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女娲的创造力：论《补天》之一

竹内好说《补天》是《故事新编》中最难理解的一篇。确实如此。即使我们读到了鲁迅自己对写作意图的解释，还是不大容易理解，甚至很容易造成误解。

比如鲁迅自己说，他写《补天》，是采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结果，有一些研究者以为，《补天》是鲁迅利用小说的形式来“考古”，表达了他对于文学起源的认识。也有一些研究者赞同这样的理解，只是他们认为鲁迅在这篇小说里，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补天》里面除了人（或者“性”）的缘起之外，并没有解释文学是从哪里来的。

这类解释恐怕是出自误解。鲁迅所说“人和文学的创造的缘起”，指的是造人和写作两件事情。小说探讨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创造者创造行为的意义（为什么创造？如何能创造）。连带着还有由创造行为而产生的与造物之间的关系。

在小说中，这种创造关系虽然以女娲造人的形式出现，但它具体指向的其实是生育行为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当鲁迅把文学的创造行为也包括在内之后，它就同时指写作以及由此而来的“作者-作品”间的关系。《补天》最有趣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把性的行为和写作联系起来同等看待。这似乎暗示，那个著名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问题，同“怎样当作者”的问题是相通的。

起初鲁迅只是说，小说解释的是“性的发动和创造”（1933年），后来才把文学的创造包括进来（1935年）。这或许意味着，鲁迅自己是逐渐意识到，《补天》所传达的关系模型，能够扩张到其他的领域。所以在小说中，女娲代表了不同类型创造者的统一性。她的造人行为也表现了不同类型的创造性行动所具有的统一性。当然，我不敢说鲁迅的意思是，这种统一性表示生育与文学创作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但在鲁迅的思考当中，这两者肯定存在决定性的共同之处。我们得找出这种实质上的统一性。

一

我相信，凡是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女娲对她创造的人类非常陌生。她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她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他们的文韬武略，一概没有“感同身受”。在理智和情感上，在整个灵魂上，女娲与她所造的人，都是“异质”的。造物主并没有把自己的精神注入或转化到造物之中。造物自己产生了别样的精神。

这样的“创造”显然与我们熟悉的“生产—实践”概念不同。我们通常习惯于像各种形式的黑格尔主义那样，把人的创造行动理解为精神转化到产品之中的过程，然后产品就因此成了创造者的另一个自我，然后产品又被归入创造者的所有物范围（马克思袭取了这种同一性哲学）。这样的创造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占有关系，类似于军事上的征服。比如，“生产—实践”意义上的“创造”概念，经常与“征服自然”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以鲁迅的“创造”概念为标准，那么这种生产行为就不属于创造。创造意味着带来新颖的东西。而用来判定新颖性的界限就在创造者自己身上：只有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造物主，造物才能成为“新事物”。

女娲之所以对人类感到陌生，正是因为人类有了女娲所没有的东西（暂且不论其好坏）。女娲造人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她给这个世界引进了比她自己更多、更丰富的事物（但小说并没有暗示它们必定是更好的事物；相反，绝大多数人类在小说里都是造得很滥的）。她的脑子里事先并没有一个“预想的观念”，她的行为当然也不是把这个“预想的观念”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像建筑师画了蓝图再造房子那样。

女娲的创造不是要让她的造物与事先的概念或标准相符。与事先的标准相符，就只是某种生产或再生产的形式。那不过是遗传—传递过程，本质上是重复。人类种族的延续在生物学上就是这种重复，尽管它会遭遇偶然性的侵扰。

生育行为只有在如下时刻，才转化成创造：子嗣具备了独立和自主的精神世界，不再服从于父权的监护，自行在这个世界上开始冒险。也就是说，造人的行为是在所造之人离开、背离、变得陌生的时刻才升华为创造行动的。当造物身上的“新颖性”实际生效的时候，就具体表现为这种离开并独立的能力。

乍看之下，犹太—基督教的创世概念是最激进的。他们的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无中生有显然是所有创造行动中最纯粹的一种。但这只是“乍看之下”如此。因为，假如上帝真的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一切，都不可能外在于他的知识、能力、本质和存在。换句话说，上帝所造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超出上帝自身的。上帝因为全知全能而无法创造出比自己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这等于说，上帝的全知全能意味着他的某种无能。创造对上帝来说是不可能的。

“创世纪”实际上是“生产—实践”活动的神学版本（从时间线索看，也许应该反过来说：“生产”模型作为“创世”神学的世俗化版本而上升为思维范式）。两者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达到的效果也是一致的：造物属于造物主，就如产品属于生产者。

当鲁迅把生殖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一起列为《补天》的解释对象时，他实际上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两种典型的特权生产机制。小说用激进的“创造”概念，解构了与之相应的两种从属关系。第一种比较好理解，是传统的家庭伦理。在我们的文明中，生育被认为是父母给与子女的恩义，并因而生产出一系列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尽管传统伦理也强调长幼尊卑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它的主导功能是重复再生产，而不是创造。它把新降生的成员个体纳入旧循环之中，从而把创造（在新生儿诞生那一刻可能的创造性）转化为传递和延续，就像基督教上帝对亚当夏娃的惩罚那样，通过怀胎生育，把他们所犯的原罪遗传给他们所有的后代。就这一层看，《补天》最初收录在《呐喊》，作为最后一篇，确实合情合理：《呐喊》以《狂人日记》喊出“救救孩子”开始，以《补天》对“生育—权力”关系的消解结尾，可谓首尾呼应。

但是对第二种从属关系的解构就不太好理解了。作品属于作者，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如果说我们的家庭伦理是一个特殊文明的产物，那么相反，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很可能是普世的。在创作的作品上署名，作者身份（authorship）使其对作品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authority），这些在所有文明中，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如何能够想象另一种不同的关系？

二

也许正是“作者—作品”之间根深蒂固的“自然”关系，隐藏着某种权力的形而上学？

《补天》一共三节。第一节造人，第二节补天。第三节写女娲死后我们的历史。在这个简短的部分，鲁迅对女娲死后场景的描写，不免让人想起1936年他自己去世之后那场隆重的葬礼。棺椁上所盖的“民族魂”三字，更是同“女娲氏之肠”遥相呼应，仿佛这篇1922年的小说，预演了1936年的故事（当然，实际上它是在再现一个不断重复的旧故事）：

有一日，天气很寒冷，却听到一点喧嚣，那是禁卫军终于杀到了，因为他们等候着望不见火光和烟尘的时候，所以到得迟。他们……躲躲闪闪地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拣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们却突然变了口风，说唯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纛旗上的蝌蚪字，写道“女娲氏之肠”。

女娲与所造人类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女娲确立的，而是由人确立的。换成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则可以这样说：对作品的争夺，反过来建立了作者对作品的特权关系。这一特权关系不只是泛泛而言的“作者”，而是真正的和唯一的作者：“嫡派”。也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当作表达了作者的真正的意思，而其他的部分则不是。所以，尽管女娲仍然创造了失败的共工一派，那一派却不被当作嫡派，从而创造他们的女娲也就不是真正的、有权威的那一个。

作者对于作品的特权身份与“创造”的概念是冲突的。特权身份建立在一组悖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它承认一个与创造的现实有关的事实，那就是作品是多元的、分裂的。在小说中，这一点表现为颛顼与共工之间的战争，也表现为女娲造人的两种方法、两种状态、两种人类。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作者身份的统一性当作一个更加优越的条件。统一性与分裂的杂多状态不相容，因而与创造的概念也是不相容的。禁卫军自命为女娲的嫡派，规定了自己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同一性。有了这个同一性，也就有了他这一派的正统性。但是，为了产生这样一种政治正当性的效果，他就不得不假定女娲作为创造者身份的统一性，以排除其他支派类似的主张。

然而，统一性或者同一性的概念，使创造成为不可能之事。如果作品与作者是同一的，作品只是作者已有内容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作者就没有为世界带来什么新的事物，也就什么都没有创造。他只是再生产出了他自己，重复而已。

只要创造带来了新事物，作者与其作品之间就有异质的关系；只要作品本身是多样的，作者的身份就不可能是统一的。新颖性的概念包含了多元、异质、杂多、分裂。这是创造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与创造概念不相容一样，同一性的思想也与创造概念不相容。

当多元的事实和统一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时，产生了对于权力的需求。为了压制甚至剪除杂多的作品，奉作者为权威的后继者，也不得不使用暴力，剪除作者身上的多样性。作者将被修剪成一株光洁的标本，剪除的部分则被当作“非本质的”“早期的”“次要的”部分。

历史上的第一个创造者死了。后继的作者们开始享用为女娲所构建起来的同一性哲学。只是整个故事颠倒了过来：因为作者是一个，所以作品也只能有一种。只不过这个颠倒了的叙事，已经是权力自身开始自我言说的传统。统一的作品捕获了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阉割了他创造的条件。作者诞生了，创造却湮灭了。

同一性便是权力的形而上学。有趣的是，《补天》在这条主线索之外，还穿插了另一条支线。女娲把一些山放在巨鳌们背上（山上是在天崩地裂中呕吐不止的修仙的道士），对它们说：“给我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这是小说中女娲发出的唯一一条“指令”。但是“大约巨鳌们是并没有懂得女娲的话的”，所以它们驼了仙山时，并不知道要干什么，以至于游了一程之后便沉到海底去了。仙山随之沉没，只留下当初落在海岸上、没有上得仙山的老道士传下的秘闻。

看来，这位老道士听懂了女娲的指令。这也是小说中发生的唯一一次“理解”。可惜这独一无二的理解——也许它就是成仙之道的本质——已经在汪洋大海里湮没无闻了，哪怕秦皇汉武也是求之而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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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