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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琥《如英》:青年作家如何回溯与超越“二手时间”|新批评

2023-04-07 12: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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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俞耕耘 文学报

新批评

近期,青年作家常小琥长篇新作《如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南城姑娘姜如英,作为“六九届”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十年后她返城回京,与同为知青的周笑走到一起。同是各自家中长兄长姐的两人,此时却变成大家庭内部的异类和累赘。他们还要在错综不定的社会变迁中彼此支撑,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冷落与戏弄。书评人俞耕耘撰文表示,《如英》既非控诉批判、也非诗意怀旧,抑或文化哲思。常小琥的难得在于,与伤痕和知青文学中的几种倾向,同时保持着距离。这源于一种叙事身份的新转型——超越同代人。

虚构赋予纪实以封存力量

——读常小琥长篇小说《如英》

文 / 俞耕耘

常小琥《如英》

《如英》将青年下乡、返城的故事,还原置于家族代际的回望之中。从而,作家实现了家国情感、时代共振的穿插与同构。常小琥的难得在于,与伤痕和知青文学中的几种倾向,同时保持着距离。它既非控诉批判、也非诗意怀旧,抑或文化哲思。这源于一种叙事身份的新转型——超越同代人。作为“80后”,作者已然是“隔代人”,并非故事年代的在场者。创作中的“隔”,在小说虚构中反而有妙处。那就是在间接经验里,实现对历史场景“拟真”。《如英》正是用想象性在场,实现对时代的回溯性对话,对长辈的历史性共情。

我们重又发现了一种“代拟”传统。中国古典的宫怨诗、闺阁诗,大多出于男性诗人模拟代言。常小琥亦如此,他的虚构基于家族原型素材,却又有第一人称自带的纪实感。可以说,作家和小说的二级叙事者,已发生了叠合与扮演。原本转述的“二手时间”,最终变成“直接的历见”。这种以虚构抵达纪实的超越性,正是作品的意图。

01

小说结构显出记忆本身的叠层特性:既是流动的,也是沉积的;不时闪回,亦有补缀。换言之,其叙述总有检视、修正和重返的意义。正如回忆之河网,交汇分岔,留下各种“故事冲击带”,如弟弟少平之死,抢救妹妹红英等情节单元。故事主流外,也有游弋支流的“杂语”——如姜志富的军旅生涯,与熊淑芳的莫名结合;生不出男孩被说“绝户”,神秘暧昧的红衣女人……这些游离,正是灵活游击的补笔,功能在于以传闻、传奇岔开故事整端的章法。

作家依然传承塑造典型形象的现实主义典律。熊淑芳成为悍妇典型,姜志富更像那代父辈的集体原型——沉默深沉,一身英雄气,对妻女却忍让不争。“爸不怕死,可是爸怕熊淑芳。”如英和老猫、田蕊,又演绎了三剑客式的伙伴情,虽个性迥异,时有矛盾,却藤树相盘,命运纠结,绕在一起。三人有莽有细,有美有粗,撑起铁三角的稳定结构,形象配置。她们放风偷东西,上树躲狼群,替伙伴挣工分,相互筹措寄钱。

小说于细节描摹人性中的真实、变异与繁复。如田蕊心思细密,怯懦又带倔强。她敏感同情,柔弱却挑重体力活,清秀却吃住在猪圈。风尘肮脏违心愿,这种反差与可惜,乃是强烈的不忍与冲击。熊淑芳则有阿Q的一面,当她生了儿子,“她也终于能骂别人家是‘绝户’了。”正是弱点,才是人物生气与活力的底子。另一面,家庭成员力量对比、氛围环境也造就微观的故事语境。

故事的动力因,我想源于两性角色——“重男”的期待与“阴盛”的现实相冲突,产生出不平怨气。如英从小被迫扮演男孩,乃是性别认知的外源性错位。作家击中了一个悖论:嫌弃女性的往往正是女性(母亲)。弟弟少平被水冲走,死于汉中老家。如英没能看护好弟弟,成为一生的负罪。她不得不继续充当弟弟的“补位”,生存本身,已成为对家的救赎。弟弟的死,像缺席的在场,是家中“虚无又真实的剧痛”。从因果逻辑看,这个家和后面三个妹妹,也因为如英的过失而存在。

熊淑芳的粗暴强势,背后是作为母亲的丧子痛苦。作家再述了“祥子”式的故事,儿子之于她,就像车子之于祥子。从企盼希望,到失望绝望,得而复失,足以磨灭人的念想。一切认命的宿命之后,总是残忍的捉弄。熊淑芳晚年患癌,临终痛苦,只有她最记恨的如英,服侍送终。她偏心念想的红英,到死也没来看她。绝户和知青,成了这对母女背负的大山,像霍桑的标记A是原罪。当如英用一生理解自己,也就悲悯地同情了母亲,这个过程是伟大的同构。

02

如英出离家庭,选择原本不必的下乡之路(因父亲是伤残军人本可不去),实为不堪心灵重负。她如同俄狄浦斯式的自我放逐,仿佛唯有炼狱受苦,才能实现自赎。田蕊也如此,她靠下乡之艰苦,忘却失去父亲的孤苦。从而,农场故事就有了另一维度——抵达类型化叙事之外的心灵个体性。人物以痛苦去镇痛,达成自我和解,这也是基于故事发生学的逆推。

有意味的是,姜志富的老蔫性格与伤残身体,同时形成生理与气质的合一。由于负伤使喉咙受损,客观上造成沉默寡言的现实。被剥夺发声也是隐喻,意味着失语弱势,常挨妻子“批斗”。作家关心身体生理对主题深化的建构意义。如英遗传父亲的疤痕体质,她老去的臃肿肉体,犹如昆虫外壳的皮肤,就是农场伤痕的累积历证。如周笑矮小驼背,田蕊身长腿短一样,都暗示发育中断的身体,极度匮乏的营养。矮小,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意味未受良好教育的精神自卑。

《如英》有其它知青小说里常有的代价、痛苦与不幸。田蕊被五十岁的警卫员“惦记”,威逼利诱;被“眼镜”负心男利用,怀孕流产后,就被抛弃,一度疯痴。老猫作践自己,和连队拉车的结婚,被虐待得不成人样。“当初是你先丢下我们的,没忘吧”。自从如英调到团部粮油厂,伙伴间就有了疏离。“她想告诉田蕊,她们三人是一条心,她一刻也没忘记过。”如英,虽并不如英雄,却有重情讲义的侠气,有为同伴解难平事的担当。

返城受阻,人性异化,战友们“像招魂一样手挽手面向星空,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回到城市”。这些经历大抵相通,以至于成为故事的类型学。常小琥则意欲挖掘其中的悖谬与无力。我想,那是永无回归,失去归属的沉沦感。下乡之地,远去之城,皆非容身之所,双重放逐,承载了沉重之思。“十年前如英和伙伴们同声共气来到这里,如今她独自坐进车厢,看着佳木斯的荒野和黑土地,像泥浆倒流一样离自己越来越远。”同时,“她感觉自己被熊淑芳,被这个家放逐了,这比永远留在佳木斯更令人绝望。”返城后的他们,沦为不合时宜的闯入者、格格不入的零余人,成了弃子与赘生,备受嫌弃。

周笑与如英结合,表面看是如英救命之恩的延续。实际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惜的尊重共情,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伤疤和处境。周笑作为长子,与如英一样,被家人排斥、榨取。他给如英一个家,一种底气,如英给他主心骨。结构上,周笑更与程强形成对位。程强使如英几次“心里又乱了”,她开始正视困惑:要选什么方向,什么男人,什么活法。不同在于,程强是抽象的英雄,周笑是有人气的男人。程强救如英,种下情愫的因,如英救周笑,收到情感的果,传递回环,颇为巧妙。他们不止眼睛相似,还都给如英教谕。程强说,遇火要迎着跑,才能冲出去。周笑则看得通透,“你对你爸好,你在你妈面前处境就越差。说白了,你们家分成两派,都是你造成的……你对你妈好,就是对你爸好,这才是一家人。”

03

如英惨淡的人生下半场,与格里高利的甲虫命运,其实并无二致。忍辱负重,牺牲最大,渴望找到归属的大姐,被持续羞辱、无视和奚落。返城名额,接班指标,全被母亲夺去,给了妹妹们。她被剥夺进家门、入厂门、甚至继承遗产、祭奠父母的资格。灰大楼,印钞厂,是空间记忆的情感载体,如英的“记忆之场”,自我确证的根据,也被轻易抹去。妹妹们精致、冷血和市侩气,表露无疑。她们似乎都各有理由怨恨大姐,却都没有资格;她们都曾依赖、受惠于大姐,却毫无感恩。小说戳穿了无情的本质,她们是丧失回忆的人。外孙一飞,就像反讽,他的记忆强迫症,正是为了克服遗忘,天然是家族未来的书写者。

就像知青们接受上山下乡再教育,读完小说,则受到了“情感再教育”,悲欣交集。家庭的撕裂隔阂,如两大阵营对立(父女温情爱意,母女形同水火),需要一生去弥合重塑。如英曾是家庭的聚合点,终究沦为边缘人,无力收拾残局。她像抹布一样被随便取用,像病毒一样被避之不及,成了老丑脏臭的集合。常小琥写人物处境,很彻底,也绝情,以至于读者也会不忍心。“当初离家她没想过回来,更没想过一家人是怎么在一起生活的。她以为只要自己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故事却说明:家庭的症结需要早期疗愈,它从不会随时间自愈。

只有在记忆中才能重返、安身,获得自我理解和阐释。小说在表层或许写历史时代里个体命运,家庭变迁,但深层却是对生存与时空,亲情和友情的感伤。那种生命耗费、盲目冲动,不可理解的选择,都只能在老去时,得到回望性安抚。小说所能给予的,本质上都是事后诸葛的悲哀。生机与青春,总是一次性的不可逆,被历史裹挟、消耗殆尽。唯有回述,才能亲近当时年轻的身体、情感与心灵。《如英》的虚构,或许如同仪式,赋予纪实一种封存的力量。

原标题:《常小琥《如英》:青年作家如何回溯与超越“二手时间”|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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