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庙宇、性别与等级

你不一定要到南美洲寻求冒险，在城市你也可以找到民间寺庙来参观、探索和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政府取消了对寺庙的限制以来，许多民间寺庙已经被修建或重建。上海大学的张佩国教授开车送我到上海市松江区，我们找到了这个庙。照片里他正和一位女性灵媒交谈，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乩童”。神的灵魂降临她的身上，她代表神说话。人们从很多地方来，向她代表的神问问题，给她钱，她可以用这些钱做些事，为她的神灵造庙。

张佩国教授走访一处民间庙宇。 本文图片均为葛希芝提供

1968年，我去台北学习汉语，并在那里做人类学田野工作，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我的汉语学得不是很好，但我非常着迷于热闹多彩的民间宗教生活。1960年代晚期，那时的台湾开始工业化，人们有钱了，他们花很多钱在仪式上。那时的国民党政府对宗教活动不是很待见，因为那要花很多钱。我在台北寻找有趣的论文田野地，有一天去上课的路上，我撞到一堆石头，差点摔倒。几天后，它们消失了，一道光划过我的脑海：“我住的社区里的居民被命令要拆掉土地庙，拓宽大马路。也许这些石头与土地庙有关系。”如果这个社区要建一座新的庙宇，那要花很多力气和钱财。可他们非常认真地要做这件事。城市中到处都是庙宇，为什么要建自己的庙？我决定探寻原因，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把我住的社区称作“幸福大街”(Prosperity Settlement)。20世纪中期，大约有60户人家住在日本建造的铁路和小溪之间的泥房子和稻草房子里，后面是稻田。铁路延伸至新店煤矿，男人开采煤炭，一家人拥有一个小煤矿。这个村庄住了三、四百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台北，人们在农历1月14日庆祝土地公的生日，农历3月23日庆祝妈祖的生日。这是这个小庙每年的两个重大节日。作为一年的仪式负责人，“炉主”向社区家庭里的男女收钱——即使收钱的时候都是分性别的，这是我们不该忽略的。然后用这些钱邀请一个戏团演几个晚上。

每个家庭都会邀请客人，5到6桌，女人会邀请娘家的人，许多人会邀请一些“有用处”的人，比如学校老师，有时警察、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也会光临。然而，最重要的邀请不是对人类的，而是对女神妈祖的。她被邀请两次：作为土地公的嘉宾出席，当然也出席她自己的节日。妈祖是台湾人最喜欢的，她有德行、会保护人、有牺牲精神，女性认为她是个好榜样。每次节日人们都会谈论她是谁，做了什么，她如何为她的兄弟而牺牲。“炉主”会问附近的庙宇负责人，是否能把妈祖带回庙宇。人们把钱放在妈祖的底下，为她盖上红布头，恭敬地把她带回庙宇，请她坐在客人的位置上，观看歌仔戏，接受供奉。

神灵处在一个官僚等级体系中。土地公是神的最低级别，他就像是派出所里的警察。庙宇就是派出所，当你到庙宇，你首先说我是谁，户主是谁，家里的地址是哪儿，我向他报告我有了一个孙子，或其他任何事。于是官僚记录会被土地公呈上去。

回到我的论文的问题：在1960年代末期时，“幸福大街”社区再次重建他的庙宇。庙宇对它的建造者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为什么它对他们来说那么重要，以至于愿意花那么多心血？人类学告诉我，看起来是宗教类的活动，也可以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娱乐的活动，而且与人们身份认同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社区里很多人，不仅仅年轻人，年长的人们也告诉我，“也许土地公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想要一座庙宇，因为这对社区有好处。”

当人们为庆祝活动在搭建舞台和户外祭坛时，寺庙变得特别有趣。我对重建土地庙的问题基础是建立在1960年代的台北，处于国民党与警察非常严密的控制之下。相对自由的领域就是民间宗教与亲属群体。所以我想知道在非常紧密控制下的社会，当人们有了一点自由空间的时候他们会怎样行动。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姓名、金额，为每个节日做的供养都在那儿，是公开的、透明的。他们并不必这样做，没有任何人要求。

这个社区有两个派系，都想成为社区的主导。当他们在为庙宇举行节日作准备时，两个派系会有摩擦与分歧。每一方都想在社区中有更大的权力，不断地向他人进行游说。我会观察他们是如何组织大家的，非常有意思。

随着交通的改善和商业的兴起，这条铁路线上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村庄或社区修建了或改善了自己的庙宇。在节日里，他们邀请互相的神灵，因此建立了一个当地庙宇之间的互通往来的社会活动网络。这一串沿线的庙宇的故事，丰富了台北过去的200年的历史。这是当地人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他们有冲突、抵抗，通过修建庙宇和墓地不断宣称他们对当地的主人翁权利。另一种宣称主权的方式是公开庙宇的账目。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谁有贡献，在多少年前就有了“所有权”。

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庙宇被毁了。庙宇的门很美丽，幸运地被“中央研究院”买下。土地公和土地妈 “住”在一个小店面，你可以去汇报你的婚姻情况等等，但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庙宇。

我最初来到台北时，除了书上说的什么都不知道。通过庙宇，我了解到很多，包括日常生活、小生意、土地公与他的妻子，以及两性关系、社会竞争和社会合作。我在论文中强调的是，庙宇的仪式活动是如何帮助陌生的人们进入到一个已有的社区，慢慢适应与过渡到现代台北的都市生活。村民们并不是刻意去想这些，他们只是这样地做。在这里来自台湾、山东或四川的陌生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孩子们可以安全玩耍，老人可以坐在阳光下。土地庙的确对社区有好处。

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对宗教和仪式的看法。仪式通过让人们一起合作与庆祝，创造或鼓励一种社会联结的感觉。在我的田野工作中，我接触了很多灵媒。我第一个田野是在加勒比海，非洲血统的人们有着他们自己的神灵，并结合了天主教思想，他们会举行非常盛大的节日，神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我在中国看到的乩童，他们说着神灵说的话，非常严肃，声音很大。台北的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我住的社区里的很多人，会到某位乩童的家里向他学习，去打坐，找到一种让你的头脑不像普通状态的方法。我们普通人无法让神降临到我们身上，但依然会有类似的感觉：当你参加运动会，参加合唱团，你用你的身体，深呼吸，精神非常集中，那可以在团体中创造一种联结感，教堂经常这样做。涂尔干说，在宗教仪式中人们觉得自己处在某种更大的精神力量之下，这种力量在你之前就有，在你离世后也存在。人们是对的，但这不是神灵，而是你所处的社会，它在你之前就存在，并教会你怎么做人。

维克多·特纳为英国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在人们不识字的时代，他们用仪式和宗教艺术来表现、说明和思考他们社会中的重要事务。即使你的词汇量很大，你也可能难以表达你对社会的想法，但是当你把想法给别人“实现”出来时，他们会以他们的看法和知识回应你，你的想法会变得更丰富。民间寺庙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从特殊的庙宇装饰中可以看到人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一个学生给我发了奶奶庙的图片。这座庙主要的部分就是奶奶，但还有一个生孩子的神，一个是祈求做官的神，还有车神。这是我觉得庙宇最有趣的地方，它没有教科书，没有和尚或道士，它是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反映。民间寺庙，是对当地人最好的注解。

在台湾待了许多年后，我来到了大陆。我在中国大陆的研究不是民间宗教，但当我来到四川或其他地方的时候，人们都会知道“哦，她喜欢寺庙！带她去那些地方。”

1990年代，我们在四川对5000名妇女缠足进行调查时，我让四川省妇联会带我去了一些小庙。大型寺庙以佛教为主，小型庙宇展现了老百姓的仪式和世界观。1990年代开始，曾被挪作他用的寺庙，正式获准重新开放，由于是老百姓自己管理，没有政府的支持，人们不得不自费修建。它们像雨后竹笋一样冒出来。

这里有两座庙宇，我们看到一座是新的，紧挨着旁边的一座是旧的。这是掌管这个庙宇的女性，她正在为庙宇募钱。有一群喜欢到庙里来的老妇人，她们就住在了庙里，为庙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每个女人都会拿一块红布头做些刺绣，一般庙宇顶上都有美丽的喷绘，她们付不起这个钱，所以她们会自发地用像这样刺绣着小花的红色布头来装饰庙宇的天花板。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当你死后到另一个世界，会有10个判官，审判你生前所做的事。这是最后一个，第十个判官。被审判的人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与命运。亡者的家人会在葬礼上烧很多纸钱，用于买新的身体与命运。你会买到什么样的命运？这是台湾的一张图片，上面有：昆虫、水族、鸟、哺乳动物、普通人、官员。在台北找到这张图片是1974年，我已经找这类图片找了很久了。

这是在山西一个庙宇里看到的，还是第十个判官，6个种类的新生命，但有了一点点不同：昆虫、鸟、哺乳动物，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有普通老百姓和官员，还有有一个中间阶层。

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是，一个新近造的女性神塑像，她仍然是以小脚的形式出现。这个庙宇，每个来庙里的女人都会供养女神小脚的鞋子，在祈祷的时候。

几个月前我去了台北的霞海城隍庙，旁边供养城隍夫人，那天正好是人们来祈求婚姻幸福的日子，庙宇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准备着小脚的鞋子。作了供养后，人们可以带一副鞋子回去，放在和丈夫睡觉的床下，这样他就不会出轨。这件事让我非常着迷，让我发现供养女神的小脚鞋子有那么多象征意义。也许这和性吸引力有关，但也许这仅仅和生育力有关。

我可以提供给你用以观察庙宇的两个视角。一个是性别，一个是等级，你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是怎样运行的。

[本文根据葛希芝于2018年5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国际大师项目的讲座整理而成，方圆翻译及整理，文章经主办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