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霁安丨书籍史：概念、方法、进程与未来

原创 蔡霁安 中国出版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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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书籍史是近年史学发展的热门方向，备受学界瞩目。这一研究源于吕西安·费弗尔《印刷书的诞生》，随着时间推移，其概念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在推陈出新。新作品层出不穷，研究思路愈发开阔。书籍史是颇具活力的领域，以它独特的魅力和研究视角汇合和补充了历史学全球转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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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书籍史；交互史；书籍的全球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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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蔡霁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

近年来，书籍史领域呈蓬勃发展之势。自它诞生以来，不仅从文化上试图解决法国大革命起源、纳粹屠犹等重要学术议题，而且为史学提供更严格的经验与方法，激发许多旧有领域的新活力，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在这个领域，创办了一些新兴杂志，如《法国书籍史杂志》（Revue franaise dhistoire du livre）、《古登堡年鉴》（Gutenberg Jahrbuch）、《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如国际作者、阅读与出版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Reading and Publishing，简称SHARP）、美国印刷史协会（American Printing History Association），他们定期举办学术活动，研讨各种书籍史议题，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经济学等学科学者参与讨论，书籍史因此被冠以“文本社会学”“出版文化史”“书目文献学”等名，学科性质与特点似变得含混不清。中文学界已有不少文章对书籍史及相关研究作了回顾，并以启发国内书籍史研究为优先任务，提出许多思考与设想，值得重视。笔者不揣固陋，试就书籍史的定义、方法、现状等基本问题再作探讨，思考学科发展新方向。

何为书籍史？

1958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亨利-让·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印刷书的诞生》出版。费弗尔写作全书提纲，马尔坦负责撰写。该书出版以来，影响很大。书中未交代何为书籍史，仅提供一个宏大框架，内容包括纸张、技术、书籍的物质性与商业性、书籍地理学、书籍贸易、印刷书的发展等重要面向。细则涵盖书籍的各方面，如自然工业条件、排字与印刷过程、造纸、字体、作者、版权、发行、销售、交易、盗版、审查、禁书等，将视野投入书籍的社会史。许是印刷书出现后西方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费弗尔意识到书籍史前景广阔，同时该书以印刷书为切入点，这也奠定了早期书籍史研究的基本时间范围。

马尔坦目录学研究出身，亦深得年鉴学派社会史范式精髓。由此可见，目录学学者自书籍史诞生之初就投身其中，反映出这一领域专深而博大，书籍史不可能脱离它独立发展。这一时期，目录学内部出现新动向，如新西兰学者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的文本社会学研究。麦肯锡认为，目录学研究应关注印刷、劳动力、版本数量、工厂规模等，带领这一学科实现从归纳到演绎的转变。美国目录学家坦瑟勒（G.Thomas Tanselle）持类似观点，认为书籍史的宗旨是洞察图书的社会影响。逐渐地，研究者开始将文本看成是多个社会力量复杂集合的结果，把物质载体视为文本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思考书籍史兴起的外部原因时即称它与英美学者的版本目录学变化有关。

1979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出版《启蒙运动的生意》，成为英语世界早期研究书籍史的里程碑式著作之一。之后他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它的概念与对象。他在《何为书籍史？》一文中对书籍的理解与《印刷书的诞生》中相同，认为书籍史的研究对象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诞生的印刷书。不同之处在于，达恩顿一向奉“观念的社会史”为圭臬，重视书籍引发的观念变化，以及如何改变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行为，这是他对书籍史的理解有别于其他学者之处。

在达恩顿看来，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两点问题：一是书籍史下容纳了众多附属学科，如图书馆史、出版史、纸张、活字及阅读史；二是即便跨过这些学科又被多学科的交叉搅得昏头转向。1998年，《书籍史》（Book History）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中，编辑们宣称：

这一领域是书籍交流的全面历史：在任何媒介中出现的手稿和印刷品，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史。我们将忽略学科界限。杂志对学者和非学者开放，对历史、文学、社会学、经济史学、艺术、教育、古典文学、传播学、新闻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开放，也对出版专业人士、藏书家和图书馆管理员开放。

他们宣称向多学科开放，只要跟手稿和印刷品相关的任何问题，都是书籍史研究的对象。这种开放而包容性的表述，反而更易让人陷入书籍史的汪洋大海，外延无限延伸，内涵虚无缥缈。《书史导论》中直接将书籍史定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更让人无处着手。鉴于此，达恩顿提出可用一个“传播循环”来表示。“传播循环”由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承运商、书商再到读者，形成一个循环过程。它明确书籍史研究的几个重要对象，可根据各自学科的常用方法进行研究。校勘、辨伪文献学家可负责，书籍生产与社会变迁历史学家能大展拳脚。这种局部性研究也存在弊端，容易导致研究的过分细化和碎片化，因而需要具备整体性视野和全局性眼光。

早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法国出版史》时，夏蒂埃已意识到，手稿时代与印刷书时代关系密切，印刷书的某些特性手稿时代已存在，因而需要长时段地看待书籍发展。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阅读革命先于书籍革命，亦远远早于古登堡发明印刷书的时间。由此书籍史研究从时间层面上得到扩展。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书籍又以电子化形式出现，原有概念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认为，广义上的“书”不仅包含印刷品，还有所有承载手稿文本并有待传播的事物。他对书籍概念的理解，反映当时法国学者的共同思考。书籍的历史已上至古文字产生，下至电子媒体普及的当代。由此很多学者认为书籍史等同于媒介史，这种论点意图忽略书籍的物质形态或阅读载体，因而遭到不少学者反对。该论调启发学者重新思考书籍史的研究范围，以便将社会新形势和新问题纳入研究中。

质言之，书籍史研究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甄别文本真伪、考订字词，它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出版文化史、印刷史等都可以视为书籍史中的一环。《印刷书的诞生》虽是公认的开创之作，但不可忽视的是英美学者约在同时进行类似研究，比如达恩顿的早期研究较少受年鉴学派书籍史影响，也不知自己所从事的是书籍史研究。书籍史研究因各国不同的学术传统互相交织与影响，在时间广度与内容深度上不断突破和更新，又与快速变化的媒体世界保持紧密联系，形成如今更加包容的学科内涵。

计量、比较、联系

书籍史诞生之初，正是计量史学的辉煌时期。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需要进行大量数据统计，直接促成书籍史研究的计量化。计量法在两个方面的应用很成功：一方面，出版物是交易和盈利的对象；另一方面，出版物反映文化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图像和文字说明这一趋势的意义。

《印刷书的诞生》中不无计量应用痕迹。比如涉及书籍增长与购买问题时，书中分别统计15、16世纪西欧各国书籍出版量，借此推断印刷业已能让所有识字者都买得到书。使计量法得到大规模应用的是孚雷（Francois Furet）。在其著作《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中，他据法国出版管理局的特许和默许记录、官方文学报刊中刊登的书评信息进行研究，将1720年至1788年当局特许与默许书籍进行分类与计量，展现法国书籍出版的基本趋势，整个18世纪，在特许出版物中，法律、历史与纯文学书籍出版量在出版总数中所占份额基本不变，但不同类的书份额有所升降，尤其是神学和法律书籍几乎消失，由此表明启蒙哲人将神性从人的世界中排除出去的努力。当然计量法并非只流于简单的数据统计，它意图反映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某种趋势，背后有总体史、系列史的内在关怀。伯莱姆（Geneviève.Bollème）、布朗科尼（J.Brancolini）等对“蓝皮书”、书籍许可证的研究，无不绍继计量法。

在书籍史研究早期，计量法在统计识字率、书籍产量等方面贡献卓著，被视为书籍史法国性表现之一。不过，并非所有史料都可计量化，它很难统计非法出版物数量。又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未对出版业产生影响，计量法难以了解发明创造和彻底革命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以计量法研究书籍史时，书籍是连续的和定量的。在书籍史向阅读史转向后，书籍的接受、阅读实践等难以计量，夏蒂埃指出：“用传统的计量方法难以给予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当读者面对文本时，他如何理解文本，又如何将它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呢？”

达恩顿认为，宏观式研究在法国最发达，注重量化研究的传统为其增色不少。他深知计量法的不足，认为采用计量法需将研究范围进一步细化，才能打破传统研究的有限格局。如果将其运用于国家间比较，必能大放异彩。于是他以现代法国与德国为例，从盗版、贸易模式、交易技术、金融诸方面进行比较。后又以审查制度为切入点，将印度与德法两国进行比较，借此说明审查制度已经是社会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体系都有独特的原则。这种比较可以无限期地加入其他国家，不断产生新见解，显示出跨国比较的益处。达恩顿的尝试使得比较法为学者所瞩目与实践。

年鉴学者们早已看到，书籍的出现和普及并非西方独有。在书籍史诞生之后，费弗尔研究便有意采取跨文化比较的视角。马克·布洛赫巨著《封建社会》中，专辟一章将西欧与日本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从等级制度、庄园形态方面论述两者差异。他认为自己的评价虽简略，然则可作为比较史学的典型，以启来者。无论是《书籍的历史》，抑或是夏蒂埃、巴比耶等年鉴后继者都在使用比较法进行书籍史研究。在《书籍的历史》中，正文前有一封告读者信点明，该书始终采用比较的视角解读法国书籍史领域，可谓是对年鉴先贤的继承。200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图书馆和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实验学院联合举办“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研讨会与会后结集出版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一书前言中，巴比耶一再重申开辟比较道路的重要性。

自书籍史诞生以来，比较法长盛不衰。在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编新书《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The Books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1450-1850: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中，“比较”进入书名，表明它成为书籍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比较不同地区的书籍发展状况，思考如何进行更加复杂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为比较性的全球书籍史奠定基础。本书另一主题“联系”，蕴含发展新趋势。“联系”背后是交互史在书籍史中的出现。该词最早似来自法语histoire croisée，英文为connected histories或historical crossings，或可译为关联的历史或交互史。印度学者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并进行长期实践。他曾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讲授莫卧儿帝国历史和比较历史，自陈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某些机械的比较历史的反叛。1997年，他先后发表《关联的历史：近代早期欧亚大陆经济的重构》《莫卧儿与法兰克王国》《从塔霍河到恒河》拓展这一概念，引发学界关注与效仿。它关注的是两个甚至多个文化与社会之间有意无意间交流的历史，注重各个文化间存在的实际联系。运用交互史进行研究的学者通常还将研究对象视为动态的，并试图追踪它们的变化来掌握其实际关系。此番强调符合专业史家所推崇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聚焦的是真正存在直接联系的各个主体。

流风所及，《东亚出版与社会》曾设专刊《中国小说在近代世界：〈好逑传〉在韩国、欧洲与日本的阅读》。孙修暎（Soyoung Son）、夏颂（Patricia Sieber）、林凌瀚（Ling Hon Lam）针对这一主题分别撰文。三文分别讨论《好逑传》在朝鲜、日本与欧洲的阅读和接受，借此说明中西方印刷文化的融合过程。在书籍传播过程中，迎合接受者的特殊品味、兴趣与偏好，才能使文本适应读者需求，达到在地化的目标。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共同影响了文化交流。此类研究需充分了解双方甚至多方情况才能做出，难度较大。然则书籍史、出版史和阅读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家领土之内，因为印刷文本的流通和各种阅读实践，是在多民族与外国传统的交织中诞生的。借助阅读实践，或许能创建一个不限于国家边界的新知识社区。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重审旧有研究，比如印刷术的传播如何密切了区域间、国家间的联系。交互史可以被视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其本身受到了全球化加速的刺激和影响。

进展：以近十年中国书籍史研究为例

欧美学界不乏关注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学者，包筠雅（Cynthia Brokaw）、贾晋珠（Chia Lucille）、米盖拉（Bussotti Michela）、戴仁（Jean-Pierre Drège）、周绍明、周启荣（Kai-wing Chow）、莫兰仁（Anne E.MoLaren）、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何谷理（Robert E.Hegel）、柯律格(Craig Clunas)、孟久丽（Julia Murray）、安妮·伯库斯-查森（Anne Burkus-Chasson）等学者已较为熟知,研究内容涉及书籍贸易、书籍利用、明代读者、近代书籍革命等，已有研究多作论述，不在此处展开。

2010年后，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继续保持高产状态。戴思哲（Dennis Joseph）《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文本权威的制造》、王飞仙（Fei-Hsien Wang）《盗版商与出版人：现代中国版权的社会史》、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贾晋珠《印刷时代的知识与文本生产：中国，900—1400》、葛平德（Golas Peter J.）《中国的图像技术：从早期到19世纪》、张婷《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等。以其中三书为例。何予明以杂书为切入点，受文本挪用理论影响，讨论明代阅读与消费情况。该书特点有二：其一，既有对西方理论的熟练运用，也有对明清书籍史的深刻洞悉；其二，既能让读者看到书籍的生产环节，又能时刻感受到动态的文化与社会。戴思哲受“传播循环”理论启发，每一章分别对应地方志生产的各个阶段，包含纂修者、编辑过程、使用材料、制作成本、书籍分发与阅读，构成地方志生产、流动、接受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还和学界就一些重要议题如帝国晚期中国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出版业的运作等对话。这是西方学界第一本系统研究地方志的论著。孙修暎考察张潮和王晫的出版实践，借此审视作者、读者及文本稳定性的概念，说明17世纪的作品并非单一作者意图的唯一最终产品，是读者、评论者、序言作者、捐赠者、印刷商、书商等多种形式的创造性体现，从中凸显出文本生产和流通的开放性、集体性和社会性。尽管西方学界已不愿局限于达恩顿、夏蒂埃提出的理论，尝试有所突破。在实际应用中，两者的研究仍启发许多学者，并试图以书籍史取径解决重大学术问题。

在日本，早期以矶部彰、井上进、大木康为代表。大木康在20世纪末发表《关于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出版《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该书对明末出版人、出版物、出版活动、书价、刻工多有讨论。这对于当时学界普遍关注唐宋时期纸张、印刷术研究的现实是一个突破。井上进指出目前书籍史研究的困境是，尽管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实际成果少之又少。论述版本的书籍和论文不在少数，以出版史、印刷史为题的论著也陆续问世，但这些成果仍停留在总结各时期出版特点或论述出版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更何况学者多关注善本，常置通俗、粗劣的版本于不顾。继2002年《中国出版文化史》出版后，井上进继续阐发观点，从出版业发展来看，明末文化实际上已突破了旧有文化格局的辖制，抵达了传统文化的“临界点”，在通过“临界点”后，清初的价值观“回归”到传统秩序之内，重新获得稳定。出版业曾在明代文化通俗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质和量的成就，却逐渐停下脚步，进入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境地。书籍内容上的“文雅”取代“世俗”，取得了出版业的主导权。井上进多受其师岛田虔次“近代社会在明代达到高潮”观点的影响。约在同时，以矶部彰为首的学者在文部科学省的经费支持下，主持“东亚出版文化研究”课题，吸引了许多意欲从事书籍史研究的学者，发表一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如金文京、表野和江、三浦秀一、永富青地、中砂明德、上原究一、甲斐雄一等学者持续推进中国书籍史研究，他们研究背景不同，问题意识各异，戏曲、小说、无不涉猎，且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近年来，大木康进行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没有一套晚明研究的独立方法”是目前最大的困境。明清之际的士人知识广博，经学、文学、佛教、道教、天文地理、本草学等无不涉猎。今人远逊古人，研究难度增大。这是包括明清书籍史研究者在内需共同面临的问题。日本学者研究有如下特点：关注副文本，擅长以小见大；具有明确的对话意识；多借版本异同分析书籍流传，具体言之是分析文本产生分歧的过程和保存文本的痕迹；许多学者同时擅长目录校勘之学与书籍史，互相渗透影响，促进二者有效融合，对西方理论亦不乏有效吸收。

国内书籍史研究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出版《中国书史》《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等，注重各个时期书籍状况的梳理与总结，但对书籍的社会史研究还有所缺略。在西方书籍史理论的启发下，渐有变化。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是中文学界较早讨论阅读之艺的论著。他试图重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生活，研究他们的阅读内容、资料的获取及读书思考。其中最精彩的是第四章，论述《时务报》及其读者群，借描述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来深入考察新知识在思想界的普及程度。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源于其博士论文，它从书籍史角度切入，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索时人观念变化。之后他延续这一思路，于2016年出版《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重点关注阅读文化建构及其接受。书中主要以黑格尔、古腾堡等现代性概念如何借助中国知识精英的传播而具体化、在地化，进而又对读者和社会产生何种影响。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一书自陈受西方书籍史与新文化史影响颇多，以此为工具分析何焯的批校行为，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如何反映清人的学术心态，以及这种学术文化对社会与历史的影响。衣若兰、戴联斌、李仁渊、曹南屏、赖毓芝、李子归、祝平一、陈韵如、杨丽莹、郑幸等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域外汉籍、日用类书、科举用书、医书、石印术、书坊等，渐有突破书籍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范畴，转而从经济史、制度史、政治史角度考察，并与性别史、医疗史多有交叉，颇有新意。

程章灿、赵益等提出的“文献文化史”值得重视。他们早已关注文献与社会间的互动，在《古典文献研究》设有专栏刊登文章。2013年，两位学者刊文解释“文献文化史”概念，它受到西方理论影响，关注文献“制作生产—流通传播—阅读接受”的社会内涵以及文献的物质文化历程，聚焦整个中国文明中的文献历史及其与知识、思想、权力等的互动。2010年，以程章灿为首席专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团队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其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今年已陆续出版五卷。该系列以文献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理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探索这股力量如何发生与产生作用，以及如何形塑中国文化的传统，提炼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问题意识。他们对家族刊刻史、借书及抄书、书估、文人日记、插图石印出版与科举文化、日用类书与庶民社会文化等进行多方面探讨，努力呈现中国书籍史独特性。另，以书籍史为主题的会议与工作坊逐渐出现。如已连续召开四届的“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学术工作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定期举办“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论坛、“清代书籍史的样态与边界”研讨会等拓展了研究广度与深度，无不显示对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视。

简言之，近年来中国书籍史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明清与近代两个时段，前者多受西方、日本学者关注，作品较多；后者国内学界亦不乏瞩目之研究。同时，书籍史相关文章数量虽有所上升，却缺乏如达恩顿、夏蒂埃一样专门从事书籍史研究的学者，学者们多是在各自研究中发现与书籍史有所交叉之处，便撰文写就，缺乏对书籍史长期的兴趣，因此整个领域仍呈现散兵游勇状态。幸而有程章灿、赵益等学者筚路蓝缕，在问题意识、史料搜集上均有所创获，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新趋势：书籍史的跨国/全球转向

在费弗尔为《印刷书的诞生》设想的提纲中，拟有“书籍地理学”一章，借印刷匠游走欧洲之机，对德、意、法、英等国的图书生意与技术往来多有着墨。夏蒂埃在继承费弗尔思想之际，对书籍史的跨国流动与目的进行了深入思考：

……鉴于书籍史的“法国性”，研究印刷品的物质性、对文本形式进行反思，以及文化实践之间形成了某种似是而非的联系。它建立了一种新型历史模式，将毫不相干的知识领域联系在一起，并与文本研究者、目录学家、社会文化分裂理论研究者共同寻找社会根源的差异。一种新的“法国性”可能会在与其他民族和外国传统的交织中诞生……更重要的是能创建一个不限于国家边界的新知识社区，因为书籍史、出版史和阅读史的某些问题并不局限于国家领土之内。

该文发表时间晚于达恩顿《何为书籍史？》，两文都强调跨国史研究，侧重有所不同，夏蒂埃多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阐述之。他意识到书籍史不应受制于法国量化统计、社会史取径的研究方法，亟须打破现状向外拓展，以此给书籍史注入新活力，这意味着需要研究和接纳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书籍史研究。换言之，所谓新的“法国性”需充分吸收他国成果为己用，服务于本国研究。抛除这种文化优越论，更重要的是书籍史会促使建立起一个无国家边界的新知识社区。“新知识社区”说法深受社会学家诺伯特·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影响。因为历史需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具备互动的眼光，不仅要关注个体差异的细微之处，还要整体、全面看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它还要求研究者进行个案分析时要具备跨国视野。这对研究阅读实践的个体性与多样性、印刷品承担的作用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夏蒂埃的研究常出现相邻学科学者身影，除埃里亚斯外，还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布迪厄（Pirre Bourdieu）等。这与年鉴学派起源密切相关。自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始，他就吸纳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思想，年鉴后继者亦复如此，并与英美学者研究侧重有所不同，比如达恩顿受传播学、人类学影响较大。他与夏蒂埃又为知交好友，两人提倡进行跨学科、跨国研究的观点颇为一致。随着普里亚·乔希（Priya Joshi）与伊莎贝尔·霍米尔（Isable Hofmeyr）的研究出现，学者们意识到这开启了书籍史全新的思考与写作。

乔希的研究是关于英国小说在印度的传播与接受，她自陈写作目的如下：

笔者意图是研究小说在19世纪印度印刷文化中的作用。它有助于揭示英国和印度之间文化传播的纠葛过程。并将重点放在书籍文化和阅读小说上，而非决策者占据的抽象、宣传层面。因此本书会将书籍史中的一些方法论与阅读社会学相结合，以期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历史领域内去观察印度殖民地中文化逐渐在地化的复杂过程。

乔希出生于印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普大学任教。作为非西方世界学者，她既受本土文化熏陶，又在西方接受教育，受多方文化熏陶。她对书籍史、文化社会学和后殖民主义的兴趣促使该书的诞生。年鉴学派书籍史与达恩顿的早期研究更多以欧洲为中心，他们不否认其他国家书籍史的存在，实际研究未有更多推进。乔希把读者目光带到非西方地区，并因她个人学术经历赋予书籍史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色彩。

南非学者霍米尔的学术经历与乔希类似。她取径更微观，以《天路历程》为切入点考察全球传播史。在全球背景下，以国家为代表的人为制造的边界变得无足紧要，同时不再有西方与非西方的区隔，各国在研究中成为平等的一员。这种微观史研究取径影响了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莎拉·奥格尔维（Sarah Ogilvie）对《独立宣言》和牛津字典的研究。阿米蒂奇是以思想史路径探讨文本的全球传播，奥格尔维多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两者是跨学科研究的范例。微观史多是小切口，从小事件、小人物入手，其背后往往蕴含着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语境。微观叙事意图借小规模的分析方式来探究那些“宏大历史问题”的可能答案，并试图得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学者们多从单个文本入手，以小见大，只不过书籍史的跨学科特性使得研究众声喧哗，缺乏有效沟通与对话，研究理路也不相同，常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忽视对重要学术话题的讨论，为学者诟病，“我们的主流论述并未显著支持或处理诸如种族、阶级、性别、本土性、杂糅性、移民、散居侨民或非殖民化等当代历史主题；它也不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受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如都市与边疆、中心与边缘或想象社区”。

上述研究是对现状的反思与超越，凸显书籍史从跨国史研究到跨国转向的不同。实际上，书籍史甫一兴起，各国纷纷展开撰修本国书籍史、出版史活动。至20世纪末，英、法、美等国已利用本国遗产，开设书籍史课程、建立书籍史研究中心、展开多卷本书籍史出版项目，成果斐然。伴随项目的结束，书籍史将何去何从成为横亘在学者面前的难题。先是印度、非洲、南美洲等未被研究的国家出现在书籍史家视野中。它们曾为殖民地，常常成为西方国家倾销商品货物的地区。从学术意义上看，西方世界与殖民地之间的畸形联系恰为新旧研究搭建了桥梁。同时，各国在撰修本国书籍史项目遇到了难题，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国家”框架。譬如威尔士，尽管它与英国图书贸易存在联系，发展仍具有独立性，似不能将该国仅视为英国的一个地区。新西兰亦是如此，作为新兴国家，它没有有形的地理控制权，且在被称为“新西兰”的话语空间受到完全超出其地缘政治边界的权力、事件和制度的显著影响。两者成为推动书籍史转向的重要动因。这一转向还受到非西方民族主义史家的推动。他们认为历史是多维的，强调互动、适应与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而非扩散和影响。这与注重区域间沟通与交流的全球史不谋而合。悉尼·夏普（Sydney J.Shep）认为，书籍史跨国转向的动力似来自全球化的迅速推动与全球史的兴起。正因如此，跨国转向与全球转向的内核是一致的，它们不再假定民族国家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单位，随着全球史的兴盛，书籍的全球史转向代替跨国转向的说法，逐渐被学者们接受。

在完成《天路历程》跨国史研究后，霍米尔及其团队继续从事《南非—印度：连接与比较》项目，西蒙·艾略特（Simon Eliot）提出国际图书史研究计划，得到SHARP的支持。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帕尔格雷夫跨国历史词典》，由全球知名学者和编辑编写，侧重对跨国概念如食品、移民、宗教、民族主义、战争等主题的讨论，其目的在于让读者用新眼光看待世界的变化。自2014年起，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推出“书籍史新方向”系列丛书，该系列以每年2—5本的速度出版书籍史研究新成果。丛书序言宣称：“书籍史是个已然成熟的领域，是时候反思旧有研究和开拓新领域。其范围是全球性的，延伸到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以及从古代到21世纪所有历史时期，包括对文字、印刷和后印刷文化的研究。”出版社敏锐地捕捉到书籍史领域的变化，深知在全球化背景下，书籍的跨国流通只会越来越频繁。

《全球书籍史：方法与实践》一书收入“书籍史新方向”系列。该系列是2014年牛津大学举办的“全球书籍史（1780年到现在）”会议的论文合集。“全球书籍史”这一新名词源于全球史对各领域的挑战。论文集分四部分：殖民网络、全球流派、阅读关系与文化翻译。书中欧洲诸国已不再位于主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东、大洋洲、地中海沿岸、印度、南非、日本、中国。同时还借鉴了包括日语、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在内的档案与资源。该书声称：

《全球书籍史》在回避宏大叙事的同时，坚持从“全球”和“书”中提炼问题。一部不受民族国家边界限制的书籍史不一定会导致一个充满联系的乌托邦世界。最重要的是，本书提供了一个关键性中介，让我们可以从全球角度来阅读移动的图书。它敏锐地意识到图书旅行的渠道总令人惊讶，同时充斥着脆弱与不平衡。这些文章表明，“全球”不仅在有充分历史记录的历史和帝国网络中被清晰表达，而且在不太为人所知的古怪生活中或错综复杂的世界联系中，抑或在偶然的阅读或意想不到的会议中出现。

本书再次强调要从全球视野出发研究书籍史。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全球转向下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其一，所有课题均指向突破民族国家框架，挑战这一封闭的地理空间概念；其二，关注书籍的流动性、迁移和可变性，不仅是通过正常渠道流通的书籍，还包括四处游离不走寻常路的书籍；其三，侧重重要人物的全球社交与书籍间关系；其四，营销、垄断集团、跨国公司、全球性文化机构对推动书籍走向全球的重要作用。学者们意识到，“如果书籍史领域能从国家舞台转移到国际舞台，如果能更多地关注到书籍在为全球想象和国际化社区创造条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获益良多”。

总之，书籍史在全球转向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不再局限于眼光向下。早期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多注重对大众对书籍的需求和阅读习惯的形成。随着第三、四代的出现和文化转向，年鉴学派发生了“从地窖到阁楼”的变化，政治史重获关注。书籍史随之发生转变。尤其在研究书籍的全球流通时，对具有广泛影响的精英或政治家的关注或对研究大有裨益。

第二，带有后殖民色彩。推动书籍史转变的多为非西方世界史家，深受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熏陶，具备了跨文化、整体性眼光。他们发现本国书籍文化时受西方霸权影响，意识到知识不仅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可以生产知识，并帮助其传播和确立统治地位。于是意图消解西方霸权，挑战欧洲中心论，强调文化多样性。

第三，解构民族国家框架。费弗尔、达恩顿的跨国史研究将国家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论述书籍流通，以此为基础讨论各国书籍出版量与识字率。然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地理边界的人为性，书籍的流动可以忽视甚至超越这些界限。书籍之所以能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接受，正说明文化之间存在可译性与共通性，成为搭建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第四，继续采用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书籍生产和流通的诸多复杂过程就注定了对它的研究不能由单一学科完成。历史学想要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就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这延续了年鉴学派一贯的思路。当下书籍史研究继续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福柯、塞尔托、布迪厄等人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布迪厄的理论，颇受书籍史研究者喜爱。以他的文化生产理论为例。他认为，文化生产是个斗争场所，本质在于垄断文化的合法性。对出版商或者文学代理人而言就需要付出自己的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以此进行文化资本的置换。这个过程充满斗争与博弈。将其带入书籍史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出版商的角色，尤其是后者，他可以借助营销手段将书籍推向全球市场。另外，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场域”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学者接受并运用到研究中。

詹姆斯·瑞文（James Raven）认为，书籍史的全球转向的灵感或来源于早期现代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包括知识组织的变化、思想的流通和影响、图书馆的知识史和社会史、欧洲文化的全球传播。它反映了当前世界的一体两面，一是数字化与全球化快速发展，二是在智力和意识形态上支离破碎、互不理解的世界。夏蒂埃提出建立“新知识社区”或是出于同样考量，这成为当下许多书籍史家的共同理想。从书籍史诞生时提倡的跨国史研究到如今的全球转向，有承继亦不乏创新，使得书籍史更加开放包容，具有极大的研究潜力。

结 语

尽管书籍史存在全球转向趋势，但仍需看到不足。书籍史逐渐重视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却仍然受制于西方语言霸权。换言之，不论学者出身何处，研究中使用多少非西方语言史料，文章和论著最终还是由英文写就。甚至连致力于探索东亚书籍史的《东亚出版与社会》杂志，所刊文章均采用英文撰写。另外，民族国家框架并非全然可抛。不可否认，全球转向将书籍史研究带出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的框架，但许多新兴叙事仍建立在对国家与区域的了解基础之上。只有从国家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书籍史的产生与发展，全球转向需要两者有机结合。年鉴学派式研究对书籍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不可忽视的是，不管是西方抑或东亚，都有自身的书籍研究传统。从全球转向的过程来看，英美学者试图超越年鉴学派，除旧布新。这或许能说明一点，书籍史研究存在复杂性与多样性，新兴研究需考虑各国书籍史固有特色，走出独特的发展之路。这是包括书籍史在内的许多领域面临的难题，因此，对书籍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是考察史学全球化的一个有效角度。

原标题：《蔡霁安丨书籍史：概念、方法、进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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