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十卷

钱穆一生著述甚夥，身后结集为《钱宾四先生全集》，洋洋五十四册，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印行。前些年北京九州出版社推出《钱穆先生全集》，共五十七种、七十册。大约可以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是钱穆几种特别有名的专著之外，最值得阅读的。毕竟，通常认为钱穆擅长史学，尤以学术思想史研究功底深厚，贡献卓著，影响深远。

九州社《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钱氏《论丛》，大陆目前有三种版本，一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八卷本，2004年出版后未再版；二是三联书店版，2009年初版，2019年再版，也是八卷本，在大陆较为通行；三是九州社的十卷本。

这套《论丛》我很多年前就想通读，安徽教育版和三联初版应该都买过，结果却束之高阁。去年暑假从大学图书馆借来联经版，将前八卷通览一过，自是受益匪浅，对于最后两卷，翻翻目录，却有点迟疑，没有一气读完。第九卷还好，先挑自己感兴趣的几篇读了，而后将剩余篇章也过了一遍。至于第十卷，光看目录，就兴味索然。该卷前五篇谈孙中山，接着是十几篇“总统蒋公”，剩下一半篇幅讨论时政，主要是谈他对大陆局势的看法。不过，搁了一阵之后终于还是将第十卷通体读了一遍，感触良多。

通览《论丛》前八卷，或前九卷，我看到的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学术深有造诣的史学家——观点对错、论述是否周密暂且搁在一边（实亦无力置喙），无论如何得承认著者文史兼通，淹雅博洽，深造自得，多有创获。而读罢第十卷，尤其是那些左一句“总统”右一句“蒋公”，使人不禁怀疑这位史学大家对现实的理解能力、对政治的把握能力，进而对他的历史研究也不免惶惑起来。

一堆“蒋公”

且来看看钱穆这些“总统蒋公”吧。先看目录：

《蒋“总统”七十寿言》（1956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

《“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1966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

《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原载1968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1975年10月16日故“总统”蒋公奉厝大典，《“中央”日报追思特刊》重载，改题《蒋“总统”之高瞻远瞩》）

《“总统”蒋公大寿祝辞》（1973年10月30日《青年战士报》）

《蒋“总统”与中国文化》（1975年10月12日《联合报》）

《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1975年10月16日《“中央”日报》

《“总统”蒋公奉安诔辞》（1975年4月16日《青年战士报》）

《蒋“总统”的哲学与思想第一讲》（1976年故宫博物院追思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讲演辞，载是年4月6日《中国时报》）

《蒋“总统”的哲学与思想第二讲》（1976年5月8日庆祝“国军”军官深造教育75周年纪念会讲辞，载于是年7月7日《中国时报》）

《纪念“总统”蒋公九秩冥诞谈复兴中华文化兼觇当前国运》（1976年10月31日《中国时报》）

《故“总统”蒋公逝世三周年追思》（本文作于1978年3月）

《蒋故“总统”与中华民国——蒋故“总统”之政治事业》（1980年4月2日《“中央”日报》）

《先“总统”蒋公逝世七周年纪念辞》（1982年4月5日《青年战士报》）

《先“总统”蒋公九六诞辰献辞》（1982年10月31日《青年战士报》）

看这些标题，大致就可以揣测其内容与旨趣。限于篇幅，此处略微寻章摘句，以见一斑。譬如，1956年，为庆祝蒋介石七十寿辰，钱穆写道：“论蒋先生之所遇，实开中国历史元首伟人旷古未有之一格；而蒋先生之坚毅刚决，百折不回之精神，诚亦中国旷古伟人所少匹也。”到了1973年，颂寿祝辞则说：“不仅为国家民族作救星，亦将为世界人类辟坦道。其为仁术，乃大莫与伦。”对于这类修辞，套用当下流行的话，一个是“真敢写”，一个是“真敢受”！

《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这篇略好，至少从中可知蒋介石曾在孙中山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复兴文化“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纲领。钱穆对这三纲领解读道：

或曰：“总统”提倡文化复兴之三纲领，伦理所以“尽己性”，民主所以“尽人性”，科学所以“尽物性”。窃谓“尽物性”亦当归本于“尽己性”。

《蒋“总统”的哲学与思想》两篇，或值得稍作解说。在钱穆看来，蒋介石自然是有哲学思想的，而且博大精深，所以带着“十分惶惭”的心情讲解“蒋公”思想。蒋介石著有《科学的学庸》一书，上篇为《大学之道》，下篇为《中庸要旨》，也就是说，这是蒋中正讲国学。而钱穆号称“国学大师”，由他来解读一位“国学领袖”的思想，可谓适得其所。比起纯粹的歌功颂德，这种“思想诠解”还算有一定的价值。

实际上，除了上述篇什，钱穆还有不少文字跟蒋介石有关。比如，《周公与中国文化》（《论丛》第一卷）是1956年为庆祝蒋介石七十诞辰而作的，《儒释耶回各家关于神灵魂魄之见解》（《灵魂与心》）是1956年8月5日应“总统”询问而写的，《明初朱子学流衍考》（《论丛》第七卷）是1976年为纪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而作的，《治统与道统——从中国文化看国父与故“总统”孙蒋二公及当前之学术界》（《论丛》第九卷）则是1977年4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纪念蒋介石逝世二周年之际的演讲辞。

“屡蒙召见”

鄙见以为，在这一堆“蒋公”中，《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以下简称“《召见》”）也许是最值得一读的。1974年，钱穆写了《八十忆双亲》一文；1975年蒋介石去世，应报社约稿，钱穆撰文回忆“总统”召见之事。他在文中表示，“屡蒙总统召见一事，厥为我平生经历中一大事”。这话并不夸张，与蒋介石的关系，扩大一点说，与蒋氏当局的关系，对钱穆1949年之后的人生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钱穆

据《召见》所述，1941年春末，钱穆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作短期讲学，蒋委员长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电话召见，但钱穆当时已返回成都，便婉拒了。翌年秋，委员长到成都，召见一百余人，住在成都北门外二十余里的钱穆是其中之一，第二天复与蒋介石谈宋明理学，尤其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诸家。蒋氏热衷传统文化，尤其推崇宋明理学，这正中钱穆心坎。与最高领导人初次见面，“却即谈到理学上，而这正是我内心平日最看重、最爱研究的一项学问”。“我虽第一次获见政府最高首领，又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欢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初次谒见，竟然让钱穆产生知己之感。

1942年冬，因病赴成都疗养的陈布雷通知钱穆，来年春必蒙召见，应早作准备。果然，1943年春，钱穆奉召赴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并在蒋介石指示下，前往谒见吴稚晖。1944年冬，复蒙召见，再赴中训团高级班演讲，并奉命编纂《清儒学案》，遗憾的是四十万字的手稿在教育部搬迁途中沉于长江。

此后，钱穆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50年冬到台北，曾向“总统”报告新亚情形，恳请援助，得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到数年后新亚获得耶鲁、哈佛援助才停止接受这笔款项。“此后我每年必来台，每来必蒙总统召见，或赐茶，或赐宴，从容垂询，必历时始退。”有一次蒋介石身着中山装返回官邸，碰见钱穆，当即换穿长袍马褂，这一细节让钱穆“怀忆无穷”。

1960年3月，将再次进行“总统”选举。而在1959年9月，钱穆到台北讲“民族与文化”。有一天蒙受召见，发生了如下对话：

“总统”问我：“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我答：“无此事。”“总统”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我言：“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1950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我又言：“我曾面劝总统抽身下野，乃在成都初谒总统时所言。”“总统”言：“汝那次所言，我常忆在心。或许汝当时所言，诚对国事有益。今且问汝对此次选举之意见？”我答：“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预其意见。我当时劝总统下野，因见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开历史上未之前有之大业；而此下形势所迫，广州再起，在国人心中，一若仍为一未成功人物。此对国人对我民族国家前途信心有损。总统抗日成功，亦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勋业。若总统在胜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样在国人心中，或可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响。我当时意见只如此。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这段话，是期望读者藉此了解一介知识分子在强权领袖下的姿态，稍微抽象一点说，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知识人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个对话赤裸裸地暴露了权力的蛮横无耻、知识分子的懦弱卑屈。钱穆这一番回答，实在叫人五味杂陈。对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所谓“国学大师”，他的身子，连同他的学问，让人感觉渐渐矮下去了。

点滴杂感

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理解钱穆这些歌功颂德的举措。钱穆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比如，蒋介石日记及港台档案里是否有相关材料，若能爬梳整理出来，对于进一步理解钱、蒋关系，必然是有益的。

再则，资料编辑对论世知人有何影响。倘若一直只读《论丛》前八卷，突然读到后面两卷，尤其是第十卷，对钱穆的印象会发生怎样的改观？这是阅读史、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浅尝辄止，最多只能算一个引子。不过，它确实引人深思。

上面提到，钱穆屈从于权势、献媚于当道，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治学的成绩。更进一步，甚至有人会极端地认为，钱穆所心心念念的儒学在权力面前就是奴颜婢膝的，儒学是权力的帮凶，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与之相对，很多人认为，几乎被钱穆视为眼中钉的胡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代表了历史的正向。因此，胡适是高于钱穆的，甚至认为胡适对中国传统即“八股、小脚、太监”的解读，比钱穆的“温情与敬意”更有道理。这些恐怕都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意见的流行，反映了某种希望和寄托，不能视而不见。这里面的关键有二：一是如何找到适于比较的基准——否则很容易“失焦”，或者牛头不对马嘴；二是如何把握尺度——增之则太长，减之则太短。

当我们说钱穆无视现实、逢迎权势时，是否意味着一定要贬低他的学术成就。如果有人主张，对一个人的政治判断的了解，丝毫不应该影响对他学术研究的评判，那大概只能是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能因为胡适所坚守的自由主义，就过高评价他的学术成绩吗？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刮过数十年、乃至一百年后，再去评判胡适的学术，肯定和新文化初起时是相当不一样的。毋庸置疑，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关键在于如何较为准确地衡量和把握。另外，特别重要的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本身也应该成为检讨的对象，而不是视为天经地义的、无可置疑的。它本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然而不幸的是却成了很多研究者努力的终点。如潘光哲先生所指出的，“为何胡适没有深入思考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与缺陷，反而成为了‘美式民主的拜物教徒’，这一奇怪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纪要｜【文研论坛170】胡适的生活世界》，2023年2月23日）实际上，胡适身上有着浓厚的“科学崇拜”（即“科学主义”）和“民主崇拜”，如果能够得到比较透彻的研究（对“科学主义”学界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后人才能真正在胡适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研究一个人，本来是为了整全的理解（不是出于“原谅”“辩护”那种“理解”），结果却异化成以“研究”为手段、为幌子的“崇拜”，这在我看来是本末倒置，既违背了学术的初衷，也毫无思想的力量。

回到钱穆身上。儒学在权力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的吗？是不是孔孟思想阻碍了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了呢？这些问题太大，写几本书也检讨不完。简单地说儒家造成了“专制”，恐怕是过于直线思维了；完全否认儒家与“专制”之间的关系，恐怕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历史太长，我们且放在一边，不妨看看与钱穆同时代的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等人的意见，显然他们就不像钱穆那样试图接近权势、依赖权势。钱穆致力于为传统政治辩护，否认“专制”，而徐复观曾撰写《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对钱穆作了严厉的批判。张君劢长达三十万言的《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更是与钱穆《中国传统政治》针锋相对，对后者作了严厉的驳正。关于这个问题，任剑涛教授先后撰有《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文史哲》2007年第2期）、《“良知的迷惘”——徐复观、张君劢与钱穆的政治儒学之争》（《清华社会科学》第1卷第2辑，2020年；感谢清华大历史系张琦兄惠助），值得参阅。相比之下，有些讨论钱穆政治观的论作，就显得太浅薄了。

当然，这里无意说徐复观、张君劢就是正确的，钱穆就是错误的，这种判断过于粗暴，失之简率。钱穆诚然对中国历史研究了一辈子，有很多洞见，有很大的贡献，但他并不是神，他的探索也是站在一定角度去观察的，这是他锐利的地方，也是他产生认知偏差、认知障碍的地方。他是在哪里跌倒的，为什么会跌倒？这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钱穆如此，胡适也一样，他们都不是全知全能的。这本是常识，但很多研究者一旦陷入资料的海洋，不知不觉就迷失了自我。学界有两种怪现状：要么不仔细阅读他所呵斥的对象的著述，只是由于理念不合，甚或源于人云亦云，最终凝固为牢不可破的成见；要么过于沉醉于研究对象的境地，对其奉为圭臬，视若神明，差不多认为只要这尊神一出山，世界就太平了。这是两种极端的现象，但现实中并不少见。

其实，今人研究前人、古人，无非是希望在具体时空下理解其所作所为，了解其长短利弊，从而汲取智慧，反躬自省，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当然，这恐怕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毕竟研究者也有各种短板，而且时移势易，到头来也许仍会感叹“只缘身在此山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结尾，但愿它是一个启人遐思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