莽而来。过去未来时，与将来进行时，一并穿行，又何止远上白云。《上河记》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来，思绪落笔，远比河道更自由。

原标题：《《上河记》：一种浪游美学与文化考古｜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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