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勤福：恩师杨公翼骧先生二三事

恩师杨公翼骧先生于2003年驾鹤西归，至今15年了。每每想起恩师，许多亲历之事如同就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兹谨记数事，以资纪念。

首次拜见先生

1991年上半年，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来信通知我，说我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教授成中英先生的推荐，成为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一员。代表团共10人，由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作为正副领队，规定组团由北京机场进出。8月初，我从德国返回北京，特意赴天津看望我东北师大同学巴新生先生。巴先生设家宴款待，席间，他向我建议攻读博士学位，这激起我心中极大波澜。坦率说，这次侥幸出国参加会议，接触到的国外学者及港台学者个个都有“博士”头衔、教授职称，而象我这个77级专科中文毕业、当时仅是讲师的只有一个。我当然希望能够深造，但我十分犹豫，一是我外语太差，恐无望达到分数线，二是不知哪位先生能够垂以青眼。巴新生建议我考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的博士。他介绍道，杨先生人极为厚道，非常器重努力做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不妨试试，并说他可以带我去拜访杨先生。权衡再三，我终于同意了巴先生的建议。

第二天上午，巴先生带我到杨先生家。这是我首次见到先生。先生是个清瘦而精神不错、和蔼而谦和的老人。他让我们坐定在沙发上，师母也端上了茶水。坐下后，先生掏出烟来让我抽，我推辞了，首次见面实在不敢在先生面前放肆。先生先与巴新生闲聊几句，然后问我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是江西上饶师专，是专科。他又问上饶师专有历史系？我回答没有，我学的是中文。先生哦了一下，停了几分钟，说道：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精力也不逮，或许招你有些困难，请能够理解。仅几分钟时间，我从满怀希望迅速坠入到无底冰窖，一时无语以对。好在巴先生从中转圜，他说：小汤77年参加高考，成绩优秀，但因家庭出身不好，复旦大学没有录取。先生说，77届是有这个问题。巴先生又说：小汤虽然毕业于专科，但自己还比较努力，发表过一些论文，上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还翻译了他一篇论文，并且刚参加德国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返回。先生似乎有点吃惊，看着还处于十分尶尬境地的我，略略停顿了一下，就问我参加德国会议提交什么论文，是什么观点。我如实作了回答。先生又详细问我读过哪些书、目前研究什么课题，还不时提出几个专业问题。我也老老实实回答了，只是在先生面前感到心中有点虚，不知道答得对不对。过一阵，先生又点了一支烟，给我递上一支。我还是推辞，先生说，你抽烟的，就不要客气了。我马上醒悟过来，大概先生看到我一口大黄牙了，这才不好意思地接下了，还略带自嘲地解释：在先生面前不敢抽。先生笑了：什么先生先生的，抽烟没关系。这下缓和了气氛。先生说，你想读书，这是好事，也应该读一点书，做点学问。先生又问我外语怎么样，我说外语不好。先生说外语很重要，需要学。又问我上什么课，我说教中国通史。他问我上哪段，我回答说，因为我校教师少，我从先秦到近代都上，分两个学期，每次两个班，已经教了十年了。先生说贯通很好，这样对整个历史情况有个了解，分断代教也有局限性。气氛融洽了一些，巴先生抓住机会，提议让我寄论文给先生审查一下。先生同意了，说让巴新生转给他。还特意叫我留个联系电话给他（当时我家没有电话，家住在太太单位的宿舍，很近，因此留了我太太办公室和我办公室的电话。）。巴先生看到这情况，便说杨先生工作很忙，不要再打扰了，于是我们就告辞了。先生送我们到他门口，我请先生返回，先生执意不肯，一直站在他家门口铁围栏（先生住顶楼）看着我们下楼。我们走到三层，才听到关门的声音。

第一次接到先生电话

按照先生吩咐，我寄上了几篇习作。大概过了半个月，我正在办公室看书，接到杨先生给我打电话。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已经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希望我能够考取。我自然表示万分感激。先生问我专业方面准备情况，我汇报自己已经看了一些专业书与自己的认识。先生又问我外语准备如何，我汇报说已经购买了日语教材，正在自学。先生认为我外语不好，指出这是个关键问题，嘱咐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复习外语。还说南开大学外语要求45分以上，如果略缺几分，他可以打报告争取。他在电话中对我专业与外语作了分析，认为专业方面估计问题不是太大，因为我上中国通史，各断代面上情况比较熟悉了，但外语是个薄弱环节，因此建议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语上，争取考好。最后他还关切地说，不要为考试而影响身体，否则得不偿失。这个电话打了大概20多分钟，我深深体会到先生对我的关心。此后到次年3月的南开考试前，先生还来过几次电话，我也打过电话给先生。每次先生都关心我的外语进展情况。

博士考试，我外语考了66.5分，总算过关了，接到了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入校报到那天，我到先生家去，衷心感谢他的提携，并表示我会努力学习。交谈中，有电话打进来，我看到先生站着接电话，一直到打完才坐下，心中感到十分疑惑。后来我问了几位师兄，他们告诉我，先生无论是接电话还是打电话，也不论对方我打了20多分钟电话，也是站着的，心中确实非常感动，也后悔自己话讲得多了一些，让先生站得太久。后来我在先生家听课，曾经婉转地劝说先生，年龄大了，打电话还是坐着好，先生十分严肃地说，打电话虽然不是与别人直接见面，但也应当尊重他人，坐着接电话显得不太尊重。

这虽然是件小事，确实体现出先生为人表里如一，对他人极为尊重。

第一堂课

先生授课在他家里，每周一次，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有时稍延长一些。他上课时只有一页纸，上面写着提纲，然后一讲便是三小时，中间不休息，只是抽烟、点烟、或上厕所间断一下。先生也让我在听课时抽烟，说不碍事。但先生给我烟时，我大多放在茶几上，等上完课才抽几口，闲聊一下，因为怕抽烟记不全先生的讲课内容。而师母每次看到我到先生书房，就会送上一杯茶，自然过一阵师母还会给先生和我续水。

第一次上课，先生并没有讲专业问题，而是讲了一个下午如何做人和如何求学。他的观点是：做学问便是做人，即使学问做得再好，做人不好学问也就废了，没有用。因此做学问一定首先在自身的修养上下功夫，不能只关注学术。他古今中外地举例子，甚至还讲了身边一些学者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指点我如何走学问这条路。他讲做学问，大意是：要有信心，树立目标，不怕吃苦，持之以恒。先生讲，做学问不能一曝十寒，学问是一点一滴增长起来的，不会一蹴而就。先生也大量举学有成就者为例子，来解说如何做学问。同时，先生还讲了他自己当年为求学，走路赴昆明到西南联大复学事。当年，先生身上没有什么钱，一路走一路打工，赚点钱就走一段路，有时没有钱，一个大饼吃一天，睡在公园的石条上。他还在工地上当记账员，最后转道越南河内才到达昆明。他提到在一个铁路工地上，白天工作，晚上到县图书馆看书，都是点着煤油灯，抄下了许多资料。在西南联大读书条件也极差，历史专业学生虽不多，但大家都极其珍惜读书的机会。先生提到王玉哲、杨志玖、李埏、程应鏐等等同学，都是非常努力才成为著名学者。

听完第一堂课，我深深理解先生的深意，他希望我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加强修养，当个合格的学者。自此，我也努力遵循先生的教诲，至今不敢忘记，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我每年对新入学的学生讲的第一事件，也是照搬先生做学问先做人、学习需要刻苦的说法。我想，这应当是做学问的首要大事。

记得有一次，杨先生特意召集我们在校的几位师兄弟，在古籍所会议室里连续两周围绕着做学问与做人作了专题讲座，特意关照要录音，还让姜胜利师兄作记录。事后才知道，起因是先生听到有关学生的一些事情，他认为这不是小事，应该进行批评并让大家吸取教训。先生还强调师兄弟要团结，要相互帮助，真诚友善，共同提高，切不可自以为是。记得先生讲的时候十分严肃，甚至可以说有点动容。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先生在培养学生时，非常注意学生的道德培养，不希望自己学生犯错误，期盼我们既能做好学问，又提升道德，谦虚谨慎，成为一个好学者。

唯一一次挨批评

我受过先生唯一一次批评是在博一上半学期结束前。

由于我外语差，入学后，南开大学规定博士必须学两门外语，这对我来说压力极大，因此主要精力化在外语上。上半学期即将结束时，我接到父母来信，说他们到大庆我二哥家，希望我放假到那里去团聚。学期结束前20多天，先生要求我交一篇小论文，5000字左右。自然，我把主要力量放在两门外语的考试上，写了篇有关史学评论的小文章，修改后誊抄干净，送交给先生。谁知三天后，先生打电话到我宿舍，要我马上到他家去。

我到了先生的书房，就看到我的论文放在书桌上。先生叫我坐下后，一脸严肃，问道：你论文是怎么写的？我一下懞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只是解释说，自己想了一个问题就写了，观点上有什么问题，请先生批评。先生说，观点需要用资料来说明，正确与错误只是对资料的掌握、判断、理解问题，这比较容易解决，但你写的文章不是观点问题，而是写论文不认真。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不知哪里不认真，脑袋里在转着，在寻找自己失误之处。因为我虽然化的时间不多，但毕竟是认真思考过的，也写了数千字，修改过，再誊抄干净送交先生的，似乎自己没有不认真啊。正当我疑惑之时，先生叫我到他桌前看论文，我一看，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小字，但没看清楚。先生叫我仔细看，这下看清了，在“斟酌前史”后插入了“而讥正得失”五个字。先生问我，你这四个字怎么来的？我说是根据读书做下卡片中来的。先生又问我查核过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查对。先生批评道：写论文一定要从原著中摘录资料，使用时还核对原文，同时要看一下前后文字是什么意思，摘录下来资料有无问题，否则就会出问题。他指出，您是读某某先生的书，他只用了前四个字，但后面“讥正得失”更为重要的字没有引用，而你照抄，不加核实，这是二手资料，而且是一种错误的引用。我恍然大悟，深深知道自己错了，连忙向先生承认错误，并说自己其他资料也没有核对，马上回去重新核对。

尽管这次批评并不严厉，但使我懂得了做学问应当踏踏实实，不能有半点虚伪与浮躁。此后，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文稿改过三遍，每次修订，都核对一次原文，做到尽可能不出错。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一位先生提到，他曾查过我论文中一些引文，但一条也没有错。这应当是先生教诲与鞭策之下取得的，也是我自己吸取了教训。这件事，我在给每届研究生讲课时都作为反面教训告诫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

先生第一次改口

自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到先生去世共11年时间。这十余年时间中，我感到先生对问题的考虑都非常周到，不轻易表态，但表态后也不轻易改口。

例如先生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承诺我外语考到40分以上，他就打报告收我。我入学后才知道，先生为了这一承诺，拒绝了当年好几位要求报考的学生，竟然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后来我向先生提起这件事，除了表示感谢外，还说到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真是事后才感到害怕。因为在招我之前，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已经五年没有招生了。按照国家规定，博士点超过五年不招生，那么就要重新评定。因此，万一我没有考上，那么就会给先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先生笑着说，你应该可以考上。虽然先生轻描淡写一语，但我知道先生是担心我外语差，比不了其他同学，只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是便于录取我。但是回想起来，先生为我承担的风险是多大呀！我外语不好，完全有可能过不了关的！

在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先生最终改口了——这就是我毕业去向问题。

在学习的前两年中，先生从来不与我谈过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但从师兄弟们口中得知，先生有意让我留在南开大学。能随侍先生身边，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当时我已有家室，且女儿在我毕业这年将参加高中升学考试。为此，我太太多次要求我回上海老家。我坚持说，先生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不会向先生提出去向问题。当然此事我也征求过我父亲意见。我知道父母比较喜欢我，而且父亲年龄已逾八旬，我一直在外游荡，没有好好孝敬过他。但父亲明确说，杨先生如此关照你，他与我一样，就是你父亲，听杨先生的安排；家中还有你几个兄弟，不必挂虑。

1994年暑假，我太太带着女儿到天津，要我带她去先生家，由她向先生提出去向问题。我明确说，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此事我不会表态，先生怎么说就怎么办。我与太太到先生家，谈了一回杂事后，我太太就向先生提出，因女儿明年在上海考高中，如果不让我回上海，那么今后女儿就一个人在上海读书，这样不利于小孩成长。先生回答说，小汤去向问题就不要说了，你们好好在天津玩玩。如此直捷回绝，我太太也就不好再强求了。

此后，先生找我谈过，说打算留我，如果我太太愿意来天津，他出面解决工作安排，并说我女儿可以去南开中学，他也会出面解决。我自然表示感谢，也就安心写论文。当然我也一直在与太太沟通，希望她能够来天津。

次年4月下旬，我论文基本完成了。一天，先生来电话叫我去他家。坐定后先生问我，你太太想通没有？我回答说，好象没有通。先生叹了口气说，我想也不会通的，你两个人都是上海人，而且双方父母都在，需要你们孝敬。你女儿读高中，也需要有人照顾。这样吧，你抓紧把论文完成，回去联系工作。我知道，先生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为我考虑，因此我回答说，我再与太太沟通一下。先生说，从实际情况看，你太太这样要求也不过分，我能理解，你们在外乡20多年，回上海也是应该的。如果你一个人留在天津，对家庭不好。就这样定了我的去向。

我打电话与太太又做了沟通，自然是碰壁而还，因而也就只能按先生意思回上海找工作。谁知仅过几天，历史系主任陈振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历史系开会已决定留我在系里工作，他也已经与毋国光校长进行沟通，毋校长不但同意，而且还答应给我两居室房子一套（我两位师兄都只住一居室，而且当时国外来的博士也基本不提供住房），学校还提供安家费5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陈主任说，房子入住需要5300元，300元由历史系解决。陈先生如此关爱，我当时又惊又喜，但我告诉陈先生，杨先生已经同意我回上海找工作了，而太太又不愿到天津来。陈主任听了大吃一惊，说杨先生怎么会同意呀。我把家庭情况向陈主任汇报了，在表示感谢之余，也深深体会到历史系诸位先生的厚爱。陈主任说，那么这样吧，你先回去把家安了，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们都欢迎。

事后我才知道，陈主任又与先生通了电话，把历史系开会情况以及与毋校长批准的事说了，先生却说我家庭确实需要我回上海，就让我回去吧。直至现在，我回想到这件事，心中总是百味杂陈，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

借书证上第一行签字

我入学的时候，先生已经75岁了，此前又生病，尽管精神不错，但毕竟做研究显得力不从心了。先生当时正在校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书桌上总堆着一摞摞卡片。在我入学后，先生就赐给我此书第一册，上面还签了名。先生说，第一册原来文字很多，但南开大学出版社要求大加删节，因此只保存了最为基础的史料了，他感到十分遗憾。他做第二册时，也是边改边删，想来也是心痛的。

先生曾说过，他年龄大了，眼睛不太好，做研究也就慢了，但还是希望把这套书做出来。我曾经向先生建议，我可以帮他核对书稿，我会认真校对的，先生写的书稿，我也可以帮助做一些查核资料的工作，这样可以加快进度。但先生一口回绝，他认为核对资料的事需要他自己做，这样可以再仔细地看一下原著，以便做得更准确一些。

不久，先生倒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他借书、还书。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走路慢，从家里到图书馆去，每次都要化很多时间，想叫我帮忙还书借书。我自然十分乐意做这件事，因此只要先生来电话叫我，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到先生家。先生会把要还的书，和一张写着要借的书的纸交给我。有时书名旁还会写着索书号，这是先生以前借书的记录。我到图书馆借书还书，只要说是杨先生的，工作人员也会十分客气地接过还的书和很快找出要借的书，只需要我签一下名，十分方便。借多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先生要借的书，有相当多的图书底卡上是杨先生第一个签名，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我不禁为先生如此读书感到十分惊讶，坦率说，许多书我当时根本没有看过，甚至有些还是我不知道的书！先生能做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真是不容易啊！这也使我似乎看到了如何做学问的门径。

第一次受表扬

毕业后的数年，凡是有北方召开的会议，我都争取去，目的是顺道到天津看先生。每次去，作为学生，自然带点礼品给先生，其中少不了要给先生带上两条中华牌香烟，因为这是上海生产的。每次先生都会说，不用带什么营养品，更不用带好香烟，他抽惯了天津生产的恒大牌，抽起来有味。但唯一一次我给先生带东西，竟然受到他的表扬。

那是1998年，我到北方开会，顺便给先生带了一点东西，其中给先生买了两双布底鞋。先生拿到布底鞋，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还问我怎么想起来给他买这种鞋。我说，看到先生穿的是硬塑料底的布鞋，很滑；先生又住五楼，上下楼怕先生不小心滑倒，因此才给先生买了。先生说，是呀，天津买不到布底鞋。我笑着说，上海也很难买到呀，这次与我太太两人，走到许多地方，才在上海城隍庙的一个摊贩上看到了。先生表扬说，小汤，你费心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下次再给先生带。先生说不用不用，两双鞋能穿一段时间了。

回想起来，就先生当时的收入来说也不算低，子女都有工作，师母也有退休工资，应当说条件不算差。但先生在生活上确实十分简朴，平时抽烟就是很便宜的恒大牌，穿着也很朴素，家里没有怎么装修过，四壁只是刷白而已，也没有什么高档家电及生活用具。书房中摆了一张简易的木板架子床，一对简易小沙发，一个旧书桌及几个书架。按照现在装修标准实属最低层次，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但先生则在里面著述，过得非常充实。我想，先生精神上是丰赡的，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

先生指导我确立课题

我毕业那年，临行前到先生家里辞行。先生曾问我做完朱熹史学思想研究后，再打算做什么课题。我回答说，打算做《宋史·礼志》研究。

其实这个题目是我在做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研究》时提出的，当时发现《宋史·礼志》记载与其他典籍有不少异同，感到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时也受到先生肯定。先生认为《宋史》成书快、部帙大、问题多，是值得加以研究，以便为学界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资料。因此我打算对《宋史·礼志》进行研究。

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后，也陆续积累了一些有关《宋史·礼志》的研究资料，为今后研究作准备。后来我在重新阅读《资治通鉴》时又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感到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研究。有一年我到先生家时，提起想研究《资治通鉴》史料来源问题，先生听了极表赞同，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值得化精力去仔细研究。

此后每次到先生家，先生都会问我资料积累情况及一些问题的思考，给我以点拨，还告诫我要使用好的版本、注意各种版本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做出结论。

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我也深深感到这两个课题难度非常大，不容易做。多年来，除其他零星研究外，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此，积累了大量资料，但至今也只完成了120万字的《宋史礼志辨证》。2012年，我又意外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因此《资治通鉴》的相关研究处于停顿状态。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有愧于先生的厚望，但愿能够早日完成这项研究，以期不辜负先生培养之恩。

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我总感到先生无时不刻就在身边，他的教诲时常在耳边响起，嘱咐着我刻苦攻读，努力做出成绩；同时也训诫着我即使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应当时刻警惕骄傲情绪，切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踏踏实实地做好研究工作；更提醒着我对人要真诚友善，助人为乐，“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品德高尚的人”（先生语，载《治学与做人》）。

2018年5月28日初稿，6月16日修订于上海寓所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转载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