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专访小熊英二②：从福岛开始，重新改变社会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小熊英二是成长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的一代。和1968一代的日本学生不同，他的世代已经“政治冷感”。但在学生时代，他们同样感受到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和焦虑，但这一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予以表达——他听音乐，组建乐队，消费文化产品。

但是，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改变了1970年之后的日本社会图景。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炉心溶融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达到国际核事故分级表中最严重的7级核灾。在放射性物质可能危害数千万人健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未能及时、全面地公开关于核事故及后续风险的信息，并且在日本能源并不短缺的情况下，执意重启因安全检查而停机的其它核电站反应堆。

在这种背景下，普通日本民众以社交网络相约走上街头，在80多个城市开展了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持续抗议。民众不仅在2013年3月发动了20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还成功坚持连续数年每周五到首相官邸前抗议。运动撼动了能源公司、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官僚之间常年维持的利益铁三角，政府虽未承诺放弃核能，但重启或新建核电站已经难上加难。

小熊英二参加了这一场反核运动。在这一轮运动中，1968年的影子微乎其微——新的草根艺术家们将歌曲、舞蹈、说唱、绘画等艺术形式都运用进来，又通过在场地安装扩音系统，允许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会上台讲讲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将原本沉闷的示威变成了充满乐趣和参与感的群众活动。小熊英二在其中获得了思考，写成了一本叫做《改变社会》的小书，重点讨论了民主社会中是否仍然需要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如何通过社会运动达致正向的成果等问题。

从1968年到福岛，日本社会中的不同行动者、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既有继承，也有转变。不变的是，人们仍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感到焦虑。从1968年到今天，小熊英二一以贯之思考的问题是——面对这种“现代”的焦虑感，人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福岛核事故后的反核运动

澎湃新闻：为什么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会爆发大规模抗议？你本人为什么参加了这次运动呢？

小熊英二：首先，我住在东京，所以我参加的是东京的运动，而不是全国性的运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当时东京的民众确实陷入了恐慌，因为大家都很害怕放射性物质。那是一段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的时期。直至今日，每一个住在东京的日本人都还能清楚地回忆起2011年三月的那段日子。但是，日本西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住在西日本的人并没有这么强的恐惧。所以我说我参加的其实是东京的运动。

澎湃新闻：因为日本西部距离福岛更远？

小熊英二：没错。东京距离福岛有200公里，所以很幸运地东京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污染。这还是拜当时的风向所赐，风把大部分放射性污染物吹到了太平洋里。如果当时北风够强的话，东京就会受到严重污染。因此，东京的民众当时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愤怒，包括我本人。这种愤怒是指向日本政府和核能企业的，所以东京爆发了抗议运动，并且我本人会去参与，都是很自然的。

日本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应对这次核灾。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危害性，以及当时放射性灾害的实情，政府没有向民众透露足够的信息。当时日本的许多媒体、电视台，根本没有播出核电厂爆炸的画面。因此日本民众自然会对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

澎湃新闻：民众认为政府和媒体为何没能很好地应对核灾呢？

小熊英二：原因有很多。但我在日本新闻界有很多熟人，我对他们怀有部分的同情，因为他们自己对核事故也没有掌握多少知识和信息。日本政府和媒体对于放射性物质、核能和核灾害本身就没有什么了解。另外许多日本媒体对于做出具有刺激性的报道也有所犹豫，怕承担“引起恐慌”的责任。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第一手的信息来源，以至于对此根本无能为力。但在许多日本民众看来，这就像是日本政府和媒体欺骗了他们，这也是人们愤怒的原因。他们的想法就是：政府和媒体知道很多事情，但却欺瞒了我们。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一开始的抗议者又是从什么渠道了解了关于福岛核灾害的实情？

小熊英二：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也包含了很多错误的信息和假新闻。但是，真相就是从这些消息中被发掘出来的。那些对于核灾难有足够知识的人能借此搞清楚（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际情况，许多做独立报导的非政府组织则通过YouTube将这些人关于放射性物质的知识和对实情的判断传播开来。

澎湃新闻：这次运动动员了许多人，但是在2012年夺回政权的保守的自民党政府最后还是拒绝彻底放弃核能。既然如此，您觉得这次运动的遗产究竟是什么？

小熊英二：其实这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它换来了时间，换来了五到六年的时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福岛核灾难发生的时候，无论在日本还是全世界，核能产业还非常兴旺。但是在最近的五到六年里，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更成熟了，这就改变了整个局面。到了今天，不再有人认为核能是一种代表了未来的能源。但在福岛核事故当时则不是如此。这一变化当然部分地是由于福岛核事故本身（提醒了人们核能的危险性），但主要地还是因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在经济和技术条件上的成熟。而日本的反核运动通过阻止现存的反应堆重启，换来了五到六年的时间。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日本有54座核反应堆。而今，只剩下9座，由于经常要定期检修，同一时间只有5~6座在运转。2013到2014年的一段时间，日本的所有核反应堆都已经停止运作，但并没有造成能源短缺，这让许多日本人了解到他们完全可以不靠核能生活。所以我说，这次运动至少换来了数年时间，而新能源应用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正是在这几年里发生巨变的。

澎湃新闻：在反核运动发生后，您基于您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其中《改变社会》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已经于2017年出版）。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制作《首相官邸前的人们》这部纪录片呢？

小熊英二：因为没有人去记录这场运动啊！日本媒体并没有怎么报道这场运动，因为这是一场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传统的政党或工会都没有什么联系。而日本媒体缺乏报导这类独立运动所需的“关系”或者说人脉。毕竟这是一场完全自发的运动，普普通通的日本公民，这些年轻人，突然间就成了行动者，突然就开始组织抗议。日本媒体与这些组织者完全没有建立过任何“关系”，因此就报导不了。不仅如此，日本许多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也缺乏类似的“关系”。大概只有我有吧！

澎湃新闻：你怎么会有这个“关系”呢？

小熊英二：我最早得到第一次示威活动的消息是在2011年四月，在东京。我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消息的，而那次活动的组织者恰好和我相识。我是本地的一个音乐人，因此我有许多朋友是东京的音乐人、插画艺术家、文化活动家等。他们成为了这次运动的重要行动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也是非常自然的。

澎湃新闻：如果你不是个音乐家，就不太能认识这些人了吧？

小熊英二：如果我只是个大学教授，那肯定没法认识他们。包括文化活动家啊，插画艺术家等。他们承担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工作，例如插画绘制，在示威现场演奏音乐，操作音频设备、扩音系统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澎湃新闻：音乐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小熊英二：音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传统的日本示威游行真的是太无聊了。但这次福岛核事故后的反核运动，却非常有趣，载歌载舞、车水马龙，许多普通人上台演讲。在我看来，这次运动非常吸引人。

当然。但是也因人而异。一些比较古板的社会运动者，还不习惯这种新的运动形式，因此他们并不喜欢这些音乐等元素。他们认为这样的游行太不严肃，载歌载舞意味着你不够认真。但是在运动中，人们之间的这些分歧一点点得到解决，而我目睹了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这场运动很有趣，是因为它载歌载舞、有扩音系统等。但是之后我继续感到兴趣，则是因为各种各样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到其中来。这对于我这样一个社会学者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过程。

澎湃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你制作了《首相官邸前的人们》这部纪录片，原因是没有人去记录这场运动。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影像的形式去记录这场运动呢？这和用写书的方式去记录有什么不同吗？

小熊英二：我觉得用影像的形式去记录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些视频片段本身已经在网上流传。其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1960年代的很多运动都没有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我查阅了很多1960年代的文献、档案，但是档案资料并不能记录下运动现场的气氛——现场的声音，人们的面庞，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等等。这些信息对于社会学家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显示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社会阶层的人，参与了运动。因此我对自己说，用拍摄这部纪录片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

澎湃新闻：你所认识的那些运动组织者现在依然互相保持联络吗？

小熊英二：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保持很强的联络。当然，肯定有某些人离开了这场运动，加入了别的运动，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

而且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参加反核运动的人，和2015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参与者高度重合，他们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同一批人。

澎湃新闻：当外国人透过你的纪录片，看到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参与到抗议和斗争中来，他们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

小熊英二：有啊。一些国外的观众看完后说他们之前从来没见过日本人喊叫。他们以为日本人是个安静的民族，日本社会是个无声社会。看了影片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日本人也是人。

政治冷感和个人主义导致威权

澎湃新闻：日本人真的这么安静吗？还是说日本人其实也想在政治上发出更多声音？

小熊英二：基本上我认为所有人对政治都是有兴趣的。问题是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政治？家庭里有政治，公司里有政治，国家也有政治。有些人对于国家的政治失去兴趣，变得去政治化，但是每个人对于政治都有一种基本的能动性。说到日本的话呢，日本当然也有很多家庭里的、公司里的政治。

但是日本人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大环境下觉得自己可以变得政治冷感。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参与政治活动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是有保障的，于是在这一先决条件下，他们就开始享受去政治化的生活。

澎湃新闻：他们享受这种生活？

小熊英二：是的，因为潜意识里，大家是这样想的：我什么时候不想继续过政治冷感的生活，我就随时可以回来参与政治。但我觉得这是有某种危险的。世界上的每种权力都可能恶化，都可能致力于镇压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我担心这会成为日本的未来。

澎湃新闻：你在《1968》一书中认为“现代式的不幸”，而非“近代式的不幸”，导致了1968年日本学生“寻找自我”的运动。与1968年的日本类似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当今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当这些地方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式的不幸”时，是否可能寻找到新的道路？

小熊英二：确实，这类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 1960年代后期的年轻社会活动家们，是第一代必须应对这类新问题的人。 尽管他们有局限性，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表述新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抗议新的变化。 我们也从他们的活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更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进展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对于东亚和世界的新一代， 我不应该说太多，因为不同社会的情况是不同的。不过我觉得，现代社会造成了个人主义和政治冷感的态度，而个人主义和政治冷感本身又会导致许多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与社会的隔绝和孤立，而原子化的、被割裂的人们面对威权时是很脆弱的。换句话说，人的原子化会导致威权主义。现代社会中的人，往往是个人主义的和政治冷感的，同时他们还抱怨威权主义。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澎湃新闻：我们成天抱怨说人越来越原子化，孤独、无意义。你觉得可以如何克服这种情况？

小熊英二：这个太难回答了，哈哈。我们应该多和朋友聊天，和朋友一起行动，并且共同享受行动的各种后果。

世界上的每一个现象都有很多方面。很多时候，结果似乎令人失望。例如，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抱怨日本反核运动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这是和他们自己的期望相比。但我是社会学家，所以从运动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运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知道每一项活动或运动在开始时都是非常自发的，但这种自发性不会持续半年以上，甚至不到三个月——巴黎的五月风暴乃至前些年的阿拉伯地区的社会运动都是如此。我参加了反核运动，但是从运动一开始，我就知道核能产业已经在走下坡路。所以我的期望是，如果暂停重新启动核反应堆之后，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开来，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那这一运动将真正赢得胜利。我记得，大概是在2012年，一些活动家问我说，我们应该将这场运动持续多久。我回答说：如果你能让反应堆停运几年，那么整个核工业都会被迫改变。我对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经济转型等方面的知识有一定了解。我知道每一场社会运动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其结果总有很多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享受和朋友聊天，并且和朋友一起享受参与改变社会，并且享受每一个结果，因为每一个结果都有很多方面。我们应该乐观，也应该现实。换句话说，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过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