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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段义孚:生活如同田野调查

段义孚 著 刘苏 译
2023-02-25 15: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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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上海青浦段的苏州河。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我曾教过一门课,叫《环境与生活质量》。这门课我教了25年,最初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这门课的基本问题在于:好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环境?我指的生活质量不仅是生存层面的,还包括人的潜力。我带着学生调查了不同的物质环境,从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到彻底人工化的大都市。在每个案例里,我们都会停下来思考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会较多关注好的方面,例如,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哪些便利,而不会过于关注差的方面。我之所以突出好的方面,一是为了缩小调查范围,二是因为,关于大自然的新闻报道里常表达出对素材的欣赏之意,而城市新闻里则往往表现出反感之情。

人们可能会以为,上这门课要做田野调查,如果做不了调查,至少也会有几次轻松的旅行。学生们猜测可能会享受几次巴士旅行,而当他们知道其实连一次都没有的时候不免感到困惑。每次和学生见第一面时,我都会说:“放心吧,你们所有人都满足了一个基本的课程要求,那就是,你们都至少做了18年的田野调查,现在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你们究竟有什么收获。”一说到18年,他们便很快意识到,我是在指他们的年龄。过去18年,他们一直在田野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除非参加一个项目,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田野调查。

《环境与生活质量》这门课,尝试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和精妙之处。那么,这需要整个人的参与,而不会像一些专业工作那样只动用眼和脑而已。很不幸的是,这是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悖论和挑战,因为整个人——作为一个无比敏感的工具——很容易被巨大的环境信息所淹没。除非某种过滤机制能将不需要的信息推入大脑不易被唤醒的深处,否则人会崩溃。

1954年,段义孚在亚利桑那州做田野调查

手头上的任务

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向前而活,也就是说,有事情要做、有任务要完成。田野调查就如同这样的事情或任务,它的特点是专注于一个特定的范围。在开始调查之前,我们会提出一个假设,来缩小调查的范围。而一旦到达那个地方后,我们又会因技术原因,进一步缩小它的范围,比如,是否容易获得调查工具,有哪些限制因素。任何科学地理学的事业,不管是研究地形、生物群落或住房类型,都要遵循这样的程序。而有时候,地理学家会进行“非结构化”的田野调查。这类调查的目的只是为了去一个地方看看有什么东西,而不会事先拟定一套问题。人们相信,非结构化的田野调查会激发人的想象力,因为灵感来源于田野里的具体事物,而不是从本本中来。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每个地理学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我并不觉得偶然的郊游会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博学。我经历过一次典型的非结构化田野调查,而记忆却是这样的:巴士停在了一座小山丘上,学生们排成纵队前行,我也列在其中。于是,各种感觉突如其来地轰炸着我们,蜜蜂的嗡嗡声、甘草的气味、太阳的炙热、垃圾场、教堂塔楼、蜿蜒的河流……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迷失方向的困惑,我们取出相机,通过一个小孔观看某处框起来的景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感觉印象的数量。我们的领队勇敢地停下脚步,面对如此杂多、未经结构化的经验时,他借助一系列地标,为他自己、也为我们不断简化着眼前的风景。

这样的田野调查与游客参观并无不同。两者都是在做必要之事,而生活中则充满了必要之事。而一个人能从中收获什么呢?不可否认,这些事能令我们感到节律和刺激的变化。任何类似的变化几乎都能唤起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兴趣,哪怕只有少许。田野调查在这方面也许是最有成效的,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乐趣。所以,在我眼里,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了:既有科学上的回报,又能提供真实的洞察力。

但我还要补充一点,因为有一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我们总是能听说某某科学家在野外漫无目的地散步时,遇到一块卵石、一只鸟或一株不起眼的植物,突然想明白了长期以来困扰的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心理预备。尽管如此,这位科学家并没有拟定一项研究议程来为此次外出做准备,所以,奖励来得不期而遇。我们有很多地理学家都知道,这种天赐的奖赏常常以一种很不起眼的方式降临。因此,我们常劝告他人说:“走出去吧”,原因正在于希望有不期而遇的收获。然而,天赐奖赏极其罕见。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散步回到家,或结束一段巴士旅行后,感受到的往往是愉快的疲倦,而不会因为新的知识或新眼界的打开而兴奋不已。

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地标和拍摄的照片又将如何处理呢?它们记录的都是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事实,但它们往往被归档或遗忘了,因为它们彼此割裂,无法构成一个整体,让大脑去保存和理解。假如我们的领队不仅为大家指出了景观里的独特之物,还提供了一套整体框架,把这些事物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田野调查就不再是非结构化的了,而成为了一节户外课。这是另一回事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醒着的时候,生活里充满了一系列事情和任务,它们填充着当下、指向着未来,它们无所不包:社交聊天(人们在聊天中试图留下好的印象)、授课、整理床单、装修房屋……

段义孚站在麦迪逊州街中央,从州议会大厦到大学的一段路上

实验与经验

白天,我们只要一醒来,就在田野(世界)里了,不断“体验”(experience)着周遭的一切。“经验”(experience)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词典里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经验?简单说来,它是动物,尤其是人这样一种动物借助所有感官和意识去理解现实的方式。经验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被动的成分可以理解为经历(undergo),比如: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体验。一个有经验之人,是有着丰富经历之人。他拥有某些经验,并不在于他是否想拥有。而主动的成分则由词根per来表示,比如单词“冒险”(peril)。蕴含的意思是:去经验,就是去主动冒险。

但在人的经验里,被动的成分更多一些。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与刺激冲击着每个人。其中,很多东西是人们根本意识不到的(像进入身体的宇宙射线或微量元素);也有很多东西是人在瞬间注意之后遗忘了的;而只有少数事物被人记住了,进到个人的知识信息库存里。之所以能记住它们,是因为人对此怀有期待——它们在个体的文化里已被设想过了。而主动的学习,就像课堂学习一样,只运用了极少数的刺激因素,转化为了视觉图像,整个过程是专门处理过的。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强调经验,那么科学家则强调实验。实验是一种更加审慎且主动的经验。虽然所有高级动物都有经验,但唯独人类才会做实验。在一次非结构化的田野调查中,学生们刻意缩小体验的范围,不是出于科学的目的,而是出于本能,避免被环境信息所淹没。但在科学实验里,科学家会故意排除掉和当下研究问题不相干的因素。唯独在现代社会里,实验才会被重视,得到长足发展,因为它的步骤是为着一个理性的目标设计出来的——尤其是为了证明一个预测、某个想法是否有效。相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如果某些印象镌刻在了人的意识里,那是因为人所处的主流文化把它们刻了进去。

段义孚俯瞰麦迪逊州街

压抑的印象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主流文化其实只迎合了意识里的一小部分印象,而把大部分印象都推到了后台,甚至遗忘了。在《环境与生活质量》的第一堂课上,我会让学生记下对自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也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最有贡献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在麦迪逊上这门课,之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所以学生们会觉得郊野或乡下是自己最喜爱的地方,而很少会提到城市。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城里人。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或麦迪逊长大。而这些城市都以美丽宜居而闻名。此外,这些大学生不仅住在城里,他们还是城市里勇敢的探险家。他们发现了隐蔽的咖啡厅、热闹的小酒馆、专业书店;甚至还通宵达旦、熬更守夜,陶醉在爵士乐和夜幕的蓝色氤氲里目睹着城市,又在第三杯咖啡下肚后,瞥见空荡荡的街道沐浴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

然而,他们却把城市给遗忘了!他们一直在做“田野调查”,却毫无收获!他们压抑了自己本来知道的东西,为了给那些听说的东西腾出空间。这次算是我做的一次田野调查吧,或许只增加了一些我觉得老生常谈的想法和价值观而已。你以为我当时在课堂上什么都没说吗?为了避免学生找不到方向,我会让他们借鉴(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其它权威观点,像杂志上的、电视上的、学术著作里的……千万不要小看路径依赖的影响力。我们追随的路径,比如,我作为领路人遵循的路径,可能就是一种组织好了的经验模式。就城市而言,我会选择夺人眼球的景观,其中,既有风景名胜和著名建筑,也有完全相反的破屋烂街。

段义孚望着远处的巴斯科姆厅(Bascom Hall)

恢复印象:典型的人文主义事业

英国作家兼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holson)曾在日记里说到,在他眼里,生活就像“湿漉漉的蔬菜冲进了下水道里不见了”。上了年纪又有思想的人几乎都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们常哀叹:“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家庭相册就像一名可怜巴巴的幸存者杵在那儿。而里面保存的相片常记录着任何人都认为重要的事件(出生、毕业、结婚等),所以,它们看起来仿佛社会学教材里的图片一般,而不像是记录着独一无二的生活现实。

摄影照相是一种现代发明。而在古代,人们又会如何记录自己的经历呢?那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是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常用技术。出于很多原因,我们不能脱离他人而生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围的人构成了我们的听众。但,他们又是一群极不耐烦的听众。任何人都想掌握发言权,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说上几句话,而且表达还要铿锵有力,才能引人注意,所以,人的经验被大大扭曲了。比如,某个学生可能会给周围的人讲他在城市的某处地方通宵达旦地彻夜狂欢——这听起来不错,很有戏剧效果——然而,他绝不会说:后来,他喝了三杯咖啡,好让自己清醒一些,然后“瞥见空荡荡的街道沐浴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

倘若,科学家因为做实验而显得像一个特殊物种,那么人文主义者也像一个特殊的物种,因为他们会认真系统地反思人的经验。乍一看,“反思”似乎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一项活动。它不像科学实验那样需要特殊训练和设备装置。然而,能反思的人恰恰又是很少的,因为有很多限制因素。其一,是生理上的气质因素:某些人(在人口中只占少数)更倾向于去理解自己的经历。其二,社会要鼓励——至少不反对——独处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能找到不受干扰的空间让人独处,或让一小撮兴趣相投的人待在一起展开精神对话。最后一点是,能反思的人还需具备提高生活品味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智识水平。我认为,这一点也是训练人文主义者必备的条件。有了上述条件之后,人文主义学者便能系统地审视人的经验了,首先是从他(她)自己的经验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地去审视他人的经验,不管在何时何处,这些经验都蕴含在了丰富的生活纹理之中。而一项特别的研究任务则在于:要弄清社会如何腾出空间,只为人们在生活之流里能暂停脚步,而正是在这些停留之中,每个人才能去评价自己的经历有何意义。在我看来,人文主义者在不同的社会里生活,经历过各种训练,掌握了各种技能和视角,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在品尝生活。他们或许都同意:未经品尝的生活不值得过。

图5:段义孚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

译注:

1、全文译自:Yi-FuTuan. Life as a Field Trip.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91, No. 1/2, Doing Fieldwork (Jan. - Apr., 2001), pp. 41-45.

2、图片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王昀
    图片编辑:蒋立冬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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