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大阪震后壁中《春秋》小记

上月十八日晨，大阪北部发生6.1级地震，为1923年以来所观测之烈度最大者。京都亦有强烈震感，家中遭遇了一直担心的情形——架上书籍纷纷砸落，幸好没有大事。不久读到新闻，说大阪某家浴室墙皮震落，露出印有字迹的纸页，有“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齐圣广渊，明允笃诚”等字，可知为《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的传文。对比文字位置，推测应为秦鼎校本《春秋左氏传》。

秦鼎（1761-1831）为江户时代汉学家，美浓人，字士炫，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秦峨眉亦为儒者，师从细井平洲，担任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精于校勘，擅长诗文、书法，多有著作传世。检上野贤知著《春秋左氏传杂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二辑，无穷会，1959）可知，秦鼎《春秋左氏传校本》属于堀杏庵训点本《春秋左氏传》、那波鲁堂句读本《春秋左氏传》系统之下的定本。堀杏庵（1585-1643）为江户时代初期儒学家、儒医，近江人，名正意，字敬夫，通称与十郎，师从藤原惺窝，与林罗山、那波活所、松永尺五并称惺门四天王。上野对宽永八年（1631）跋刊、杏庵训点本《春秋左氏传》评价很高，认为是江户时代最早出版的《左传》训点本（仅和文训点，无句读），有开创之功。那波鲁堂是那波活所的玄孙，名师曾，字孝卿，通称与藏。青年时代立志校勘《春秋左传集解》，终于在宝历五年（1755）刊行句读训点本《春秋左氏传》。上野指出，江户时代《左传》的训点由杏庵定下基础、鲁堂确定方向，到秦鼎乃成立定本。

秦鼎校本附录《经典释文》，并在栏外收入各家注解，颇便使用，故而素受学者推崇，刊刻众多，流布极广。世有文化八年（1811）本、嘉永三年（1850）再刻本、明治四年（1871）三刻本、明治十三年（1880）四刻本、明治十四年（1881）翻刻本、明治十六年（1883）翻刻本、明治十七年（1884）五刻本、明治十六年丰岛毅增补活字本、明治十六年近藤元粹增注本等多种版本，皆为两卷一册，共15册，版本情况非常复杂。

今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在线数据库，获得以下数种电子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文化八年本A、B、C、D凡四种，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嘉永三年本E、早稻田大学藏嘉永三年本F、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治四年本G、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治十四年本H、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治十六年本I、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治十七年本J。内阁文库另有嘉永三年本一种，明治十四年后印本一种。对照各本版式及文字位置，可知文化八年本、嘉永三年本、明治四年本与大阪震后壁中所现《春秋》大致相同，这几种均为两截本，上段为各家注释；半叶9行，行19字，小字双行夹注；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上为“左传卷几”，再上记“某某年”，如“桓十二年”，其下记叶数。而H本为三截本，将原先每卷末所附陆氏音义改至最上截，可称便利，半叶11行，行19字；I本为两截本，半叶12行，行21字；J本半叶10行，行21字。仅从新闻给出的模糊图片，并不能判断此次震后所现壁中书究竟为A至G中的何本，但不妨对此数本略作分析，考察彼此的关系。

首先看文化八年的四种，封面外题均为“春秋左氏传校本/几、几”。卷一末附《音义拾遗》，其下云：“穆本载陆氏音义，大抵在难字转音，不出全文，今附其遗者于每卷之末，始为完物。”上野贤知认为，穆本或指明穆文熙著《左传集解评林》。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有穆文熙《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十六册，卷中载有部分陆氏音义。此本为双截本，上段载穆氏辑评。半叶9行，行20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单鱼尾，鱼尾下记“左传卷几”，其下记叶数，最下书刻工名。文化八年本版式与之略近，穆本或即指此本，江户时代读书人对此本应不陌生，亦知秦鼎在辑校《春秋左氏传校本》之际，有意识地制作一种更便利本国读者的定本。

A本卷末有“文化八年辛未夏新镌/沧浪居藏版/左传周顾、左国世族解 嗣出”，并《春秋左氏传国次》、《经传春秋左氏传正文》、《春秋左氏传国字辨》广告一叶，最末为“三都/发行/书肆”之半叶刊记，江户书肆有山城屋佐兵卫、须原屋新兵卫、和泉屋吉兵卫、冈田屋嘉七、和泉屋金右卫门、须原屋伊八六家，京都有胜村次右卫门、丸屋善兵卫，大阪有秋田屋太右卫门。B本卷末“沧浪居藏版”下有朱文方印“沧浪/居藏”，之后一叶广告与A本同，后有“浪速书铺 田中宋荣堂藏板目录”，标明地址为“大坂心斋桥通安堂寺町南江入”，发行者为“秋田屋太右卫门”，其后缀书目凡六叶，为他本所不见，无A本最末“三都/发行/书肆”半叶。C、D本卷末“沧浪居藏版”下均有朱文方印“沧浪/居藏”，亦无A本最末“三都/发行/书肆”半叶。对比各本，可知A本多断裂、漫漶处，较之B、C、D本为后印。可以推测，文化八年早印本卷末应多有秦鼎的朱文方印“沧浪/居藏”，后印本则无。而A本独有的最末半叶“三都/发行/书肆”，或许揭示了此本版片后来的共同版元，也说明此本最初为私家版，之后版片则被卖给数家书肆。江户时代的书肆一般都会加入“本屋仲间”（书肆协会）这样的组织，该协会拥有在京都、大阪、江户三大都市流通出版物的权利。持有版片的书店曰“版元”（或“板元”），版元拥有的权利叫做“版株”。版片可以在各家书肆之间进行买卖及流通，因此虽然是同一版片先后印行的书籍，卷末刊记却往往大不相同。而由B本最后所附的“田中宋荣堂藏板目录”，可以推测此本应由田中宋荣堂印刷发行。而田中宋荣堂是江户时代以来大阪出版界著名的书肆、出版商，又称秋田屋宋荣堂，《享保以后板元别书籍目录》及《享保以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均载其名，曾出版大量书籍，直到战后才从出版界退场。

再看嘉永三年本E、F，二者封面题签皆为“再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几、几”，卷首封面云“嘉永三年庚戌秋再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尾张 秦鼎先生校读”。乍一看，嘉永三年本版式、字体与文化八年本均高度一致，但对比之下，还是可以发现字迹的微妙区别。而E本卷二、卷十、卷十四、卷十八、卷二十二、卷三十末均作“男 寿/门人村濑诲辅/校字”，不同于文化八年本的“门人村濑诲辅/校字”。寿即秦鼎之子秦寿太郎（1796-1859），亦名秦世寿，号松洲，是江户后期尾张藩的儒者，也曾任明伦堂教授，可知嘉永三年本又经秦寿太郎校订。试检各本，有对文字的订正，如文化八年本序5a“此类，是推正也”，E、F本均作“比类，是推正也”。还有许多对读音的补充，如文化八年本《杜预略传》4b“歆遣军出拒王濬，大败而还”，在E、F本中，均对“濬”标注训读“シュン”。文化八年本《杜预略传》5a“列兵登陴”，E、F本均对“陴”注音“ヒ”。同5a文化八年本“沅湘以南”，E、F本对“沅”注音“ゲン”。同5b文化八年本“秣陵”，E、F本对“秣”注音“マツ”。明治四年本G均同嘉永三年本。可知嘉永三年本充分考虑到日本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切可能有阅读障碍的汉字作出更为细致的注音，可以说是非常亲切的普及本。不过，版片在各版元之间的流转及翻刻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不排除翻刻本中也有使用文化八年的版片的可能性。非对全三十卷作出细致的比勘，不可轻易下结论。

对比E、F本，不难看出F本为后印本，多见漫漶。二者卷末刊记也有很大变化，E本卷末为：

文化九年壬申开板/嘉永三年庚戌再版/三都书房

江户：须原屋茂兵卫/须原屋伊八/山城屋佐兵卫/冈田屋嘉七

尾张：永乐屋东四郎

京：风月堂庄左卫门

浪华：河内屋喜兵卫/河内屋茂兵卫/内田屋惣兵卫/象牙屋治郎兵卫/敦贺屋九兵卫/敦贺屋彦七/秋田屋太右卫门

浪华即大阪，此版有大阪的七家书肆参与发行，多于江户、尾张、京都之总数。

在F本卷末则为：

发行/书房：

江户日本桥通一丁目 须原屋茂兵卫/同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卫/同芝神明前 冈田屋嘉七/京御幸町御池南 菱屋孙兵卫/大坂心斋桥南一丁目 敦贺屋九兵卫/同 安堂寺町 敦贺屋彦七/同 堺筋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卫

此处有江户书肆三家，京都书肆一家，大阪书肆三家。这种有多家版元共同出版的版本又称“相合板”，在江户中后期十分常见。由E、F本卷末刊记变化可知，江户的须原屋伊八，京都的风月堂，大阪的河内屋喜兵卫、河内屋茂兵卫、内田屋惣兵卫、秋田屋等已将版株转卖。内阁文库还有一种嘉永三年本，但卷末无刊记，不知是装订时的疏漏，还是擅自盗印。无论何种情况，在当时都不稀见。

接下来看G本，封面题签为“三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几、几”， 卷首封面云“明治四年 辛未秋三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尾张 秦鼎先生校读”，版式与文化八年本、嘉永三年本一致。卷末刊记云：

尾张 秦鼎先生校本/文化九壬申岁开版/嘉永三庚戌岁再刻/明治四辛未岁三刻

浪华：内田屋五郎助/象牙屋治郎兵卫/内田屋宗兵卫

和汉/西洋/书籍卖捌所/大坂心斋桥通北久太良町/积玉圃 柳原喜兵卫

“卖捌”即销售之意，可知明治四年三刻本的版元及销售处均在大阪，其中一家版元还是嘉永三年本的版元之一。初代柳原喜兵卫曾于江户时代中期在大阪心斋桥开创书肆河内屋，堂号为积玉圃，1918年设立合资公司柳原书店，战后迁至京都，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为第八代柳原喜兵卫。柳原出版公司现在的主要出版方向是江户时期的名所图绘、日本传统文艺书，也出过中国文史资料集与研究书，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塚の研究》《翁方纲の书学》等。国立国会图书馆还藏有另一种明治四年本，卷末刊记有关销售处的半叶不同，乃作：

发兑/书肆：敦贺屋九兵卫/秋田屋太右卫门/河内屋喜兵卫/河内屋太助/河内屋吉兵卫/河内屋和助/河内屋源七郎/河内屋茂兵卫/河内屋勘助/河内屋真七

其中，河内屋喜兵卫即河内屋本家柳原氏，以下各家均为河内屋分家，可以说明江户时期河内屋经营规模之庞大，也不难想象秦鼎校本《春秋左氏传》曾在大阪地区大量印行。

再来看明治十三年所谓四刻本，可惜暂未得到电子书，学校图书馆也无收藏。好在布衣书局及孔网均曾出售过四刻本，利用有限的图像资料，可知四刻本封面题签为“四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几、几”，卷首封面云“明治十三年秋四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尾张 秦鼎先生校读”。版式与A至G诸本大致相同，可惜无法作出更多对比。卷末刊记为：

文化九年初刻开版/明治十三年八月廿三日再版御届/同年十月四刻出版

其后罗列各家版元，均为大阪出版商，凡十四家，柳原喜兵卫赫然在列，另有河内屋多位分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御届”，即“再版申请”之意，显然是明治维新后响应政府所颁出版条例的举动。早在明治二年（1869），维新政府就推出了出版条例，对出版物内容、版权保护等各方面作出规定。之后数经修订，直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出版法颁行才废止。那么，此次壁中所见残叶，究竟是哪一种版本？恐怕很难断定。

再回到模糊的新闻图片，可以获知的零星信息有：“行父”右侧专名线较粗；“父”右上点勾画细长，末笔捺画较粗短。而文化八年诸本“行父”右侧专名线颇细，“父”右上点勾画较短。明治四年本“父”右上点勾画较短，末笔捺画锋利。似乎嘉永三年本与壁中书最为接近。但考虑到版片流传的复杂性，很遗憾这也只能是极潦草的推测。壁中的残叶可能是文化八年、嘉永三年、明治四年甚至明治十四年任何一种版片所印，而残叶曾经所在的书籍，也可能出自以上四种年代的任何一种版片。考虑到糊墙用的书叶应该价廉且易得，不妨将断代推后，刊行地应该在大阪，并倾向于后印本。

新闻里已说明，因为和纸坚密厚实，故而从前会用于建筑材料。过去传入日本的汉籍从封面到内文用纸多是柔软轻薄，与和刻本的用纸习惯很不同。因此与传入朝鲜的汉籍一样，改装封面极为常见。譬如幕府秘阁所藏汉籍在当时就几乎全部改为色彩优美、质地坚厚的和纸，对于今日想考察原本样貌的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也能窥见江户时代读书人关于书籍的审美趣味。和刻本书叶不仅用于糊墙，更常见的似乎是用于糊窗纸、屏风，或者裱褙卷轴，在修复屏风、卷轴之际，常有发现。

新闻还说，有人推测大阪的这栋房子可能已有百年历史。对此我则抱怀疑态度。一则日本自然灾害、火灾很多，普通民家能屹立百年，颇为少见。二则以书叶糊浴室墙面，无论如何不像百年前爱惜字纸遗风尚存的时代所为。三则和刻本汉籍被视为完全的无用之物，还是明治、大正之后的风气。虽无确证，但我还是推测，这叶书纸埋没壁中，不会是特别久远的事。

前文还提到H、I两种翻刻本，版式虽不同于A至G本，但其底本应为文化八年及其系统本。其中H本封面云：“明治十四年四月翻刻/春秋左氏传校本/东京马喰町贰丁目壹番地”，卷末刊记云：

明治十四年一月十日御届济/同四月出版/原版人 大坂府平民柳原喜兵卫/翻刻人 东京马喰町贰丁目壹番地 木村文三郎。

可知东京书商木村文三郎在取得原版木所有者柳原喜兵卫的同意后，向政府申请翻刻许可，开板印行，成为新刻版的版元。其下罗列东京地区的发兑书肆若干。出版日期下有红色小印标记“价金五元”，这也是明治出版法规中的一条，要求出版物于卷末明记定价。

I本封面云：“明治十六年秋新刻/春秋左氏传校本/尾张 秦鼎先生校读。”卷末刊记云：

明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翻刻御届/同 十六年十一月 刻成出版/

支那 晋杜氏集解/同 唐陆氏音义/日本 秦鼎校本/藤田贞澄、山本经虎/校字

翻刻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大村安兵卫/东区淡路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同 大坂府平民 梅原龟七/东区备后町四丁目十一番地/

同 冈本专助/东区博劳町四丁目六番地/

日本三府发兑书肆、大日本各地发兑书肆凡六叶【略】

定价标作“三圆五十钱”，比H本更价廉，可窥见书商之间的激烈竞争。H、I本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翻刻本？虽然目前并未见到更多图像资料，但足可推测应该还有其他翻刻本的存在，包括由H、I本翻刻而来的版本。

明治十六年，大阪出版社修道馆以活字刊行《春秋左氏传校本》，据铃木俊幸研究，此本实际发行要到明治十八年。卷首有南摩纲纪三纸木刻序言，南摩纲纪为会津藩士，维新变革之际，命运自然为时代所翻弄。戊辰战争之际，南摩家有人战死，有人自杀。而纲纪因学问出众，政局安定之后，得到明治政府赦免，并被聘为东大教授，这篇序文便作于当时。文章颇具时代特色，回顾了日本春秋学研究的历史，称颂天皇对经学的重视，赞美德川时代文教之盛，指出印行此本的目的在于“以益海内学徒”，即作普通教科书之用。在江户时代，经书的版片往往被认为最具保值功能，只要幕府还在，至少武士、儒者阶层对经书的需求就永远存在。维新变革以后，传统出版业一时遭遇重创。不过，明治五年（1872）八月颁布学制、确立日本近代的学校制度，明治十二年（1879）以后数度颁布教育令，新成立的教育制度之下，对教科书的需求激增，秦鼎校本《春秋左氏传》也涌现出多种翻刻本、排印本，影响力因此从江户时代一直延续至维新以降。

检索旧书网店及各家旧书店目录，诸种秦鼎校本均不罕见，价格也不高，亦可推知诸本存世量之大。虽是版本价值不高的普及书，但于考察江户时代读书风气、各地出版情况、时代变革之下书籍形式的转变等问题之际，依然可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