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沉默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诱惑”？

一

卡夫卡在一个短篇中（《塞壬的沉默》），改写了奥德修斯躲避塞壬女妖的故事。他设想，女妖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她们的歌声，而是她们的沉默。与歌声相比，沉默才是真正不可阻挡的。因为在沉默面前，听或者不听，没有任何区别。你或许能够堵住耳朵，使自己听不见歌声，但你无法通过堵住耳朵来使你自己“听不见”沉默。

沉默作为武器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但取消了不同抵抗方法的效力，甚至还取消了抵抗意志的意义：你的听或者不听对于沉默来说既然是没有区别的，那么你想要听或者拒绝听的意志和选择能力，也就彻底无效。与歌声相比，沉默的力量在更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它不依赖于对象是否接收到了“沉默的信号”。它的信号以客观的、必然的力量到达对象。在一切不可阻挡的必然性面前，就像所有以必然性或规律为标志的哲学所声称的那样，人的所谓自由意志，纯属意识的幻觉。

沉默看起来正是这样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所以，在卡夫卡看来，如果世上真有摄人心魄的诱惑，那就要数沉默的诱惑了。但问题是，卡夫卡故事中沉默所具有的必然性，属于物理世界，对它的分析只能算作某种“物理学分析”。它并没有解释这个“心理学”问题：沉默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诱惑”？它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

当然，诱惑力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心理学。它可以从人的生存的各个层面提出。卡夫卡在小说里写道：“或许有人曾经躲过塞壬的歌声，但绝没有人能够躲过她们的沉默，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她们。那种由此产生的横扫一切的高傲的感觉，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抵挡得住的。”

卡夫卡的“解释”，贯通了物理世界和人性世界：“横扫一切”这个特征来自物理学层面，体现的是“客观必然性”那不可阻挡的力量；但这种横扫一切的客观必然性，一瞬间就进入了社会的或政治的领域，具有了权力的意义；也是在这同一个瞬间，（被沉默诱惑的）人反思、肯定并占有沉默中的这股力量，进而高度评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抬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优越位置（“高傲”）；他隐秘地体验到这个过程的快感（“感觉”），并为这种快感心醉神迷。

不难理解：当反抗者不再抗争、不再申说、不再辩解，只以沉默相对时，他就颠倒了权力关系。那个原本要质询他、征服他的权力，再也不能从他那里榨取任何多余的东西。沉默者以放弃一切的决绝，表达了他的蔑视，行使了他表示否定的权利。

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沉默也可以成为君王的武器。在君王的默不作声中，他也上升到了神一样高深莫测的位置；臣下们在他不可测知的沉默中，失去了所有可以依凭的支撑。他们的恐惧达到极点。他们的脚下好像地动山摇，不能站稳，只好匍匐在地上。

这么说，沉默的诱惑力，归根结底还是权力的魅力（无论“权力”在这里指的是物理力量、政治力量还是道德优越性）？

也许吧。不过，有趣的是，在卡夫卡的新故事里，奥德修斯仍然逃脱了女妖的诱惑。他使用的方法照样还是老故事里的方法：堵耳朵的蜡块，绑身子的铁链。卡夫卡把这个方法称为“不完善甚至幼稚的方法”。因为他说，世人都知道，蜡块阻挡不了女妖的歌声。之所以奥德修斯成功了，那不过是因为，奥德修斯误以为女妖们是在唱歌，而女妖们实际上却是沉默着的。奥德修斯试图去听女妖的歌声（不是去听她们的沉默），结果当然是听不见歌声。也就是说，因为奥德修斯不知道女妖在沉默，这反倒使他躲过了沉默的引诱。

卡夫卡不忘在结尾留下悬念：奥德修斯是出了名的老奸巨猾，是骗人的高手，所以，也许他并非“不知道”女妖们是沉默着；他不过是假装自己不知道。

卡夫卡的解释说明，只要沉默是一件处在权力斗争双方之间的武器，它其实就很容易被“不完善甚至幼稚的方法”战胜。因为你只需要忽略它，无视它，假装沉默者在说话，它就会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沉默只是另一种“说话”的方式，是语言的赌注。最终，它是为了赢，为了赢得不再需要使用沉默的条件。

如果沉默的诱惑来自权力欲，那么，在沉默失去权力效果的时候，它也将丧失诱惑力。在这里，我们还没有遇到那种真正致命的沉默。

二

在另一个短篇——《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卡夫卡描写了一种真正的沉默的诱惑：一整个民族都被沉默吸引，追求并享受沉默。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不免让人想到，“我的民族”指的是犹太人。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读这类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时，始终都得重复这个第一人称：“我”、“我的民族”。

故事说，“我的民族”没有音乐细胞，却有一位人人趋之若鹜的民族歌手约瑟芬。由于没有音乐细胞，“我”以及其他人觉得，约瑟芬唱歌其实跟任何普通人吹的口哨，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严格说起来，“我的民族”的耳朵里没有音乐、没有歌声，只有口哨。约瑟芬的所谓歌唱技巧，对于“我们”根本不存在。然而奇特的是，“我的民族”就喜欢聚集起来听约瑟芬的演唱会。因为“我的民族”只有在约瑟芬的“歌声”中，才能享受沉默。

信徒沉思他们所信的神，哲人静观他的宇宙，出家人参禅打坐，得道的高人修仙悟道，隐居的诗人陶然忘几、欲辩忘言，诸如此类，都可以算作“享受沉默”的例证。这类沉默往往被认为代表了最高的甚至永恒的智慧或快乐。但相比较而言，卡夫卡的“我的民族”稍有不同。他们没有办法自主地沉浸于沉默，而是必须借助民族歌手约瑟芬的歌唱。

或许约瑟芬的歌声类似于我们在喝茶或静坐时播放的背景音乐，背景音乐烘托出来的气氛，会给我们带来平和或安宁的心境？也不是。约瑟芬的歌唱是一种无比奇特的事物：她的歌声在“我的民族”听来，与普通人的口哨无异，然而却只有约瑟芬才能让听众沉默。换做任何一个其他人，都不能凭他们的口哨，发挥相同的功能。所以，约瑟芬的歌唱对于“我的民族”来说，拥有一种矛盾性格：既普普通通，又独一无二。

这在约瑟芬和民族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约瑟芬要求民族承认她的特殊性，承认她对民族不可或缺的价值；但“我的民族”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小说的主要内容就围绕着约瑟芬要求承认的“斗争”而展开。

这种承认不可能发生。因为“我的民族”听不见她的美妙歌声。他们只听见口哨。约瑟芬的斗争武器都不能奏效：比如她试图减少演唱技巧、降低演唱水平，以此逼迫民族就范。可这些对民族没有音乐细胞的耳朵来说，都没有作用。唯一有效的武器可能是拒绝登台献唱，但她不能（也不愿）用：停止演唱，也就终止了她自己作为歌唱家的身份（尽管这件武器也许终于有一天会用到）。

即使“我的民族”因为缺乏音乐审美的能力而不可能承认约瑟芬歌唱艺术的卓越性，为什么他们不能承认约瑟芬终归拥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呢？为什么总是强调约瑟芬其实与任何其他的成员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难道“我的民族”没有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虽然约瑟芬（在他们听来）不过就是在吹吹口哨，可毕竟只有她的口哨才能够帮助民族去享受集体的沉默？

我想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约瑟芬独一无二的性质事实上必定存在，否则随便哪个吹口哨的成员都可以取代她的位置，她也就不会是人人趋之若鹜的民族歌手。但是在人们聚集起来、约瑟芬开口演唱之时，这种独一无二的性质（也就是约瑟芬的歌声）却变成了平庸的声音（口哨）。“我的民族”通过他们缺少音乐细胞的听觉，把歌声转化成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没有差别声音。

可以说，演唱会以及民族“听”的过程构成一个精巧的装置，通过这个装置，多余的伪装褪去，现象被还原成了真理。读者可能会认为，事情说反了。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我的民族”欠缺认识能力（听觉上的缺陷）。但“我的民族”不是读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只有民族了解真相：约瑟芬不过是在吹口哨。他们也“意识到”约瑟芬的独一无二，但这个“独一无二”，也就是作为优秀歌唱家的特征，不过是约瑟芬和谄媚者营造的“现象”。只有民族“听见”了真理。他们集合起来一起“听”，一起见证真理，并一起享受这个发现真理的过程。

“我的民族”掌握了（有关约瑟芬的）平庸真理，但狡猾又好心地将它当作秘密，保持在民族共同的沉默之中（对约瑟芬保密，哄着她但又不惯着她）。这样的沉默带来了特殊的快感：他们在沉默中尽情地传递他们的发现，肆无忌惮又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还为自己的善意而感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民族”并不追求和热爱“真理”（因为真理本身很无聊：无非就是口哨声，无非就是利益等等）；它追求和热爱的，是某种幸灾乐祸式的快感（犹太人斯宾诺莎就曾经用这个词委婉又不失尖刻地谈论过犹太民族）——这条无聊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地捕获约瑟芬。所以，“我的民族”需要演唱会，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他们需要反复经验这种捕获过程，或者说真理“显现”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真理本身。

“我的民族”通过演唱会的奇特装置通往“共同的沉默”：既通往他们的沉默，也通往他们的“共同性”。或者说，他们的沉默就是他们的共同性。沉默——不可言说但也无需言说，无需相互传达但又彼此不言自明——表明了成员与成员之间是共通的甚至是透明的，也因此构成了他们共同的身份。

对于“我的民族”来说，沉默的诱惑也包括“沉浸到共同性当中去”的快感。而且与“缺乏音乐细胞”这个设定相一致，之所以沉浸到共同性能够带来快感，也是因为“我的民族”缺乏将任何一个成员当作独一无二的人物来对待的能力（小说中约瑟芬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注定是悲剧性的）。除了民族，他们似乎没有另外一种认识人、思考人的范畴，就好像当人们大声说出“他是个犹太人！”，就已经揭示了他的全部本质似的。

（以上解释假设了约瑟芬懂得真正的歌唱艺术。这个解释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卡夫卡把“我的民族”称为“耗子民族”。如果从字面去理解，那么耗子民族真的只会发出类似吹口哨的声音，所以不可能有一只会唱歌的耗子。从另一个角度说，耗子的世界本身不可能有“演唱会”——尽管它们有“集会”，因为演唱有可能引来危险的敌人。从这个角度说，约瑟芬能够在“演唱会”上发出的声音，顶多也只能是吱吱的声音。尽管如此，问题似乎还是一样的，那就是约瑟芬和她的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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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