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女性：我的灵魂与我格格不入丨镜相

江子燃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一个女生。

在因为双相情感障碍休学的一年里，她的头发已经长过肩头，打扮也与同校的其他女生无二。但学籍上的性别仍然是“男”，这让她在复学的第一天就收获了班主任困惑的眼神。

江子燃生来是男性，但她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一个女性。

在这所小镇高中里，这样的人只有江子燃一个。但放眼整个中国，她的同伴并不少。这种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应当属于其他性别的情况被称为跨性别（Transgender）。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显示，跨性别女性的数量约占受访者的37.2%，几乎是跨性别男性的两倍。

格格不入的灵魂

江子燃的性别困惑发生得相当早。从记事起，江子燃便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并不一样：“就像你的意识告诉你，你是一只鸽子；但你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是一只猫。”身体与心理的错位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直到她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与江子燃不同，水水与跨性别这一概念的接触比她的性别困惑来得更早。

在2014年，曾获得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刘婷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从背母求学的孝子刘霆到跨性别女性刘婷，这种身份的转换和重合，让还在读初中的水水感到陌生和遥远。虽然水水不需要背着身体健康的父母去求医，当时她也以为自己“应该不是和刘婷一样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条新闻，水水第一次接触“跨性别”的概念以及性别重置手术。对于这位成功回归心理性别的跨性别女性，年轻的水水“只有敬佩的感觉，感觉压抑自己的情绪再去照顾妈妈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直到青春期，水水才对新闻里刘婷曾面对的性别困惑产生了类似的察觉。

起初，她只是困惑于男生常见的青春期生理现象，比如为什么自己的腿毛会如此旺盛，以及为什么自己会在诸多“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生理反应。家长早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就为她购买了关于男性青春期变化的书，但这些书籍并没有带来太多帮助。她对自己的身体即将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感到茫然无措。

高二下学期，水水开始了否认这种困惑的尝试。她去理发店剃了寸头，不再穿小白鞋，在学校里也试着和其他男同学一起上卫生间。即便如此，青春期带来的种种生理反应仍然让她感到痛苦。很快，她找到了困惑的原因——自己似乎非常抗拒来自社会的种种“男性化”要求。性别感受的错位带来的焦虑是持久和慢性的，缓慢的情绪积累最终在高二的一个晚自习上爆发。写作业的时候，水水突然感到“内心被什么击中了”，接着便再也无法集中精力。晚自习下课的铃声终于响起，她的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涌出。水水终于明白，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女生。

向家人出柜

跨性别是一种身体与心理的错位。有人选择接纳这种错位，也有人坚定地希望回归心理性别，后者在我国施行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三版中被命名为易性症。易性症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理性别，但心理上感到自己应当是异性，并希望通过药物和手术干预，回归心理性别。

对许多易性症者而言，想要改变现有的性别，向原生家庭出柜是无法避免的。

在晚自习的情绪崩溃之后，水水哭着向家人“出柜”了，还写了信辅助说明自己的想法。面对突如其来的陈情，家人首先对水水的精神状况表示了担忧。“因为当时是哭着回家而且学不进去，于是家长就向老师请了两天假，”水水说，“担心我精神压力太大会出事。”

短暂的震惊后，水水的家人理解了她的想法。然而，对于当时高二的水水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高考，家人表现出的种种理解只是为了让她在学习上“没有后顾之忧”。无论是进行药物干预的需求，还是去做性别重置手术的愿望，水水都没能得到完全的支持。在回归心理性别的问题上，家人依然希望水水能够在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他们觉得这种事可能会后悔……他们打算让我再想想，仔细考虑，顺便试着放手让我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来分散注意力。”

尽管如此，父母仍然试着藏起水水自购的激素药物和女装。几次之后，水水感到家人还是难以信任，于是选择到朋友家躲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他们也只好接受了一部分，”水水说，“之后我不小心忘记药放在哪，都以为是家里人藏起来了。”直到现在，她还是会刻意与家人保持疏远。

江子燃的家庭更加开明，但向家人坦白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她的姐姐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改变与生俱来的性别，母亲一开始也感到难以接受——好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她最终还是获得了母亲的支持。江子燃的父亲不爱说话，和她的关系也相对疏远。不过，提及父亲的看法，江子燃认为他还是支持自己的：“在不多的相处时间里，我并没有感受到他的反对，更多的是尊重和默默的帮助。”遗憾的是，江子燃的父亲没能见证她作为一名女性的人生，在几年前就因为癌症过世了。“我想，也许那时他也意识到了，人能在这世上好好活下去，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有意义的吧。”

事实上，水水和江子燃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幸运儿”。《报告》显示，在知晓家庭成员的跨性别身份后，亲属（尤其是直系亲属）的态度普遍倾向中立或反对。北京同志中心此前发布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报告》也指出，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的孩子，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恰恰是跨性别女性。在完全不被家人接受的跨性别者中，近五成为跨性别女性。另外，易性症患者得到家人支持的可能性也并不高。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有改变身体意愿或行为的跨性别者。

与自己和解

与家长的沟通只是跨女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与自己和解。

跨性别女性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她们更普遍地经历抑郁和焦虑，拥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自残自杀风险。《报告》的数据显示，跨性别群体有着远高于大众的自杀尝试发生率，61.2%的受访者近一年有过自杀想法，其中跨性别女性的比例更是高达69.2%。

许多跨性别女性深受精神疾病困扰，花菱也是其中的一员。性别认知与现实的错位带来的焦虑和压抑让她一度患上重度抑郁症，甚至尝试自杀。同时，焦虑导致的暴食也让她的体重持续上涨。在抑郁症和暴食的双重困扰下，她的学业一度萎靡不振。与她相似，江子燃早在初中时就已经确诊双相情感障碍，高中时也因此休学一年。精神上的困扰让她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即使复学后成绩还不错，她还是选择了延迟高考。

性别与认知不一致带来的困扰持续且漫长，这让水水也饱受折磨。“它不会像那种一次性的考试没考好——考不好哭一哭，下次加把劲考好就行了，”水水说，“焦虑和压抑感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它或许会被某些东西冲淡，比如高考出成绩后的喜悦和认识新同学的快乐，但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它永远都会在那里，给精神造成负面影响。”她的学业很大程度上与精神状况挂钩。性别认知带来的焦虑时常让她“学不下去”，而学不下去会带来其他更多的问题。在学业焦虑和性别焦虑的恶性循环下，她最终也选择了休学。

在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性别认同障碍或性别焦虑症（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ender Dysphoria）被正式更名为Gender Incongruence（性别不一致），并将其重新归入“性健康”一栏，这标志着性别认同的去病化。而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11月发布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中，仍将跨性别描述为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易性症”，并给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在寻求医疗帮助的时候，跨女们依然面对着“身患疾病”的现实。

漫长的回归

回归心理性别是许多易性症者的理想。

在回归的道路上，穿上女装往往是第一站。水水为自己选择的第一套女装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搭配同色的长袜。在观念相对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这套装束与所谓的社会“规范”并不相符。回忆起高中时期第一次女装的经历，水水还是觉得有“很强的背德感”。不过，周围朋友的称赞多少让她找到了信心。大学之后，她逐渐学会了自己化妆，还留了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有时也能得到路人的称赞。水水直言很享受这样的称赞：“基本上没被认出是身份证上的男性，在街上和游泳馆里被叫美女还是很开心的。”

为了让身体更接近女性，一些跨女还会选择服用激素类药物。这类药物主要包括孕激素和雌激素，前者可以减缓体毛和胡子的生长，同时促进乳房的发育。两种激素的合用能够使体毛和脂肪的分布更加女性化，但很难改变已经成型的骨骼。《报告》显示，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的跨性别女性比例高达66.2%。然而，激素类药物的使用并不完全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的，仅31.8%的跨性别者会在使用药物前进行体检，其中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定期体检的比例只有10.7%。

激素类药物的使用也让跨女们被一些人称呼为“小药娘”。这并不是一个礼貌的称呼，花菱认为它“像nigga（对黑人的蔑称）一样，在跨女社群里这个词可以随便用，但其它身份的人这么称呼让我觉得冒犯。”江子燃也明确表示不会以此自称——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下，她更希望能保护好自己。

对水水来说，无论是穿着女装还是激素替代治疗，都只是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铺垫。

国家卫健委2020年发布的《国家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中，规定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对象必须满足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五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未婚、年满十八岁、无手术禁忌证等条件。与之前的版本相比，这个文件删除了了“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的要求，也将年龄门槛从20岁下调至18岁。然而，想要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依然并不容易。

花菱已经脱离了“跨”的行列，和同为跨性别女性的伴侣一起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她认为，国内在这一领域仍然称不上“做得很好”。“可做的医院极少，可靠的医院屈指可数，”花菱说，“无论年龄多大，都需要家长同意书。”

手术需要家长同意书，这意味着最大的难题仍然是说服家人。尽管“部分接受”了水水的跨女身份，家人对手术仍然充满担忧，她只能通过网络自购药物来缓解日益严重的性别焦虑。2022年11月3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明确将环丙孕酮、雌二醇等跨性别女性常用的激素类药物列为“其他禁止通过网络零售的药品”。水水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她向家人坦言以后政策可能还会改变，如果现在不做决定，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再开证进行手术了。

她在这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22年12月，水水拿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的诊疗意见书，正式确诊为“易性症”，为后续的手术做进一步的准备。“单纯是不想再受到生理上的折磨了，”水水说。长期以来，长腿毛和胡子、掉头发、不合时宜的生理反应和不可避免的日常性别解释给她带来了太多的困扰，能够最终走到这一步代表着一种阶段性的胜利。谈及未来，她只希望“能在毕业前做完手术”。

花菱的手术非常成功，但国内的生存环境依然不尽如人意。她尝试过接触以顺性别女性为主的社交圈，但跨女的身份很难被接受，最终还是选择以跨性别友好社团和跨女社群为主要社交圈。水水的情况也相似——尽管身边不乏表示支持的朋友，除此之外的人们却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跨性别者。礼貌的社交表象下可能隐藏着对跨性别的“忌讳”。进入社会后，观念相对保守的人也居多。“其实内心还是挺焦虑的，”水水说，“因为毕竟社会环境不会像学院里的大家一样这么支持我。”

作为身份证明的种种证件也是问题。尽管公安部已经规定，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最高学位证、学信网信息等其他重要证件上的性别也难以更改，这对求职中的跨女们相当不利。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跨性别者们也面临着较高的失业率、较低的性别表达自由度，以及普遍的就业歧视。2022年底，一些讨论性别议题的社交平台中，甚至一度流传过“对于性别变更的情况，不再允许毕业后更正学历学位”的说法；也有人建议有手术计划的跨性别者们在选择专业之初就对性别变更问题加以考虑，尽量避免相对保守的行业、职业和地区。

谈及对未来的打算，花菱还是希望能够出国，“在一个对跨性别友好的国家找个体面的工作。”而对于尚在手术考虑阶段的江子燃来说，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等到条件允许的时候，会去做相关的尝试”。

后记

江子燃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她坐在我后桌，学校发校服，她跟隔壁桌的女同学交换，把裤子换成了短裙。我高一的班级环境非常不好，班主任不仅歧视成绩差的同学，还歧视女同学，大概对江子燃这样特立独行的同学也颇有微词。后来高二分文理科，我离开了这个班，江子燃也休学了。她后来复学，比我们都低一级，似乎成绩非常好，但至今也没有高考，而我已经大三了。我们同期的同学，有一位已经因为重度抑郁症自杀了，还有一个也因为抑郁症延迟了高考，最后不知何往了。

我高三的时候跟妈妈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碰到江子燃，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标准的女性打扮，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漂亮的高中女生。我妈很诧异。后来我们几个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提起江子燃，我说她是一名跨性别女性。那几个同学跟我一样早就知道这件事，不过我们的态度都很随和，觉得这样也挺酷的。事实上，直到这次为了特稿去采访她，我才知道她的家庭并不幸福，一时间觉得之前对这位曾经的后桌还是缺乏太多了解了。

原本是打算以江子燃为主角的，她虽然态度很好，在采访中还是不太愿意多说，倒是本来没抱希望的水水跟我说了很多。我的采访水平很差，但不管怎样，稿件还是写出来了，我对跨女们的了解也比原先更深刻一些。我不想评价这篇稿件，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多写作特稿的经验，这个题材也并不了解。写这篇后记大概只是想说，原来还有许多人我并不了解，许多苦难我并不知晓。以后做记者的话，大概也时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我并不讨厌。

很久没见到江子燃了，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江子燃、水水、花菱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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