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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河南小山村，我的精神自救探索 | 三明治

2023-02-20 12: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坤依三明治

2017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导师的格外宽容之下，才得以过审的。我发短信告诉他：我写不出来，我想跳楼。导师对我放宽了标准。我没有学术造假。我只是写了一篇没有主题且毫无逻辑、连篇累牍凑字数的论文。当它作为我在这所学校仅存的痕迹静静地躺在数据库里时，我已经要和武大说再见了。

离开了武大，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那时我的焦虑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连续坐在电脑前不能超过15分钟，只想出门狂吼。而我的后背，像是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很难入睡，又很难起床。我很怕空调。炎热的夏天，进到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就会迅速手脚冰凉，而大脑血液快速流动。我很紧张，怕自己思维冻住，怕自己语无伦次，怕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废人」。我不仅担忧我的身体，也担忧我的精神。——它们都快接近崩溃了。

然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在前一年，我的父亲因为意外从脚手架上跌落。那是我们全家都无法面对的伤痛。摇摇欲坠的三口之家（妈妈、弟弟和我），没有余力再去面对多余的波折。我只能一个人消化我的人生面临的困境。可是不幸中的幸运是，父亲的意外工伤让我们拿到了一部分索赔。我于是有了短暂喘息的经济空间，可以暂时不用去工作。

我决定考研，想去考清华美院的设计系。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专业跨度特别大，又是一所那么好的学校。我也没有美术功底。可我还是在为这个注定考不上的庞大目标作准备。实际上，我的备考状态并不好。那半年里，我一面饱受焦虑的折磨，另一面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想考研，只是在拿备考的痛苦逃避无事可做的痛苦。后来我决定放弃。既然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能支撑我去寻找一份985毕业生「应该」去做的工作，那我就去试试别的可能性吧。

幸运的是，我有同伴。我拉着同样在家以考研为理由逃避工作的闺蜜，一起去厦门参加瑜伽导师训练营。决定放弃考研和去学习瑜伽的那天，我们在从初中时就爱一起去的小城的体育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年冬天，雪下得很早。我们走在上面，踩得咯吱咯吱响，已经快冻僵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

“一定会有适合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我们给彼此打气。在那之前，我们都为自己「被大学上了」，是「到点儿清仓」的所谓高等教育的流水线产物感到难过。也为自己只能在「考研」和找一个亲友眼中「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做的工作」之间做选择而感到憋屈。——人生，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

决定去学瑜伽，是我们第一次脱离常规的试探。四个月后，我们“学成归来”。闺蜜拿着瑜伽导师证，成功应聘了工作。而我没有。一方面，因为我的身体基础太差了，我对自己学成的技能很不自信。另一方面，我很恐惧。想到要为我的学员的学习进度负责，以及看了一些瑜伽课上学员出现意外的报道，我很害怕。——我那时过度谨慎。不管做什么，我都认为自己一定会出岔子。而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心理咨询那时对我来说还很遥远，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我在凭本能自救。瑜伽不行，我又想到了太极。实际上，我在学瑜伽的时候，已经对当时带我们的导师感到失望了。那不是我想要的瑜伽。他把它变成了机械的动作精准度训练、力量训练。而我大学时上过的瑜伽课并不是那样的。老师带着我们认真地感受每一个动作。一节课下来，让我感到身心放松。可我和闺蜜选择的那个瑜伽导师训练营里，助教每天喊着打鸡血式的口号，带着我们进行魔鬼式的训练。我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的。在参加完训练营，大致地了解了瑜伽市场的乱象后，我对这个行业已经感到失望了。

2018年夏天，我去到了一个小地方——陈家沟。大学时，我曾跟着班里一位热爱武术的女同学练过梅花拳，后来发现它不适合体质虚弱的我，就改学太极。我家乡县城里有一位太极拳推广者，我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从他的口中得知了这个陈氏太极拳发源地。

当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出现在陈家沟太极拳学校门口时，我不知道这一次的选择是否更正确。但我知道，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一定不只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我还在继续探索人生的其他可能性。太极这样一个脱胎于“道”的武术运动，能教给我什么朴素的人生道理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一波一波追逐着新的浪潮。我站在其中，看不清楚，不知自己该去向何处。于是，我想到了“道”，那个传说中万物的源头。或许我在这里，可以找一找自己生命的「底层逻辑」。

在陈家沟，我遇见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人。大家给出各种各样的加入理由，被陈家沟一一接过。在那里，我感受到的除了「丰富」，还有「平等」。那种「平等」对我来说是一种久违的「同窗感」。陈家沟物资匮乏，但我们在学校的生活有滋有味。冬天热水不充足，一群人翻沟爬坡，浩浩荡荡地跑去隔壁村洗澡。食堂饭菜不好吃，我们就去采购，自己做饭吃。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平常常，可是一想到是由不同经济阶层、不同认知层次甚至不同肤色的人一起做的，我会觉得格外地美妙。

还记得我刚到学校那晚，一群人正在校门口切磋“武艺”。有一位在少林寺习过武、后来又去武当的师兄教大家练八段锦。我兴奋地加入，感到自己正在接触一种全然不同于我日常所见的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在陈家沟的那一年，这种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成为了我新的日常。

我积极投入社交，凑各种各样的热闹。但与在人群中的活跃相对的，是我一个人时的清冷，和不停的自我斗争。一个“我”不停地攻击另一个“我”：你像个一事无成、蹉跎度日的「废物」，而且，练了那么久太极，身体还是时不时崩溃一下，可能会真的成为「废物」。另一个“我”，则像个鸵鸟一般，把头埋进沙堆——手机里的情色片和小黄文，不理会这些指责，假装看不见对现实的担忧和恐惧。两个我在同一副躯壳里不停地撕扯着，对彼此关闭了心扉，谁都不想理会谁。

我那时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在亲密关系里照见了更深刻的痛苦。我想透透气。于是从学校请假，去苏州找闺蜜。她那时也已兜转了一圈，准备去太湖大学堂教书。在一连串的巧合下，我们一起去了庙里，小住了半个月。我们每天盘腿坐，一边昏昏欲睡，一边听“人生八苦”，还和师兄们一起练习“走猫步”。那是太极拳里的一个动作，被师父单独抽出来作为基础训练课程。推开庙门，是一条静静的小河。但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过。

那段令我痛苦纠缠又始终放不了手的恋情，最终以对方提出分手告终。因为对方深度参与了我在陈家沟的学习和生活，我不想再在那里逗留了，决定离开。

回家后，我再一次面临「去哪儿」这个难题。我想，要不去北京工作试试吧？也许我可以。结果北京地铁里的冷风激起了我对空调的恐惧。我在陈家沟结识的一位姐姐也在北京，她收留了我，带我去看病治疗。那是一位中医，他一再强调我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怕冷。可我还是感到恐惧。

那位姐姐又带我去了邻省的内观中心，我在那里学到了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感受。后来，我一个人报名了另一座城市的内观中心，在那里待了40多天。内观中心的老师得知我呆了那么久，告诫我：“在这里学到的方法，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使用的。”可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面对生活。有一天我在洗碗时，随手拿走了别人的碗，等我意识到这件事，我感到更恐慌了：难道我的脑袋已经退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是不是真的「废」了？

快到过年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新冠爆发了，全球进入疫情时代。后来各个地方的内观中心陆续关门，我的心灵探索之旅，被迫暂停了。我被迫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里去。在我在外游荡的一年半里，家人是缺位的，父亲去世的阴霾还没散去，妈妈尚在悲痛中走不出来，弟弟还在读大专，尚未出校门。我谎称自己在工作，想让他们放心。实则一个人在各处游荡，不知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妈妈每次打电话来，我都心惊胆战，害怕自己的谎话被戳穿，只能支支吾吾岔开话题，赶紧结束聊天。

不幸中的幸运是，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帮助，比如那位姐姐，以及其他几位在陈家沟认识的朋友。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资助我，也在情感上给了我许多温暖。在我后来陷入完全抑郁状态时，有几位依然在坚定地支持我。迄今，我还在和那位姐姐保持着联络，我告诉她，我能一直进行这些探索，以及我最终能从抑郁中走出，是大家一环接一环“众筹”出来的。她回复说很羡慕我，羡慕我勇敢、自由、有坚定的信念，得到过那么多人给予的温暖。

我很感谢她这样说。可是，我没问出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表现地「讨人喜欢」，你们还会帮助我吗？当时的我想，为什么别人能从家人那里得到的情感支持，我总是在东拼西凑，从不同的人身上去“获取”。而作为回报，我在关系里总是主动牺牲一些自我舒适度。一方面，我因为被「欣赏」而被「帮助」。另一方面，我因为被「帮助」以「讨好」作为报偿，让自己变得更加「讨人喜欢」。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证明了我的价值。可我的不安感依然如此强烈。我害怕自己被讨厌，害怕他们突然认为自己给出的帮助「不值得」，而我因此被厌弃。

这种「低价值感」，在我和家人的互动中逐渐显露端倪。我重新回家时，妈妈和弟弟分别有了稳定的工作。而过去一直因成绩优秀而被父亲格外优待的我，仍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从前那些像是仗着「成绩好」而享受到的资源和情感倾斜，一下子坍塌了。

2021年元宵节前后，矛盾集中爆发。我在那间家里后来买的县城大房子里，和妈妈、弟弟大吵一架，带着童年留守的委屈，大声地控诉他们：“你们知道吗？爷爷为了等你们回去，不舍得吃地里收上来的红薯，先吃坏的，好的留给你们。结果你们一直没回来，好的红薯也变坏了。那年冬天，我们吃了很多坏红薯......”弟弟挡在妈妈面前，对着我大吼：“你怎么只看到这些？你没看到你念高中，胃不好，吃不惯学校的饭菜，妈妈为你送了三年的饭吗？”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那如果我成绩不好呢？你们还会爱我吗？”那一刻，我心里憋了多年的疑问，终于问了出来。然而没有得到回应。

我在各种关系中的「讨好」，随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认为我的亲友们是因为我表现得友好而亲近我。我感觉自己被情感压榨了，或是被当成了情绪垃圾桶。我开始疏远他们。我还删了很多人的微信，包括我弟弟，只保留了几个——我的“债主”们。我想，我总要“还完钱”，才能删掉他们。我可以对人性失望，但我不能丢弃自己的品格。那位姐姐也是我认定的“债主”之一，我与她谈到这一点时，她说，“那你还是别还了。（这样我就没有被删掉的风险了。）”我听了心里暖暖的。

在经历了「删人」风波后，我开始了「控诉」风波。那时我已经开始接受心理咨询了。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我慢慢学会大胆表露自己的想法，比如加回了大学时软霸凌我的室友的微信，告诉她那些年她做得不对，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

在我为自己逐渐变得「有力量」而感到沾沾自喜时，妈妈和弟弟却因为我性格的「反常」对我愈加担忧。2022年年初，我被他们送进了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分裂式情感障碍」。出院后，我彻底坠入了抑郁的深海。我开始相信并接受自己是个「废物」了。我吃着药，身体变得浮肿。我讨厌自己，我觉得浑身上下的肉不属于我，连情绪都不是我的。我在药物的“帮助”下，看起来「开心」。可是，“肥宅快乐水”式的「开心」和发自内心的生命愉悦感，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我在精神病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回了家乡的村子。这一次我待在姑姑家，总觉得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休整了一段日子，就去县里的中学面试高中语文老师了。

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份工作呢？我其实很犹豫。我的状态还不稳定。之前每一次短暂的工作，我都会在兢兢业业几天后，突然不想做了。我起不了床。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抑郁症病人的情绪的「躯体化」。心理咨询师曾告诉我，他有个病人在床上躺了七年，没有任何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就是起不了床。而每当内心的焦虑感来袭时，我站在讲台上根本不记得自己上一句说了什么，下一句要说什么，培训期间一次都没能脱稿。我隐隐觉得，我仍会放弃这份工作。但我也知道，这份工作对我的亲人们来说意味着我的「稳定」，他们心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我希望我能达成他们的期待，可是我没能做到。

开学第二天，我就提出了辞职。人事部负责人告诉我，由于我们签了协议，我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我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在校长约我面谈的时候，我掏出了精神病院发的厚厚一沓病历本。我在赌他对一个精神病人的怜悯，就像五年前，我告诉导师“我写不出来论文”那样。我仍然在尽全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同时也摆脱不掉觉得自己“卑鄙”、“无能”的羞耻感。最后，我没给赔偿就被允许离开了，但病例被复印了几页作为存档。

我又回到了姑姑家。她知道我辞职了，但我已经放弃了满足亲人们的期待，放弃自己能找一份「正常体面的工作」的想法。先找一找我能「活」的方式吧。

那个夏天，我对农活起了短暂的兴趣。我拿着大麦铲，在离姑姑家不远的姥姥家门前翻麦子。我脱掉鞋子，赤脚走上金黄色的麦田，麦子硌得脚底微微地疼，但又很舒服。——我找到了久违的快乐。有一天，我把自己整个儿铺开，平躺在那堆麦子上。头顶是蓝蓝的天空，身后是稳稳承托我的大地。我感到放松且安全。我闭上了眼睛，想让这样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

在那片土地上，我逐渐找到了「松弛感」和生命原初的动力。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不是干农活儿的料。农忙时，我想帮忙，但吭哧吭哧撂了几铲就很累，于是干一干、歇一歇，艰难地维持自己的节奏。但农活儿是不等人的。一天夜里突然下了雨，我赶紧爬起来，想把晾在门口的麦子收拢，但节奏太慢了。我只能一脸愧疚地看着姑姑一家暴风式劳作，飞快地干完了所有的活儿。我再次体会到了「不被需要」的感觉。——我只是养在姑姑家的一个「闲人」。

随后，我陆续试了两份村子里的工作。一开始在防护服制造厂当缝纫女工，后来又去超市当起了店员。我对它们有非常特别的感情，可能因为它们是在我「生命重启」的时候出现的，我的工作参与感和沉浸感都更强。

踩缝纫机治好了我的「躯体化」症状。刚开始，我的肢体非常僵硬，重复简单的动作都感到腰酸背痛，一天下来觉得很疲惫。后来我渐入佳境，愉悦的感受多起来，大脑中的紧绷感也不再那么强烈。回去后，我还可以帮姑姑做些家务，一起做饭。从躺着，到坐着，再到站着，随着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生活中，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在超市工作训练了我的心智能力、注意力和抗压能力。理货时把乱糟糟的物品收拾整齐，让我感到很舒心。收银时，我总担心自己会错帐，或者在数钱时数着数着就跑神儿了，但都没有。村里的村民有时会在买完货之后，折回来纠结货品标价的问题，纠缠之中言辞粗鲁，后面的队伍排得长长的。我的心在因为老板交代「动作要麻利，不能让客人等」和「我到底应不应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而左右摇摆，急的脸颊发烫。后来老板跑来解决了，给他退了货。

我逐渐学会分清哪些事情应该交给老板去解决，哪些是我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和姑姑以及朋友交谈的功劳。我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面对这个世界都是如此笨拙，而一旦事情进展不顺利，我都会先责怪自己。但当我逐渐接受「我不可能一个人解决所有事情」之后，我发现我的安全感越来越足了。我在收银员的岗位上，也逐渐游刃有余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亲戚家，看到她家孩子的语文教材摊在桌上，就鬼使神差地翻开了。在粗粗看了几行字后，我感到惊喜。因为我预感到，下一步，可以驯服自己的「注意力」去做更细致的事情了，比如教孩子「如何分析一道题」。我“消失”的能力逐渐回来，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我回村时，我也不知是否会有这么一天，我能看见曙光。我只是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想到还有这个办法可以一试。它“成功”了，我很开心。目前已经在筹备考教师资格证和下一步拿下特岗了。逐渐找回在现实世界的位置，我的精神也随之轻松了不少。

直至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描述，自己是如何抑郁的。因为在我「正式抑郁」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拥有很多苦恼的人了。

我从高中开始神经衰弱，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作为村里仅存的还在上学的娃，我的父亲在替我承担着学业上的经济压力。我很担心，如果我考不上大学，父亲在我身上的投资将「满盘皆输」。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恐惧风扇的。因为我总是头痛，风扇吹出的风加重了我的头痛。我怕这影响我的身体，继而影响我的学习。我的高中同学比较友好，如果我提出关掉风扇的诉求，他们也会同意，但我看着一整排的人满头大汗，觉得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大家都热着。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高考冲刺期的，只记得我开始频繁地缺课。直到在高考考场上，我边忍着头顶那个吱呀乱转的风扇，边对着面前的考题奋笔疾书。

我以为「到了大学就解脱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太愉快的宿舍生活，和始终「不太懂」的专业，为我的大学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我的父亲，那几年工作行情不好，尝试跳到别的行业，又接连失败。父亲是在我大三下学期离世的。他离世前几年，是我们的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在咬紧牙关把我送入梦寐以求的学校后，父亲疲惫了。我大一时，被父亲视为精神支柱的爷爷离世。爷爷出殡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从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就每况愈下。

我在困顿生活里挣扎时，父亲几次尝试着表达需要我替他分担。我借了学校的助学贷款，也接受了贫困助学金，同时不停尝试校外兼职。可是没有头绪的我，总是经历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在经历被中介公司骗钱后，我把注意力放到校内，靠一些零散的兼职度日——在樱花节当护花使者、在图书馆里给书上架。有一天我带着电脑去工作台，整理完当天的书，回头发现电脑被偷了，而那台电脑，是接近崩溃的父亲能给我的最贵的「投资」了。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意外」，又无力解决。与此同时，我的精神状况也在不停恶化。我遇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我赖以生存的头脑，失灵了。某一个期末，我在一间自习室里坐了一个晚上，一个字都没看进去。那时的自我，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控」。渐渐地，我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看一本书，或者对着电脑写论文。而我对于「不可控」是非常恐惧的，我害怕自己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我的大脑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各种「风险」，并为此而担心。

我曾靠吃药控制自己，但从精神病院出院后第三个月，我就主动断药了。随后经历了几天失眠，我用艾灸助眠扛了过去。如同进精神病院是被动的，我接受不了自己的情绪要依赖药物来控制。最重要的是，药物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的心理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认知问题，来自自己和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我被「一叶障目」，看不见别的可能。只有我尝试去寻找与惯常行为思路不同的另一种思路，很多困扰我的问题才能逐渐得到解决。

从事心理行业的朋友告诉我，她也曾认为药物治疗不可取，但她的老师告诉她，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干预是必要的。药物可以帮助病人冷静下来，不再一味地与问题纠缠。但是，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让患者停止自己与情绪或者问题的持续「绞杀」。

我也差点溺在“深海”里，但经历了近乎绝望的挣扎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求生的本能，我可以用生命的力量托起自己。于是，我“上岸”了。在这个“上岸”的过程中，我一直使用从内观中心学到的方法，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感受，让情绪自由来去，而不是被它带着走。

那么，在“深海”中“游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想，是逐渐了解自己的情绪窗口的容纳度，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有选择地接收、释放信息。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认真听内心发出的信号，决定自己与某个人或某件事，近一点或者远一点的距离。这样的能力，于很多人几乎是本能，我很羡慕他们天然地就知道应该怎样让自己快乐，这对于曾经陷入抑郁的我来说并不容易。但“学会如何轻松、让自己快乐”也是一道“题”，我还在学着慢慢解对自己来说新的难题，与此同时，我在“深海”中“游泳”的能力，也不断变强。

有朋友跟我说，从抑郁中走出的人，生命会变得更加舒展，我的感受也是如此。抑郁让我被迫停下一切，学会了解和倾听自己，当我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自己，也更明白他人了。在抑郁之前，我紧紧裹住自己的那层壳，也被击个粉碎。我从破碎的自我里，长出新的肌肤，一点一点向世界延伸。我还在享受这个过程。

这篇文章原本是我为自己在短故事学院意外创作出的小说写的后记。但因为它更清晰直观地表达了我的病情演化的过程，以及好起来的过程，就变成了正文。

我在原本书写正文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语言寻找。我想找到一种方式，展示抑郁态的自己的言行，同时告诉大家，我是怎么解读自己在抑郁态的表现的。最终我创造了两个人物，“我”处在正常状态，“他”处在抑郁状态。但“我”不全是正常态的我，也是代入了自己在抑郁态时身边朋友和亲人视角；“他”也不全是抑郁态时的自己，我把自己和其他抑郁症病人接触所感，糅合到了一个人身上。

如果说抑郁是一面深海，我想带大家看看“深海”，又不希望有人「溺」在深海里。一篇虚构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一开始，我希望“我”能和“他”达成和解，但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和解」，只要「了解」和「看见」就好了。

目前，这篇小说还在修改中。希望我的初次尝试，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尽可能地表达完整。感谢导师和笔友们的鼓励，让我有勇气讲一讲“我”和“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