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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通识·通识文库丨李宏图：在历史中理解欧洲现代文明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23-02-24 12:32

自2005年起，本书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就为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课程讲义经过整理现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选择此书的结语先行发表，以飨读者。

《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李宏图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1月

如何理解欧洲现代文明，我们可以有多种视角，但在我看来，欧洲文明能够成为现代文明这是历史性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历史性演进的视角来理解，看到历史演进过程的阶段性，交织着断裂与延续，进步与后退的阶段性，形成加速与减速，叠加与重合，重演（复活）与逝去，错位与对位等等复杂丰富的内容，不再是充满着浪漫的乌托邦，也非直线性的向前进步。如果将17-19世纪的欧洲文明进行内部分期的话，有两个节点值得重视，第一个是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的转型，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样式和文明图景。第二个节点即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也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并算进去，这场大战可以视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决战，也是事关未来“文明”走向的分水岭。这一划分也可以说是为历史建立起一个坐标，方便于我们透视与理解历史，概括与把握历史的演进。

当然还应该提及的是，我们不能用“历史性”这样笼统的词语来遮蔽掉那些无数人的努力和斗争，甚至是抗争，因为历史的宏大常常会遗漏作为具体的人物，也因为历史常常惯于叙事，而忽视人的主动性。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回到人的历史，清晰地突显这些鲜活的行动，并对此心怀温情与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这些实践性行动，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进行的表达与抗争，欧洲也就无法到达“现代文明”的这一阶段，取得与享有现代文明的各项成果，成为“现代文明”。

这里列举这样一些实例来稍加说明，在英国革命之前，面对国王的专断性的个人统治，法学家爱德华·柯克就挺身而出，敢于进行反抗。1608年，国王詹姆士一世想从法院中拿走某些案件亲自加以判决。爱德华·柯克当即表示反对：由英格兰全体法官、财税法庭法官见证，并经他们一致同意，国王本人不能裁决任何案件。国王大为不解，于是便说，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除了法官以外，任何人都具有理性，因此，由国王来裁决案件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对此，柯克的回答是：确实，上帝赋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赋；但陛下对于英格兰国土上的法律并没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遗产、或货物、或财富的案件，不应当由自由的理性，而应当依据技艺性理性（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断来决定，而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历练的技艺，只有在此之后，一个人才能对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于审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铸的标杆（量杆）和标准；它保障陛下处于安全与和平之中：正是靠它，国王获得了完善的保护，因此，我要说，陛下应当受制于法律；而认可陛下的要求，则是叛国；对于我所说的话，布拉克顿曾这样说过：国王应当不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当受制于上帝和法律。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达道，根据陛下的法律，国王一直将司法事务完全交给陛下的法官。

而这样的抗争并非是基于对国王个人的恩怨好恶，而是建立在对法律的尊重，和对这一至高无上权威性的捍卫，也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如果简单了解爱德华·柯克与现代法治和权利思想即可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早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然后接受律师的训练，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著名的律师。1593年成为下议院议长，次年被伊丽莎白女王任命为总检察长。詹姆斯一世时期曾任高等民事法院首席大法官。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1593年，柯克就在议会的演说中提出了三点要求：言论自由，议员不能因为言论获罪；议员可自由地接近国王，以便向国王提出议员们所关心的问题；国王应该赞成大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事情。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1621年，他被选为议员，后因发表限制国王权力的言论而被关进伦敦塔，释放后又被选为议员。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革命时期，他曾经写下了《英格兰法律法理概要》，在1628年又促成了反对国王的《权利请愿书》的通过。回顾他的这些生平业绩，你可以回到那样的历史场景来设想一下，当面对着国王个人专断这一无理的要求，实质上是权力的扩张时，能够坚决进行反抗，守住“权利”的底线，这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这也让人联想到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那些敢于抗争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这些抗争行动又都是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同样，欧洲的现代文明也不仅仅是由这些思想家和政治精英所推动和建立，站在劳动者一方为建立平等和公正社会的那些人的努力也值得铭记。例如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那些革命者，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失败，被捕受审的法庭上慷慨陈词，须知公社首先是要实行社会革命，而公社革命对我是最可宝贵的目的。我以此自豪，我是社会革命的拥护者之一。另外一位巴黎公社的领导费烈在法庭上也义正言辞地指出，我是巴黎公社的社员，现在处于战胜者的魔掌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这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样的表达与抗争还包括着那些众多的女性，这段历史从前都被遗忘，尘封在历史的沉积之中。在欧洲文明的发展中，女性公民权利的获得也是现代文明内容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关乎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也是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问题。在此方面，欧洲也有着惨痛的经历。且不说，法国《人权宣言》颁布时对公民的界定就未包括女性，而后来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也是历经艰难。例如英国19世纪后期潘克豪斯特所领导的为妇女选举权而斗争的运动就不能够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新闻媒体经常用震惊，失控，疯子，野蛮，罪犯，流氓，阴谋者，同性恋者等词汇来丑化这些妇女。[1] 潘克豪斯特等很多妇女也都被捕入狱，还被视之为“恐怖分子”。但他们依然毫不畏惧，也绝不退缩，继续坚持伸张自己的权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18年英国妇女率先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选举权。可以说，妇女权利的获得正是经过这样惨痛的抗争而取得的。

基于欧洲文明的历史经验，其成为现代文明的演进和确立又是多种取向的，如果说自由与权利是其基本内涵的话，那么平等和民主则是包容于此的重要指向，最终形成欧洲文明的三位一体的主旨，自由、平等与博爱。并在全社会确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形成社会的一种共识，那就是以人的解放与平等为准则，要让人有更大的独立活动的空间，实现人的多样性。可以说，人的自由行动的空间越大，实现平等的程度越高，其社会也就越发文明，欧洲现代文明的历程就充分显明了这一点。

如果从“社会”这一视角来看的话，可以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政治革命为特征的阶段，核心是要摧毁以王权和贵族的特权为中心的等级制，确立人的自由与平等，确立包括每个人身份平等在内的权利平等。正如历史学家林恩·亨特所说，法国革命根本上就是“政治的”。[2] 第二阶段是以“劳动者”或“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确立起了社会平等，让普通民众真正可以享有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划分，例如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这样的两分等等。

应该看到，在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的妥协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一行为也是现代文明的内容之一。欧洲历史为人们展现了，面对人民的抗争，统治者适时妥协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从而实现权利的普惠，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推进了社会的深入发展。我们看到，在19世纪后期，社会越来越走向渐进改良，而非革命暴力。统治者通过妥协，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收益。

这里试举一例，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这给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掀起了要求获得政治选举权的运动，改革现有的为土地贵族所掌控的议会。面对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首相格雷认为，现在必须要作出让步，进行改革，要用改革来避免革命。他说道，只有改革我们才能生存。意为避免被人民的革命所推翻。正是由于统治阶级审时度势，终于同意进行改革，议会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也化解了这场社会危机。同样，在法国，从1789年革命算起，历经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这样更为激越的革命，但到了1875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革命消退，转而进行了改革，从此，法国再也没有进行过革命，迈入了社会渐进持续发展的良性之路。

在欧洲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明显呈现出这一基本特征。社会的每一次发展，文明的每一步提升都是由多种力量博弈而成的，正是这种多重力量的存在，使得社会更为自由，也让每个人有了自我实现的空间。由此又引申出，如何在每个时代始终保持着社会流动与开放，而不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则是异常重要。一旦阻绝了“为才智之士开放前程”，形成了等级性世袭，不管是政治权力的世袭，还是财富的世袭，与职缘的世袭，都会成为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与社会权力。一旦如此，那么这个社会则明显处于等级性的不平等的状况，其社会演进一定就会受到阻滞与延宕，人的权利与利益也会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这样的社会运转机制一定是需要被打破与重新建构。

在欧洲历史的演进中，经过丰富而复杂的演化，欧洲文明才终于发展成为了现代文明，不仅稳固地扎下根来，而且扩展到了全球，主导了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和为此确立起了“现代文明”的一整套标准。因此，理解欧洲现代文明，其时间性和空间的全球性自然当是其重要的内在特质。在此要特别提出全球性这一问题。今天在世界各地，哪里都可以看到欧洲文明的要素，即使是在中国也是如此。1978年，当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时，全力推进工业化就是引进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成果。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认为：欧洲文明，或者扩大开去，整个西方文明的内容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竞争性，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建立起了竞争机制，这也意味着没有形成垄断和寡头，以及世袭。科学，形成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财产权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机制的建立；医学的进步使得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消费社会，使得工业革命可以持续性开展；工作伦理，即从基督新教发展而来的活动模式和道德框架。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其他分类，例如惯常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把握住这几点基本也就理解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内涵，以及其在全球性的扩展。

提到“文明的标准”，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基准”问题时，这里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欧洲文明的内容的确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另一方面，欧洲又用非正常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在全球来推行这一标准。在19世纪，随着欧洲的强盛，例如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在全球空间上，欧洲人将自己视之为文明，把非欧洲地区则看成为野蛮，如果说19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贡献了文明与文化两分的理论框架的话，那么，19世纪的一批理论家则发展出了文明与野蛮的两分，并形成了主导性的思想观念。今天我们就需要对此进行反思，思考欧洲文明的全球性，以及支持这一全球性的思想基础。对内需要重思资本的压迫，童工的使用，环境的污染；对外需要反思奴隶贸易，帝国的扩张等。期待在这样不断的反思中，从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源头上来进行思考，才能够不断修正与重塑欧洲现代文明，使其保持其生命力。

从欧洲文明全球性的悖论来说，即使在欧洲这一空间里，欧洲文明在其成长中也包括着不可理解的悖论。文明与野蛮始终相伴而行，这也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内在特质之一。如当欧洲文明高歌猛进之时，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欧洲范围内的野蛮残杀。对此，也许回顾19世纪法国反启蒙思想家德·梅斯特的思想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在他看来，文明和野蛮的共存，是由人性所决定，因此也非人力所能改变。它决定了在一个社会中“野蛮”因素的存在，如暴力、牺牲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这种合理性是残酷的。它也决定了在一般意义上所呈现出的那些文明或野蛮的因素远不是恒定的。文明和野蛮的诸种要素混合及其模糊性，使得文明化和野蛮化，或者说进步和堕落，也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文明化，不是人类能力所能企及和掌控的对象。相反，人的本性，决定了野蛮化是人类社会更为强烈的内在倾向；而文明化，则是至高无上的意志之于人的一种恩惠。[3]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发问，现代性可以根除野蛮、塑造出纯粹的文明的人吗？由此，欧洲现代文明历史演进的过程可以说是给人们提出了严肃的警醒，文明与野蛮始终相伴而生，须臾不可分离。对此，我们必须打破18世纪启蒙思想家建构起来的历史发展的直线阶段论，和进步主义观，坚信历史一直是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阶段的乐观主义。让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反省，意识到野蛮就在身边，随时可能并也会降临，因此，在理解文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同时，还包括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文明的衰败，野蛮的降临，从而逃离文明与野蛮不断循环上演的周期率，始终保持着文明的稳固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这直接关涉到人，是人的认知，人的坚守和人的行动影响着文明的进程和文明的兴衰起落。一旦人的文明化程度提升了，社会的文明化才会得以提高。人若变得野蛮了，社会就会朝向野蛮化方向走去。因此，文明的发展取决于人这一要素，包括着人这一根本性的力量。记得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也可以说是思想家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这样说过，一项重大的社会改良、一项巨大的物质福利上的进步，如果不伴随着智力发展和精神上的相应的进步的话，它能在人民中间出现吗？这种社会改良就显得是不牢靠的、无法理解的、几乎是不合理的了。[4] 文明的完善的确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而且也在于它们的同步性，以及它们互相激发并产生自身的那种广度、便利程度和速度。[5] 因此，基佐将文明的发展界定为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

基佐还说，我在一开始试图界定文明这一词，并描述这一词所包含的事实。在我看来，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我至今讲的只限于社会历史。我只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对人本身的发展没讲什么。我未曾向你们展示思想的历史，人类精神进程的历史。我提议在我们再次相会的时候，我专门讲述法国，我们共同切磋法兰西文明的历史，它的细节和各个方面。我将努力使你们了解不仅是法国的社会历史，还有人的历史，同你们一起追踪各种制度习俗、思想和学术著作的前进历程，从而对我们的光辉祖国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完全的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和未来都值得我们倾注最亲切的感情。[6]

从欧洲历史来说，人的思想观念，对世界的认知，与情感态度等都影响制约着文明与野蛮的发展，人们所形成的多重力量也会阻止文明向野蛮的转化甚至是堕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泛滥，也许战争不会爆发；如果没有那些政治家们的对“萨拉热窝事件”处理时的“梦游”，也许就不会发展成为一战；同样，如果没有英国公共卫生推动者查德威克的情感性的力量，也就没有了1848年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也无需假设，只需记住，历史的活剧是由人来导演的，或者说，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着人们所扮演的各色戏剧。

可以说，历史的演进，其远离野蛮，成为文明的保障性力量全在于人，文明推进的宗旨也是为了人。可以说，文明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落脚在人这里。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向我们展现了，将人从外在的权力下，不管这一权力是政治的，资本的还是社会舆论的，获得人的自由这一权利，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安排，也是欧洲在迈向现代社会时形成的共识，和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内涵。正由于此，“欧洲”在空间的意义上成为了同质性的和一体化的“文明世界”。与此同时，欧洲文明在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也自然希冀将这一理念传布到世界各地。

这样，理解历史的主旨在于让人重新回到历史当中，要看到人的多样性活动，与理解明晓那个时间段中的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特性，并如何用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展开行动塑造自我的。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使我们能够获取古人或者逝去的那些人物的品性，从这些鲜活的个体与各种多样性，从而丰富以及为我们的多样性特质的形成注入意义。当然这是要经过当下的我们自身主体的选择与再造。在这里，历史与过去并非完全流逝一去不返，而是通过我们的理解得以复活。同样，历史的复活不是目的，也不是意义之所在，而是为了当下的我们获得自知，从而为每个主体性的自我建构迎来一种宝贵的“时刻”与机遇。因此，与过去相遇或者进入历史并不是要机械呆板地记住什么，而是重在明晓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通过自我的选择，人事的纠葛，与自然的斗争和环境的相处让主体性获得了一种自主，或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无论每个主体的积极主动，妥协退让，无论是胜利与失败，荣耀与屈辱，幸福与苦难都是主体性的表现与表达。同样，自主性和多样性也就在历史中得以展现。历史在这里既是时间之维，又是主体性的体现。正是因为这一主体性的存在，才会使历史的时间与自然的时间相区别，也造就了历史并非完全逝去，它就存在于当下，历史既成为丰富的资源映照着我们自身，也多样化着当下我们的意义。

秉持着这一理念，会让我们对历史和文明的行进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也对历史学家写作处理的历史始终抱有一种警醒，更会对那些图解的历史不屑一顾，自然会是学到了要用理性的眼光来怀疑与思考，保持着独立与自主的判断。因为历史既可以有用，也可以被滥用；既能作为社会的良知，也会变成为罪恶的帮凶。过往的历史包括欧洲的历史已经出现过了无数这样的例证。对此，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道：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也可以滥用历史为自己服务。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从历史中寻求理解、支持和帮助，只是我们应当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小心警惕。[7] 在此，我还是希望，今天所学的历史只是大家接受历史熏陶的起点，不论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在职业性之外，都还能够继续热爱历史，抽出时间来阅读历史与思考历史，用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个体与文明的未来。并能明晓，历史知识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应是提升自己和成为独立性“自我”的一种路径；历史性思维也不是作为完善职业性工作的补充，而是要帮助我们确立起这样的一种思考习惯，“如果历史研究能够教会我们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必须继续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假设，并提出质疑：这些假设的证据在哪里？或者这个假设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8]

最后，我要借用19世纪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基佐这段话来结束本书，应该也算是这门课程。我想把它作为自己这门课程的结语送给大家，也算是我在课堂告别之际送给大家的一件礼物。在我看来，基佐对欧洲文明理解的这段话丝毫没有过时，至今读来仍让人振聋发聩。1828 年，基佐在结束他的“欧洲文明史”讲座时，对文明的内涵作出了非常精粹的提炼，与对不同区域是否已经到了文明阶段提出了这一判定标准。他这样写道：结束这一课程的时间已到，我必须打住。我只想在离去前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伟大斗争向我们显示的一个最严重、最具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危害以及也是我认为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义，追求什么目的。[9] 我相信我们时代有责任了解这一点：一切权力，不论来自智识，还是来自世俗，不论属于政府还是属于人民、哲学家、大臣，不论是为了这种或为了那种事业，都包含着一个天生的缺陷、弱点和弊病，因而应该加以限制。了解这一点正是我们时代的独特优势。唯有允许一切权利、利益、意见普遍享有自由，允许这一切力量的自由表现和合法存在，才能把各种力量和权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它侵犯别的权益。总之，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探索真正普遍存在，造福于人。 [10]

除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外的另一种发展：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应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11] 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12]

注释：

[1] 王赳：《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女权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5页。

[2] 林恩·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页。

[3] 详见张智：《约瑟夫·德·梅斯特反启蒙思想中的野蛮与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页。

[5]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页。

[6] 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2--233页。

[7]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孙唯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8]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孙唯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5-216页。

[9] 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1页。

[10] 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2页。

[11]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卷，沅芷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