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龙抬头为啥是在二月二？

一、大家怎么说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从小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听大人念叨的说法。龙头抬没抬起来这谁也说不清，不过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人们过到这一天，就会有些莫名其妙的说道儿。像吃喝，有的地方是吃猪头肉，啖春饼；一年忙到头的女人们，也会借这个由头给自己放假——文雅的说法，叫“妇女忌针黹”。

在明末人刘侗、于奕正撰著的《帝京景物略》里，我们看到北京城里当时的风俗是：

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蝎，其为毒倍焉；少蚊而蝇，其为扰倍焉；蚤虱之属，臭虫由倍焉。所苦尤在编户，虽预熏之，实未之有除也。（《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条）

这是借所谓“龙抬头”之名来“引龙”，目的是用天上的大龙来吓唬诸如蝎子、苍蝇、蚤虱这些地上的害虫。这一习俗的要害，是所谓“引龙”与“龙抬头”具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书店影印明崇祯刻本《帝京景物略》

这些时令的说道儿，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往往会有所不同。不过回忆我少时在东北的经历，除了过了这一天就能够剃头了，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记忆了（翻检古书，特别是手头的《京本江湖博览按摩修养净发须知》，我倒没有见到正月里不宜剃头的说法）。这样做的说道儿，大概是你一个凡夫俗子，草民而已，天上的大龙还没抬头呢，你怎么敢净发露头？

虽然各地民俗在这一天怎么过的都有，但它终归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谈到事物的起源，首先是它的时间起点。关于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时令节日，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始自元朝。

在元朝人熊梦祥撰著的北京地区方志书《析津志》里，对这个节日清楚记载说：

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自此后，市人以竹栓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岁纪》）

熊梦祥是江西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后以老疾致仕，享年九十余岁，故《析津志》一书应是撰著于元代末年，书中记述的北京地区二月二习俗，自然是元代的情况。

析津为辽南京、亦即今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政区名称，全称“析津府”。辽南京在元代名大都，其外围京畿地区则设为大都路。熊梦祥撰著大都地区的方志而以“析津”为名，这是遵循宋元时期的通例。盖宋元时期的方志，往往都用当地古地名作为志书的名称，如北宋人宋敏求著《长安志》、南宋人范成大著《吴郡志》、元人徐硕著《嘉禾志》（《至元嘉禾志》）等都是如此，无足怪也。

请注意《析津志》所说元大都地区“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的做法，是讲用白灰围着井口撒出白道，然后连通到房间里来。这是在干什么？这应该就是在“引龙”，也就是明时北京人所说“引龙”之事的本义。

然而，龙要是连头都不抬，龙眼看不见你在干什么，你又来怎么引？“引龙”显然要以“龙抬头”为必备前提。

另外，在《朱太守风雪渔樵记》这出元杂剧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白：“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明臧晋叔编《元曲选》）这样的戏词，更清楚体现出“二月二龙抬头”已是元人很普遍地要过的一个节令。

二、扭头看看这一天

那么，由此上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元朝之前，人们在二月二日这一天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节令活动呢？

在清朝人秦嘉谟编著的《月令粹编》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二月二是个挺有意思的纪念日：它是土地神的生日，也是孟夫子的生日；更有意思、也很不可思议的是，它还是白老虎的生日。天下的白虎都是一个妈在同一天生下来的啊？不然怎么会这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不管是土地神、孟夫子还是白老虎过生日，都没有成为各地普遍流行的民俗节日。孟夫子绝不会是白老虎成精变的，民俗里的事儿，有些就是说不清，可“二月二龙抬头”却在史书中留有一些记载，足以让我们看清它的形成过程。

唐朝以前的情况，像这类节令活动，查阅一下《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就能看个大概。像中秋节，在后世看来这么重要的节令，在唐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里，就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你要是明白《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种书是干什么用的就会明白，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大众还不把这个日子当节令过——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样的书，在古代被称作类书，它的用途是供文人在写诗作文时查寻典故，即所谓“寻章摘句”是也。若是有二月二这么个节令，舞文弄墨的文人就不能不写，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这样的类书也就不能不开列相应的条目。

前几年我研究中秋节的起源，就运用过这样的方法。遵循这样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直到《初学记》编著成书的玄宗开元年间，在唐朝还没有出现“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民俗节令。

宋朝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部岁时著述看出：一部是南宋初年人蒲积中所著《古今岁时杂咏》，另一部是南宋末年人陈元靓写的《岁时广记》。因为所谓“岁时”讲的就是一年到头的各种时令。

在这两部书中，我们看到的节令，在正月只有元日（亦称“元旦”）、立春、人日（初七）、上元（十五日）、晦日（亦称“正月晦”），二月则有春分等，看不到一丝一毫与“二月二龙抬头”直接相关的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首先了解到，同所谓“二月二龙抬头”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一个全国性重要节日，是正月晦日，也就是一月的最后一天。东汉末年人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解释说：“晦，灰也，火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释名·释天》）中国的阴阳混合历，有所谓“大尽”、“小尽”（或称“大建”、“小建”），讲的就是一个月过到头，过到一点儿光亮儿都没了的时刻，是长一天，还是短一天——大尽晦日为三十，小尽为二十九，也就是看正月大还是正月小来定具体的日子。不管正月大，还是正月小，反正正月晦日的第二天就是二月朔日，也就是二月初一。

二月初一这一天，直到唐玄宗时期，还不是什么通行的时令，可由这时再往后，经历肃宗、代宗两位皇帝，到了德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先是在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这一天，看文武百官帮他做事儿，一年到头活儿干得很是辛苦，于是决定一年给大家放三天假：“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当然当官做老爷的不能像贫苦百姓一样穷欢乐，不光让你放假，还得给赏钱呢。从最高行政长官宰相的双份二百五开始，等而下之，各赐钱若干贯（《旧唐书·德宗纪》）。

这九月丙午时值初二，唐德宗在这时发布休假的诏书，显然是想让文武百官能赶着在九月九日就享受到所赐予的恩惠。在这一举措后面大的政治背景，是唐德宗经过长达七年左右的时间，在贞元二年基本终结了“泾师之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全国的局势大体稳定下来。为进一步和谐朝政，让大家体味一下小康社会的幸福生活（案《旧唐书·德宗纪》所载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书中有“方隅无事，蒸庶小康”这样的话），才施放出这浩浩皇恩。

不过事儿做得稍微急了点儿。你看后面两个节假日，一个是三月三，另一个是九月九，在数目上跟它们搭配的，本应该是正月元日，也就是一月一。然而正月初一已经过了大年，实在没法再往这儿配，于是只好用这正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晦日来替代了。

可这事儿你要是仔细一想，肯定会觉得不是十分妥当。给文武百官放三天假享乐一下，本来是要让臣子们好好感受一下安定祥和的社会生活，可把这个共享小康社会之乐的日子选在月黑夜沉的晦日，难免会有些晦气。高高兴兴的一件事儿，何必非触这么个霉头呢？

虽然在唐德宗定立这一节假日之前，在有些地区就有把正月晦日当节日过的习俗（陈元靓著《岁时广记》卷一三引《荆楚岁时记》），但人越不行的时候忌讳越多，“泾师之乱”把德宗搞得狼狈不堪，这时只不过在维持着一个还算过得去的颜面而已，对这个“晦日”还是避忌一下为妙。

于是我们看到，紧接着在这下一年的正月德宗就又颁布诏书说：

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旧唐书·德宗纪》）

实际上筹划这一变更，在上一年九月初定以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首以后，没过多久，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唐人李繁的《邺侯家传》具体记述了乃父李泌参与此事谋划的经过：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日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以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时，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也。臣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句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条引《邺侯家传》）

我引述的这段文字，依据的是202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岁时广记》，首先需要订正其中一个关键的误字。这就是“乃春无公会矣”句中的“乃”字，应是“仲”或“中”字的舛讹，即德宗诏书所说“春方发生，候及仲月”的仲春之月，这也就是二月。

所谓“公会”，我理解就是各级官吏放假公休的意思。又《邺侯家传》所说“上巳日”，实际上指的是三月三日。盖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社会一直有在三月上巳日、即三月第一个巳日祓禊于水滨的习俗（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书·礼志》）。所以《邺侯家传》里讲的“上巳日”同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书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是同一个日子，初不必为这两处记载在字面上的歧异而感到困惑。

唐德宗时隔三个多月就又以二月一日（朔日）取代正月晦日作为“三令节”之一，并给这个节日定立一个正式的名称——中和节。

请注意前一年在把正月晦日列入“三令节”时，并没有“中和节”这个名称，盖“中和”之“中”即前述“仲春之月”之“仲”，在这里指的就是二月（案“仲春之月”的本义是太阳年的月份，亦称天文月，同正月、二月的“月”性质完全不同，这里是借用其义），古时“仲”、“中”两字相通互用，像这样的用法，是很常见的。德宗诏书中“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这句话，在《太平御览》卷三〇引述的另一部佚名《唐书》中是写作“宜以中和节代晦日”，《太平御览》并有附注云：“中和之节，自兹始也。”读此尤易理解，在贞元四年九月所定“三令节”中只有“正月晦日”，并没有“中和节”一名。

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太平御览》

唐德宗定下的这个中和节，在唐代后期曾兴盛一时（唐康輧《剧谈录》卷下“曲江”条）。不过这如同德宗所自言，毕竟是“自我作古”（《新唐书·李泌传》），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大家看与这个“二月一”并列为“三令节”的“三月三”和“九月九”就会很容易明白，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历史传承，只是人为硬设的一个节日，那么，“二月二”显然要比“二月一”更显协调。相传出自唐人郭橐驼的《种树书》，谈到一种“本命日”，乃“谓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类”。由此出发，我们若是再想想端五（端午，五月初五）和七夕（七月初七），就更容易理解古人追求这种形式齐整的心理。

果然，在唐代后期，我们就在长安城里看到了“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的 景象（清汪灏等《广羣芳谱》卷二《天时谱·二月》引五代李绰《秦中岁时记》）。

京师以外的地方，则可以看到，宋人杜氏撰《壶中赘录》，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其游观之盛，以至“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燕于寺内。寺前剏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条引杜氏《壶中赘录》）。文中“乖崖”乃宋初人张咏自号，故杜氏《壶中赘录》所云乖崖公之前的蜀中旧日风俗，理应从唐代后期沿承而来。

事实上，唐代后期二月二日曲江采菜的风俗，沿承到北宋时期，已经逐渐通行各地，并有了一个很正式的节日名称——“挑菜节”。

这个“挑菜”的“挑”同“曲江采菜“的“采”字语义相同，都是摘取或是挖取的意思。时人张耒有《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诗云：“久将菘芥荆南美，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雨辘轳声。”其自注曰：“北方治菜畦如棊枰，极细匀，汲井灌之，次第相及，殊可观也。”（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三四）。张耒在挑菜节时身居“荆南”而忆及北方故园，可见二月二日过此佳节，在赵宋境内已是南北各地普遍都过的节日。

这个挑菜节不仅通行于民间，还已进入皇宫。南宋末年人周密，亡国后入元，写下一本《武林旧事》，追忆南宋杭州城的繁盛，其中不仅写到了皇宫里面过的这个挑菜节，同时也还写到了它与中和节之间的衍生关系：

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

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镯、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王宫贵邸，亦多效之。（元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挑菜”条）。

显而易见，宋人的“挑菜节”就是从唐人的“中和节”衍生而来。在中和节这一天，宋人还是照放公休假，民间也还有一些节庆活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月”条），可官家主要的乐子就都移到了二月二这一天。

这帮老爷们玩儿得真是不亦乐乎，骑在百姓头上作威，图的就是作这个福。可是，你再能作威作福，要过好这个“挑菜节”，也得有个基本条件——这就是它得有菜可挑。

三、龙头何时抬起来

赵宋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有辽、金两个国家与之并峙，元大都这一带都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二月二的时候，赵家人有青菜可挑，那么，元大都的蒙汉居民也有的挑么？我想每一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在自然条件下，这时还没长出可供采挖的青菜食用。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宋国境内的二月二挑菜节是由唐朝后期的中和节蜕变而来。了解这一背景之后，也就很容易理解，“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时令节日，就是中和节在天寒地冻的元大都地区的一种自然衍化。

前面提到的那位由宋入元的周密，在他的笔记《癸辛杂识》中记述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种稀见的历法现象：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惊蛰。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种。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条）

前面已经讲过，按照唐人郭橐驼的说法，这“正月初一”、“二月初二”以至“十二月十二日”都是所谓本命日，“立春”、“惊蛰”等则是二十四气中的十二个“节气”，也就是“一节之气”开头儿的时刻。赶得巧吧？赶得这么巧，无疑会增重这些本命日同十二节气的联系；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会是这样。

“惊蛰”这个节气名称中的“蛰”可以指一切冬眠的动物，譬如蛇。古人常以龙蛇并举，他们说的这龙长得是个啥样，我们今天真不大好说。可古人以为龙也像蛇一样会冬眠，《周易·系辞》就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语句。这样看来，所谓“惊蛰”也不妨解出警醒大龙的意思来。

譬如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刘敞，就写有“池上龙蛇惊蛰起”的诗句（刘敞《公是集》卷二三《城下种竹今春极有佳笋》），显然是说“惊蛰”也能把大龙同小蛇一道惊吓起来。南宋初人张元干有一首咏惊蛰的七言绝句则写道：“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䗫也出来。”（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四《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惊蛰惊蛰，连龙蛇带蚯蚓虾䗫，只要是冬眠的动物，啥都一起震醒了。

广陵书社影印民国刻《强村丛书》本《乐庵诗余》

再往后，到了元朝，有个名叫吴存的人，写下一阕《水龙吟》词，给他的族父贺寿，题目叫《寿族父瑞堂〔是日惊蛰〕》，词曰：

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吾宗仙猛，当年乘此，遨游人世。玉颊银须，胡麻饭饱，九霞觞醉。爱青青门外，万丝杨柳，都捻作，长生缕。

七十三年闲眼，阅人间、几多兴衰。酸醎嚼破，如今翻觉，淡中有味。总把余年，栽松长竹，种兰培桂。待与翁同看，上元甲子，太平春霁。（元吴存《乐庵诗余》）

词牌就叫“水龙吟”，同“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的句子相结合，清楚体现出“惊蛰”一如“惊龙”的意境。这被受惊而起的大龙，不就抬起头来了么？

这些情况，足以证明“二月二龙抬头”同惊蛰这个节气的内在联系，但惊蛰同二月二赶到同一天的日子，不是只有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这一次，即以同样是本命日与“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相重的情况而论，尽管十分稀见，也不是只有这么一回。同样还是那个周密，同样是在《癸辛杂识》那本书里，他就记载了另一次完全相同的现象。这一年，是在宋理宗宝佑四年：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惊蛰。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种。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情况一模一样。周密感叹说，除了至元三十一年那一次，“夷考百年以来”，“余未见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佑四年丙辰”条）。

看我写到这里，一些读者一定会问：“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是不是起源于此时呢？不是，这一习俗始见于史籍的时间，比这还要更早一些。

在北京西城区西四南大街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从容庵，它是由金朝至蒙古国期间的高僧行秀所创建的。行秀和尚儒释兼备，自称“万松野老”，人称“万松老人”。当年的容庵，现今仅剩存一座砖塔，其他建筑俱毁失无存。

作者在万松老人塔前

这座砖塔始建于元代，是行秀和尚的墓塔，故俗称“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塔”是北京内城现在仅存的砖塔，砖塔胡同即缘此塔而得名。不过现在人们看到的这座砖塔，已不是元代的初始模样，乃是清乾隆十八年大幅度重修之后的形态。

乾隆十八年重修万松老人塔题记

就是这位万松老人，在这座从容庵内，写下过一部题作《从容庵录》的禅宗语录，其中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

雪窦亦云：“如今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师高声喝云：“看脚下。”万松道：“雪窦贪观脚下，不知穿过髑髅。天童冷口伤人，明人不作暗事。我当时若作云门，以拄杖撺向雪峰怀里，拟议不来，随后敎伊自作自受，亲遭一口。”为什么如此？今朝二月二，暂放龙抬头。（释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二“雪峰看蛇”条） 

又：

雷惊出蛰，颂此僧探头太过，不待惊蛰二月节，早起龙头。不知浮云将随龙而行，而为妙翅威风遏绝，不觉头撞也。（释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三“兴阳妙翅”条） 

万松老人是得道高僧，讲的这些禅语机锋，我这个凡夫俗子实在读不懂，也不知以上文句点读得对还是不对，不过他用“二月二龙抬头”来做譬喻，清楚说明在当时的北京城（金中都）里已经普遍行用这个节令。

万松老人是在蒙古定宗元年圆寂于燕京城内的，时值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这比宋理宗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早十年；而他写出《从容庵录》，时为金宣宗元光二年（据《从容庵录》卷首行秀自序），时值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比宋理宗宝佑四年要早三十三年。因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节令的形成，同宝佑四年这次本命日与十二“节气”相重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本命日同十二“节气”一一相重虽然罕得一遇，立春同元日相逢在史上却屡见不鲜。而在立春与元日相逢的年份，由于惊蛰与立春之间仅相隔雨水一气，在元日立春的年份，遭逢二月二惊蛰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清人姚莹以清代实际情况与周密所记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的情况相比较，述云：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时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戊申丑时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戊寅辰时清明，小建。四月四日已酉寅时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时芒种，六月以下不符。

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二月以后不符。

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以下不符。

嘉庆十五年庚午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种，大建；六月以下不符。

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惊蛰，大建；三月三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 芒种，六月以下不符。（姚莹《康輶纪行》卷一五）

概括而言，在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这前后九十六年期间共五见元日立春，其惊蛰也都赶在二月二日。可见在万松老人时期大体上也会遭遇元日立春、二月二惊蛰，而这种情况，同样是把太阳年的岁首（立春）同阴阳混合年的岁首（正月初一）重合在同一天内，因而很容易让人们把二月二这个惊蛰之日同龙抬头联系起来。其后，经历宋理宗宝佑四年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那两次本命日同“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完全相重的情况之后，自然会愈加增重人们对“二月二龙抬头”这一节令的重视，使之愈加普及于南北各地。

中国古代所谓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实质上是用这四种神兽来标志太阳视运动、亦即地球公转轨道上四个部分，这体现的也是地球公转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在太阳年体系中，同东方青龙相匹配的是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和季春之月，惊蛰是仲春之月的起点，故所谓“龙抬头”在天文历法上的内在涵义，乃是进入仲春之月。

在万松老人时期，中都城里生活着的那些人们之所以独重仲春之月，并将其与东方青龙的抬头活跃联系到一起，则是因为这里的气温比产生这套天文历法体系的中原地区要低很多，孟春之月还感受不到足够的春的气息。特别是我们还要想到，按照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南宋和金国对峙这一时期，气温比现在明显要低，即年平均气温低接近2℃左右（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这就是“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时令产生于金朝中都城中的自然原因。

2023年2月4日草记

2023年2月8日中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