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扬帆起航的“中国制造”，写满唐人真迹与世界情怀

登陆《国家宝藏》节目的长沙窑陶瓷

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多彩，打破当时以青、白釉色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南青北白长沙窑”的鼎立之势，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作家纪红建从长沙彩瓷故里开始，深入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的历程，于近期推出《彩瓷帆影》一书。

诗意的彩瓷，堪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与智慧结晶，更是“中国制造”文化标签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的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上打捞文物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出水的长沙铜官窑瓷器达56500余件，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长沙彩瓷。原来早在1200年前，它就已远涉重洋，走遍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条色彩鲜明的“海上丝绸之路”。

▲以“黑石号”为题材的铜官窑古镇《铜官窑传奇》

长沙铜官窑首创釉下多彩，打破当时以青、白釉色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南青北白长沙窑”的鼎立之势，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长沙彩瓷属于湖南，也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它就是前往世界的路。作家纪红建从长沙彩瓷故里开始，深入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探寻长沙彩瓷出江、出海，打拼海外市场，将中国彩瓷文明推向世界顶峰的豪迈情怀。在日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彩瓷帆影》一书中，纪红建独辟蹊径，以贯穿中西的视角，依托行走、探寻、考古、历史讲述及史料记载，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既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也描绘出一部数千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历史图景，展现出文明古国的丰厚形象。

活动现场

2月24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小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王宏甲，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李朝全，以及作者纪红建围绕该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何建明表示，一个作家的抒写不是一部作品获奖以后才证明的，有的是要两部、三部作品还未必能证明，但是纪红建《彩瓷帆影》的抒写方法和叙事方法已走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冯小琦断言，《彩瓷帆影》这四个字就概括了长沙窑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彩绘瓷是长沙窑独有的，质量最好，产量也是最大的；第二个“帆影”说明它扬帆远航，远销到世界各地。王宏甲认为，没有文化的书它是没有根的。纪红建在这本书里巨大的贡献是他的文学作品有了文化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拓。李朝全坦言，作为作家，纪红建时刻关注的都是人的命运，因此在《彩瓷帆影》这本书里他写了大量考古学家，那些发现长沙彩瓷并且进行终身研究的陶瓷专家，他也写了大量的瓷器工匠，写他们的工匠精神，写他们对于文化的传承，非遗文化的传承。“因此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具有多重价值，它的价值是超出文学，超出历史文献，超出考古历史的。”

如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委员、董事、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舒斌所言，作为纪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重点出版物，《彩瓷帆影》是中国文艺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用情、用力、用心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的生动展现，也是以文明和文化之美来表现宏大主题，是文艺作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具体事件。

纪红建

但作为彩瓷的“娘家人”，纪红建在创作《彩瓷帆影》之前，并未想过与他对河相望的地方竟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它，竟然会看到一条沧桑而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道路，虽然他的家乡，就在离铜官窑唐朝窑址不远的地方，并与彩陶源村唐朝窑址、铜官古街上的陶瓷作坊，在地理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彩瓷已经植入了他的记忆，甚至灵魂深处。“但遗憾的是，我过去所有的认知和情感都是那么的狭窄，所有对长沙铜官窑的关注与重新审视，都处于被动。”

从2017年起，纪红建就以一种“娘家人”的认真，为《彩瓷帆影》积累素材。他从长沙彩瓷故里开始，深入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探寻长沙彩瓷出江、出海，打拼海外市场，将中国彩瓷文明推向世界顶峰的豪迈情怀。

经过无数次的实地探访、采访、资料查阅，纪红建在写作上真正表现出了一种对待家人般的熟稔。如丁晓原评论：“纪红建的行走既寻得长沙彩瓷丰富的踪迹，又使自己通过在地即景的联想走进历史，感知书写对象曾经的历史气场，使作品的寻访叙事显得迷人而饱满。”他并不满足于单纯介绍长沙彩瓷的历史，从瓷器本身，到器物背后古人今人的生活、创造和传承，《彩瓷帆影》详细又生动地照顾到长沙彩瓷的方方面面。

《彩瓷帆影》纪红建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版

当然，纪红建写这本书，也并不只是为了完成对一件事物的探寻。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探讨过去，更多的是为了助益当下甚至未来。

或许是受费孝通老先生的影响，创作这部以长沙铜官窑彩瓷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纪红建更多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或者说找到了创作这部作品的当下价值。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是封存在那里，任我们随手取到，而是要靠我们去寻觅、理解和重读。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在重读历史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养分。

毫无疑问，长沙彩瓷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文化史和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创作中，纪红建始终在努力地将长沙铜官窑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描述。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既有纵向的时间流动，也有横向的空间流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纪红建说，他书写着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连接”。一千余年前的瓷器，与我们当下有什么关系？对我们能有什么启示？作家纪红建从这些问题出发，揭开了鲜为人知的长沙彩瓷的历史。

（文 /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选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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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渚往北五公里处，便是铜官古镇。

铜官这个地名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便在此设立冶铜工场，铸造货币铜钱。由于这里铜矿资游丰富，又进行过铜的冶金和熔铸，铜官的工匠对铜冶金熔铸技术非常熟悉。这些知识，通过工匠们一代一代地传授，也就成了本地文化的特色。

这些资源，这些工艺，这些特色，不可能不对石渚的瓷器烧制产生影响。窑工们在一起时，总会探讨到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铜官的铜钱是由孔雀石加工制造的。因为孔雀石的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绿色，而获得如此美丽的名字。而铜官最不缺的就是孔雀石。

一个老窑工突然想到用孔雀石作为釉发色的原料。他先将孔雀石粉碎，再与之前他常用的一些原料配合在一起，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后，再像往常那样煅烧。这些对于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但让老窑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烧制过程中坯体上出现了红色。

这是让他惊艳的色彩，也是他追求的色彩。于是，他按照这个方法不断去试烧这种带红色的瓷器。我们今天称之为高温铜红釉。慢慢地，他掌握了高温铜红釉准确的配方，也掌握了烧制这一彩瓷的气候与温度。最后，他拥有了高温铜红釉的保密配方。当然，从高温铜红釉的发现，到完全被市场所接受和赞美，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收藏家覃小惕曾向我介绍过一组长沙铜官窑烧制的高温铜红釉、铜绿釉水盂。一个是高温铜绿釉的水盂。可以看出，它并非纯绿色，而是蓝绿色，与孔雀石的呈色较为一致。一个是虹豆红的水盂。覃小惕说，原来一直认为可豆红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杰作，现在看来这工艺的产生能够提前七八百年了。这是烧制高温铜红釉的失败产物。一个是通体高温铜红釉的水盂。虽然它的釉色没有后世烧得那么漂亮，但却是毫无疑问的高温铜红釉。或许，烧得漂亮的早已作为商品远走他乡，而有点缺陷的留在了家里，留到了今天，成为长沙铜官窑是高温铜红釉源头的一个铁证。

自古以来铜红釉就是很难烧制成功的釉色，长沙铜官窑不仅首创铜红釉，而且在铜红装饰中有所作为，实属罕见。制作铜红釉执壶时，樊翁的儿辈们在釉药里加上由孔雀石制作的釉料，整个坯体施釉烧成后，壶身通红。他们还烧出了釉下红彩。制作釉下红彩含苞莲花纹执壶时，他们大胆地用毛笔蘸铜红料，直接在胎上作画，然后在上面再罩上一层透明青釉。烧出后，此壶青黄色釉下出现两片荷叶和一朵含苞欲放的粉红色荷花。色彩和谐，寓意深刻，意为”出淤泥而不染＂。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们还在窑变釉中彩装饰中烧出了罕见的绿釉红彩，出现了“蓝天上涌现一片红霞”和“万绿丛中流动着一抹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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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石渚窑场生产的彩瓷在唐朝的地位便跃然提升。虽然一开始存在制作粗糙、色彩不准的问题，但无法掩盖它的魅力。土的芬芳，水的灵秀，玉的圣洁，彩的艳丽，就这样让潭州人自豪，让岳州人羡慕，让扬州人惊讶，让波斯和大食人着迷。

我努力地在恢宏浩翰的中国陶瓷史中梳理着石渚窑工们的创举与贡献。

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推进彩瓷普及，并形成风尚。之前彩瓷在南、北方瓷窑产品中所占比例极少，并未普及，而且施彩只是为打破色彩的单调，彩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含义或图案。他们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儿乎达到一半，也是它叩开了国内外市场的大门。

他们让色彩从单一变成了多元，或者说丰富。以往瓷器上施彩都是一器一彩，甚至一窑一彩，他们不仅做到了一窑多彩，甚至一器多彩。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一件瓷器上往往有褐绿、红绿或红褐两彩。

他们给瓷器施彩的面积更大了。过去，施彩仅施于器物的肩、口部，或动物的眼、口等五官，施彩的面积很少。在施彩方面，他们变成了大手笔，施彩面积大幅度增大，甚至占据器表的大部分。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

他们的用彩工艺越来越娴熟。以往釉下彩只有褐彩，他们的釉彩，如褐、绿、蓝、红等都可应用于釉下，而且往往两种彩相间使用。

他们打破了器物釉色的单调，同时赋予彩以特定的含义。他们“第一个吃螃蟹”，将绘画艺术植入瓷艺。绘画题材相当广泛，画师创造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珍贵之处不仅因为它是唐人真迹，更在于它的艺术性，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赋予瓷的瓷窑。他们最终留下近百首诗歌，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世做人的警句。

他们还攻难克坚，创烧了高温铜红釉彩。

他们丰富了瓷器，也丰富了生活，丰富了时代，丰富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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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翁的儿辈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不可解释的秘籍式的色彩变化的韵律，看到了市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而 1200 年后的我们呢？

陶瓷专家冯先铭、李辉柄曾说：

在一件瓷器上面出现三种色彩，一千年以前能够用三种不同金属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这一成就应当给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褐绿彩都是釉下彩，尤其难得。

李辉柄主编的《长沙窑》也发出感慨：

就制瓷工艺而言，调制多种釉彩比单色釉要复杂得多。首先选料的工序就相对繁多，而且要求工匠能熟练掌握各种矿物着色剂的性能和提炼方法，同时烧制过程也有很大的难度，同一件器物上有几种釉彩，其化学成分并不相同，而各种着色剂呈色的最佳温度范围也不一样。一窑焙烧多种颜色釉瓷，或者同一器物上使用几种釉彩，欲使各种釉彩都有比较稳定的呈色，是不易做到的，但长沙窑匠师们做到了。可以说长沙窑彩瓷的成功焙烧也是窑工用火技术的进步与飞跃。

事实上，长沙窑彩瓷打破了唐朝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中国陶瓷生产由此步入了彩色时代。

原标题：《千年前扬帆起航的“中国制造”，写满唐人真迹与世界情怀｜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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