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被战争改变的近代中国

6月16、17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战争与近代中国之形塑”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举办。

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帆教授主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武教授首先做了基调发言《民族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变迁》，他指出，战争对近代中国带来的影响有以下四点：一是导致西欧列强主导的非正式帝国秩序取代了宗藩体制，二是变外战为内战，导致国家的军事化与国家体制变迁；三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自我认知的整体负面化，四是战争记忆与记忆中的战争。

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主持会议，上海社科院周武教授基调发言

中国美院高初副教授的论文为《摄影的制造与传播：从边区到新中国》，他认为：中国的摄影在战争爆发、民族危亡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其意义系统从拍摄者转向到观看者，摄影的评价效果也开始重于触动观看者的情绪和激发其行动。“作为仪式的拍照”和“革命时期的宣讲式的观看”成为自战争时期至新中国，乃至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摄影的两个核心概念。战争时期的摄影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新闻记者，他们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展出之后留下来的相纸，而在于观者在这一现场“心里燃起一股热力”。这些无形的，在革命构造中产生的动能，才是在历史语境中对他们的生涯真正的评价。

华东师大历史系瞿骏教授则考证了1921年一则针对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谣言，谣言指责他在广东“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涉及“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即面对的挑战和困境等大问题。

辛亥革命史与清遗民研究积累丰厚，但对武昌起义至民国成立过程中的“殉难”官绅，却鲜有论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沈洁副研究员的论文《辛亥殉难：共和语境下的“忠义”书写》通过梳理殉难史事，并陈说与之相关的褒忠传统及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型，使我们或可以在“革命”表述之余，去观察现代中国的另一种开始：在一个“反传统”为主流叙事的年代，中西政教文化激烈对峙，“殉节”意味着对某种“不可变动”的秩序之坚守，它所关联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力量是“忠义故事”所要提示的，多层次、多义与复杂的辛亥年。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沈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健副教授以太平天国战争与咸同以降清朝的制度变革为例，分析作为清王朝重要的传统财源与王朝国家根本制度的漕粮与漕运，在19世纪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明初以来延续400余年的漕粮河运制度趋于解体，代之以漕粮的采买海运与折征折解这两种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漕运制度是向着所谓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的。漕粮的折征折解、采买海运逐渐替代了本色河运，其背后是市场逻辑对于贡赋逻辑的取代。类似的从战时权宜历经善后，成为清季新章者，并不限于漕务，也包括厘金、勇营、局所等等，涉及省以下财政、军事、行政等各个层面，引发了晚清权力格局的变动。

咸丰十一年，原云南布政使调任陕西巡抚邓尔恒于云南曲靖途次遇刺，云南巡抚徐之铭被认为有主使之嫌疑。滇省武人跋扈，形势险恶，受命查案的张亮基、刘源灏等人，俱不敢前往。在此情况下，潘铎被起用署理云贵总督，查办此案，历经波折，到达省城，调查案件，为缓和局势，多为徐之铭缓颊。未几，因灯宵之变亦被杀害。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晓川副教授梳理了这两起封疆之臣被杀事件的关系，他指出，邓尔恒、潘铎之死反映出咸同之际云南诸多乱象，包括战和状态模棱，回汉、剿抚之间的积怨，武人割据及清廷在滇力量的薄弱等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的裘陈江考订了陈旭麓先生最早的著作《初中本国史》。该书1942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是其在大夏大学就读期间兼职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时编纂而成，用以方便当时初中学生升学考试复习之用。该书在编纂出版前后的人事因缘，有助于了解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贵州的出版教育事业和陈氏早年的师友交往情况。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认为，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中日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较早有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及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来自战地的讯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外传递。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指出，中文世界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史”叙事竟早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战史”皆着眼于将战争放到更整体的时空背景下去陈述，在替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战争实况寻求“一致性论述”的各种历史叙事策略中，基督教文明决定论下的“文明”与“野蛮”对峙观及“弱肉强食”竞替原则下的社会有机体论是两个主要解决方向。这两种对于战争因果及发展趋势的主要解说随着战地舆论报道与紧随其后的“历史叙事”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并对参战的中、日两国及旁观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

山西大学赵中亚副教授介绍了庚子事变之后，慈善家、教育家沈敦和在山西所创设的新政措施，对于恢复山西的地方秩序，向外人展示山西对外友好以及文明的前景，从而以较低代价解决山西教案，作用甚为显著。

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李宏旭讨论的是晚清的新设机构督办军务处。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战局，清廷重新起用恭亲王奕訢，并设立了由其总领的督办军务处。督办军务处作为清廷对日作战的参谋总部，不仅负责指挥作战，还领导了编练新军工作，揭开了清末新军编练的序幕。战后，督办军务处职能有所扩大，不仅参与了军队裁并，还参与了修筑津芦、芦汉等铁路，直至戊戌变法期间才被裁撤。督办军务处在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内外事务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影响了清廷这一时期内政外交的走向。

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邹晗的文章讨论的是同治七年（1868）七月平定捻军后，淮军的去向问题。清廷亟欲趁势一举平定陕甘，遂决定加派淮军西征，却遭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反对。可是，清廷并未完全放弃以淮军西征的计划，而是改派淮系将领潘鼎新赴陕，稳固西征后路。由于缺乏明确的饷源，潘鼎新迟迟不出，麾下鼎军最后也遭裁撤。同治九年正月，左部湘军攻打金积堡受挫，西北军情恶化，清廷调李鸿章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不愿与左宗棠共事，心情郁闷，态度消极。恰在此时，发生了天津教案，李鸿章得以脱身东去，并借刺马案之机取代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至此，李鸿章和淮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论文题为《医镜：英国军医戈登和他的中国考察报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马军研究员则辨析了中国抗战史学界关于“东方主战场”这一论断。东京大学历史系的陈捷教授梳理了幻灯输入日本及在明治时期使用的指称、操作方法、内容与功用，特别分析了在甲午及日俄战争期间，幻灯所起的宣传、动员作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里峰教授对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辨析其中“敌”与“友”的谱系，并从其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中讨论中共早期的国际想象。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敏讨论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军地关系，

会议最后举行了三个小时的圆桌会谈，引言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战争对近代历史的影响，认为可以持续展开深入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洪彬等二十几位学者相继发言讨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