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成功的跨界写作——评周励新作《亲吻世界》

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联合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地方治理与民间社会，主要著作（包括合著）有《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等。

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结识了作者周励女士。周大姐的微信群里讨论李敦白，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起我做过李的口述历史，由此被拉入这个卧虎藏龙的微信群。稍后周大姐到北京开会，就认识了。

这位大姐比我年长十多岁，但是，与她在一起，只会感觉她比我年轻。这是一位外在和内里都似一团火的女士。穿着不是大红，便是大花，完全不违和，恰恰相反，好像只有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才配她。她的思维的活跃，行为的敏捷，以及敢说敢当，见义勇为，处处表现出一个“壮”字，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壮，不是老当益壮的壮。

《亲吻世界》所写皆经作者亲身游历，可以说是一本游记；但如果仅仅视为游记，则明显低估了它的内涵和价值。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又是一本学术作品，也是一本思想作品。这倒与作者的身份本来难以界定相合。周大姐是三十年前的畅销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她是激情似火的旅行家，已经游历世界130多个国家，探险南极点、北极点，探索珠峰和攀登马特洪峰；她是好学深思的学者，二战史尤其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史的探究者，旅行时不但带着问题，而且带着书籍；但或许最重要的仍然是她的主要身份——文学家，所以能用最贴切的语言呈现她的所见所思。

《亲吻世界》的英名为“探索世界”（Exploring the World）,由三部分构成：被遗忘的炼狱：跳岛战役探险录；亲吻世界：镌刻在心灵岩洞上的壁画；燃情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峰逐梦。这里只谈第一部分。

这部分主要根据作者近年来对跳岛战役展开的实地考察写成。之所以标以“探险录”，据作者自叙，“因为时而浮潜海底‘战争坟墓’,时而须雇直升机或单人小飞机飞往小岛，浓雾大风与突降暴雨都带来心理挑战，是名副其实的历险记。”她“先后踏上了贝里琉岛、塞班岛、天宁岛、关岛、冲绳岛、科雷吉多岛、吕宋岛等太平洋战争遗址,怀着震惊与感伤，我像考古学家一样仔细发掘历史上或有或无记载的实物与事件，并去华盛顿海军陆战队硫磺岛战役博物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考证核查,为的是探讨战争原貌中的人性及狼性，有时甚至是人性至狼性的转换,解开鏖战杀戮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秘。”（自序）

这部分关于二战历史的写作，从历史学的专业标准衡量，既有史料发现，又有考证辨伪，还有主题升华，不但合格，而且称得上佳作。

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可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体现了作者发掘史料的敏感和能力。作者在贝里琉岛的日军墓园入口处，发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所立的一块石碑，碑文为：

从世界各地来这里重温如烟往事的人们应当被告知:日本官兵在这场战役中是多么勇猛、爱国、顽拼死守贝里琉岛,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 

据作者考证，这块石碑此前不见于任何记载，完全是她的“田野调查”发现。她就尼米兹石碑评论道：“在败者面前，王者的谦虚、对失去生命的悲悯与对军事专业领域勇猛同行的敬佩，都放射着人格与教养的魅力光芒！”须知，原以为只需4天即可完成的夺岛之战，最后整整延续了72天，美军伤亡15000人，而日军的死亡人数仅为10695人。

第二个例子，则体现了作者缜密的考据功夫。发生于1945年2月19日至3月26日的硫磺岛之战中，出现了一件获得普利策奖的伟大摄影作品——由美联社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拍摄的《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照片上六位美军战士正在折钵山上奋力树起国旗。这张照片拍摄于2月23日，发表于25日的《纽约时报》，当时战役刚刚开始（没有预料到持续这么久）。战后，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的马歇尔大道上，建起根据这张照片制作的大型群雕，基座上刻有六位战士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海军医院的医务兵约翰·布莱得利，他的儿子詹姆斯·布莱得利2000年写了畅销书《父辈的旗帜》，并被好莱坞搬上银屏。

然而，这张象征着美国“国魂”的照片近年来受到了质疑。几位二战史研究者从2014年起细心研究硫磺岛插旗行动的录像和影集，发现六位插旗手中有两位身份鉴定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照片中有两个人其实是别人。2016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约翰·布莱得利没有参加这次插旗行动，照片上被认作他的那个人应该是哈洛德·舒尔茨。此时两人早已去世，在他们生前，前者一直回避谈论插旗行动，后者也从未告诉军方真相。《父辈的旗帜》作者小布莱得利随后发表声明，称他的父亲不在这张照片中。军方根据考证更换了雕像和名字。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9年10月，海军陆战队又发表声明，说以前一直被认为升旗手的雷内·加侬也不在六人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哈洛德，哈洛德·凯勒。凯勒的女儿说父亲生前从未提起他参加了硫磺岛插旗。于是，塑像和名字做了再次更换。此事给美国英雄蒙上阴影，有媒体称被更换的两人为“假冒者”，加以冷嘲热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位“假冒者”为何接受本不属于他们的至高荣誉？而两位被替换者为何不站出来声明照片上的是自己？周励决定一探究竟。她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认真查阅原始资料，反复比对当时录像和系列照片，终于查明真相：折钵山插旗是一次由四十多人参加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六人小分队行动；共有两次插旗行动，第二次行动是将一面更大的旗帜取代第一次较小的旗帜，以便更远处的美军看到；《纽约时报》发表的照片拍摄的是第二次插旗的情形；布莱得利在第一次插旗照片中；通讯员雷内·加侬则是把第二面国旗送到现场之人。

所有人都是英雄！

那么，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为何所有人都没有及时纠正呢？作者做了合理推测。首先，照片拍摄于枪林弹雨中，照片上的六位战士都是背面，穿军装，戴头盔，动作幅度大，如果不是非常熟悉他们的人，则辨识有难度。第二，这些身在战场的人并不知道报纸发表的是哪一张照片，当长官前来核实时，他们都如实回答参加了插旗行动。第三，当插旗英雄登上美国各大报纸头条的时候，照片中六人已有三人牺牲，4月初，官方把他们认定的另外三位战士接到华盛顿，接受包括总统接见的巨大荣誉，并到各地巡回演讲协助推销军券，很可能，被错认的两人曾经报告过被错认的事实，但进入官方渠道之后，实际上很难再回到战场上去寻找另外两人来代替，只好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当然只是推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旁证。活着的三位插旗英雄中唯一没有搞错的一位艾拉·海耶斯的悲惨结局，说明英雄光环带来的更多是不堪承受之重。海耶斯面对英雄的称号深感愧疚，他说：“我所在的排45人只有5人生还，我所在的连125人中只有27人幸存，一闭上眼睛，就是我那些倒下的战友们，他们脸上满是鲜血，眼睛瞪着天空。他们死了,我却活着!我怎么会是英雄?” “世界上最恐怖的是你周围的人都阵亡了,你却站在领奖台上，让别人在你脖子上挂五颜六色的奖牌!也许那些当官的不在乎，但我在乎!请不要纠缠我了!”海耶斯很可能患上了老兵中常见的“应激性创伤心理障碍”，他甚至没有等到推销军券结束就独自离开了全美巡回演讲，后来更多次因酗酒被捕，硫磺岛战役后十年——1955年，他因酗酒跌入冰河死亡，年仅32岁。这样的心理也许同样可以解释两位“被假冒者”的默不作声；而如果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无奈的话，两位“假冒者”的沉重和痛苦只会更甚。毕竟，他们背后是6821位硫磺岛的阵亡将士。

每个国家的英雄都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和灯塔，不容亵渎。擦去他们身上的灰尘和污垢，是每一个后代的责任，更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需要记取：真实是决定勋章成色的关键原素；只有真实，才经得起各种质疑和考验，才能使高贵的勋章永远闪闪发光。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见，作者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做深入细致的资料收集和考辨工作，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推论，得出确定的结论，并用优美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充分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功力。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跨界写作。

作者站在人性和文明的高度，评判七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场导致几千万人丧生的罪恶战争，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作者不遗余力地加以谴责和鞭挞，一再呼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远离战争。但她没有把日本军人写成恶魔，实际上，她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深切的同情甚至尊敬。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脱亚入欧”基本国策，一些精英人物（包括军方精英）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系密切且有相当认同，从他们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对美作战。如偷袭珍珠港行动的指挥者山本五十六曾在哈佛大学研读，他在偷袭成功的第一时间就感叹：“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日本悲伤的日子很快将会到来。”一年半之后，山本的座机在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尼米兹成功截击，机毁人亡，尸骨无存。同样尸骨无存的还有硫磺岛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栗林忠道及他的朋友和部下西竹一男爵。

栗林忠道出身于武士世家，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后虽从军，但始终热爱文学，1927-1931年间他先后两次出使美洲，任驻美国及加拿大武官，并曾在哈佛大学研习军事，是日本陆军中少有的“亲美派”和熟悉美军的高级将军。栗林于1944年底被派往硫磺岛驻守，此时日本已国力空虚，其所部只有一个临时拼凑的陆军师团，唯一的精锐是西竹一中佐的战车联队。他自知必死，也自知其使命是尽量打击美军有生力量，并尽可能拖延时间。他把折钵山掏空，建造立体式防御阵地，硬是把美军预期5天的战斗拉长为36天，并使美军大规模死伤。他是美军公认的日本第一名将，但他也是一位温柔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后来发现的埋于地下的“硫磺岛家书”中，栗林写给家人的书信感人至深。

西竹一男爵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马术冠军，是一位风靡加里福尼亚的日本贵族美少年，是许多美国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硫磺岛战役中，西竹一的战车部队拖住了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后来美军得知对方指挥官是西竹一，曾以高音喇叭劝降，称“世界将为失去奥运马术中的西男爵而惋惜”，但西竹一从未回答。至今，西竹一的长子西泰德任副会长的硫磺岛协会——旨在挖掘收集硫磺岛日军战死者的遗骨遗物——仍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就连战争后期那些驾驶自杀式飞机袭击美国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少年，也不见得都认同这种疯狂举动。司令官给了23岁的关行男作为第一支特攻队队长的机会,关行男刚新婚四个月，他闭上了双眼，低头沉默了10秒钟，随即答应了。在临行前，关行男对海军报道员说:“我有即使不冲撞敌舰也能用炸弹命中的自信。如果让我们这些优秀的驾驶员去白白送死，日本的未来很灰暗。我不是为了天皇阁下也不是为了日本帝国，而是为了妻子和最爱的人去死。怎么样,是不是很潇洒?”

作者不禁向苍天发问：“谁打死了他？是美军的炮弹？还是裕仁天皇膨胀的野心？”她不断对进行“洗脑打鸡血”的战争罪魁加以诘问和谴责。

一旦被战争机器卷入，个人品性和个人意愿将无足轻重，也不足以减轻其罪责。但是，制造战争的制度和发动战争的决策者，无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