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沟深路险，但韧性高、前景好

自2022年底东盟峰会上通过《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以来，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入了2023年新周期。加快推动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培育适应数字时代的新人才，成为各国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新使命。[[1]]新冠疫情对教育的重创显而易见，仅在东盟地区就有超过1.52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学校关闭遭受了严重的教育冲击，东盟成员国在实现《2030年教育议程》目标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4）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已经丧失。如何实现东盟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教育共同体，成为东盟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在分析新冠疫情对东盟教育变革影响的基础上，呈现东盟在线教育目前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并探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韧性与发展前景。

一、新冠疫情放大了东盟教育发展的“数字鸿沟”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家庭推迟或中断了子女的教育，甚至对部分人群产生永久性影响。据估计，东南亚某些地区的辍学率将会因此上升。例如，在因疫情导致数百万人失业的菲律宾，2020-2021学年的K-12入学人数较上一年下降了260万（入学率下降10%）。[[2]]在学校恢复开放之后，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失学儿童是社会中最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之一，数据表明，一旦学生离开学校，他们不太可能在随后的几年内返回。[[3]]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带来了远程学习的新趋势，教育机构开始通过电子学习媒介为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发布的一份报告，超过90%的国家和政府基于在线平台提供远程教育，这将有助于促进电子学习行业的发展。预计2022年，全球在线学习平台的收入将达到7.6亿美元。[[4]]

相比于高收入地区和国家的儿童面临的教育变化，发展中地区的许多儿童所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满意度，15岁以下儿童居民教育“满意”比例从2019年的85%下降到2020年的63%（见表1）。

不仅如此，东盟各国以及国家内部的教育差距也进一步拉大（见表2）。因性别差异、经济社会地位、少数民族地位或农村和偏远地区居住等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象，现在变得更加明显。教育变革需求和数字鸿沟现象进一步考验着各国政府的公共教育服务能力和制度化水平。当下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东盟国家间的互联网资源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互联网普及率从老挝的26%到文莱的95%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国家对学校关闭的反应。大多数国家在大流行期间尝试了在线远程教学，但这显然无法覆盖所有家庭。国家内部，较贫穷或处于偏远地区的家庭和社区的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机会和质量大打折扣。例如，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有66%的人口可以上网，而巴布亚只有20%；在越南，94%的城市家庭拥有电视，而农村地区只有49%。[[7]]此外，一些东盟国家的固定宽带网络发展不足，部分原因是缺乏电力等基础设施。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报告，尽管东南亚地区90%的人口已经用上了电，但仍有6500万人存在用电困难。

图1 东南亚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百分比[[8]]

其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远程学习资源的开发趋向于一刀切，在帮助最脆弱和最边缘化群体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短期内，基于网络等高科技手段创造出一个包容性的学习环境是不现实的，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将不被优先考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59%的国家没有采取措施为残疾儿童提供教育，有残疾和潜在健康问题的儿童不仅面临着严重并发症风险的增加，而且可能在获得所需教育支持方面面临障碍（见图2）。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发布的《东盟的全纳教育：培养残疾学生的归属感》报告审视了东盟国家在残疾学生全纳教育方面的进展，东盟成员国都渴望为残疾学生建立全纳教育系统，但由于在定义残疾概念、熟悉包容规则、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等方面的挑战，可能很难在实地取得进展。[[9]]在东帝汶，5岁及以上的非残疾人口中有64%识字，但在同一年龄段的残疾人中只能达到15%，这将使残疾儿童比非残疾儿童更难接受远程教育。

图2 政府采取措施为残疾儿童提供支持的国家百分比[[10]]

再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评估依赖于学生家庭的有力支持。父母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学习效果越好。除了由于技术设备差距造成的远程学习机会不平等之外，学习者从家庭中获得的支持水平同样影响着数字化教育的效果。其中常见的性别规范和期望，如要求女孩照顾兄弟姐妹或在家中工作，这限制了她们对学习的参与以及未来的学习水平。

二、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努力

疫情推动了东盟地区的数字计划向前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东盟各部门机构和共同体支柱的合作，并促使东盟以战略性、全面协调的方式实现包容性和加速数字化转型。危机过后，东盟制定了《东盟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2021年）》，为建立东盟三大支柱数字共同体和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效益提供了政策指导。东盟成员国为应对转型期的挑战采取了广泛的应对措施，通过系列议程、宣言和区域合作释放数字化转型的力量，优化数字技术教学，开发安全可靠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以跨越“数字鸿沟”，加强其未来教育体系的韧性。

在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东盟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技能培训、教育支持、区域倡议四个方面做出战略努力，为教育数字化未来做好准备。

第一，各国必须以数字转型为基础，增加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秀的电信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指出，政府应重点加大对农村及边远地区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设备或资金补贴，更好地协调学校的技术支持，维持和扩大现有远程教学资源。政府需要混合使用政策和创新手段，以减轻教育的中断，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辍学率。[[11]]

第二，国家应加强数字扫盲技能培训，以确保有效学习。强化专业发展并加强对教育专业人员的支持，包括远程教学和发展学习、对学生的社会心理支持、强调监测和管理自身发展等。确保所有儿童和青年发展教师、培训师、儿童和青年的教育质量，使所有儿童和青年能够学习和掌握数字技能。

第三，政府和社会机构应优先解决低龄学生、弱势学生和职业人士的学习损失问题，为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学习支持。东盟成员国政府应使远程学习选择多样化，以满足不同的环境和需求。开发高质量、免费、适合年龄的学习内容，提供一定的社会保护措施（包括免费的学校餐食或膳食补贴），以支持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参与。还要为父母和监护人提供更多指导，以强化家庭及社区支持，提升学生远程学习能力。

第四，区域倡议和政策指导必不可少。2020年通过的《东盟关于为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开发人力资源的宣言》及其路线图和《东盟全面复苏框架》规定了区域集体行动的优先领域。这些行动措施包括重新审视教师的能力框架，并为高质量的远程教学和学习开发工具包。东盟教育部长和高级官员于202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召开了“以东盟方式转变教育：在全球动荡时代建立伙伴关系”系列会议。会议的重点是交流每个成员国管理教育系统的经验，以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12]]正如时任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一份声明中所说：“尽管发生了这场危机，但教育不能等待，教育是不能停止的。”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努力必须是将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加深现有的差距，疫情带来的压力为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2020年10月22日东盟各国教育部长在“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会议”上分享了将技术融入教育的经验，并承诺提高东盟教育系统的复原力。[[13]]2022年11月1日，东盟数字教育中心在金边的西索瓦高中正式启用，该中心将涵盖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技术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包容性教育的教育部门，是东盟推动教育生态系统转型的里程碑。[[14]]即将上任的东盟教育部门轮值主席国泰国宣布了2024年担任主席国的主题：“教育转型以适应数字时代”。[[15]]

深化扩大伙伴合作，是东盟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式。2022年3月16日，东盟教育部长会见英国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讨论后疫情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以促进在中短期内改进远程学习选择，并使其更具包容性。[[16]]2022年7月27日，东盟在第15届欧盟支持东盟地区高等教育政策对话期间正式推出“2025年东盟高等教育空间路线图及其实施计划”。该路线图是在全球高等教育环境不断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对学生流动造成干扰的背景下制定的。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路线图提出了东盟高等教育协调战略和适应国际化发展的可持续方法。核心路径是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加国际化高等教育提供的机会和包容性。[[17]]2022年8月22日至28日，2022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系列活动聚焦全球数字化转型机遇，中国与东盟将加强数字战略对接，举办数字教育论坛，推动成立数字教育发展联盟，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推进在数字教育标准制定、网络数字空间治理等方面的合作。[[18]]

三、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需乘风破浪

新冠疫情是数字化转型和建立面向未来的强大教育体系背后的催化剂。疫情后的全球教育模式和教育系统将与技术互联，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将基于相同的在线系统一起学习和获取信息。此外，学习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系统，基于免费在线学习平台的非正式学习对所有人也同样有效。

对于东盟来说，疫情带来的不仅是挑战，还有机遇。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是东盟作为亚太地区区域进程和制度设计的“领导者”、“驱动者”、“设计师”、“制度枢纽”、“先锋”、“核心”和“支点”，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而被在所建构的网络中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认可为区域合作的中心。[[19]]以“东盟中心主义”引领的“东盟+”国际教育合作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东盟增强教育韧性，更好地重建教育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冲击推动了东盟教育模式的变革，同时也暴露了东盟内部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但随着“东盟方式”的作用不断增大，“东盟中心主义”概念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共识，东盟区域合作框架下内部规范完善和“东盟+”国际教育合作为后疫情时代东盟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塑造教育新生态提供了契机。通过与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开展包容性教育合作，东盟能够更好地着眼于自身发展，立足现状构建促进教育开放的合作机制。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百年大变局的今日，东盟教育发展的路途艰难且漫长，但其所展示出的清晰的目标感、意义感和体系感，让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拥有一个相对稳定可观的发展前景。

（作者：王翊臣，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生。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首期“领潮行”写作营阶段性成果。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文献：

[[1]] The ASEAN Secretariat, “Decla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SEAN”, November 16, 2022, https://asean.org/declaration-o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systems-in-asean/.

[[2]] JC GOTINGA, “More than 2 million ‘dropouts’ as schools adapt to pandemic”, September 16, 2020, Rappler,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gatchalian-says-millions-dropouts-schools-adapt-pandemic/.   

[[3]] Jane Bautista, “Unicef: Many children drop out as in-person classes reopen”, April 4, 2022, INQUIRER.ne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577764/unicef-many-children-drop-out-as-in-person-classes-reopen.

[[4]] Statista,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 ASEAN”,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dmo/eservices/online-education/online-learning-platforms/asean.

[[5]] STEVE CRABTREE AND CHAYANUN SARANSOMRURTAI, “Southeast Asia Sees Sharp Decline in Education Satisfaction”, GALLUP, OCTOBER 4, 2021 https://news.gallup.com/poll/355337/southeast-asia-sees-sharp-decline-education-satisfaction.aspx.

[[6]] Ibid.

[[7]] UNICEF, “Situation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and Responses to COVID-19 on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Asia”, October 19, https://www.unicef.org/rosa/reports/situation-analysis-effects-and-responses-covid-19-education-sector-asia.

[[8]] Ibid.

[[9]] Rubeena Singh, “Inclusive Education in ASEAN: Fostering Belonging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June 14, 2022,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 https://www.eria.org/uploads/media/Research-Project-Report/RPR-2022-03/Inclusive-Education-in-ASEAN-Fostering-Belonging-for-Students-with-Disabilities.pdf.

[[10]] UNICEF, “Situation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and Responses to COVID-19 on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Asia”, October 19, https://www.unicef.org/rosa/reports/situation-analysis-effects-and-responses-covid-19-education-sector-asia.

[[11]] ASEAN, “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 January 21, 2021, https://asean.org/book/asean-digital-masterplan-2025/.

[[12]] 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and partners discuss efforts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sector in post-pandemic world”, October 7, 2021, https://asean.org/asean-and-partners-discuss-efforts-to-strengthen-education-sector-in-post-pandemic-world/.

[[13]] 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ducation ministers call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October 22, 2020, https://asean.org/asean-education-ministers-call-for-digital-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

[[14]] AKP-Phal Sophanith, “ASEAN Centre for Digital Education to be launched today”, Khmer Times, November 1, 2022, https://www.khmertimeskh.com/501177892/asean-centre-for-digital-education-to-be-launched-today/.

[[15]] Ekkaphab Phanthavong, “Driv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SEAN”, December 6, 2022, The ASEAN magazine, https://theaseanmagazine.asean.org/article/driving-inclusive-and-sustainable-digital-transformation-in-asean/.

[[16]] ASEAN, “Recover learning and rebuild educ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 Roundtable: policy brief”, June 7, 2022, https://reliefweb.int/report/cambodia/recover-learning-and-rebuild-education-asean-region-roundtable-policy-brief.

[[17]] ASEAN, “ROADMAP ON THE ASEAN HIGHER EDUCATION SPACE 2025”, July 27,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ASEAN-Higher-Education-Space-2025_rev-1.pdf.

[[18]]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ASEAN education ministers hold online conference”, August 29, 2022, http://en.moe.gov.cn/news/press_releases/202209/t20220901_657102.html.

[[19]] Amitav Acharya,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017(29), pp. 273-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