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打工者的文艺往事

晚上七点半，刚刚从工厂下班的王海军骑着电动车穿行在苏州的夜幕之中。前一秒还是宽阔平整的柏油大道，两旁的工业区和产业园不停从视线中闪过。等他转入沈巷村，拥挤的人潮、聒噪的音乐以及市井油烟的味道扑面而来。

沈巷村是苏州市木渎镇的一个城中村，这里常年生活着2万多人，其中1.9万是外来务工者，王海军也曾是其中一员。沿着沈巷唯一的商业街走上200米，再顺着一道不起眼的狭窄楼梯上到二楼，王海军回到了苏州工友家园。这天全桂荣也回来了，作为家园的老朋友和创始人，他们开始说起从前。

水乡、城中村、图书室

“既是江南，又不是江南”，一位打工者形容沈巷。

在沈巷，尽管小桥不是拱形，流水也已静止，但青石板路、白墙黑砖、斜檐小楼还是能让人回想起书画里的水乡。

只是密布在沈巷村各个角落的中介门面、网吧、美发店、纹身馆和小吃摊会把人拉回到现实。一条百米长的棚户区里，塞满了大排档、水果摊、杂货摊，从早到晚等待着从厂车大巴上下来的打工者们。

一位89岁的苏州阿婆坐在路口，操着吴语说道，“他们都是出去赚票子的”。

在过去20年里，依托以引进发展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苏州开始开发工业园区、引入外资制造业，同时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到2016年，苏州的GDP位列江苏第一，全国第七。

在这个过程中，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公开资料显示，到2016年末，外地人口比例占苏州常住总人口的36%，位于江苏之首。

全桂荣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苏州。今年38岁的他来自广西桂林的农村，二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一半的时间给了苏州。

回想起刚踏上打工之路时，他有过期待，“以为工人在打工之余，有时间去娱乐学习，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广东普宁的一个家庭作坊里当织布工，不分日夜每天工作12小时，干活在车间，睡觉也在车间。床挨着机器，厕所挨着厨房。最后他发现，每天的生活除了干活就是睡觉。

除此以外他还要忍受糟糕的伙食，以及没有安全感的治安环境。某天他下了工走在街上，一辆由厢式货车改装成的“猪猡车”停在了他的面前，他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而被民警拘留了六个小时，直到老板把人赎出来。

生活没有任何消遣，第一次发工资后全桂荣花十几块钱买了本《鲁迅全集》，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文学。

全桂荣说，自己从小爱看书，但乡下只能找到武侠和言情。当他读到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人物，感触很深。“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文学还可以这样丰富和深刻地表达底层人民的生活。”

打工初期，苦闷和困惑一直伴随着他，他总是在思考，“打工者的生活为何如此糟糕？”他甚至在2000年辞掉工作一路流浪到西藏，想在雪山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等到了拉萨，他又犹豫了。全桂荣说，当时自己太幼稚。他问自己，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视野太狭隘、知识太有限而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从拉萨回来之后，阅读挤进了他的生活，打工、看书、睡觉成了新的三点一线。舍友看到他每天穿着裤衩在床上捧着书，床下也堆满了书，笑他，“你神经啊天天看那么多书，能上天啊？”

2008年，全桂荣来到苏州打工，有个朋友听了他的打工经历后问道，“这么多年来，你可曾为这个群体做过什么？”

全桂荣当时被问住了，“我只是一直在迷茫，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事。”他觉得，中国工人群体的大规模流动是空前的，在书中找不到答案，只能自己去探索实践。

在2008年底，全桂荣在沈巷村租了个临街二楼，除夕夜也没回去，留在屋里装电线、打书柜、刷油漆，晚上打地铺睡在里面。

等装修完毕，他淘了一批书进来，2009年3月6日，这个位于江南水乡城中村的工友图书室正式开放，免费为工友提供图书借阅。

当文艺照进打工生活

全桂荣清晰地记得，图书室开放的前一天，有个江西小伙走上来，问他在干嘛。全桂荣告诉他这里即将要开一个公益图书室，还问他明天要不要一起来发宣传单。小伙答应了，全桂荣以为他只是客气，没想到第二天小伙真的来了，而且一身西装，皮鞋锃亮。

王海军正是通过宣传单找到了图书室。

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从老家山东临沂提着行李来到苏州租住在了沈巷村，每月房租120元，每天吃饭10块都不到。

这个戴着眼镜的青年说起话来斯斯文文，刚来沈巷时显得和身边的工友格格不入，“我感觉跟他们不是一类人，他们整天去KTV喝酒打牌，我不想惹事也不想拉帮结派。”

和全桂荣一样，初入社会的王海军怀揣着抱负，但他很快就发现生活是现实的——他希望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因为年纪小、经验少等原因屡屡碰壁，最后他妥协了，他告诉中介公司，只要是能赚钱的工作，都愿意去。

后来，他进了一家外资企业，每天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零件组装，王海军形容那时候自己的生活“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白色是工厂车间的颜色。一个车间有十多条流水线，四五百号人，每个人都穿着白色的防尘服，戴着白色的口罩，彼此互不相识。顶棚上是一排排日光灯，车间里总是亮得刺眼。

黑色是夜晚的颜色。每天等到下工铃响起，已经是晚八点之后，坐着厂车回到沈巷的王海军会钻进漆黑的网吧消磨上几个小时，最后回到出租屋睡觉，等待又一个白昼的降临。

为了省钱，王海军和另一个工友在沈巷村租了间阁楼的屋子，5、6平米的空间里仅有一张床，站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碰到屋顶。

全桂荣做过调查，沈巷村大概有270多座独幢房子，每幢房子都被隔成小间出租，最少的有 28 间，最多的有 43间，租金每月从100—500元不等。

这些房子有个共同点，厕所和洗漱池都是共用的。“无法下脚无法呼吸”，用全桂荣的话说，“在沈巷上厕所是没有尊严的”。

好在不久后，他的生活有了新的“颜色”。

2010年4月，王海军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拿了张图书室编撰的报纸《工友通讯》，他没在意，回去后贴在墙上用来防尘。偶然间他翻身看到墙上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打工者写的文章，字里行间记录的都是工人的日常。第二天，他出于好奇走进了图书室，看到里面有人在看书、弹吉他、打乒乓球。临近五一，还有人正在排练节目。

王海军的融入几乎毫无障碍，当天他就在大家的鼓励下加入了小品《谁是最伟大的人》的排练，从此每天下班后，他奔向的不再是网吧，而是图书室，后来他又陆续参加了诗朗诵和大合唱。

王海军找出了那年表演节目的照片，简易的舞台下人群聚集，那是他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展示自我。回想起那段日子，王海军说，“感觉找到了自己向往的地方，枯燥的生活突然看到了希望。”

全桂荣说，有的工友初来时，特别内向，紧张得不敢说话。经常参加活动后，就能表演节目了。他自己也是如此，早年的打工经历让他显得沉默寡言、不善交流，在公开场合说话总是语无伦次，面红耳赤。而后在工友的建议下，大家自发形成了文学小组、文艺小组、姐妹小组、普法小组等，定期开展活动。

王海军加入了文学小组，并成为《工友通讯》的志愿编辑，向社会工友征集投稿。此时的图书室已经不仅是一个提供图书借阅的去处，它承载了更多功能。

共青团苏州市委曾在2011年做过主题为“苏州新生代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的调研，他们发现，在“业余时间里最希望参与的活动形式”选项中，不少调查对象把列出的项目全部选中，69.5%的人选择了文艺和音乐学习，46.8%的人选择读书交流。

23岁的甘肃小伙高港如今成了这里的常客，每天从工厂下班后他都会经过沈巷村，到图书室里弹吉他、唱歌。“这里热闹，有说有笑的。”高港说，自己弹得并不好，但走哪都背着吉他，这是他的唯一爱好。

从工友图书室到工友家园

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在“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中提到两个数据，一是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活动仍比较单一，“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只有1.9%。”二是进城农民工依靠政府和法律维权的意识在增强，比例较之2016年均有提升。

全桂荣也意识到，“文艺不是万能的，无法满足有些工友的现实需求，比如说维权。”

28岁的陕西人叶忠林从15岁就开始外出打工，2010年来到沈巷村，那时图书室已经改叫工友家园。

全桂荣问他，要不要考虑来家园上班，这里还缺一个人负责法律维权。叶忠林说自己没那个能耐，但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开始接触法律援助，这一做就是八年。

2013年，全桂荣和叶忠林等人向苏州市民政局申请注册民非企业。叶忠林说，“当时的社工机构要么叫蓝天，要么叫白云，我们一想干脆叫星星，苏州星星家园。”星星家园包括工友家园（社区活动和工伤工作）和爱心小屋。

2013年6月的一天，53岁的四川人王治兴出现在了工友家园门前。他左手吊着绷带，右手拿着《工友通讯》，他根据上面的地址找了过来。两个月前，他在工地上当木工，才做了15天，某天自己疏忽大意，左手小臂被圆盘锯割伤，主神经断裂。

随后他被送往医院，除了忍受伤口的疼痛，他的内心无助又煎熬。他担心，自己是外地人，加上这伤是自己造成的，不能获得赔偿。

“我们一般都是在工地里跟包工头后面干活，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会保险，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明。”王治兴说。

他在养伤期间把每天的见闻写成了散文《病房七友》，生动记录了病房里受工伤的工友故事，以及跟包工头斡旋的经过。

等来到工友家园后，叶忠林指导他进行维权，最后从老板那拿回了10万元协议补偿。但王治兴觉得这钱情愿不要，也不希望付出健康的代价。他的两根手指至今不灵活，手上的东西掉了都没知觉。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一双健全的双手，是何等灵活矫健；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我革命的本钱。而今受到工伤的摧残，咋就像变了个人？工作虽全力以赴，难掩力不从心之囧态。”

叶忠林介绍，去年有3000多人次来家园咨询关于工伤赔偿、加班费、用工关系等法律问题，维权累计金额有上千万。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不少打工者对法律尤其是劳动法几乎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比如社保。王治兴说，工地上就没有交社保公积金的。“去工地打工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个？”

王海军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以前认为没有必要交社保、公积金，直到当我亲眼看到同事看病买药可以报销，看到我的同事买房子也用上了公积金，我认识到这是好事情。”但很多打工者不愿缴纳，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担心到时候人走了钱却取不出。

为了更好地向身边的工友宣传，志愿者经常把工人权益和维权常识刊登在《工友通讯》上，分发到工伤治疗机构。

另一方面，志愿者们也鼓励工友们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

王治兴形容自己的生活，“吃饭睡觉干活三点一线，挣钱也没挣到多少钱，哎哟，越打越穷，越打越没办法。”

而当他看书写文章的时候，又是另一种世界，“拿起笔的时候，心里满是纠结，很多情绪一下子涌上来。想用语言去表达，但又不知如何表达。等慢慢写出来一点后，感觉这件事能慢慢放下了。”

最后的归宿

王治兴离开沈巷村后，很少再写东西了，一是没那个氛围，二是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在他随着携带的塑料袋里，装着一件雨披和一本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个他很挂念的人——老贾。

如果老贾还活着，6月11日他刚满49周岁。老贾是江苏泗阳人，34年前来到苏州打工，干过砖窑厂、捡过垃圾、卖过老鼠药，最多的还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在苏州打工期间，他睡过桥洞，到了工地上后就住在工棚搭的简易宿舍，工程到哪他就住哪，他还没有固定的工程队，哪里的工地上需要干苦力的工人，他就到哪去。长的一两年，短的一两个月。他连在很多人看来很廉价的出租屋也没有住过。

2011年，老贾所在工地离沈巷很近，那时候志愿者们做宣传，他知道了家园的存在。2012年夏天开始，他开始经常往家园跑。

王海军说，一开始和老贾没什么接触，只觉得他话多，有只眼睛残疾。但认识久了，他发现老贾是个极热心的人。“不管天气如何，不管距离远近，只要家园有活动他就会来。每天带两个馒头算自己的晚饭，但会买零食和水果分给大家吃。”

全桂荣记得，那时候家园在沈巷做宣传，老贾一点也不害羞拘谨，拿着话筒就喊，“九龙的香港的澳门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是他早年卖老鼠药时编的顺口溜，浓重的苏北口音里时不时夹杂着几句普通话。

老贾曾说，工友家园是自己第二个故乡，他在这里获得了认同。

来到工友家园后，老贾加入了文学小组，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他非常痴迷写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春林统计过，自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老贾用手机在QQ空间写了9万多字。

郭春林说，老贾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他需要面对一种始终处于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也需要重新建立起一个能够他情感需要的社会关系。

在家园保存的照片上，只要老贾出现，他总是面带笑容，显得特别高兴。他也学着年轻人比划“V”，但其中一张照片上他比划反了。

每当老贾和工友们提起他的家庭，他都说自己有老婆，孩子上高中了，某年暑假还去他的工地上干过一段时间。其实全桂荣去过老贾的老家，知道他结过婚，但老婆精神有问题不能生育就离婚了，后来老贾眼睛受伤了也没再组建家庭。

老贾写过一篇题为《小偷》的文章，内容讲的是他因为常年不回老家，某次回家时打不开门只能愣在门口，亲戚们都不认得他把他当小偷，直到老婆回来后才化解这场尴尬。在家园的留言薄上，他写道，“儿子考上大学了，打工的老爸该怎么办？”

工友们觉得老贾爱面子，或是一种憧憬，他把自己想象中的图景通过文字进行表达。

在郭春林看来，流动性、不稳定性、没有安全感，以及高强度劳动和糟糕的生活环境会对人的心理和情感产生不利影响，老贾需要自己不被当作另类，于是“虚构”了一个家庭的故事，以摆脱流俗的偏见和歧视。

“所谓文学，不就是要在直面现实的时候还具备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并将此能力和内容赋予其形式的存在吗？”郭春林觉得，这个秘密也是支撑老贾在苏州待下去的力量。

不幸的是，工友家园成了老贾最后的归宿。

2016年4月的一天，老贾晕倒在工地，随即被送到医院。由于住院费昂贵，他选择回到老家进行治疗，最后诊断结果是“再生性障碍贫血”。

6月3日，全桂荣去到老贾的老家看望他，那时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到了晚上昏迷了过去。家人甚至想过用土办法——喝生猪血来救他，但这显然无济于事。

其间老贾去医院输过一次血，人又精神了起来，他对全桂荣说，“等我好了我们再去苏州搞活动。”然而根治老贾的办法只有进行骨髓移植，他的家庭负担不起。

6月19日凌晨，老贾离开了人世。下葬的时候，家人把他的骨灰盒和喜欢看的书放在了一起。

全桂荣在整理老贾在苏州工地宿舍里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床头有九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歪歪扭扭的文字。全桂荣把这些笔记本交给了他的家人作为纪念。

老贾最后一次在QQ空间写打油诗是2016年5月29日，“惜看村人来回走，家中田庄互相忙。要不贫血做书生，早就挣钱把家养。现在无力去做事，只能和老一起玩。”

“家”在哪里？

在老贾生命的最后时间，他需要通过换血来维持生命，每次要花费2000多元，这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对于老贾的离去，工友们既无奈又伤感。

一位工友说，老贾在苏州打了30多年工，没有医保也没有任何支持，当他遇到疾病的时候，仍然要回到破败的农村去寻找希望，这是一个悲剧。

虽然老贾从2016年4月开始学习《劳动法》，但为时已晚。他曾为工友家园谱曲的一首歌作词：

“我的时间哪里去？原来被人利用去。我想只做一条鱼，自由自在水中游。

我的时间哪里去？如此无情又无义。原来被人利用去，不得似鱼水中游。”

王治兴能体会到老贾的处境，他说，自己可能过几年干不动了就回家，回家也不知道做什么，他只想着现在。“现在的生活就是打工赚钱养家，不打工就赚不到钱。”

早在2011年11月，全桂荣在工友家园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家在哪里”的工友独白，他邀请了一些工友在DV前，讲述自己的故事。

王海军那个时候还留着长发，刘海遮住了右眼。他说道，“（在苏州）没有家的感觉，让我回老家的话也不太现实，种地也不会种，也没有这么多工作，还是得到外面。但是在大城市生存很困难，我也不知道，我的家究竟在哪里”。

7年过去了，王海军在工友家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2014年，他在苏州购置了一套40平左右的商住两用的公寓房。

说起买房的原因，他说一是确定自己不会回老家，二是在苏州有工友家园，有了归属感，不想去其他地方。

他不确定自己算不算是苏州人，“算吧，但又有隔阂，没有这种根系去维持，还觉得自己是外来者。”

而全桂荣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苏州人，即使他想说自己是，但他也能深刻感到王海军所说那种“隔阂”，比如户口。

王海军说，自己是不是苏州户口无所谓，但希望至少自己孩子的户口能落在苏州。

在2015年8月，工友家园曾举办过主题为“教育公平”的座谈会，一位工友说，“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没有障碍地去上公办学校。”

在当时，要想孩子被学校接收，需要满足“三稳”条件——稳定的工作（劳动合同）、稳定的住所（居住证，办理前提是有住房合同）、稳定的收入（社保缴纳清单）。

据全桂荣了解，沈巷这样的城中村只有宅基地证，一套房子5年内只提供一个孩子上学的名额。

王海军狠下心来买了房子，但仍然不符合买房入户条件。根据2016年出台的《苏州市户籍准入管理办法》，购买市区成套商品住房75平方米以上才可向公安机关申请户口迁入。

“在五六年前的苏州，我们夫妻俩咬咬牙积累个十年八年，也能勉强买一套商品房。但自从2015年苏州房价上涨之后，这条路（买房落户）对我们打工者来说就断了。”王海军说，目前他寄希望于积分落户，“未来几年还是很有希望的”。

如今，全桂荣把家安在了吴江，在家带孩子，不再方便天天往家园跑。这天他抱着孩子回到家园，在接受采访间隙一边喂孩子一边听高港弹吉他。

入夜，王海军和高港一起唱了首《单身情歌》，他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第一个写上序言：人的行动取决于人的思想，当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打算为更好的生活去争取努力的时候，我们就离更好的生活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