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魏晋南北朝史尚有余暇从事否？”——流金藏札中的周一良来函

年前，拙编《程应镠学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出版，“评论”辑收录了周一良先生致程应镠先生（笔名流金）的一通函札，是他读了流金师《南北朝史话》赠书的来信。我代拟了《〈南北朝史话〉读后的零碎意见》的篇名，在《后记》里说：“周一良先生那篇录自来函手迹，出自专家的评论尤应值得一提”。这通信函最先刊于拙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编年事辑》还引用了先师庋藏的一良先生的其他函件。目前收集最齐、由赵和平编的《周一良全集》出版在《编年事辑》前，故其书信部分未能将这些逸信辑入。今年恰逢周一良先生诞生百十周年，遂以流金藏札中周一良来函为中心，对有关背景与史事试作解读，意在勾沉两位前辈学者的学术交谊。

一

现存流金藏札中周先生的最早来函就是这封评论《南北朝史话》的信札，竖写在两张白纸上，全文如下：

应镠同志:

前承枉驾，适值外出，失迎至歉！钟翰兄送来大著，至深感谢。拜读之后，感到此书深入浅出，准确鲜明生动兼而有之，确实不可多得。说明您多年儧揅，积累富厚，脱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吴晗同志于地下!

读后有点零碎意见，不知当否，录供参考。

P11，“地方武力打败中央武力，这在南朝还是第一次。”南朝篡夺政权者，大都先经营其根据地，如刘裕之京口，肖【萧】道成之淮阴，肖【萧】衍之襄阳。迫近篡位之前，又往往先入建康，控制扬州，刘裕、肖【萧】道成皆如此。“第一次”提法似欠周密。

P21，“象蝇拂”，麈尾不是象蝇拂（或云帚），而是类似羽扇，日本正仓院尚存实物，敦煌壁画中维摩诘手中所执亦是扇状。

P55，“北魏称赫连氏为屈丐”，当是称赫连勃勃为屈丐，而不是整个赫连氏。

P85、陶俑图中“鲜卑服”，似是当时之“袴褶”，而汉服佣高髻耸立，恐是妇女，如此对照恐不尽恰当。

P104、五五七年当作五七七年。

书中对北魏统治者如道武、孝文帝等皆有肯定地方，于南朝的皇帝则一律否定，似可考虑。如刘裕，尤其肖【萧】衍，是否也应该说一两句好话？这些意见仅供参考。

我近两三年来重操旧业，再读魏晋南北朝史书，偶有笔记，积累成书后，当寄请教正。

你系张家驹同志是我老同学，他的夫人听说还在上海，不知有时晤面否？晤时乞代致意，并转告近况为盼！即致

敬礼！

周一良

七九、十二、十九

1979年12月上旬，流金师赴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会后因事赴京，往访沈从文等友人，12日返沪。其间造访燕东园周府不遇，故将原拟面送的《南北朝史话》托在京的王钟翰转致，他是流金师在燕大历史系高一届的同学，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这是周函“前承枉驾”云云的背景。

自遭丁酉之祸，流金师自述处境说，“谁都不会发表我的文章，更不会出我的书”。1962年，吴晗主编《中国历代史话》，拟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吴晗与流金师谊兼师友（详拙文《“所幸大家都还挺得住”——吴晗遗札钩沉》，载拙著《立雪散记》，商务印书馆，2020年），时任出版社社长的周游与流金师是燕京大学同学，经周游的建议与吴晗的赞同，流金师接下了《南北朝史话》。次年，吴晗通读了他写的南朝部分初稿，曾驰函鼓励。1964年，《南北朝史话》已看清样，终因政治大气候而遭封杀。所以周函说“脱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吴晗同志于地下”。

《南北朝史话》是流金师历经磨难后的第一部史著，初版于1979年10月，仅过月余，他借赴京之际登门致送，既表示尊重，也希望听取同行的意见。周先生来函既肯定其价值，也直抒己见，有商榷，也有建议，展现了前辈学人在交往中对学术追求的认真态度。对这部史话，周先生另有公开的评价，见其《纪念陈寅恪先生》（载《毕竟是书生》），他在回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指出，“这一领域的发展，还表现在断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现”，“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应镠的《南北朝史话》具有特色和深度”。还应补充两点：一是来函提及的史实性意见，该书再版时酌有修订；二是据流金师说，“这部史话的插图全部是从文先生选制的”（程应镠《〈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中译本序》），可见周一良与沈从文两位大家在“象蝇拂”与“鲜卑服”等看法上有所出入。

来函中说“两三年来重操旧业”，即周先生自谓的“重拾旧欢”；而“再读魏晋南北朝史书，偶有笔记”，足见他已有积累笔记成为专书的设想，尽管《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六年之后才付梓问世。

现在已难确证两位前辈何时正式订交。周一良先生1935年夏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即“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作了研究生”；次年暑假便南下受聘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流金师1935年夏才考入燕大历史系，两人虽在燕大有一年交集，但一是研究生，一是本科新生，迄今未发现他俩在这一年间有直接交往的记载。

函中关于张家驹那段值得稍作说明。据《钻石婚杂忆》，周一良先生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那一届学生仅他与张家驹、刘选民三人。1935年，三人毕业，他与张家驹在燕大还共读了一年研究生，与刘选民则“未通音信”。1954年，流金师创建上海师院历史系，张家驹应邀共事成为挚友，直到七十年代去世。故张家驹是流金师与周先生在交往中的共同友人与话题，这在周先生其后来函中也有反映。

二

次年，周一良先生再函流金师：

应镠学长：

史学会上得晤谈，极快！遵嘱将拙作札记中有关崔浩一则录奉，请审定！如无问题，请即交付《文史论丛》编辑部，并希转告，不用即退回为盼！祈时赐教益。即致

敬礼！

一良谨上

八〇·四·十九·

燕东路24号

信函竖写在半张三百格文稿纸上，“拙作”两字字体略小表示谦抑；“燕东路24号”（应作“燕东园24号”）是流金师笔迹，当是记以备忘的。

自1979年复出后，流金师在史学界的活动颇为频繁，次年春参与筹备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两位前辈“晤谈极快”就在这次会上。流金师与当时主政沪上《中华文史论丛》的钱伯城先生也称稔熟，故代刊物在京约稿。由他转交的周先生那篇札记，即发在当年第4辑上的《关于崔浩国史之狱》。

1984年11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大会上提名推举研究这一断代的前辈知名学者出任顾问，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缪钺、谭其骧、吴泽、熊德基、谷霁光、程应镠、韩国磐与田余庆同为顾问。据与会的严耀中兄回忆，流金师是由周一良先生提名而获得通过的。

这年岁末，流金师与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委托出版社分寄学界师友。周先生收到后，驰函鸣谢：

应镠同志：

承赠《历史大辞典·宋史册》已由出版社寄到，感谢之至！前者永兴同志带来您在贵校校刊所载纪念家驹兄文，情文并至，感人良深。夏间家驹夫人曾偕其孙男来京，到舍间盘桓数日。小男孩聪颖沉静，前途大有希望，家驹可以瞑目矣。耀中同志近有信来，请转告他，引用我的话无意见，只是未必中肯耳。我兄想继续宋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尚有余暇从事否？我近来体力虽未大衰，记忆却锐减，悟性更差矣。不一一，即致

敬礼！

弟一良谨上

八五，三，八

李、严两同志问好

来函竖写在北京大学信笺上，“舍间”与“弟”字体均略小以表自谦。附笔中的“李”，即李培栋，他是上海师院历史系首届留校的毕业生；“严”，即信中提到的严耀中，他是流金师的首位研究生；两人当时都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故与周一良先生有交往。除致谢外，信件内容颇丰富。首先是关于共同亡友张家驹的。永兴，即与周先生同系的王永兴先生，与流金师是西南联大同学；1984年冬，应邀在上海师大讲学十天。由他带去的纪念张家驹文，即《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是流金师1984年为张家驹逝世十周年而作，最先刊于同年3月的《上海师大》校刊上。周函告知去年夏间张家驹夫人在周府“盘桓数日”，联系前揭周先生1979年来函，曾询及流金师与张家驹夫人“不知有时晤面否？晤时乞代致意，并转告近况为盼”，则其时与张家尚未联系，可知在他与张家恢复往来中，流金师曾经穿针引线。1984年，在张家驹去世十年时，流金师写了“情文并至”的纪念文章，周先生更邀请亡友夫人携孙来京，入住其家，“盘桓数日”。据《钻石婚杂忆》，张家驹夫人杨淑英是燕大社会学系学生，与周先生的夫人也是好友。前辈学人笃于旧情的待人之道，也确实“感人良深”。

其次是提及“耀中同志”那句。蒙耀中兄告知，在一次会上，他向周先生请教《魏书》中“羽真的‘真’”的释义问题，周先生认为：北魏史上“羽真之‘真’，疑是鲜卑语中××者的尾音，意为‘者’。如称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以及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转引自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193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耀中兄颇受启发，进而推测羽真也即分部制中“大人”的通称，遂致信周先生，拟在自己研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时引据他的论断。周先生表示“无意见”，但仍留下探讨的余地，显示他严谨而开放的学术态度。

最后是探询流金师的研究取向。复出以后，流金师主政上海师大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一方面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系列论著，其中大多在六七十年代已有积累，一方面在宋史领域投入了主要精力，包括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撰著《范仲淹新传》与《司马光新传》，培养宋史研究生等等。周先生知道流金师为赓续张家驹开创的上海师大宋史传统，主动调整了学术方向，但内心仍企望他继续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故殷殷询问“魏晋南北朝史尚有余暇从事否？”

这年，流金师邀约周一良先生来校讲学，当获悉严耀中兄转告周先生与他谈起此事并且应诺，便再函敦请。于是，周先生再次来函：

应镠同志：

奉到大札，惶恐之至！前者与耀中同志谈及，是想在研究工作新有所得后，再到贵校“叫卖”，至早恐须到明年了。今年已离京三次（东京、巴黎、新疆），没有坐下来读书，乌敢谈“讲学”耶？

现在拟搞点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先从这个时期的史学入手，并试探南北文化之异同。题目较抽象，尚无眉目也。你校亦发展“敦煌学”方面,延永兴同志讲课，是大好事，预祝顺利。并致

敬礼！

一良谨上

八五、九、十一

来函仍用北京大学信笺竖写，落款署名用小字。函中说及正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谦称“尚无眉目”，但仅过两三个月，即当年12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与《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相继改订完稿。他的《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虽刊于1990年，文末注明也是“修订旧稿”。从此函披露“先从这个时期的史学入手，并试探南北文化之异同”来看，他似乎已成竹在胸。周先生后在《我和魏晋南北朝史》里说：“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可见周先生对这一研究的定位与自许，而这封信札也提供了这一研究的轨迹。

函末关心与祝愿上海师大发展敦煌学，其背景是流金师在八十年代初即为上海师大中古史研究擘画了两大主攻方向，即宋史与包括敦煌学在内的唐史研究，特聘王永兴先生为兼职导师，延请他前来讲学，即与后一主攻方向有关。

三

1987年，收到流金师去年梓行的《范仲淹新传》，周一良先生来信致谢，兼作评价：“尊著深入浅出，无一事无依据，而文字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尤其穿插大量诗句，而叙友朋关系，烘托传主，更觉形象丰满。书中论到县专人选及办学等条，今日读之，也大有现实意义。”此信原件已佚，仅存师母李宗蕖先生摘录的抄件，并标注“周一良，87.3.3”。是年秋季起，流金师即缠绵病榻，再也没能亲笔致函友人。1992年，他久病中收到周先生来信：

应镠同志：

日前晤王永兴同志，询及吾兄，知违和已久，迄未痊愈。归家即收到大作《司马光新传》，为之欢慰！《新传》论断公允，文笔清新，不胜钦佩。忆昔年拜读尊著《六朝史话》，深入浅出，印象极深。惜病魔作祟，影响工作，唯盼早占勿药也。匆匆奉谢，并致

敬礼！

周一良

九二·四·四

来函竖写在北京大学便笺上，“大作”提行另起。《司马光新传》是由家属寄赠的，周先生的来信评语与前引抄件中的评价《范仲淹新传》颇相近。所说《六朝史话》乃《南北朝史话》之误书，而“印象极深”却是真实的感受。

1994年7月，流金师久病而逝。这年，弟子们为纪念他从教五十周年，原拟出版其史学论集《流金集》，但书出已是次年。师母李宗蕖先生将《流金集》寄赠师友，10月先后收到周一良先生两封来函。先录第一封：

宗蕖同志：

奉到惠书及应镠同志遗集，不胜感谢！应镠同志治学，微观上考据精密，宏观上论述新鲜，一代史家，令人钦服。而过早逝去，至堪痛惜！将来令郎如能整理旧稿，公之于世，不胜企盼。来函谦称，实不敢当。我与令兄宗瀛同志，在燕京宿舍曾对门而居。小儿学画，师从宗津同志，获益甚多，至今不敢忘也，匆此奉谢，

并请

秋安！

周一良

九五、十、二

次录第二封如下：

宗蕖同志：

惠书及应镠同志遗集皆收到，至为感谢！应镠同志博雅淹通，才华横溢，而天不假年，过早仙去，实堪痛惜也！

惠函所用谦称，万不敢当。昔在燕大，曾与宗瀛同志宿舍对门而居。小儿复从宗津同志学习绘画，获益甚大，至今铭感不忘也。

余不一一，再次申谢。并致

敬礼！

周一良

九五、十、十三

迁居忙乱，遗失地址，此函托永兴同志代寄。

两信都竖写于北京大学信笺，两处“小儿”俱作小号字。当年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我对其一事连发两函颇感怪讶，仅录前一信。后在赵和平编《周一良全集》书信部分见到他的另一便笺：

永兴同志：

我有致程应镠夫人函，因搬家忙乱，遗失地址，请你给加封转寄，多谢！手指僵直，书不成字，乞谅！

敬礼！

一良上

九五、十、十三

三信比照，推绎原委，对周先生为何先后发出内容雷同的两通谢函，始获合理的解释。据《钻石婚杂忆·住房问题》说：“直到1995年10月10日，我们才告别了燕东园。”则周先生收到来函与赠书时，正忙于迁出燕东园，不难想见其头绪繁多，事务杂乱；但来函与赠书理应作覆，10月2日在忙乱中作复寄出。等迁居停当，整理书物时又见赠书，或许忘却前信已寄，为不失礼节便再作覆函，但原信地址遍找不得，故托王先生代寄。这一过程，也反映他对流金师交谊的重视。

师母李宗蕖先生去函谨用谦称，周一良先生感觉不安，覆函得体地举证自己与师母两位胞兄的交往，间接表明双方的平辈关系。李宗瀛是师母的四哥，与流金师相继是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与周先生对门而居应在1936年由燕大医学预科转入历史系后，但周先生同年暑假即已离开燕大，故对门时间应该不长。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是师母的小哥，1966年岁末从中关园原独立户型被迫迁入燕东园33号，相距周府不远，随其学画的小儿即周一良先生的幼子启锐，这有其《已不是书生》的回忆可证：“李宗津夫人周珊凤是我母亲西语系的同事，我于是自报家门，投身于李先生门下学画。接触到正规的学院派西洋油画，受益匪浅。”但好景不长，仅“投入李先生门下一两年时间”。

再仔细吟味周先生两函，虽都评骘流金师，侧重却有不同。前信说他“微观上考据精密，宏观上论述新鲜”，主要着眼于史家治学的特色；后信说他“博雅淹通，才华横溢”，则从整体上推许其才学。两者结合似可视为对亡友的知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