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高启强“黑化”背后，为什么老好人变成大恶人？

原创 码字的甘草子 民国女子

2023年开春的第一个“顶流”，非《狂飙》莫属。

作为央视的开年大戏，这部“警匪剧”可以说是收视率与口碑双赢。而它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好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剧中的人物塑造，尤其是反派“高启强”。

张颂文在剧中贡献了“杀鱼都闻得到鱼腥味”的神演技，这让有的观众甚至共情到为“高启强”提心吊胆，害怕他最终被抓。

面对张颂文早该出圈的“走红”，也有人质疑，但凡实力派演员，任何一个来演高启强，都会火。

确实，抛开张颂文的演技不说，剧中高启强一步步走上“黑化之路”，从一个老实本分的“卖鱼佬”，变成为非作歹的“黑道大哥”，其人生轨迹变化的细腻感和立体感，是近年来反派角色中少有的。“高启强”人设虽坏，但够丰满，很讨喜。

当然，观众喜欢高启强，并不是认同他的坏，而是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同为普通人的自己。

《狂飙》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扫黑警匪剧，它更像是一部有着不同视角的回忆录，和一幅在权力，金钱，欲望组成的深渊面前的众生相。

该剧导演徐纪周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想借剧中人物表达一种“宿命感”，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和偶然性。

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我们对扫黑类爽剧的一般认知。何谓“宿命”？即“生来注定的命运”。如果是“生来注定”，谈论道德和法制，多少有些苍白。高启强走上“黑化之路”，如果是宿命，那么探讨他所经历的自我挣扎，自我背叛，以及他最终的毁灭与死亡，也就具有普遍意义。

当老好人变成大恶人，当正义使者渐渐绝望失声，当明与暗、善与恶，对峙又交织，当现实魑魅，真相胆寒，也许，作为观众的我们当斗胆问一问：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势必要引申出一系列问题。

1. 贫穷是否有罪？

当然无罪，但贫穷是一种绝对的恶，就像疾病一样，是需要被摆脱的一种东西。

而恶性最大的一种贫穷，就是少年人的贫穷。

人这一辈子，性格的塑造主要是在青少年。在这个时期，人会建立对自我的认知，构建自己和外界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期，经历了赤裸裸的贫穷，他对自我的认知会扭曲，对外界的认知也会扭曲。

高启强在剧中，多次提到自己年少时毫无尊严的底层生活。而《狂飙》的导演和编剧，也用大量充满生活质感的镜头，非常用心地呈现出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世相，这让高启强一出场，就迅速赢得观众同情。

熟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很容易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找到高启强这样的人物原型。

“九十年代”是一个极其标签化的时代，社会有活力，却又极为混乱，极为粗糙。在城市，国企改革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却也衍生下岗等问题，催生了“旧厂街”这样的社会群体。

高启强出生在“旧厂街”，生活在“旧厂街”。

在旧厂街，原属于同一单位，共同享受体制庇护的工厂弟子，分化为两个决然相对的群体。一部分“子弟”成了社会底层，在基层市场中刨食。年轻时的高启强便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十三岁父母双亡，靠着”五百元抚恤金“拉扯大比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成年后他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只想守住自己的鱼摊，有个小生意做，自食其力供弟弟妹妹上学。

另一部分“子弟”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他们“安置”了不少下岗工人，掌握着很多底层群体的活路。高启强面对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们的敲诈勒索，不惜忍气吞声，源于农贸市场给的“活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在打开底层群体寻找活路大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它背后的一套规则，如竞争、弱肉强食，乃至于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黑社会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

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老默，都是旧厂街最后一代国企“子弟”。他们的人生经历几乎一致，他们也有相似的人格特征，一开始都有老实本分走正道的正统意识，对街坊领居都还留存念想，念旧、懂得报恩。但正如高启强所说，一步错，步步错。他们走上歪道，是在那个上升通道极其有限的环境里，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实在难以割舍。

2. 血酬为什么有罪？

人如何获得报酬，获得财富？我们通常认为，只有通过创造价值才可以。比如通过付出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方式，通过种地、盖房、做衣服、搞科研、开公司等途径，从而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酬劳。

但高启强的黑化告诉我们，人获得报酬与财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破坏，比如杀人、绑票、强权逼迫等。这样的报酬，沾满鲜血：

“以暴力换来的酬劳，是为血酬。”

“血酬”这一概念，出自历史学家吴思老师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这本书在二十年前一度非常火爆。

因为安欣的劝诫，喜欢上琢磨《孙子兵法》，并在案头上摆放《红楼梦》的“鱼贩子”高启强，不一定看过吴思老师的畅销书，但一定不会对“血酬”一词陌生。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

换句话说，“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

这就是当今黑恶势力与历史上类似的地下社团存在的逻辑与道理。任何经济政治模式与组织的出现和存在，都在不约而同地利用着人性，趋利避害是最大的人性。

血酬交换的罪恶在于，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施暴者一方，其规则也由暴力最强者制定。

这样获取到的财富，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肮脏的恶臭。

高启强起初是“血酬定律”的受害方。

他父母早亡，作为大哥的他极其艰辛地拉扯大弟弟妹妹，并送入大学，想本分做生意而不得，接二连三被市场菜霸的敲诈勒索。他掏血汗钱买电视机登门讨好，送礼求和，却被嫌弃扔下楼；不堪侮辱遭受毒打却反被诬告被拘留，忍受身体剧痛和人格屈辱的高启强，跟所有社会底层一样，承受着来自这个世界的无端恶意。

后来，凭借光明使者、正义化身“安欣”的善良，高启强拿回摊位，帮人摆事，却因误撞一起意外事故，被黑道追杀，在斗智斗勇中，阴差阳错反杀对方后，威望大涨。此后人生一路开挂，拜干爹，娶大嫂，受赠夜总会，组建强盛集团暴力血腥强揽工程，开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拉拢腐蚀干部，寻租保护伞，一路野蛮生长，以暴力换取血酬，彻底沦为“血酬定律”的受益者，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高启强“黑化之路”，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并不影响其人生轨迹的代表性。黑化之后的“高启强”，攫取政治地位，成为“政协代表”，投身慈善事业，将身份和财富洗白，通吃黑白两道。因为相比较土匪强盗的“豪取强夺”，隐藏在体制内部的“合法伤害权”更安全，回报更可观。

3. 谁有“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一词也是吴思老师的发明。

这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顿时了然。

“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却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相对“血酬定律”影响更为深远，这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合法伤害权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造福于人的能力反在其次。

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认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须依赖对方的恐惧。

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这个世界上，不是强盗匪徒拥有破坏力，有权力的官吏、公司上司、家里长辈，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破坏力，获得金钱或财物等报酬。

旧社会，土匪团体收取“保护费”，官吏机构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只要你不交钱，就要受到人身伤害。可以说，土匪和官吏，都是通过暴力威胁，获得经济收入。他们即便不保护民众，不造福于民，照样可以获得。

从历史上看，许多改革、改制、冲突、分裂，常常由破坏力和它产生的巨额钱财所影响。

从生产分配的角度说，假定社会资源是一块大蛋糕，我们原以为，大蛋糕怎么分，应该依据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而现实中，破坏要素也在参与分配。

这时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获得与自身付出生产要素完全不对等的巨大财富，而且合法。

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人，常常因不自觉地参与破坏，拿到意外的好处。在意识或潜意识的驱动下，有人慢慢精于此道，精于算计，花尽心思估算破坏成本，与报酬的高低。

计算的结果，一般会指导行为。于是，无论是在影视剧中，还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做出种种令人咋舌行为，改变他们的身份，扭转所谓的善恶。

4. 身份因何转换？

在《狂飙》中，除去高启强的民变匪，从老好人变为大恶人，我们还可看到其他人的身份转换。

一是莽村的村主任李有田。

李有田既是基层领导，也是一个村霸。他把持了基层组织，有正式权威，但其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他在莽村这个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中，获得了非正式权威。并且，他儿子的斗勇斗狠，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权力。可以说，他就是莽村，莽村就是他，乃至于，在莽村开发过程中，他竟然可以和区委书记讨价还价。

二是建工集团的董事长“泰叔”。

建工集团已经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业务主要涉及房地产和市政工程，组织架构上已经完全科层化了。剧中一直将泰叔当作“教父”角色来打造，但客观而言，泰叔的主要角色是董事长，他不愿触碰黑色产业，也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甚至还一度重用程程这个职业经理人，希望企业实现现代转型，或者说“洗白”。

但老江湖“泰叔”到底不舍江湖习气。他没有儿女，就认干儿子、干女儿，并将他们当作企业的骨干。这个和传统帮会，如耳熟能详的上海滩青帮类似。最终，跟所有江湖帮派一样，后浪推前浪，“泰叔”被拍死在沙滩上，也算是安全着陆，转型成功。

三是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赵立冬、龚开疆、杨健之流。

官吏为追求短期血酬收入最大化，也会退化为土匪。吴思在书中举了一个民国的例子。

据军阀陈光藻交待：“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到 1935 年（民国 24 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了。”

预征，说起来冠冕堂皇，实则与土匪无异，仍然是抢钱。

民国是乱世，当下是盛世，但某些腐败官僚的“丑恶嘴脸”比乱世军阀更可耻。

身为副市长的赵立冬，一个厅级干部，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指示他人去杀人。与其说他是保护伞，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黑恶势力。遇到他这样的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也活该倒霉。连高启强这样的人，也受不了他。

那么，除去“民变匪”、“官变匪”，有没有可能让“匪变民”，减少社会动乱，让百姓生活安定呢？

这当然是可能的。随着血酬逐步降低，从事劳作等生产的报酬更高时，土匪会转化为良民。

明代王阳明曾记录，很多江西土匪从事耕作，不再行恶，原因除了官府创立保甲制度，村镇防范趋于严厉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匪数量在两三年间增长十倍，狼多肉少的情形下，冒生命危险抢劫，获得的财物未必有多少。

从经济视角看，这时绑架或抢劫的成本高，而人质赎买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低。

血酬降低后，去种地、劳作的投入产出比，反而更能让土匪接受。这时候，土匪转变为民。

如今看到这一段，权当是个“冷笑话”。现代社会让血酬降低的方法有许多，比如完善法制，坚持公平公正，打破阶层壁垒，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下。如果底层拥有合法上升通道，百姓安居乐业，谁还愿意铤而走险走“黑道”？

高启强的结局一点也不美好，当“大哥”一点也不好玩。

但愿一个黑化“高启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原标题：《《狂飙》高启强“黑化”背后，为什么老好人变成大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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