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何以可能？中国思想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主办，上海大学历史系、哲学系承办的“中国思想与文化自信”高端论坛于6月7日到9日在上海市顺利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该论坛，并围绕“文化自信”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国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从中国哲学的特性、中西哲学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如何因应时代挑战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宏观的、系统的梳理。首先，杨国荣认为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方面，既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因此，一方面要认同中国哲学与作为普遍哲学形态的哲学之间具有关联性和相通性，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只有在承认这两个前提之下，才能体现中国思想与文化的自信。其次，中国哲学同时包含着“既承性”与“生成性”，所谓“既承性”是指一种已经完成的历史形态的哲学形态。“生成性”是指一种哲学形态在历史过程当中不断的生成、发展、演化、丰富的过程。相应地来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需要同时拥有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哲学家的视野，不仅要把中国以往的哲学史作为一种既定的、完成了的一种实际形态来对待，而且同时要关注中国哲学在现今的生成和建构问题。在中、西哲学关系方面，杨国荣认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化，中、西哲学间的交融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西方哲学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文本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参照。因此，在对待中、西哲学的态度上，要抱持开放、多元的心态，打破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的隔阂，让两者都成为我们进行哲学思考和建构的重要资源。最后，杨国荣在谈到中国哲学与时代关系时认为，当今有三大挑战，分别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异化、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束缚和技术发展的异化与失控。我们可以从传统哲学观念中汲取应对之方，儒家的人道观可以制约权力的傲慢，义利之辨可以平衡资本的泛滥。道家的自然观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对外在干预的拒斥有助于个人免遭权力的吞噬，二是反对技术、商品意义上的人的物化，三是对机械、机心的批判可以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头脑。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为我们思考和回应时代问题提供了多方面启示，这些启示也为我们弘扬中国思想和文化自信提供了内在依据。

在分组讨论中，王国良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和平思想，提倡王道、仁义与仁政，反对众暴寡、强凌弱的霸道观念。希望当代人可以从孟子的战争与和平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王道战胜霸道提供可行性途径，这对现代国家确立正义的战争观、捍卫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曾亦围绕古代的“象贤”概念讨论儒家的政治忠诚问题，对传统政治中的“亲亲”、“贤贤”等观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陈畅通过梁漱溟的概念、分析来探讨中国古典哲学的原则，对现代哲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才清华从王弼的《老子》诠释的个案入手，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合法性的问题。崔海东对儒家“工夫”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诠释，并阐发了它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沈云波从儒道互补的视角讨论了文化自信的复杂性和朴素性。朱明从文化和资本的角度来说明文化自信的问题，探讨了在资本力量强大的情况下，文化和资本之间关系的问题。蔡志栋从章太炎哲学出发来讨论了主体性偏执和主体性正规的问题，是理解中国近代哲学范式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会学者们从多个面向对中国哲学进行了讨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对这些思想资源的提炼与整合可以显著提升中国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何以可能？

当今中国提倡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回答文化自信何以可能？何晓明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展现文化自信的逻辑之基、力量之源。他指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应该内外兼修，既“练内功”又“塑外型”。在国内，我们应该采取“和而不同”的方略，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让“自由、平等、博爱”与“仁、义、礼、智、信”交流融通。在国际上，中国应该积极展现自己的文明，以“和而不同”的胸怀、境界参与到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去，让世界各国了解到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将是“和”的国际秩序体系中的“不同”参与主体之一，为多元发展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可真也认为“文化自信”的根本存在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特别是与人类世界的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那些要素的集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根据先秦经典中“和实生物”将中国优秀文化归结为“和生”文化，所谓“生”是指事物的持续生长，“和”则是指事物内部诸异质要素间的平衡与协调，其文化内涵就是“以和求生”，其中蕴含“唯和乃生”、“非和不生”的价值判断。此种“以和求生”的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陈乔见认为荀子当中的“义”或“礼义”有很重要的意义， 他通过对差等、度量和分界与权利的诠释，深入挖掘了荀子对“正义”的理解，契合当今社会探讨的公平正义的主题。贡华南借用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句来概括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总体特征。他认为古人学问中“天”的外延可以指代“东西南北”，即人们认知所能达到的极限。从内涵上说，“天人之际”不仅涵盖天、地、自然、人、物等实际存在，而且包含人的精神世界。“通古今之变”是指哲学是古学，也是今学与未来之学，是现实之学，也是理想之学，为学之道应不以古自限，不以今自划。

除了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外，中国传统读书人“以道自任”的品格同样是我们在树立文化自信之时需要继承的。郭晓东通过对比冯友兰、胡适两人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民族性原则和哲学性原则，探讨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文化自觉问题。夏保国阐释了马一浮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说法，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和时代要求下的圆融性。徐波通过回顾牟宗三、唐君毅等四位先生在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肯定了一代学人在中华传统文化处在一个风雨飘摇，花果飘零的十字路口的自信与担当，为今天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典范和借鉴。陈友乔通过探讨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对传统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也对当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文化认同的重构过程当中所担负的使命问题进行了反思。

樊志辉从启蒙的角度来讨论文化自信，他认为启蒙是一种去蔽，启蒙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光明伴随自信，自信又时常导致傲慢，形成新的遮蔽。我们应该对自信的东西加以反省。真正的自信不是简单的信自，一定是与自觉、自省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相信我们自己的传统，也要警觉异化。真实的自信是对整个人类启蒙精神的推进，并注意在推进、反省的基础上把握启蒙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自信的边界在哪里，从而使文化自信成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自醒。刘梁剑也指出了当前推进“文化自信”的两个流弊，一是“讲”的太多，“做”的太少，以“讲”代“做”，没有做出一些能让我们自信的“内容”。二是容易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负，盲目夸大自己的传统文化。他提出对文化应具备反思能力，且要能超越“古今中西”之争。

三、以“史”为翼，史思结合

研究中国思想，需要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提供有力支撑。正如杨国荣所言，学者应同时具备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视野，做到“史”与“思”的结合。本次论坛因此邀请了众多史学专家，从多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考察。

宁镇疆根据清华简《厚父》篇，理清了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问题，让我们对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的发展源流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石立善列举了《孝经述议》引书的异文四十条，并取历代刻本及西域写本、日本古抄本进行校勘比对，对文本的异同做了详细的分析。章益国通过对中国传统典籍中所记载的有关“风”的考察，来证明古人“风”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对我们理解古代文本背后的内涵颇有启发。郭善兵以人品修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中心，对中国古代的礼仪的价值进行了现代诠释。王宁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华夏”一词的源流进行了梳理。袁青通过今本《老子》等文献，考察了汉晋道家关于“上德”、“下德”的诠释。赵争通过对汉代《老子》文本流传的考察，探讨了古书成书及流传问题。樊东通过对学术史以及《韩诗外传》的解读，对韩婴生平事迹、著作、学术渊源以及韩诗学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王少林通过对创世文本的考证、解读，推断邑姜原为伯邑考妻。于凯结合考古研究和古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从长时段整体史视角，考察“中国”概念的生成、流变，进而分析古代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演进的整体历程，揭示古代中国“大一统”文明的文化内涵。王江武通过阐释了公羊学中的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坚守人性、敬重生命的宝贵品质，同时也呈现了古人在华夷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徐渊通过对《史记》中《周官》篇名的逐条分析，得出《史记》中所称《周官》均为《尚书·周官》篇，进而说明司马迁并未见过今本周礼，对于研究经学研究领域中的今古文之争有所助益。谢科峰围绕孔子困于陈蔡一事在秦汉古籍中的记载，将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对古书流传中内容元素活动的某些规律进行了归纳。陈才通过《诗集传》对《诗经》韵例的探索，揭示了朱熹《诗集传》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重建之功。王美玲通过对明清时期的知识女性的考察，展现了当时的江南知识女性群体的生活和文化思想风貌。孙敬卓通过对孙中山的国族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演化，包括背后的文化政治的逻辑做了系统的梳理。

以上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之上，对史实或文献中“疑案”或讹误进行了细致而富有逻辑的研究。只有在史实方面做到正本清源，思想的推进才不至于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四、对中、西文化观的反思

近代以降，西方文明强势而来，从器物到思想的各个领域都对中华文明形成强烈冲击。由此，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成为近代中国人必须回答的核心议题。余治平通过自己在日本访学的经历，审视了明治时期日本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中的成败利害，进而反思“中体西用”观念的局限性。余治平认为体、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彼此共生，不可分割。因此，如果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把西方文化看做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不属于一时一地，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学习。朱承认为在学术思想转型方面也存在一个曲折回环的“三峡”，其发展纠缠、激荡在“古今中西”之间。为了能够尽早穿越这一思想史三峡，他认为需要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强调学术思想领域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关联性。陈迎年认为今天谈论文化自信仍然无法回避“古今中西”四个字。戴兆国分析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全面挑战，为了回应挑战，他提出中华文化的新生要走向自觉秉承传统、开放包容和推陈创新的道路，因为这是古典学现代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文化自觉的题中之义。孙钦香探讨了当今国学的展开形态，提出治国学既采纳科学考证方法，又不能丢弃人文精神的方法，唯有两条腿走路，才是“国学”研究的健康之路。吴晓番认为在文化自信的背后实际上有大量的文化交通的过程，这个交通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生成过程。因此，应该抱着一种开放、自信的文化交流心态，在交流中互相承认、互相丰富。谷继明通过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讨论王船山和天主教的关系，对潜在的东西进行深入发掘，对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在当年的境遇，以及这种境遇对我们今天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章义和提出不能机械的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要丰富中国思想，还是要立足于我们既有的传统，基于自己的立场，在融汇时代精神和区域精华当中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解释系统。方旭东认为儒家在当代遇到最主要的论辩对手就是自由主义。他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回应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对于中、西政治哲学间的异同进行了深度剖析。邓辉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为例，认为中国哲学的建立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体现，它的建立恰恰是现代性在中国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预示着中国哲学第二阶段的到来，在此一阶段，我们应该鼓起自信，建构中国的思想体系。

此次论坛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思想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这一要旨。中国思想作为一种“既成”的历史形态，应该重视以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做到“史”与“思”的结合。同时，中国思想又是一种不断发展、演化、丰富的“生成”过程，应该注重在传统优秀思想的基础之上，加强与世界优秀思想文化的交流。在中国思想的“既成”与“生成”特性基础上，我们应该超越“古今中西”之争，既尊重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又不固步自封，对异质文明保持开放的心态，汲取人类文明中优秀的思想成果。唯有如此，文化自信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